推倒柏林墙：李登辉其人其事

推倒柏林墙：李登辉其人其事
推倒柏林墙 2010-12-13 2:34

一：被迫中断的民主化进程
    李登辉在大陆的标签是“台独之父”，在台湾却被尊为“民主先生”，一些人甚至称他为华人历史上的第一个民选总统。不过这个说法并不确切，华人历史上真正的第一任民选总统其实应该算是蒋介石。
    早在1947到48年间，大陆就曾经举行过一次激烈的总统大选。此次选举首先由全民直选国民大会代表（当选国代中国民党员约占40%），再由国大代表投票选出正副总统，任何人都可以参加，并且最终演变成了蒋介石和李宗仁之间的激斗。以蒋介石当时的政治威望，他当选总统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李宗仁便退而求其次去竞选副总统，但这仍然让和他矛盾深重的蒋介石非常不满。蒋先派国民党众大佬给李宗仁施压，希望他自行退出，李以宪法规定人人都可参选为由严词拒绝。随后蒋又亲自去找李宗仁谈话，对他说：
    “你必须放弃。我不支持你，你还选得到？”
    李宗仁答道：“这倒很难说！”
    “你一定选不到。”
    “我可能选得到！”（《李宗仁回忆录》）
    两人斗了番嘴，回去各自准备阴招。蒋介石派出孙中山之子孙科参加副总统竞选，试图以国父之名狙杀对方（实际上蒋在日记中对孙科的个人品行非常鄙视，称其生性贪婪，寡廉鲜耻，为国父的“不肖之子”）。而李宗仁则怂恿胡适参加选举，孰料蒋介石反而对此大喜过望。从蒋当时的举动来看，一来他经常在日记中抱怨国民党里无人才，觉得手下无人可用，二来有意通过这次选举营造一种多党对立的局面（当时有民青两党竞选国代失利，便称国民党“一党独裁”，要求主动让出若干席位，蒋介石对这种荒唐的要求一口应允，谁知众国民党员不买老蒋的帐，令他大为光火），让胡适当总统正是一举两得：
    “近日心里多为让贤选能之准备。最好国民党在国民大会时交出政权，本人不加入竞选，而提出推选国中无党派之名流为大总统。若果如愿以偿，则余为国家为军事必使军民不致因余退职而恐慌与动摇，愿暂任参谋总长以协助继任者；一俟军民安定，不致应新旧交接为匪所乘，则幸矣。”（蒋介石日记1948年1月17日）
    老蒋同志连自己青楼艳史之类的东西都敢往日记里写，里面的记叙应该还是比较诚恳的。老蒋对胡适称只要他肯出面竞选总统，自己可立即退出，出任行政院长辅助胡适。胡适则在日记里写道：“我承认这是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可以一新国内外的耳目。我也承认蒋公是很诚恳的。他说：‘请适之先生拿出勇气来。’但我实无此勇气！”双方往来几次之后，胡适还是婉拒了蒋介石的请求。最终蒋介石毫无悬念的战胜了居正，但李宗仁也在四轮角逐之后以微弱优势击败了孙科等另外五名候选人。
    此次“行宪”的过程中暴露出了很多问题，例如国大选举中存在贿选现象，投票率也仅有10%（当时中国文盲率极高，民众普遍没有民主诉求，喊民主喊得最凶的其实是共产党，不过他们拒绝参加此次选举），但罗马从来就不是一天建成的，无论如何这也算是踏出了中国历史上至为关键的第一步。当然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某片神奇土地上的人民对本国的一些重要历史一般是不太了解的。
    可惜的是此后国民党被打到了台湾岛上，这刚迈出去的一步也随之缩了回来。其实蒋介石早在选举期间就已经认为行宪过早，主要原因是实行民主制度之后国民党的党票越发不值钱，就算被开除党籍也无所谓，一众老党员们“无法无天”，不听他这个党主席的号令，这让蒋介石觉得是“未至民主程度而硬行民主”，在日记里写道：“本党组织低落，纪律废弛，既无统御党员把握，又在此匪乱民困，人心动荡，社会不安之时，尤其是本党竞选副总统之党员不守党的纪律，早已明了，即不应召集如此三千人之国民大会也”，“今日为余就总统职之日，心绪愁郁，精神沉闷，似乎到处都是黑暗……党纪扫地，党性荡然，如何能维持现局，战胜共匪”。
    以我个人之见，国民党的失败和“行宪过早”其实关系不大，蒋介石之所以产生这种看法，恐怕只是对民主制度之下必然的“混乱”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在内战失败后更将此当作开脱的借口。在国共仍然隔海对立摩擦不断、成天“反攻大陆小心匪谍”的情况下，蒋介石开起了历史的倒车，几度修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实行戒严制度，总统无限连任，国民大会代表再也没有换届选举过（俗称“万年国代”），异见人士遭到残酷镇压，民青两党也变成了“厕所花瓶”，台湾正式进入了“白色恐怖”时代。
    我们的主角李登辉直到71年才加入国民党，此时仍然是屁民一个，而且还颇有点反政府倾向。在国民党的治下，他的日子过得当然也不会太自在。

二：白色恐怖笼罩之下的台湾
    其实在49年以前，李登辉就已经和国民党有了一些不愉快的接触。众所周知，台湾人远比大陆人亲日，国民党这个“外来政权”在他们看来并不受欢迎。这不是无来由的，这里说两个事例。
    1871年，一艘琉球船只遭遇海难，六十余人漂流至台湾，惨遭原住民杀害；72年又有四名海难幸存的日本渔民在台遇害。日本人跑去找清政府告状，说你们这个台湾人不像话啊，乱杀我们的人。当时清廷官员毛昶熙说了一句牛逼至极的话：
    “生番系我化外之民，问罪与否，听凭贵国办理。”
    那个年代日本人还得尊我天朝一声老大哥，老大哥都说无所谓了，日本人马上跑来台湾噼里啪啦一顿乱打，完事了天朝还给日本人赔了五十万两白银，称其为“保民义举”，此事史称“牡丹社事件”。
    到1895年时，日本人已经不把老大哥放在眼里了，通过《马关条约》割占了台湾，而台湾巡抚唐景嵩仍不肯向日本人称降，率兵抵抗，最终兵败。唐景嵩化妆成老太独自跑路，清军残部则退入台北城中，打家劫舍强奸民女，按台湾人的说法是当时的情景简直就是“人间地狱”啊。最后他们不得不派人偷偷跑到城外替日军带路，一举“解放”了台北。
    虽说日本人也多次残酷镇压台湾的抗日运动，但至少也没带这么不靠谱的。在经济、教育和公共建设等等方面，日本和大清相比更是一个在现代一个在古代。如果说日本是黑社会大佬，那么大清顶多只能算是县城小流氓，国家虽大，政府却完全上不了台面，非要二选一的话，当然还是跟着日本人混比较好。
    平心而论，国民党的执政水平跟日本相比也差了那么一截，官员贪污腐败，警察吊儿郎当，政府形象严重地痞化。再加上初期混乱的经济状况，难免让台湾人产生心理落差。到47年2月27日，几个稽查私烟的城管人员由于业务不精，未能充分贯彻对岸同行“脸上不见血、身上不见伤、周围不见人”的宗旨，居然当着围观群众的面暴力执法，结果引发众怒，酿成国民党治理时期规模最大的族群冲突，史称“二二八事件”。当时主管台湾的陈仪却向蒋介石汇报说这只是由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台共分子）勾结境外势力（日军残留）煽动起来的反革命暴乱，完全忽略了背后复杂的矛盾，最后当局出动机枪小分队，简单粗暴的镇压了这次群众运动，刚来两年就给台湾人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至于具体伤亡人数则口径众多，从数百到上十万不等（二二八基金成立后，由家属上报的死难者共有681人）。
    二二八事件的真相在台湾一直争议颇多，因为种种资料显示本地人在事件之初也犯下不少暴行，并不像他们所宣称的那么无辜，背后更有台共等多股势力纵横交错。但是国民党直接开枪的做法无疑极为愚蠢，虽然本地人从表面上看确实是“老实了”，但暗地里他们对外省人的仇恨只是变得更加严重了。
    当时李登辉同志刚好转学到国立台湾大学，属于不明真相的群众。他在街上参与围观时，现场忽然枪声大作，子弹横飞，行人齐喊“快走嘞”，立刻作鸟兽散，李登辉也吓得屁滚尿流落荒而逃，称自己“差一点就被人打死”。24岁的他因亲眼目睹了国民党的暴行而成长为一号忧国忧民的愤青，曾经加入共产党等各类地下“民主党派”（李登辉加入共产党后没多久就退党，他后来解释说：“三十岁前不相信共产主义是没梦想，三十岁后还相信共产主义是不实际”），这也导致他经常被忙着整肃“二二八事件奸党”的情治部门请去喝茶。由于被认作是“赶时髦的小角色”，李登辉并未遭到太严厉的惩处，只不过频繁的“报到”仍让他不胜其扰。1960年调查局“清查旧案”时，李登辉更是莫名其妙被拘留长达四个半月之久，他在农复会的上司沈宗瀚求人托关系替他求情之后，李登辉才被无罪释放。小角色尚且如此，大角色的下场可想而知。
    经过此事之后，李登辉对台湾政局更加失望，1965年他去美国读博之后甚至不愿意再回台湾。在康奈尔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之后，李登辉已是世界知名的农业经济问题专家，各国的农经组织纷纷向他伸出橄榄枝，沈宗瀚更是亲自跑到美国游说。李登辉说：“我回去了不知道国家会对我怎么样，我没有太大信心。”沈宗瀚则向他保证绝对不会再出状况。可惜一个小小农复会主任的口头保证岂能管得到政府头上，李登辉刚回国一年左右，当局的白头盔宪兵就又找上门来了。
    其实李登辉当时完全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事，但有了上回拘留四个半月的经验，再加上宪兵是大清早六点钟跑来敲门，颇有点来偷鸡摸狗杀人灭口的味道，李登辉担心自己说不定一去不回，于是先把家里的存折等等统统翻出来交给老婆，支票一一签字，这才“慷慨赴死”。在被断断续续的盘问了一星期之后他又活蹦乱跳的出来了，日后回忆起这次经历，李登辉认为当时蒋经国可能就已经有意启用他，这只不过是一次政治可靠性审查而已。但这种体验无疑让人极不愉快，尤其是李登辉第一被请去喝茶的时间长达十七个小时，期间毫无音讯，更是让他的家人提心吊胆。李登辉的老婆称：“那是我有生以来度过最长的一天。”并且之后每次听到吉普车从楼下路过便会心慌意乱。因此李登辉暗下决心：“如果有机会执政的话，绝不愿意同胞再忍受这种白色恐怖之苦。”
    当然，跟台湾当时一些赫赫有名的政治犯相比，李登辉实在可算是“幸运”的了。没过多久他改造台湾的“机会”也来了：可能是因为台湾农业问题越来越受重视，李登辉突然便被拉入政坛，并且成了蒋经国身边的“红人”，先是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内阁成员，78年又被任命为台北市长，81年升任台湾省主席，84年当上副总统，以七十码的速度在政界快速蹿升。1988年蒋经国去世之后，李登辉更是顺理成章的接任了中华民国总统之位。

三：一对“失败”的独裁者父子
    一个独裁政党若是想在民众的心中散播恐惧，最好的办法就是打压言论。假如一个人连表达自己观点的胆量都没有，你很难想象他是否还能去干什么更了不起的事情。而言论自由偏偏又是最容易被放弃的自由，因为闭嘴对人们来说简直再简单不过，唯一需要付出的代价就是勇气。
    台湾当时便有所谓刑法第一百条，按大陆的口径叫“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不要说是着手实施叛乱，哪怕你仅仅是发了点牢骚，都有可能被视为有“叛乱意图”而遭到严厉惩处。这种做法使得人们敢怒而不敢言，有意无意的规避风险、远离政治，让独裁者来掌控一切。假如当时的台湾就有互联网，各位或许会看到以下现象：在那些讨论时事的帖子下面，出现频率最高的回复不是“莫谈国事”，就是“楼主小心跨省”。
    尽管蒋介石在控制言论这方面做得倒还算出色，但我不得不说，和对岸的同行比，他是一个非常失败的独裁者，因为他在退守台湾之后依然在搞孙中山的那套“地方自治”。这个所谓“地方自治”的目的之一在于通过基层公务员的直接选举来培养民众的民主意识，从而为宪政打下基础。该政策从抗战胜利之后才算是真正开始实行，虽然国民党后来兵败撤出大陆，但蒋介石仍然执意要延续地方自治，由花莲县开始推动全台湾的县市长等公职人员直选。由于日据时代台湾人已经有了不少选举经验，第一次选举的投票率竟高达80%。这么一比较大陆现在的状况还比不上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简直就是人间悲剧。
    当然，由于国民党当时垄断了媒体等绝大部分社会资源，操纵此类选举可谓轻而易举，万不得已时还可以靠作弊来确保自己的胜利，例如派军队、警察、教师等公职人员及其家属参与投票，或者把投给政敌的票偷偷涂污成废票。1975年时主张国大改选、废除戒严令和确保言论自由等的郭雨新就因为开出八万张废票而落选，随后人们在修路时挖出了整袋的投给郭雨新的票。更有甚者，投票所制造停电，趁机调换票箱……不过话又说回来，国民党的舞弊行为固然无耻，但两岸的状况一对比，你又不得不感慨老蒋这一党专政搞得实在太他娘的蛋疼了，以三民主义为基本宗旨的党派和以共产主义为基本宗旨的党派到底还是有那么一点不一样。
    正是因为有这么一个还算搞得人模狗样的选举，国民党即使可以操纵结果，也不能把事情搞得过于离谱，对民意仍然得保持一点最基本的尊重，不能把类似大陆李刚之类的人也搞上去侮辱群众的智商。这一方面使他们的基层政治相对大陆而言较为廉明，官员做的是人事说的是人话；另一方面，基层选举确实大大开启了民智，提供了参与政治的渠道，消除了人们对于政治的恐惧，破坏了言论管制的效果。尽管当时台湾人仍无法在报纸等各类刊物上畅所欲言，但至少可以通过选举来表达自己的诉求，一旦他们积攒了足够多的民意，选举就会变成反对派汇聚并展示自身力量的最佳场所。1977年，桃园县县长候选人许信良正是凭着地方选举，一举打开了国民党铁幕的缺口。
    这许信良本是国民党一手培养出的新生代本土政治精英，曾拿着公派奖学金跑去英国留学，回国后却成了不折不扣的叛逆分子。他在1977年时甚至出版了一本《风雨之声》，大谈四年来在省议会里的所见所闻，让本来遮遮掩掩的政治一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部分傻逼官员顿时无所遁形。这么一号人物，怎么也该拉进看守所躲猫猫一百次了吧，许信良却仅仅因“党纪考核不佳”，被国民党拒绝提名为桃园县县长候选人。谁料许信良竟“违反党纪”以个人身份参选（代价是被开除党籍），最终在选举过程中爆发了著名的“中坜事件”：许信良的助选团队当场抓到某投票站主任的做票行径，引发上万愤怒群众的大暴乱。说实话当时投票站主任到底有没有做票也只不过是一家之言，并无其它证据，但国民党的选举舞弊早已是臭名昭著，信用彻底破产，因此“传言”稍一煽呼，人群马上就闹起来了，这就跟圣元奶粉说自己是无辜的却没人信是一样的原理。
    如果说蒋介石的制度规划就已经为民主派提供了突破口，那么蒋经国的“懦弱”无疑将这个突破口进一步的扩大了。在中坜事件中，台湾警方将被指控做票的监票主任带走保护起来，在鸣枪驱散围观群众时还不慎击毙了一名学生，结果整个警察局都被愤怒的群众一把火连根烧掉。这类“打砸抢烧”事件在大陆会如何定性处理不用我多说，而中坜事件最后的结果却是“罪魁祸首”许信良以大比分击败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自此之后党外的“反动人士”们也开始凭着地方公职选举大规模的侵入国民党的政治阵地。
    曾经有人推荐我去看一部关于蒋经国时代台湾街头民主运动的纪录片，问我大陆人能从中学到什么。我看完以后觉得，人民其实是一样的人民，只不过党是不一样的党，蒋经国在对待这些“反革命暴乱”时实在缺乏“杀二十万保二十年太平”的魄力。有人说他是“迫于群众的压力”才“不得不”进行民主改革，但是俗话说得好啊：“学生怕什么？就怕开枪。”坦克一出，谁与争锋，一次流血事件就足以创造万马齐喑的“和谐社会”，哪还来什么“群众的压力”？而像催泪弹、防暴盾牌和高压水枪之类的非致命性武器不仅不能起到恐吓的效果（回家晒晒衣服又上街来了），相反还大大满足了年轻人自我戏剧化的需要：“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因此与其说蒋经国是迫于社会的压力，我倒更觉得他是迫于自己良心的压力。这倒不意味着他就是“伟光正”了，还是那句话：同样是独裁政党，这个党和那个党也是有很大区别的。
    随着“美丽岛”、“江南案”等一系列事件的刺激，蒋经国顺应时代潮流，在1987年正式宣布解除实施了长达38年的戒严令，次年更是完成开放党禁报禁的壮举，重新开启了中华民国的民主化进程。小蒋同志也因此从“独裁者”一跃成为“中国的华盛顿”，其历史评价比他老爸高出何止一个档次，和同时期另一批愚蠢的民贼独夫更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很不幸的是蒋经国在1988年便因毫无预兆的病情恶化而突然逝世，在这个改革的关键时刻，李登辉这位副总统也一下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四：从夺权到放权
    这篇文章写到这里，男主角的戏份似乎连20%都没有，很多读者或许会奇怪丫怎么突然一下就变成副总统了。其实蒋经国对李登辉一直极为器重（鉴于逝者已矣，其间的原因已难以考证），按他的设想，李登辉应该攀爬得再更快一点才对。78年时蒋经国就想安排李做台湾省主席，但是党内其它大佬认为李的资历太浅，小蒋才不得不把他放到台北市长的位置上锻炼了三年。
    蒋经国死后情况就不一样了。李登辉在党政军三界都没有自己的势力，国民党众大佬虎视眈眈，个个盯着他屁股下的总统宝座，甚至连当时的“国母”宋美龄都有打压之意（为何国母多姓宋？），加上李登辉“本省人”的身份和推行民主政治的倾向，处境更是不利，坊间干脆称李登辉只不过是个“临时总统”。但是李登辉这个人第一运气绝佳，先靠蒋经国之死当上总统，再靠党内群龙无首的混乱和宋楚瑜的“临门一脚”当上了党主席；第二他本身也确实是个无师自通的政治斗争天才，此后竟施展各种手段，轻松玩弄国民党众大佬于股掌之中。
    在90年初的总统换届选举中，反李阵营（俗称“非主流派”）为了获得正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计划在临时中央全会上提出为了推动“党内民主”，应把提名的投票方式由起立表决改为不记名投票。此时总统选举仍由“万年国大”包办，而国大基本上就是国民党的看门狗，能获得党内提名的人几乎就已经在选举中赢了一大半。李登辉作为党主席，想获得提名也不过是探囊取物，虽然国代们未必就喜欢这个政坛新人，但也不宜在起立表决中“公开叛党”，整出总统大选不过是走个过场而已。而非主流派这招“不记名投票”可谓直取李登辉的命门，背后更有行政院长李焕和军事强人郝伯村等人的支持，李登辉的政治生涯一时处于“最危险的时刻”。当时他甚至已经准备好了“退选声明”，万一真的演变成不记名投票，干脆直接退出选举，保全颜面。
    李登辉在非主流派发起进攻的前一天就已经获知了他们的计划（事后非主流派指控李登辉派国安局长宋心濂窃听他们的电话，李登辉当然拒不承认），此时他麾下的头号打手宋楚瑜扮演了关键先生的角色。宋提前一天就对新闻界放话，说所谓党内民主不过是一些人“居心叵测的阴谋”，在第二天的临时中央委员全会上更是上纲上线，称不记名选举是“夺权阴谋”：“有证据显示，党内有一股令人不安的力量在酝酿。”主流派阵营的提前造势加上此番赤裸裸的恐吓，最终令中央委员会在举手表决中以99比70否决掉了不记名投票案，使李登辉得以涉险过关。坊间甚至传言李登辉动用特务机关搜集情报，以“黑材料”私下威胁中央委员。当然，李登辉对此同样拒不承认。
    对大陆政治比较熟悉的人不难发现，李登辉这套手法几乎是我党用来颠倒黑白、打击异己的惯用套路，就连李登辉自己都承认这段经历“跟大陆的权力斗争毫无二致”。但到这时候非主流派仍不死心，打算推林洋港和蒋纬国在未获提名的情况下搭档参选，国民党已然公开分裂，这无疑又壮了万年国代们的胆。而想打破李登辉这种毫无实力基础的威权统治，所需要的也仅仅是胆量而已，李登辉仍然没有脱离危险期。
    孰料李登辉竟下了一计黑手，把蒋纬国的侄子蒋孝武从日本召回，让他公开抨击自己的叔叔是“假民主秩序之名，图夺权之实，藉法规漏洞从事政治投机”，一记重拳直接打得蒋纬国生活不能自理。此后李登辉又派人去做林洋港的工作，劝诫同为本省人的林洋港不要帮外省人打击李登辉，暗示林洋港小心被当成台奸批斗。即使是今日的台湾选举，族群牌依然屡试不爽，李登辉这手效仿文革的“群众斗争路线”一下让本来就是非主流派棋子的林洋港毛骨悚然。随后李登辉又说动国民党内八位重量级元老出来做林洋港的工作，让他“大局为重”，在李登辉的威逼利诱、软硬兼施之下，林洋港和蒋纬国最终退出总统大选，导致非主流派的计划全盘泡汤，内部更是因此产生嫌隙。李登辉玩弄权谋居然玩到能把政敌直接“劝退”的地步，可以与此相提并论的大概也只剩火影忍者里的绝技“嘴遁”了。据林洋港称，李登辉其实曾私下允诺他大家可以“轮流坐庄”，因此批评李毫无诚信。老话一句，李登辉对此拒不承认。
    顺利连任总统之后，李登辉仍有两个政敌要处理，一为行政院长李焕，二为国防部长郝伯村。前者和李登辉公开不合，后者则号称哪怕台湾军队搞十年人事变动换上去的也全是他的人，是李登辉实现“军队国家化”的巨大阻碍。90年非主流阵营在总统选举中溃败之后，李焕对连任行政院长仍是志在必得，李登辉阵营里也拿不出比他更像样的人选来。此时李登辉又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大为惊叹的决定：用郝伯村顶替李焕成为行政院长。李焕自知威望远远不如郝伯村，当下就悲叹自己完蛋了；而郝伯村表面上出将入相，好不风光，一下达到了“政治生涯的最高点”，实际上则被“杯酒释兵权”，李登辉趁虚安排自己的人马大举进入军界，没过几年更联合民进党将郝伯村从行政院长的位置上扒了下来；非主流阵营更是几乎土崩瓦解，被李登辉一一分化击破，此计可谓一石三鸟。由于坊间盛传之前用李焕顶替俞国华做行政院长也是李登辉的阴谋，因此戏称李登辉是用一个行政院长的位置就完成了“一桃杀三士”的壮举。
    在93年郝伯村下岗之后，李登辉已经集党政军三权于一身，可谓权倾一时无人能挡。如果单把这段经历拿出来看，李登辉似乎只不过是另一个老谋深算阴险狡诈的独裁者，但他一方面在国民党内凝聚权力、搞得“官不聊生”，一方面却又还政于民，大踏步的推动着台湾的民主化改革。
    蒋经国在88年开放党禁报禁之后，随着言论的逐渐自由化，台湾人的民主诉求越发强烈，其中很有借鉴意义的是90年3月和总统选举同期发生的“野百合学运”。在林蒋二人退出选举之前，主流派与非主流派为了确保当选，对国大代表自然是百般讨好，情形令人作呕。而当时的“万年国大”除了部分增补代表以外，仍是47年选出的那一批，许多人早已变成风中残烛，不是坐轮椅就是老年痴呆，有的干脆一命呜呼，国大俨然已经变成了养老院，却还不忘隔三差五的给自己延长任期、高薪养廉。到3月16日，几名台湾学生在中正纪念堂广场上打出了“我们怎能再容忍七百个皇帝的压榨”的标语，学生、市民以及民进党等各个政治团体纷纷响应，第二天就建立起了一个“广场共和国”，引发了台湾历史上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一次学运，单是学生的人数就一度超过了六千。
    不过台湾这个学运搞得是相当腾讯，其活动包括全国串联、罢课、绝食等等，明显缺乏原创性，还在广场上树立了一株巨大的“民主野百合”（象征学运的纯洁、独立等精神），连长宽高都让人觉得非常眼熟。而且这学运的背景绝不单纯，当时学生说缺睡袋，马上就有市民送来睡袋，说缺盒饭，马上就有市民送来盒饭，可见背后应该有神秘的境外反台势力的资助。最可恨的是学生的行为极为激进，不仅公然打出“老贼下台”等激烈标语并高唱国际歌等传统反动歌曲，还编了首歌讽刺李登辉和万年国大：“你等会儿（李登辉），你等会儿……老贼无行，鼠辈横行，你还要我等，你还要我等……”马英九在广场上怀柔学生的时候甚至还被人下黑脚爆了菊，更显示出这帮不知好歹的学生分明就是一群暴徒，这帮人聚集在中正纪念堂广场上成何体统，简直就是国将不国嘛。可惜台湾的军事力量确实是太薄弱了，连把拖拉机改造成坦克的钱都拿不出来，前几天还把非主流派弄得欲哭无泪的李登辉同志在这种关键时刻居然变成了软蛋，不仅没有严词发表社论，反而先是承诺学生不会镇压，在当选总统的当日（3月21号）更是把五十多名学生召进总统府“对话”，对学生的要求几乎有求必应，并肯定学运是爱国运动。3月22号，造反成功的学生胜利撤退，一场风波在不到一周内便完全平息，李登辉同志真是丢尽了政府的人。
    林洋港曾指责李登辉这个人言而无信，经常靠许诺别人官位来利用对方，回头又假装根本没那么一回事，甚至把同一个官位许给好几个人。从种种材料来看，李登辉在政府里的表现似乎确实很邪恶，但是对野百合学生倒是一言九鼎。在他正式宣誓就职之后的第六天（5月26日）便释放了台湾一干政治犯，严重挫伤了台湾人民争取诺贝尔和平奖的积极性；六月份召开国是会议，包括政治犯在内的各界代表首次齐聚一堂商谈民主改革事宜；次年李登辉更是加快脚步，先后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和荒唐的出入境“黑名单”（国民党当局过去对于异见人士的出入境问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国内的坚决不让出去，国外的坚决不让回来，反正怎么恶心人怎么来，李登辉本人在70年受联合国组织之邀前往泰国时就曾深受其害。这种白色恐怖时期的特色做法前有没有古人不清楚，反正后肯定有来者），年底更是彻底终结了“万年国大”。92年又修改了刑法第一百条，“因言获罪”在台湾自此变成了历史名词。到95年，李登辉代表政府，在二二八事件四十八周年纪念活动中正式向所有受害者道歉：
    “今天，罹难者家属和子孙能亲眼看到这座彰显历史公义、提升族群融合的二二八纪念碑矗立在宝岛的土地上，亲耳听到登辉以国家元首的身份承担政府所犯的过错，并道深挚的歉意。”
    当然，让台湾真正踏入民主社会的最关键的一步，在于94年7月修宪后确立的总统全民直选。非主流派在总统选举问题上发起了最后的反扑，李焕等人甚至一度连饭都顾不上吃，啃着馒头排着队，轮番抨击李登辉。不过在李主掌大权、背后更有汹涌民意支持的情况下，历史的车轮已经无法阻挡。由于台湾人在民主化的过程中只付出了相对它国而言极小的代价，因此李登辉又将这一时期称为“宁静革命”。
    顺便一提，蒋介石当年之所以执着于“万年国大”和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台面上的理由是第一届国大代表是在全中国范围内选出来的，如果再改选的话那就只有台籍代表，无法代表整个中国，丧失了中华民国的“法统”（其实大陆记者一出门不是代表亚洲就是代表世界，蒋介石完全没有必要执着于这个问题）。在“汉贼不两立”的方针指导下，当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已成定局之后，蒋介石甚至毅然宣布退出联合国，拒绝接受美国提出的“双重代表案”，结果导致台湾的外交环境急剧恶化。此举表面上是“输了里子赢了面子”，但除了老蒋和他的忠实臣民之外，几乎不会有外人会拿这种所谓的“面子”当一回事，所以实际情况只不过是：民国输了里子，并且自以为赢了面子。69年时岸信介尚且还劝说蒋介石接受双重代表案，72年日本便宣布和民国断交，毕竟俗话说得好：“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除非这个“队友”人傻钱又多。40年后的今天，现实更是证明了老蒋当年的坚持几乎毫无意义，光复大陆依然没戏，中华民国所谓的“法统”在李登辉手下也早已荡然无存，台湾又开始四处砸钱想要加入联合国（最大的阻碍又恰恰是当年曾支持台湾的美国），蒋介石的角色则不幸变成了“为了无聊的原因延缓台湾民主进程的可恶家伙”。
    1996年，李登辉以54%的高票击败另外三组候选人，成功当选台湾第一届民选总统，他在就职演讲中说道：
    “我们已经清楚的证明中国人有能力施行民主制度，运用民主政治……今天的这个庆典，不是为了庆祝任何一个候选人的胜利，不是为了庆祝任何一个政党的胜利，而是为了庆祝我们两千一百三十万同胞追求民主的共同胜利，是为了人类最基本的价值——自由与尊严，在台澎金马获得肯定而欢呼。”
    2000年，李登辉主动退出连任竞选，国民党在台湾维持了55年的统治终于告一段落，华人世界也完成了历史上第一次民主制度下的政党和平交替。由于国民党选战失利，李登辉被开除党籍。当然，对于这位眼光早已超越了政党利益的政治家来说，这一切已经无所谓了。
    曹长青曾问过李登辉，既然明明有机会连任，为何要主动放弃权力？李登辉洒脱的回答：
    “制度把权力给我用一下，用完就还回去。权力和我没有关系，我随时都准备放弃。”

五：台独之父曾是统一先锋
    尽管李登辉在台湾的民主进程中有如此丰功伟绩，不过对大陆人民来说，单是“台独”这一条罪状就足以把李登辉“钉上历史的耻辱柱”了。其实李登辉本人对“台独”这个说法颇为不屑，他认为台湾早就已经实现了主权的独立，这是一个既成事实，事实不会因他人承不承认而有所改变，这也是为什么李登辉会在99年提出大陆和台湾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为什么要加上“特殊”两字，而不直接说是“国与国”呢？因为李登辉不仅不愿维持两岸分裂的现状，恰恰相反，他才是真正为和平统一做出了建设性努力的人。
    正如前文所说，两蒋时代台湾对大陆的方针叫“汉贼不两立”，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俗称“三不政策”，直到蒋经国临死前一年才开放台湾前往大陆探亲，而大陆方面对这种两边假装互不认识的做法似乎也非常满意。李登辉上台之后则开始主导“务实外交”，不再称共产党为“叛乱团体”，而是“对等政治实体”，并且迅速着手改善两岸的关系。89年李登辉首次打破两岸官员“不接触”的惯例，90年成立“国家统一委员会”，91年颁布《国家统一纲领》，其后双方进行了大量互动，两岸关系可谓处于前所未有的融洽时期。最重要的是这份《国家统一纲领》，里面开宗明义的表示：
    “海峡两岸应在理性、和平、对等、互惠的前提下，经过适当时期的坦诚交流、合作、协商，建立民主、自由、均富的共识，共同重建一个统一的中国。”
    在这份纲领中，李登辉为两岸统一提出了非常具体的规划：两岸政府应相互承认对方为对等政治实体，承认分裂的既成事实。在这个基础之上，民间交流互惠，官方互信合作。最重要的是，大陆必须进行民主改革，随后双方在民主政治的框架下完成两岸的统一大业。
    从95年开始李登辉又反复提出“经营大台湾，创建新中原”的设想，意在把台湾变成指引大陆民主化的明灯，在中国实现统一之后由台湾来“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四十多年来我们之所以奋斗不懈，就是要为将来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立下可供遵循的典范。”可以说野心是相当之大。96年当选总统之后，李登辉更是在就职演讲里对这一设想大书特书：
    “今天我们在台湾实现了中国人的梦想！二十世纪的中国人奋力追求的是建设富强康乐的新中国，与实践中山先生‘主权在民’的理想。五十年来，我们在台澎金马的艰苦奋斗，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完成了世人推崇的民主改革。百年以前，在踏入二十世纪之初，曾被西方国家认定为专制、封建、贫穷、落后的中国人，已经在台澎金马地区开创了民主、富足、进步的新局，傲然面对世人的赞誉。这不但是我们两千一百三十万同胞共同的光荣，更是中华民族振衰起敝，再创新机运的关键。我们相信，同样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在台湾做得到的，在中国大陆也可以做到。因此，我们愿意以建设的经验，导引中国大陆发展的方向，以进步的成果，协助亿万同胞改善生活福祉，进而集合两岸中国人之力，共谋中华民族的繁荣与发展！……登辉深信，在二十一世纪，中国人必能完成和平统一的历史大业，为世界和平发展，善尽更大的心力。”
    李登辉这个从小接受日本教育长大的台湾人会如此高唱统一大调也没什么奇怪的，第一他以博学多才而闻名，对大陆的文化和历史颇有涉猎（台湾人戏称他是“天上的事知道一半，地上的事全都知道”），早年正是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才会学习农业经济，并有志改变大陆农民的处境，可以说本身就有一定的“大陆情结”；第二对于同文同种的台海两岸来说，统一带来的好处不言而喻，这种做法也符合李登辉“务实外交”的精神：“‘台独’只会断送国家的大好前途，牺牲社会的安定繁荣，这是不可能，也不应该的，我们应该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只不过这种“好处”绝不会建立在制度的倒退之上，台湾不可能去和政治状况连白色恐怖时期都不如的大陆去谈什么统一。
    如果说李登辉所倡导的是基于共同价值观的统一，那么大陆所倡导的则是基于“哥实力比你强”的武力吞并，一边将自己当作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并不断打压台湾的生存空间，一边宣扬所谓的“一国两制”，其背后的逻辑是“不跟哥玩哥就天天往你家门锁里涂胶水破坏你的配电箱”。台湾当局如果接受这种名义统一，在失去美国庇护的情况下根本无法保证自己的制度能确实不受影响（如今香港的遭遇更是印证了这一点），而民主政治本身的特点就是不相信掌权者的道德自律，而是通过制度设计来制衡权力。李登辉在《台湾的主张》便解释了台湾为什么不可能接受“一国两制”：“只有透过民主制度的全面施行，才能以法治化的机制及透明化的政治运作过程，增进两岸互信，并确保双方切实遵守协议，共缔双赢新局。”两岸对统一策略的分歧，说到底其实是“制度之争”，反映了两种思维方式的对立。这种对立几乎浓缩在了07年发生的一起事件里：某中国公民在日本成田机场朝李登辉砸了一个瓶子，而李登辉事后回答：“希望他回大陆也可以这样。”可惜砸瓶子的那位仁兄，可能根本都没意识到这句话里所包含的分量。
    至于究竟哪种制度比较好，我就不多加评判了。我党已经系统性的论证了民主制度并不适合中国（六十多年前他们也系统性的论证过中国必须实现民主，这就叫与时俱进），很多中国人民也视民主为外来的洪水猛兽。但既然双方最终的目标都是统一，为什么李登辉又会突然变成“台独分子”？
    这个“华丽转身”发生在1995年李登辉以私人身份访美、并在母校康奈尔大学发表演讲之后，《日人民报》突然推出了“四评”系列文章，大肆抨击李登辉公然发表分裂言论的行径，大陆人一看这阵势就知道：“这是一号人民公敌了”。而李登辉的演讲名为《民之所欲，长在我心》，从头到尾都在夸耀台湾的民主经验。如果你不告诉别人这就是著名的“分裂演讲”，我相信一百个人里有九十九个都看不出这玩意跟台独有什么蛋关系。日人民报能从演讲本身找出的问题，居然只不过是“中华民国在台湾”这么寥寥数字，完全就是上纲上线，按李登辉的说法是：“中共对登辉个人发动一波又一波‘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诬蔑，但是登辉忍辱负重，不予理会。因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解决不了累积五十年的历史问题。”
    尽管李登辉曾反复表明态度，过了一个多月后中共居然又朝台湾周边海域发射了数枚飞弹，台湾海峡顿时布满了浓厚的火药味。李登辉对此更是大惑不解：“都已经打过招呼了，怎么还发那么大脾气？”他自称美国之行早就通知过大陆政府，大陆这边虽然不乐意，但依然安排了第二次汪辜会谈。到96年总统选举期间，大陆又像打了鸡血一样往台海狂扔飞弹，弄得台湾人心惶惶、股票大跌，史称“第三次台湾海峡危机”。
    我党此举究竟意欲为何？鉴于政治本身就有黑箱作业的性质，而大陆政治更是黑箱中的黑箱，外界也只能对这个问题作出一些推测：压制台湾的务实外交；阻止李登辉当选；趁机和美国恢复外交联系；鹰派抬头中共内斗的结果……我也姑且阴谋论一把：既然两岸统一之争表象下的本质是制度之争，那么双方不管做什么动作，归根结底也应该是冲着对方的制度去的。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柏林墙倒塌、东欧巨变、苏联解体的大环境之下，如果对岸同文同种的台湾人也实现了民主，对我党来说不啻于雪上加霜。在94年末台湾正式确立了总统直选、完成了改革最关键的一步之后，大陆在95到96年这段时期的“文攻武吓”，表面上宣称是要反台独，实际上是想重演40年代末的历史，再一次中断中华民国的民主进程，通过外部的武力威胁让台湾重新进入类似“动员戡乱时期”的状态，无限期的延迟总统大选。这是我党正在香港持续施行的方针，也是最符合专制逻辑的做法。可惜的是，第一李登辉进行民主改革的决心远远超过蒋介石，第二解放军叛变将领刘连昆提供的情报让李登辉老神在在，深知除非发生美洲大陆被外星人转移到火星之类的重大变故，大陆根本不敢再有更进一步的动作。
    虽然我党在破坏台湾民主这点上失败了，但在愚民方面倒是颇有斩获：让大陆民众先入为主的认定李登辉是个国家公敌，从而忽略其“民主统一”的主张，或者将之当作一种“明统暗独”的阴谋，如此一来便可有效的阻隔来自对岸的“和平演变”。日后我党又以同样的手法在所谓“两国论”、“七块论”上大做文章，完全扭曲了李登辉的原意：“最理想的状况，是中国大陆摆脱大中华主义的束缚，让文化与发展的程度各不相同的地区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如台湾、西藏、新疆、蒙古、东北等，大约分成七个区域。”从《台湾的主张》一书上下文来看，李登辉的意思完全可以理解为是削弱中央集权、加强地方自治，他在书中还说“未来的中国只有一个”，台湾多名立委也再三解释这根本就不是要把国家分裂成七块的意思。不过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根本就不鸟你，自说自话，爱咋咋地。
    如果是从两岸统一的角度出发，那么这番“文攻武吓”所起到的基本都是反作用。大陆仅仅因为双方统一策略的不同就给李登辉扣上“台独分子”的帽子，继而以武力制造恐慌，一再显示出蛮不讲理的作风，徒惹台湾人的厌恶而已，以至于96年选举变成了一场“谴责中共大赛”。由于大陆的威胁直接冲着李登辉而来，对李登辉的高票当选也产生了一定促进作用，台湾民间当时便戏称说“李登辉的竞选总部在北京”。大陆以自身的行动向台湾人表明了跟这种货色谈“和平统一”无异于与虎谋皮，李登辉的“民主统一梦”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越来越像是“痴人说梦”，就连他自己都说：“大陆距民主主义还非常遥远，他们一定要靠着自己的双腿，花数十年的时间走过我们曾经走过的痛苦之路。”正是这种状况导致了陈水扁之类正宗台独势力的崛起。06年陈水扁正式宣布终止国统会和《国家统一纲领》的运作，一脚把“李登辉主义”踢进了垃圾堆，虽然马英九上台后又重回“大陆不民主，两岸难统一”的路线，但是长此以往下去，很难确保“李登辉主义”在台湾还能剩下多大的市场，我党俨然已经变成了台独人士的“制造机”。
    如果说李登辉主政时期的政策是化解两岸的敌意，那么大陆的做法则是增加双方的对立，把台湾越推越远。台湾人厌恶大陆自我中心、处处以武力威逼，就连李登辉这个本土人士中少有的统派近几年来对中共也越来越恶语相向，大陆人则在单方面的宣传之下对台独咬牙切齿，动不动便叫嚣“核平台湾”。这种非理性的仇恨一旦发酵下去，恐怕即使有朝一日大陆真的实现了民主化，统一也无从谈起。究竟是谁在假扮统一斗士，为一己之私利而损害两岸人民的共同利益、以统一之名而行台独之实，答案已不言自明。
    其实台湾的情况也完全可以举一反三到其它“危险地区”，只不过台湾是已经分裂了，而那些地方截至目前为止还是统一的，枪杆子政权暂时还有能力压制住自己制造出来的民族仇恨。我还是老话一句，这大陆人民整天高喊统一统一、爱国爱国，哪天要是真跟在某些人屁股后面把中国给捣腾成七块了，那也算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一出滑稽剧了。

朱学渊：胡锦涛不懂“韬光养晦也是硬道理”

朱学渊：胡锦涛不懂“韬光养晦也是硬道理”
朱学渊  8:53 2010-12-4

和平奖是中国共产党的催命符
　　诺贝尔和平奖是现在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奖项，曼德拉、瓦文萨、戈尔巴乔夫获奖后，种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就大势已去了。“六四”屠杀以后，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得了奖。达赖喇嘛从一九五九年离开西藏以后，在世界上声名显赫，为什么直到一九八九年才得奖呢？这些都是因为西方与中共结有一个反苏的“神圣同盟”，苏共不倒，西方是不会直接打击中共的。
　　苏共倒了之后，为什么西方仍然对中共放一马呢？那是邓小平的“不扛旗”的韬晦路线，使得美国愿意采取一种等待中共在经济转型后逐步政治转型的政策。而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代表了西方自由知识分子思潮，西方知识分子也有一片良善之心，希望中共有别于苏共，立地成佛。今天刘晓波获奖，说明西方世界已经心死，围剿中共的战争已经开始。
　　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的民主运动没有结果，是一个反苏大局和西方幻想中的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牺牲，当然也是毛泽东、邓小平的外交布局的胜利。而今天世界格局的翻盘，还要归功于胡锦涛的不懂事，以共产党的行话来说，就是“胡锦涛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失败。如果他不判刘晓波十一年刑，刘晓波是得不了和平奖的，而这个和平奖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催命符。
今天中南海是“红卫兵委员会”
　　八年前“胡温新政”呼之欲出的时候，我发表过一篇《政治辅导员胡锦涛》的文章，那时有些朋友说我太武断了，为什么就不能给政治辅导员几年实践的机会呢？现在证明我并不武断，胡锦涛非但没有什么“新政”，而且变本加厉地贯彻反美路线，因此连共产党的性命都要被胡锦涛加速断送了。
　　胡锦涛这种人物的特征是：见识少而心机多。他成分并不好，只因为是听话的“乖宝宝”，才进了清华大学，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时候，他只是在跳舞队里泛泛地“谈政治”。据说，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他连感觉也没有，到北京忙的是调动工作……。这是他的个人性格，也不是什么过错，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或是一个“红卫兵委员会”，或是一个“乖宝宝委员会”。但是当了一党之主，问题就太大了。
　　胡锦涛不是邓小平那样的革命家，邓小平有反美斗争的实际经验，知道反对西方反对美国是没有前途的；胡锦涛也不像江泽民、朱鎔基那样曾经受过“旧教育”。胡锦涛的脑子里灌满了敌视西方、敌视美国的红卫兵情绪，而恰恰是他被挑出来接班，于是共产党就凶多吉少了。
　　刘晓波得奖，也不仅仅是因为胡锦涛重判了他，另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温家宝在哥本哈根极左的表现。我有一个朋友参加了那次会议的采访，深深地被中国青年官员的傲慢刺激了，奥巴马本人当然更被温家宝气昏，从此西方开始觉醒了，出现抵制限制中国的呼声，历史将证明哥本哈根是中国共产党的滑铁卢。众所周知，温家宝并不是一个太左的人，他在哥本哈根的高调表现，是中共政治机器的一个机械动作，这个动作的指令是发自胡锦涛的。
中共愚昧民众也愚昧自己
　　或许站在共产党的立场，更会发现把胡锦涛定为“第四代”接班人是邓小平的一个大错，胡锦涛背弃“韬光养晦”是把共产党有限的寿命大大缩短了。从今天的后果来看，一九八六年与胡耀邦决裂，是邓小平第一个大错；一九八九年他又与赵紫阳决裂，是错上加错；“六四”杀人的匆忙之中没有把事情想定，又匆忙把“两代接班人”定了下来。
　　一九八九年以后，邓小平想尽快地走出“六四”造成的困境，但是他的精神已经受到很大的刺激，体力也已经不济，对国内的事情他是作了“发展是硬道理”的交代，但是在国际上“韬光养晦也是硬道理”的道理，他却没有强调，结果悟性不足的胡锦涛就出了特大的错误。
　　愚蠢的“第四代”快要结束了，接班的“第五代”是愚是智？我们可以猜测，却不必肯定；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邓小平的洗脑功效不小，愚昧了一部分人民大众，也愚昧了共产党自己。

林保华：香港亲共人士为何“变脸”

林保华：香港亲共人士为何“变脸”
林保华  9:27 2010-12-4

　　香港社会的两大政治力量，一方是所谓“爱国”的亲共人士，另一方是所谓“反中乱港”的民主派人士。
　　香港的政改方案，因为民主党采取温和的态度，不顾泛民其他派别的反对，与北京取得妥协，使之得以在立法会通过，使香港政治生态出现微妙的变化。最近赵连海被北京判刑两年半，香港社会又出现了另一个意想不到的变化。
赵连海被判刑香港反应强烈
　　赵连海是两年前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一位受害宝宝的家长，中国政府无耻地让生产毒奶粉的三鹿集团宣布倒闭，规避赔偿的责任。由于三鹿是国有企业，它的终极老板就是政府，因此要逃是逃不掉的。赵连海组织发起“结石宝宝家庭同盟”，代表一批受害者家属，以上访等形式要求赔偿，触怒了中国共产党，他终于在十一月十日被北京大兴区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监禁两年半。
　　受害者不但得不到合理赔偿，而且还要坐牢，这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颠倒是非的现实。对习惯了被专制统治的中国老百姓来说，只是众多冤案中再增加一项而已，但是在“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因为享受过人权与法治，在前年三聚氰胺毒害中国大陆期间，看到那些结石宝宝的惨状，以及邻近香港的大陆爸爸妈妈们是如何地到香港抢购奶粉，来保护他们的骨肉，因此对这个判决非常愤怒，不但泛民有一连串的抗议动作，连亲共人士也行动起来，而且动的幅度还相当大，值得关注。
　　宣判公布后，民主党主席、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主席何俊仁在十一月十一日就借中国总理温家宝到澳门出席“中葡论坛”的机会，发表致温家宝的公开信，指他的政改承诺是“太遥远、太美丽的将来”，随即指出“赵连海只是为一群被三鹿奶粉毒害的儿童追讨公道，他用的方式只不过是呼吁和平集会，公开诉求。在香港、澳门，这都是日常发生的事，但他却由原告被打成为被告，在儿子受害后自己再一次被加害，而要入狱两年半，这是何等的违反公义啊！”
香港人代联署要求释放赵连海
　　但是，亲共人士的反应也出乎意料的快。香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在十一月十二日的报章刊登全版广告，以“非法的法、无罪的罪”作标题，批评北京法院重判赵连海，“是对中国公民宪制权利的践踏，对执政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背叛，也是对人类良知的侮辱，必须全民共斥之，全国共讨之！”他还扯到政改问题说，“谁不政改，谁下台”。刘梦熊还表示，赵连海因儿子遭遇不幸去寻求事件真相，是完全合情、合理和合法。
　　十一月十四日，香港报章再报道，港区人大代表罗范椒芬发起联署行动，促请内地当局尽快释放赵连海，三十六名港区人代当中，暂时已有约三分二同意签署，包括香港唯一一名全国人大常委范徐丽泰。但在新华社以强硬口气历数赵连海罪状而间接警告他们以后，他们态度已显犹豫。
　　众多亲共人士中，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其实也不是完全一致，有人说判刑太重，有人说拘押时间过长，有人关心五岁小鹏润（赵连海儿子）的处境和健康，有人说事件只是爸爸为孩子讨回公道，与政治无涉，不应受到如此对待。
刘梦熊痛斥内地司法腐败
　　十一月十五日，刘梦熊在接受BBC访问时表示，他并没有因为此事而受到中联办的压力，并且表示，“在这个问题上，作为一名全国政协委员，我觉得责任高于荣誉”。他还说：“在司法不公、司法腐败底下赵连海这个冤案，某些地方的司法黑暗已经到了连一个痛爱自己儿女的好父亲、一个见义勇为的好市民都容不下的地步。”而赵连海的两位辩护律师在研究是否上诉时，又莫名其妙的被赵连海解除委託，当局又不许他们见赵连海以了解究竟，更使刘梦熊痛斥这个做法黑暗、丑陋、无耻。
　　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香港特区政府官员一反前中文大学校长高锟去年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时的高调赞扬而纷纷收声，特首曾荫权被问到这个问题就拒绝回答，立法会主席曾钰成更否决辩论。行政会议召集人、有意竞逐下届特首的梁振英更自以为聪明地说，应该把和平奖颁给邓小平，结果引发舆论声讨，邓小平血腥镇压八九学生运动的旧帐再被掀开，搞得他灰头土脸。
亲共人士“变脸”的各种原因
　　这次亲共人士集体“变脸”，引发香港社会的种种猜测与讨论。有认为这是中共内部权力斗争，像“六四”那样造成亲共人士要选边站；有的则认为赵连海是民事判决，与政治无关，所以才敢于站出来等等。我则认为，少数人的确是出于良心的呼唤，宣判赵连海的毫无人性做法，触及到了他们的良心底线而难以接受。但应该指出，因为北京中央集权的逐渐失控造成地方势力的增长，当然也鼓励香港亲共人士发表不同意见。再就是刘晓波获奖他们全部不敢讲话，在赵连海事件上再不说话，势被香港市民唾弃。至于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影响，应该不大，因为风险太大。
　　求情联署事件，在亲共人士内部也出现分歧。有人对高调搞联署有意见，加上联署名单被传媒曝光，使没有签署的人代变成“人民公敌”，部份港区人代极之不满，扬言要“捉鬼”。更有“传统”亲共人士认为，那些“新派”人代以这样的行动反映港人意见，形同“寻衅滋事”。
　　无论他们有什么目的，亲共人士的“变脸”行为，对促进香港民主与改善中国人权有利，人们不妨关注事情的后续发展。

金波：刘晓波效应在台湾

金波：刘晓波效应在台湾
（台湾）金波  9:34 2010-12-4

　　那天晚上在餐厅吃饭，电视正在播放台湾本地新闻，突然间荧幕上出现刘晓波的相片，并打出“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字句。台湾人看到这个消息，内心的感觉真的很特别。
　　在台湾，知道刘晓波的人非常少，但是，“诺贝尔奖”这个名词却是家喻户晓，并且知道这是一个很崇高的荣誉，因此，刘晓波得诺奖的消息就像海啸引起的海浪，不可避免地扩散冲击到“遥远的”台湾。台湾虽然和中国大陆仅是一海之隔，关系很密切，但是很多台湾人对中国大陆的感觉，总是感到很近又很远。“近”的原因很简单，不但地理位置近，而且对岸任何政治经济的动作，台湾的感觉及影响比起其他国家更直接。但是另一方面，除了大多数台湾人在大陆没有亲友之外，台湾跟大陆的社会制度相差太大，感觉跟“外国”差不多之外，许多事情在台湾民众的意识之中认为是“不可能”的事，在对岸却是普遍“可能”的。比如，中共建政六十周年大阅兵，一般台湾人以为大陆民众可以自由上街去看游行，普天同庆。但听说全城居民被强迫关在家里看电视，就以为是听错，这是什么“国庆”啊。诸如此类的直觉鸿沟多不胜数。台湾的电视及报纸在稍后日子，多有刘晓波得诺奖的专题报道，刘晓波效应之一就是将这一系列的“可能”与“不可能”的鸿沟逐个填平。
民众对中共的负面印像增加
　　刘晓波得诺贝尔和平奖在台湾引起的效应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是民间对大陆社会的认知导向全面而正确的方向，中共所宣传的“伟大成就”在台湾民众心目中迅速贬值。原本，民众接触到的媒体消息，多是中国又造了什么大厦又修了什么铁路，现在大家在问“为什么要关刘晓波？！”。刘晓波效应改变了台湾民众关注中国大陆的角度，给台湾人补了一堂“现代中国”课。台湾人逐渐听到“文字狱”、“维稳”、“维权”、“上访”、“截访”、“强迁”、“强拆”、“黑监狱”等等中国名词。这次广州亚运会，民众不是仅看到中共搞了些什么大工程，而是注意到广州有许多居民被赶离家园，四周埋伏军警，彷佛是在戒严等的粗暴行径。
　　中共以暴力的“中国模式”强推GDP成长，其实是一种末日感的表现。刘晓波效应除了进一步揭开中共发展经济的政治动机之外，也使台湾民众逐渐注意分析其外表数据背后的经济实质状况。
　　笔者对人说“中国的GDP总量据说已超过日本”。一位家庭主妇好奇的问：“大陆的什么品牌超过了日本？”这个问题带出了一个深刻的思考。台湾民众（世界民众）心目中“日本制造”与“中国制造”是好坏两个极端的代名词：日本商品的名声都挤身世界前列，名牌多到数不清，但是自称世界第二的中国，有哪几个世界级的名牌？台湾人在购物时对中国货总是顾忌重重。
　　中国的经济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而日本则是“高科技、高品质、高效益、低消耗”。中国的经济要做到日本这样的“三高一低”的一半，而总产值（就算中国的统计数字没水分）能与日本不相上下，还要有一段很长的日子，更不用说产品质量跟日本一样了。
激励政府坚守自由民主阵营
　　第二是对政府方面的影响。政府总是将“改善两岸关系”挂在嘴上。其实，到底台湾民众对两岸关系的最终希望是什么，那就是希望中国大陆能和台湾一样实现民主化。据一些政评人说，马英九前些时候曾对外国媒体讲了一句“以后不再骂中共”，以取得两岸关系的稳定。不知这话是否属实，但是官方在促进对岸民主进程方面确实有消音的迹像。这是很错误的政策。如果只是以放低身段的妥协去换取中共多进口一些台湾产品（中共也很乐意以此作为特洛伊木马来攻入台湾），就以为是为台湾人民争得了两岸关系的改善，并以此“政绩”为满足，使台湾的自由民主制度逐渐褪色，这不仅对不起台湾人民，也对不起大陆人民。
　　笔者一直担心的是，马政府在无意之中将共产党“万岁”看成是制定两岸政策的基础，看不到中共对广大民众的恐怖统治，是中共对自己政权的不确定感的有力表现。刘晓波得诺奖的冲击，给了马政府纠正所谓的“不骂中共”的政策一个转机，提醒政府不要犯历史性的误判。马英九日前在谈到刘晓波得奖事件时，提到了中国大陆人权发展的问题，虽然用词很婉转，但毕竟是一个好的转变。刘晓波等无数的大陆民主先锋，不顾个人安危，勇敢地和世界最大的专制政权斗争的精神，应该激励台湾政府面对貌似强大的中共专制政权时，要表现出坚守自由民主阵营的勇气，这样才能最终真正的改善两岸关系，这将是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给台湾带来的直接正面成果。

观耘闲人：习近平急遽向左转

观耘闲人：习近平急遽向左转
观耘闲人  8:37 2010-12-4

　　据大陆一位温和且低调的异议学者透露：日前，情治单位一位副部级首长“诚恳”约其茶叙，谈话当中委婉要求该学者不要参加国内异议人士组织的庆贺刘晓波获奖的任何聚会，也不要公开发表质疑习近平学位的文章。对于前一项，该学者表示一定程度上的理解，毕竟当局都到国外动员批判力量来围攻仍然在狱的刘晓波了；对于第二项，则是表示明确反对。因为，哪怕只是以党内民主的形式推进政改，讨论习近平学位之真假，也不算犯忌的话题。
　　然而，情治首长却把话挑明：“习近平接任总书记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他不是你们想像的那种扛自由主义旗帜的人物，他绝对不会犯胡耀邦、赵紫阳那样的错误。这不是我个人的观点，是内部传达的精神。”
中共曾准备和平奖人选
　　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不是个偶然的事情，即便不是今年也会在以后几年获得。换言之，自从中共当局宣判他十一年徒刑的那一刻起，他就有了获奖资格。退一步说，即便刘晓波得不到这个奖项，人们也无法排除胡佳、高智晟、陈光诚等人的荣膺。
　　据悉，北京当局暗中准备了自己的获奖人选，如假装积极鼓吹能源与环保所谓新学说的江泽民，他的著作不仅译成英文版，而且还在国际书展上大造其势。再比如，胡锦涛以主导不同于江泽民的两岸关系战略而缓和了台海紧张局势，亦存在与马英九共同获奖的可能。现在，由于刘晓波的获奖，一切都发生了翻覆。中共当局立刻视诺贝尔和平奖为“酸葡萄”而痛批之，在诋毁刘晓波的同时牵扯上另一个获奖者达赖喇嘛，甚至连与诺奖无任何关系的范美忠也被点名批判。
　　学者在中共外交系统颇有些人脉关系，据他了解，中共当局确实在暗中筹划过提名江泽民的运作，但是效果不佳，其原因或是由于法轮功在国际上对江泽民的不断起诉，控诉其犯有种族灭绝罪行。至于运作胡锦涛与马英九共同提名，则因马英九的冷淡而无果，马英九私下表示胡锦涛对“六.四事件”负有间接责任，不能在问题澄清之前与胡锦涛一起进入候选名单。
　　更具戏剧性的是，当局通过在美秘密管道希望基辛格出来为江泽民与胡锦涛造势，并做好了曾在一九七三年获奖的基辛格“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主要原因是主动和解了美中对峙关系”那样的宣传准备。“现在，不但不提基辛格和解美中关系的事情了，而且连同基辛格一起批判。”外交政策研究方面的一位权威人士透露了这样的消息，他还说：“国内政治全面左转已经不可避免。”
习近平授意反自由化
　　在中共高层权力人士中，习近平以老谋深算而著称，绝非像一些老干部所企盼的那样“有乃父之风”。胡锦涛势力与太子党势力各自谋求利益，在十七届五中全会上将习近平逼进军委，但习近平无意主导军队反腐败，而是让胡锦涛自己继续在军队腐败反与不反的困局中踌躇。习近平按自己计划推进的两步棋越走越清晰：第一，创造出不同于胡锦涛“新三民主义”但又有表面联系的新民粹理论，称曰“权为民所赋”；第二，推进中共意识形态的原教旨主义，以中央党校校长、书记处带班主管的身份诠释邓小平理论。
　　前一项赚得了不少掌声和民意，后一项则在中共高级官员内部发出一个信号：习近平正在展开新的反自由化运动，其操作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邓小平既对人也对事的做法如出一辙。十月二十三日，习近平的写作班子在“人民网.观点频道”发表《中国人民是不会上当的》一文，批判“政党轮替”、“三权分立”、“议会制民主”，并点了达赖、刘晓波、范跑跑的名字。
　　范跑跑，就是08年汶川地震弃学生而逃命的教师范美忠，他的行为作为一个事件曾被新闻媒体炒作。现在，范跑跑被重新提起是因为他的个人价值观是反集体主义的，即不是“爱国”的。尤其是他推崇西方反专制主义的精神大师哈耶克，成了他与刘晓波是“精神同伙”的证据。
　　以诋毁刘晓波为中心的习近平反自由化操作，图谋之一就是要在党内造成威慑，因为党内有相当一部分人拿邓小平“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的说法，向习近平施压，要求他接任总书记后推行普世价值。为了劝导习近平转变或表态支持中共主导的民主改革，不少资深党内开明人士著书发文歌颂其父习仲勳的反左和改革开放功绩。但是，习近平已经身陷权力斗争漩涡，他选择的是以反右来增加自己的政治安全系数。
网络民意支持刘晓波
　　有明确证据证明出自习近平授意、其写作班子完成的《中国人民是不会上当的》一文，对邓小平的政改论作出了子矛攻子盾的回应，指出：“正如邓小平所言：‘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这是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
　　该文除了警告党内右派要注意邓小平这个观点外，还刻意将之与习近平“不输出革命，不输出饥饿贫困，不干涉别国内政”的论调联系起来。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一位资深教授，细读习近平授意的文章后长叹一声：“此时才见庐山真面目！”
　　人民网以及转载该文的各大门户网均将文后的评论功能关闭，以免引发激烈的批判。但是，一些地方论坛和博客专题网站却及时地发表了读者评论。如江苏南通市的“濠滨论坛”有人评论说：“人民网这篇‘洗脑’文章，明白人都知道是因为前段时间‘诺贝尔和平奖门’。”
　　再比如“博客中国”网，真实身份为民办教师的网友“七月时”发帖说：自己愿上西方的当，《中国人民是不会上当的》一文作者“擅自代表了我一次”，要求“以后千万不能这样代表了”，云云。署名郎遥远的文章则以“同题作文”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看法：“有关刘晓波的网络文章，支持他的一律禁止不发，批判的发了也不允许网民评论。主流媒体缘何如此风声鹤唳，谈‘刘’色变呢？世界上一切正义力量，哪一个会如此色厉内荏？”
　　对于两年后稳接最高党权的习近平来说，现在已不是色厉内荏与否的问题。最关键的是他的“权为民所赋”之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骗局，比胡锦涛的“新三民主义”更具“胡话”色彩！习近平不会在乎网民们的反应，他的战略目标是：“打击党内‘气焰嚣张’的右派”。北京一位观察家与上海的那位教授表达了同样看法。
第二个“六四”会否出现？
　　中共党内斗争是酿成社会悲剧与政治血案的最大动因。回顾二十一年前的“六四事件”，实际上是一九八六年自由派与当权派斗争的结果。八六年时，邓小平在党的高级会议上多次批判王若望、刘宾雁、方励之等人，而试图保护王刘方的胡耀邦为此丢掉了总书记职务。八七年初的攻击性舆论几乎全面对准了善良的胡耀邦，从《人民日报》元旦献词到《红旗》杂志第四期的评论员文章，均有凿凿史证记录在案。
　　八九年春夏之交的屠城事件是八六年党内斗争的逻辑结果，而八七年的批判性文章起到中间承接作用。说习近平授意的《中国人民是不会上当的》一文是可能屠城的先期信号并不为过。证诸二十多年前的史实，可信之；从当前权斗趋势观之，亦可信之。邓小平“开枪维持二十年”的期限已过，很显然，当今自由化思想不只像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那样，仅是知识精英的主张，而更是普通百姓的基本政治诉求。
　　可以预测，二○一三年习近平会用最大力气调整人事布局，包括起用“七○后”势力来替换团派核心的“六○后”，尤其是在军中拉起一大批少壮人物。
　　如果说今日民众民主意识已经远超过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的知识精英诉求的话，那么，四年后的开枪条件也远比一九八九年要成熟。第一，中共当局不再绝对需要西方国家的资金与技术，也就是说不怕由开枪而引起的制裁；第二，从现在开始必然出现中产阶级的大规模自我流放风潮，国内开枪的道德阻力愈见减少。同时，也可预见：在刘晓波拒绝流亡之后，国内相当一批自由主义精英会被以各种方式驱离祖国。
　　关于“大规模自我流放”问题，体制内的学者如杨支柱已有预见，只不过他们将之称为“即将到来的第四波移民潮”而已。他们称，第四波移民潮会伴有大规模的资本外逃。
　　中共第六代的领导人选当然会操控在习近平的手中，甚至会影响第七代。所以说，倘若选择开枪，它将是习近平政治生命历程中的最大赌注。
鹰派在最高党刊的强硬表态
　　目前，军方势力再度抬头，就稀土出口政策的放宽对温家宝政府提出了严肃的批评。这类的绝密内容虽然无法公开，但是，《解放军报》总编室以“赵强”名字署名的专题文章刊发在中共最高理论刊物《求是》上之后，却透露出了一个重要导向，即军队坚决反对新闻自由化与报刊民营化。
　　党内一些高级知识分子私下通气时表示：“与香港政论杂志《争鸣》十月号呼吁解除报禁的专辑刊发国内知识分子新闻自由‘那个事情’有关，军方出来表态是件非同寻常的事情。”也有消息人士称：十一月上半月的《求是》杂志文章《舆论失控：苏联解体的催化剂》，是军内拥戴习近平势力对后者的谏言，要求拍板收紧言论。
　　该篇文章的最后一句话“前车之鉴不远，我们不会上当的”，恰好与习近平的写作班子《中国人民是不会上当的》一文的题目相一致。看来，习近平不管本心上愿不愿向左转，为了顺利接班，已经在考虑左派的诉求。还有，到国内形势激化之时，他不愿意开枪，恐怕也非能左右得了。那时，不但“军队国家化”的民间自由力量之诉求顿成泡影，恐怕中共权力核心层的政治利器“党指挥枪”原则也会遭到全面颠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