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迪恩.拉赫曼：西方勿再“重利轻义”
2011年02月23日 07:15 AM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吉迪恩.拉赫曼
又一个星期，又一场革命。利比亚总统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er Gaddafi)可能很快就会成为一个多月来第三位被赶下台的阿拉伯国家元首。
直到几年之前，西方国家政府还会为卡扎菲被推翻而欢呼。但近几年来，这位利比亚领导人已被转变角色，成为一名经过改造的罪人、“反恐战争”的盟友以及重要的商业伙伴。卡扎菲目前的困境理应让西方感到难堪——英国政府尤其应该感到丢脸，因为正是英国率先试图让卡扎菲改过自新。
西方对卡扎菲转变态度突显出一个套路：利益几乎总会影响其对人权的关注。上世纪80年代，这位利比亚领导人被视为恐怖主义的首要国家资助者，糟糕的人权记录让他理所当然地受到谴责。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称卡扎菲为“疯狗”，美国还在1986年轰炸了的黎波里。相比之下，西方对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基本持容忍态度，因为他在遏制伊朗方面用处不小。
当美国决定有必要推翻萨达姆时，他可怕的人权记录就受到了更多关注。相比之下，卡扎菲政权的残暴近几年来却一直被西方淡化。随着美英两国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后、回过头来寻找开战的理由，利比亚宣布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事就被它们顺手抓来当作证据，证明中东在伊战后已向更好的方向转变。2004年，时任英国首相的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访问了利比亚，赞赏卡扎菲为“反恐战争”中的合作伙伴。英国企业也尾随布莱尔而至，签下了利润丰厚的石油合同。2008年，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成为上世纪50年代以来首位访问利比亚的美国国务卿。
然，近几年来利比亚的所作所为对西方构成的直接威胁已有所减轻。但是，卡扎菲的野蛮暴君本质并没有改变。如果他现在被推翻，那么人们很难将此归功于美国或欧洲。相反，利比亚人民是从近期获得自由的埃及和突尼斯邻居那里寻找鼓舞和实际支持的。
利比亚人民现在需要得到他们能够得到的一切帮助，因为相对于埃及或突尼斯被推翻的政权，卡扎菲政权要邪恶得多。与开罗解放广场或突尼斯市的情况不同，利比亚禁止外国电视台工作人员到班加西和的黎波里街头拍摄流血事件。即使是埃及原政权所容忍的那种表面上的民主和反对派，利比亚也从未允许出现过。所有反对派政党都遭到封杀。事实上，在利比亚组党是一条死罪。
监控世界各国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的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最近把利比亚评为中东地区最专制的国家。该国是唯一在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两方面都得到最差分数（7分）的国家：它比叙利亚差、比伊朗差，比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治下的埃及更是差得多。据自由之家排行榜显示，排名与利比亚并驾齐驱的是全球最差劲的独裁国家——朝鲜和缅甸。
利比亚的石油财富及其古怪残暴的统治者，使该国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出与人口不相称的较大影响力。尽管利比亚地域辽阔（为非洲第四大国），但该国人口只有670万——相比之下，邻国埃及有超过8000万人。
利比亚政权正摇摇欲坠，此时若把中东爆发的这一系列事件称为“阿拉伯的1989”，似乎已不再是炒作之词。不过，1989年东欧革命推翻的是对西方充满敌意的不民主政权，而迄今为止阿拉伯革命所推翻的，是被视为中东温和势力的亲西方政权。
埃及和突尼斯政权已被推翻。西方的新朋友利比亚正岌岌可危。美国第五舰队基地所在国巴林的局势也很动荡。局势动荡的，还有美国在打击基地组织斗争中的重要盟友也门。美国人将会乐见他们在伊朗和叙利亚的敌人被民变浪潮赶下台。令人担忧的是，伊朗和叙利亚政权可能足够无情，能够硬撑下去。
还有就是沙特这个西方最重要的阿拉伯盟友。在华盛顿，几乎没有人乐意捍卫一个封建君主制国家——“911”事件的19名劫机者中，有15名是这个国家的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但是，作为抵御伊朗的一道屏障以及石油“央行”（沙特是全球最大的产油国），沙特近些年来变得对西方愈发重要。
人们目前尚不清楚，沙特会对损失穆巴拉克这样一个关键盟友以及对邻国巴林和也门的动荡局势作何反应。不过，迅速转变到民主政体肯定可以排除在外。更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沙特采取行动，力挺巴林的逊尼派王室，或许会动用热心的西方人卖给该国的大量武器装备展开军事干预。
奥巴马政府肯定乐见这样一个明朗的局面：自由与美国利益一道在整个中东取得进展。但在现实中，局面要复杂得多，也更危险。
但是，人们应该没什么理由对卡扎菲下台抱有复杂的情感。尽管美英在伊拉克战争后拙劣地企图把这位利比亚领导人重新包装为一支向善的力量，但他的本质仍一如既往，是一个暴君、一个魔鬼。
译者/何黎
2011年2月27日星期日
2011年2月22日星期二
吴晓波：渐进改革的五个误区
吴晓波：渐进改革的五个误区
2011年02月22日 06:48 AM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吴晓波
（编者注：这是作者计划撰写的“两会”之前谈改革系列文章之一。）
随着北京“两会”的时间将近，如何推进改革又成了朝野热议的话题。在当今中国，改革——这个我们熟读了三十余年的名词又到了需要重新认识的时刻，比如，什么是改革，什么是改革的对象，我们应该选择怎样的改革途径，改革的代价如何评估，等等。在这篇文章中，我只想谈谈一个与迫切性有关的话题——改革会自动推进吗？
中国经济改革的渐进性特征，往往容易模糊人们对改革迫切性的正确认识，很多人常常会有这样的感叹——“在今天无法完成的事情，到明天就自然会改变了，过去不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吗？”但在这样的观念背后，其实有五个认识误区存在。
第一个误区：随着产业经济的发展和市场规模的扩大，市场经济会自动、自发地成熟。
这种乐观的“必然论”，在政界、学界和商业界非常流行。我们都应该还记得整整十年之前，当中国加入WTO组织的时候，举国上下都认定，从此往后，中国经济将与世界全面接轨，市场化改革如滔滔江水，“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然而，近年以来，垄断产业的强化，“国进民退”的卷土重来，权贵资本的汹汹之势，宏观手段干预微观经济的现象，却愈演愈烈，自动、自发之憧憬，已然破产。
第二个误区：通过外部市场、资本的引进，可以推动内部的市场化改革。
自1978年以来，中国在实施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往往抱持着双重的目标，一是引进资本和技术，改进和提升产业结构，所谓“用市场换技术”、“用空间换时间”；二是在引进技术和资本的同时，引入先进的工商制度，所谓“用产权换体制”。现在看来，这样的幻想也可以破产了，三十年来的中国产业进步，很少是靠引进来解决核心问题的，而在制度层面，再合理、再先进的制度如果不进行国情消化，不在经济和社会制度上进行整体的配套实施，必然会落入变型的结局。
第三个误区：体制外的资本壮大，会自动、必然地推动体制内的改革。
中国本轮经济变革的前十五年，以体制外力量的崛起为最大特征。计划经济的城门之外，没有任何资源的乡镇企业依赖自由精神，从无到有，渐渐占据了“半壁江山”，用吴敬琏的话说，这是“增量改革”的胜利。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认为，这些“增量”出来的资本集团最终会对僵化、缺乏效率的体制内资本进行全面的整合，从而完成市场化改革的任务。其实，这一梦想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经无法照进现实。进入本世纪之后，体制外资本更是被逐渐压缩在产业下游领域，“以外推内”的改革路径已经宣告堵塞。
第四个误区，技术创新会自动、必然地推动市场化运动。
在这一方面，人们曾经对“第三次浪潮”——信息革命寄予了无限的期望，特别是互联网产业的方兴未艾，曾经让很多人视之为变革的酵母。不过，以今视之，这种自动、必然也似乎并不存在。若从两千年的中国经济史来观察，我们非常悲观地看到，因为集权体制和地理、人口条件等因素，历史上的多次技术进步——比如宋代的“水稻革命”和明代的“棉花革命”，并没有减弱——反而是强化了——这个国家的内向与封闭。
第五个误区，改革是几代人的事情，我们这代完不成，还有下一代。
其实，任何改革有一个“时间窗口”，在经济高速成长、社会共识达成的前提下，改革将得到突破，而如果错过了时机，变革竟可能成为社会动荡的诱因。当今的中国经济处在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特别是城市化运动行至半途，人口红利仍未吃尽，如果不抓住这一时机，坚决地推进改革，再拖延十余年，后果将不堪设想。今年正值辛亥革命胜利一百年，回望晚清末期，各项改革也不可谓不激进和坚决，然而最终仍不免社会的全面颠覆，其原因正是改革的“时间窗口”已然关闭。正如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所言，“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这五个认识误区的产生，并非凭空生成，甚至可以说，它们竟都是“经验论”的结果。因为在过往的三十余年中，中国经济改革有两个鲜明的特征，一是“自下而上”，由基层民间的进步推动上层制度的变革，二是“被动突围”，多次重大的体制性突破都是在绝境之中激发朝野能量，最终否极泰来，跃入全新阶段。也正因此，很多人形成了自动、必然的期望，以为下一轮变革一定还会“自下而上”，还会在绝境中柳暗花明，岂不知，现今的中国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每一次改革的失误或贻误，其代价将越来越重。未来的变革，必须是一次主动的变革，是自上而下的变革，是一次更大范围的变革——经济体制改革绝不可能在经济的范畴内真正、彻底的实现，至少在迄今的世界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早在1979年，中国刚刚拉开改革开放的序幕之际，中央政府曾经邀请了两位东欧的经济改革专家前来交流，其中一位是已加入英国国籍的波兰经济学家弗·布鲁斯，他曾任波兰计划委员会研究部主任、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参与起草了1956年波兰经济改革方案，是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来中国之前的1972年，布鲁斯因呼吁民主改革而被放逐，被迫逃亡英国，担任牛津大学的客座教授。在中国期间，布鲁斯讲授了东欧改革的经验与教训，他在临别前再三告诫中国的同行们：“经济体制改革要以社会体制改革为条件，必须从制度上采取措施，才能保证不再回到旧轨道上去。归根结底，改革是政治和社会问题。”
此言悠悠，到今日仍在生效。当改革进入到“深水区”、攻坚战阶段的时候，任何新的发生都再不可能是偶然的和自动的，它需要更大的决心、主动和智慧。
2011年02月22日 06:48 AM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吴晓波
（编者注：这是作者计划撰写的“两会”之前谈改革系列文章之一。）
随着北京“两会”的时间将近，如何推进改革又成了朝野热议的话题。在当今中国，改革——这个我们熟读了三十余年的名词又到了需要重新认识的时刻，比如，什么是改革，什么是改革的对象，我们应该选择怎样的改革途径，改革的代价如何评估，等等。在这篇文章中，我只想谈谈一个与迫切性有关的话题——改革会自动推进吗？
中国经济改革的渐进性特征，往往容易模糊人们对改革迫切性的正确认识，很多人常常会有这样的感叹——“在今天无法完成的事情，到明天就自然会改变了，过去不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吗？”但在这样的观念背后，其实有五个认识误区存在。
第一个误区：随着产业经济的发展和市场规模的扩大，市场经济会自动、自发地成熟。
这种乐观的“必然论”，在政界、学界和商业界非常流行。我们都应该还记得整整十年之前，当中国加入WTO组织的时候，举国上下都认定，从此往后，中国经济将与世界全面接轨，市场化改革如滔滔江水，“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然而，近年以来，垄断产业的强化，“国进民退”的卷土重来，权贵资本的汹汹之势，宏观手段干预微观经济的现象，却愈演愈烈，自动、自发之憧憬，已然破产。
第二个误区：通过外部市场、资本的引进，可以推动内部的市场化改革。
自1978年以来，中国在实施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往往抱持着双重的目标，一是引进资本和技术，改进和提升产业结构，所谓“用市场换技术”、“用空间换时间”；二是在引进技术和资本的同时，引入先进的工商制度，所谓“用产权换体制”。现在看来，这样的幻想也可以破产了，三十年来的中国产业进步，很少是靠引进来解决核心问题的，而在制度层面，再合理、再先进的制度如果不进行国情消化，不在经济和社会制度上进行整体的配套实施，必然会落入变型的结局。
第三个误区：体制外的资本壮大，会自动、必然地推动体制内的改革。
中国本轮经济变革的前十五年，以体制外力量的崛起为最大特征。计划经济的城门之外，没有任何资源的乡镇企业依赖自由精神，从无到有，渐渐占据了“半壁江山”，用吴敬琏的话说，这是“增量改革”的胜利。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认为，这些“增量”出来的资本集团最终会对僵化、缺乏效率的体制内资本进行全面的整合，从而完成市场化改革的任务。其实，这一梦想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经无法照进现实。进入本世纪之后，体制外资本更是被逐渐压缩在产业下游领域，“以外推内”的改革路径已经宣告堵塞。
第四个误区，技术创新会自动、必然地推动市场化运动。
在这一方面，人们曾经对“第三次浪潮”——信息革命寄予了无限的期望，特别是互联网产业的方兴未艾，曾经让很多人视之为变革的酵母。不过，以今视之，这种自动、必然也似乎并不存在。若从两千年的中国经济史来观察，我们非常悲观地看到，因为集权体制和地理、人口条件等因素，历史上的多次技术进步——比如宋代的“水稻革命”和明代的“棉花革命”，并没有减弱——反而是强化了——这个国家的内向与封闭。
第五个误区，改革是几代人的事情，我们这代完不成，还有下一代。
其实，任何改革有一个“时间窗口”，在经济高速成长、社会共识达成的前提下，改革将得到突破，而如果错过了时机，变革竟可能成为社会动荡的诱因。当今的中国经济处在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特别是城市化运动行至半途，人口红利仍未吃尽，如果不抓住这一时机，坚决地推进改革，再拖延十余年，后果将不堪设想。今年正值辛亥革命胜利一百年，回望晚清末期，各项改革也不可谓不激进和坚决，然而最终仍不免社会的全面颠覆，其原因正是改革的“时间窗口”已然关闭。正如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所言，“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这五个认识误区的产生，并非凭空生成，甚至可以说，它们竟都是“经验论”的结果。因为在过往的三十余年中，中国经济改革有两个鲜明的特征，一是“自下而上”，由基层民间的进步推动上层制度的变革，二是“被动突围”，多次重大的体制性突破都是在绝境之中激发朝野能量，最终否极泰来，跃入全新阶段。也正因此，很多人形成了自动、必然的期望，以为下一轮变革一定还会“自下而上”，还会在绝境中柳暗花明，岂不知，现今的中国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每一次改革的失误或贻误，其代价将越来越重。未来的变革，必须是一次主动的变革，是自上而下的变革，是一次更大范围的变革——经济体制改革绝不可能在经济的范畴内真正、彻底的实现，至少在迄今的世界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早在1979年，中国刚刚拉开改革开放的序幕之际，中央政府曾经邀请了两位东欧的经济改革专家前来交流，其中一位是已加入英国国籍的波兰经济学家弗·布鲁斯，他曾任波兰计划委员会研究部主任、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参与起草了1956年波兰经济改革方案，是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来中国之前的1972年，布鲁斯因呼吁民主改革而被放逐，被迫逃亡英国，担任牛津大学的客座教授。在中国期间，布鲁斯讲授了东欧改革的经验与教训，他在临别前再三告诫中国的同行们：“经济体制改革要以社会体制改革为条件，必须从制度上采取措施，才能保证不再回到旧轨道上去。归根结底，改革是政治和社会问题。”
此言悠悠，到今日仍在生效。当改革进入到“深水区”、攻坚战阶段的时候，任何新的发生都再不可能是偶然的和自动的，它需要更大的决心、主动和智慧。
方亮：庶民的胜利
方亮：庶民的胜利
发布: 2011-2-18 23:45 | 作者: 方亮 | 来源: 中国经营报
就像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总结的那样，犹太教、基督教及伊斯兰教竟均由闪米特人这一个民族创造而成，而如今在宗教世界中占有极大份额的西方反倒仅是其中一种宗教的引入者。西方所善于创造的是种种政治思想，自由主义、共产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均拜其所赐。几千年延续下来，善于思考政治的西方人率先进入现代与文明，留下喜欢敬神的闪米特人后裔——阿拉伯人在世俗与宗教纠缠不清的世界中苦苦摸索。
确实如此，否则无法解释阿拉伯人为何直到今天才想起反抗已经统治埃及30年的穆巴拉克、统治突尼斯23年的本·阿里和统治利比亚42年的卡扎菲。
好在政治觉醒永远不会太迟，当埃及人坚持抗争18天终于迫使穆巴拉克避居红海岸边、当本·阿里带着大批黄金仓皇出逃，卡扎菲在战栗，沙特王室怒不可遏，巴林、也门也早已抗议连天。历史给了阿拉伯人一个机会，是选择政治进步还是原地踏步？席卷阿拉伯专制世界的巨浪在摧枯拉朽的同时也正在给出答案。
“维基解密”冲击波
当穆巴拉克面对如潮的抗议仍赖着不走时，一位埃及青年在网上留言道：“为了终止腐败、不公与饥饿，拼了！”
这条留言可以拿来作为此次埃及革命乃至整个中东抗议浪潮的一个写照。不得不承认，当民众将反抗饥饿作为抗议口号时，这便着实是一个民族出于本能的一种怒吼。就如同一个饿急了的人在找寻食物。关于这一点，从点燃整场革命风暴的那位突尼斯自焚小贩身上就可看出。当然，如果中东人民在还能吃饱饭时就能够因为政府不公和腐败的苗头而走上街头，或许他们的世界早已变天，喊出的口号也不必因充满人类本能色彩而如此原始。
但即使是这种本能的怒吼也不可能引发专制政权的自我反省。当统治了突尼斯23年的本·阿里不堪民众怒火的烧灼而仓皇出逃，同样感到冲击的利比亚强人卡扎菲竟开始抨击“维基解密”网站“别有用心”：“我为本·阿里感到痛心，那些被泄露出来的电报是‘有心制造混乱的大使们写的’。”
2009年7月的一天，美国驻突尼斯大使高德斯同夫人徜徉在一座豪宅的观光平台上，从这里可以俯瞰整个哈马梅特海湾——地中海最为美丽的地方之一。能在这寸土寸金的地方拥有一座豪宅的人想必来头不小。没错，它的主人就是前突尼斯总统的女婿马特里。此刻，他正同总统千金一同陪伴在高德斯夫妇身边。
美国人在突尼斯有着很大的影响力，马特里深谙经商之道，又怎会不知道协调好同华盛顿关系的重要性？所以，两家人时常出现在这座拥有豪华游泳池和50米长观光平台的豪宅中。
欣赏过美景，宾主入席。高品质的果汁、十几道可口且昂贵的菜肴、男主人从法国圣特罗佩带回来的冰冻酸奶一一入口。在一名南非保姆、一名孟加拉管家和数名政府所雇佣的保安服侍与保卫下，这顿饭吃得很愉快。最后，马特里向客人展示了一只名为“帕沙”的宠物老虎，并告诉他，“帕沙”每餐要吃4只鸡。
几天后，一份外交报告由高德斯撰写出炉，里面详细描述了这次宴会还有宠物虎“帕沙”，并将突尼斯贵族的奢侈生活与普通民众的贫穷做了对比，因为许多民众每餐的食谱远不如那只老虎。很快，这份文件被送到华盛顿，并被打上了“秘密”的字样。
但没想到，“维基解密”网站将这份报告原原本本的公布了出来，为突尼斯的革命乃至中东抗议风潮提供了最为重要的信息资源。
所以，当卡扎菲为自己的盟友本·阿里被一个自焚的小贩和一个“爆料者”搞垮的事实而感到气愤时，人们也不必感到费解。普通人凭借信息的自由流通而具有了空前的权力，这种事搁谁身上都得适应好一会儿，何况是统治一个国家42年的政治强人。
昔日的强人们
所有的民族都谋求振兴，阿拉伯人亦然。身处“三洲五海之地”的中东，阿拉伯人因为物资、人员、思想的自由流通和从不同方向飞奔而来的侵略铁蹄而“痛并快乐着”，但也正因为这两大因素而得以由哈西姆家族的穆罕默德创造出伊斯兰教，并依靠着《可兰经》和阿拉伯语将阿拉伯世界这个地区差异极大的“百衲衣”联合为一个整体。从历代哈里发到萨达姆、纳赛尔、本·拉登，阿拉伯人所尝试的振兴民族方略均不脱“统一”这条道路，区别不过是世俗统一或宗教一统。而且，两条道路之间矛盾重重，争斗不休。
延至“一战”，哈西姆家族决定举旗挑战统治了阿拉伯人几百年的奥斯曼土耳其人，此时，这个夕阳帝国已经被西方人冠以“西亚病夫”的称号。哈西姆家族希望凭此一战一统阿拉伯世界，实现复兴之梦。但遗憾的是，中东的命运此时实际掌握在西方人手中，英国人和法国人不管不顾地将阿拉伯世界大卸八块，让历史上曾经出现的阿拉伯帝国永远地无法在现实中得到复制。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约旦这些地理名词转眼间具有了政治和法律含义。凭借着西方的支持和地球母亲赐予的石油宝藏，阿拉伯各国的君主们在安乐窝中活的很是开心，阿拉伯的振兴早已被抛诸脑后。
这样的统治者，早晚要被新势力取代。
1945年，埃及的纳赛尔成立了“自由军官”组织，并一举推翻国王统治，继而从英法手中夺回了全世界最为重要的水道——苏伊士运河。消息传来，阿拉伯世界沸腾了，纳赛尔转眼间成为新时代的偶像和英雄。人们相信，纳赛尔的道路就是各个阿拉伯国家的道路，久已传播并得到纳赛尔支持的泛阿拉伯运动更是阿拉伯振兴的灵丹妙药。
于是，在伊拉克，在利比亚，“自由军官”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
在利比亚，“自由军官”组织的首领是一位名叫卡扎菲的军人。
1969年9月1日，卡扎菲行动了，一举推翻了统治利比亚的腐朽王朝。只不过这次政变怎么看都显得那么搞笑。
卡扎菲首先命令其助手米海什乘飞机前往首都的黎波里组织军营接管工作。但是当米海什到达班加西机场时，却发现飞机已经满员。幸亏一个机场官员是他的朋友，他这才走后门到达的黎波里。然后，他拦了一辆出租车驶向军营，结果下车时却将枪和子弹丢在了车上。
在班加西，卡扎菲一马当先地驾驶吉普车率军去占领电台。结果走到半程时这位日后同样成为阿拉伯英雄的军官回头一看，惊讶地发现自己成了光杆司令。原来，在一个岔路口，他的车队朝另一个方向开去了。
在的黎波里，一只部队受命占领电台。结果他们绕城一周也没找到电台的确切位置。而负责的黎波里城防的部队则到行动开始时才发现总数600人的部队只有1050发子弹可用。
确实搞笑，但它成功了。这场政变让卡扎菲成为利比亚的新主人，直到今天。
而在伊拉克，“自由军官”组织同样取得了胜利，只不过他们的胜利没有持续太久。1959年10月7日，几名青年埋伏在巴格达拉希德大街旁。当率领伊拉克“自由军官”组织推翻国王统治不久的卡西姆所乘轿车经过时，这些青年一跃而起，一同向车内射击。不过，他们的身手显然还不到家，卡西姆虽被击中，却未及要害。而其中的一名刺客也伤到了一条腿。
这名刺客便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萨达姆·侯赛因，派他来执行刺杀任务的是一个名叫“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泛阿拉伯党派。同纳赛尔的“自由军官”组织一样，该党主张阿拉伯世界的统一。等到萨达姆依靠该党成为伊拉克领袖，人们兴奋地审视着阿拉伯国家新一代领导人，看看谁能承担起阿拉伯统一的大旗。
但事实证明，阿拉伯仍是一件“百衲衣”。拥有了强人的这些国家反而更加互不相让。数次中东战争中，整个阿拉伯世界无法战胜一个以色列。美国对以的支持固然重要，但阿拉伯世界的不团结又何尝不是一个重要原因呢？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前两周，约旦国王就已经将叙利亚、埃及意欲搞突然袭击的情报通知了以色列方面。
飞翔的本·拉登
阿拉伯世界的世俗统一复兴道路始终未曾走通。很自然的，宗教领袖当年曾经走过的道路又被阿拉伯人记起。包括阿富汗人在内的众多思想家开始鼓吹重新用伊斯兰教统一阿拉伯世界，进而实现复兴的道路。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以及本·拉登等一系列伊斯兰组织和领导者横空出世。1979年，苏联入侵穆斯林国家阿富汗，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宗教统一道路鼓吹者都被动员起来，本·拉登广散家资集合起一票队伍远赴阿富汗从事反苏援阿的国际主义战斗。
实际上，很难想象一个土木工程专业出身的富家子弟能在战场上有多好的表现。在劳伦斯·赖特撰写的《巨塔杀机》一书中，本·拉登是一位说话细声细气、缺少领袖气质的沙特人。但就是这个人源源不断地从家里带来大笔金钱，动辄几千万、上亿元。起初，他甚至不敢过于靠近前线，只想在后方扮演某种角色。但后来，1984年6月26日在阿富汗加吉，本·拉登亲眼看着阿富汗圣战者击落了4架苏联飞机，并见到了苏联飞行员所剩无几的尸骸。这一事件让他极受鼓舞，相信依靠安拉的旨意，圣战定会胜利。
此后，他彻底投身于阿富汗圣战当中。先在巴基斯坦白沙瓦建立了服务局，招募全球各地的阿拉伯青年赶赴这里参加反抗苏联人的战斗。在那里，本·拉登的精神导师阿扎姆不厌其烦地向新来者讲述圣战者如何在战场上因为宗教的保护而不死，即使战死的战士在一年后其尸体仍保持着清香。
就在这种宗教热情鼓舞下，本·拉登坚持着自己的战斗。他当然不是职业军人，在许多方面表现甚至很业余，但热情却足以让他坚持留在那里。一次，他带人赶到前线，而苏军却刚刚撤退。他们便象征性地在前线练了一会射击，算作是对苏联人的追击。然后，他们便撤了回来。
此后，在本·拉登的坚持下，这支被称为阿拉伯旅的队伍开到了曾让本·拉登获得战斗勇气的加吉。在那里的群山中，他们将山洞作为大本营，与苏军作战。后来，这个山洞获得了“狮穴”的称号，如今已经成为了旅游景点。此时，整场战争已经接近尾声，但本·拉登坚持在那里扎下营地，投入战斗。
最终，经历了几次荒唐的战斗之后，这群圣战者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问题，阿拉伯旅今后何去何从？
本·拉登的精神导师去了巴勒斯坦，协助成立了哈马斯。拉登本人则继续投入大量的资财，建立了“基地”组织。直到“9·11”事件后该组织名声大振。
与“基地”组织有关的许多地方性组织在世俗势力统治的阿拉伯国家涌现，其势头怎么看都有点像当年的“自由军官”组织和“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在利比亚，这个组织取名为“利比亚伊斯兰战斗组织”。凭借着那场搞笑政变而统治国家的卡扎菲当然不会让这个主张建立伊斯兰教国的组织做大，于是早早地对其进行打击，其成员纷纷入狱，终未能撼动卡扎菲的统治。
同样的戏码在埃及等国家不断上演，伊斯兰一统思想最早组织化的产物——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便在几代埃及总统那里不断受到打压。
以本·拉登为代表的宗教道路践行者终究未能建立哪怕一个伊斯兰教国，更不用说伊斯兰的大一统。“9·11”已是其最强的声音，此后不论“基地”组织如何战斗，这条宗教道路仍一直处于地下和大肆采用恐怖手段的状态。而那些主张走世俗道路的君主们呢？当21世纪来临，昔日的阿拉伯英雄们真的已经老朽：萨达姆被绞死，卡扎菲老老实实地从坚强的反西方斗士软化成了华盛顿眼中的“流氓国家转变”范本，而纳赛尔及萨达特的接班人穆巴拉克治下的埃及从来只追求在与美国、以色列交好的前提下保持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而且这些统治者无一例外的落后、腐败、老朽、不再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其实，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历史的轮回？当年被萨达姆、卡扎菲、纳赛尔所反对的那些国王们和眼下深陷抗议浪潮的中东专制者们有什么不同？
宗教道路已式微，世俗道路已老朽，仍处于分裂和欠发达状态的阿拉伯人需要一种新的力量来重振复兴大业。这股力量从哪里寻找？
当席卷中东的抗议浪潮出现，人们似乎找到了这种力量。普遍在阿拉伯国家中占据极大比例的年轻人终于走上了街头。抗议中，这些年轻人没有喊出任何宗教口号，更将先辈们所热衷的世俗统一道路抛诸脑后。社会公平、打击腐败成为其最基本的诉求。
阿拉伯的年轻人代表着新时代的力量，他们是威震全球的“半岛电视台”的中坚，区区一个电视台却是阿拉伯世界最为现代、最富活力的年轻力量的体现。《华盛顿邮报》甚至评论道，“半岛电视台”是新时代的纳赛尔，阿拉伯世界的领袖居然是一家电视台。
从阿拉伯帝国历代君主到纳赛尔，阿拉伯世界一次次地勃发着力量并重复着一代新人换旧人的戏码。如今，新的力量已经涌现，阿拉伯未来道路将呈现如何走向？人们拭目以待。是一次飞跃，还是又一次历史轮回呢？
发布: 2011-2-18 23:45 | 作者: 方亮 | 来源: 中国经营报
就像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总结的那样，犹太教、基督教及伊斯兰教竟均由闪米特人这一个民族创造而成，而如今在宗教世界中占有极大份额的西方反倒仅是其中一种宗教的引入者。西方所善于创造的是种种政治思想，自由主义、共产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均拜其所赐。几千年延续下来，善于思考政治的西方人率先进入现代与文明，留下喜欢敬神的闪米特人后裔——阿拉伯人在世俗与宗教纠缠不清的世界中苦苦摸索。
确实如此，否则无法解释阿拉伯人为何直到今天才想起反抗已经统治埃及30年的穆巴拉克、统治突尼斯23年的本·阿里和统治利比亚42年的卡扎菲。
好在政治觉醒永远不会太迟，当埃及人坚持抗争18天终于迫使穆巴拉克避居红海岸边、当本·阿里带着大批黄金仓皇出逃，卡扎菲在战栗，沙特王室怒不可遏，巴林、也门也早已抗议连天。历史给了阿拉伯人一个机会，是选择政治进步还是原地踏步？席卷阿拉伯专制世界的巨浪在摧枯拉朽的同时也正在给出答案。
“维基解密”冲击波
当穆巴拉克面对如潮的抗议仍赖着不走时，一位埃及青年在网上留言道：“为了终止腐败、不公与饥饿，拼了！”
这条留言可以拿来作为此次埃及革命乃至整个中东抗议浪潮的一个写照。不得不承认，当民众将反抗饥饿作为抗议口号时，这便着实是一个民族出于本能的一种怒吼。就如同一个饿急了的人在找寻食物。关于这一点，从点燃整场革命风暴的那位突尼斯自焚小贩身上就可看出。当然，如果中东人民在还能吃饱饭时就能够因为政府不公和腐败的苗头而走上街头，或许他们的世界早已变天，喊出的口号也不必因充满人类本能色彩而如此原始。
但即使是这种本能的怒吼也不可能引发专制政权的自我反省。当统治了突尼斯23年的本·阿里不堪民众怒火的烧灼而仓皇出逃，同样感到冲击的利比亚强人卡扎菲竟开始抨击“维基解密”网站“别有用心”：“我为本·阿里感到痛心，那些被泄露出来的电报是‘有心制造混乱的大使们写的’。”
2009年7月的一天，美国驻突尼斯大使高德斯同夫人徜徉在一座豪宅的观光平台上，从这里可以俯瞰整个哈马梅特海湾——地中海最为美丽的地方之一。能在这寸土寸金的地方拥有一座豪宅的人想必来头不小。没错，它的主人就是前突尼斯总统的女婿马特里。此刻，他正同总统千金一同陪伴在高德斯夫妇身边。
美国人在突尼斯有着很大的影响力，马特里深谙经商之道，又怎会不知道协调好同华盛顿关系的重要性？所以，两家人时常出现在这座拥有豪华游泳池和50米长观光平台的豪宅中。
欣赏过美景，宾主入席。高品质的果汁、十几道可口且昂贵的菜肴、男主人从法国圣特罗佩带回来的冰冻酸奶一一入口。在一名南非保姆、一名孟加拉管家和数名政府所雇佣的保安服侍与保卫下，这顿饭吃得很愉快。最后，马特里向客人展示了一只名为“帕沙”的宠物老虎，并告诉他，“帕沙”每餐要吃4只鸡。
几天后，一份外交报告由高德斯撰写出炉，里面详细描述了这次宴会还有宠物虎“帕沙”，并将突尼斯贵族的奢侈生活与普通民众的贫穷做了对比，因为许多民众每餐的食谱远不如那只老虎。很快，这份文件被送到华盛顿，并被打上了“秘密”的字样。
但没想到，“维基解密”网站将这份报告原原本本的公布了出来，为突尼斯的革命乃至中东抗议风潮提供了最为重要的信息资源。
所以，当卡扎菲为自己的盟友本·阿里被一个自焚的小贩和一个“爆料者”搞垮的事实而感到气愤时，人们也不必感到费解。普通人凭借信息的自由流通而具有了空前的权力，这种事搁谁身上都得适应好一会儿，何况是统治一个国家42年的政治强人。
昔日的强人们
所有的民族都谋求振兴，阿拉伯人亦然。身处“三洲五海之地”的中东，阿拉伯人因为物资、人员、思想的自由流通和从不同方向飞奔而来的侵略铁蹄而“痛并快乐着”，但也正因为这两大因素而得以由哈西姆家族的穆罕默德创造出伊斯兰教，并依靠着《可兰经》和阿拉伯语将阿拉伯世界这个地区差异极大的“百衲衣”联合为一个整体。从历代哈里发到萨达姆、纳赛尔、本·拉登，阿拉伯人所尝试的振兴民族方略均不脱“统一”这条道路，区别不过是世俗统一或宗教一统。而且，两条道路之间矛盾重重，争斗不休。
延至“一战”，哈西姆家族决定举旗挑战统治了阿拉伯人几百年的奥斯曼土耳其人，此时，这个夕阳帝国已经被西方人冠以“西亚病夫”的称号。哈西姆家族希望凭此一战一统阿拉伯世界，实现复兴之梦。但遗憾的是，中东的命运此时实际掌握在西方人手中，英国人和法国人不管不顾地将阿拉伯世界大卸八块，让历史上曾经出现的阿拉伯帝国永远地无法在现实中得到复制。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约旦这些地理名词转眼间具有了政治和法律含义。凭借着西方的支持和地球母亲赐予的石油宝藏，阿拉伯各国的君主们在安乐窝中活的很是开心，阿拉伯的振兴早已被抛诸脑后。
这样的统治者，早晚要被新势力取代。
1945年，埃及的纳赛尔成立了“自由军官”组织，并一举推翻国王统治，继而从英法手中夺回了全世界最为重要的水道——苏伊士运河。消息传来，阿拉伯世界沸腾了，纳赛尔转眼间成为新时代的偶像和英雄。人们相信，纳赛尔的道路就是各个阿拉伯国家的道路，久已传播并得到纳赛尔支持的泛阿拉伯运动更是阿拉伯振兴的灵丹妙药。
于是，在伊拉克，在利比亚，“自由军官”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
在利比亚，“自由军官”组织的首领是一位名叫卡扎菲的军人。
1969年9月1日，卡扎菲行动了，一举推翻了统治利比亚的腐朽王朝。只不过这次政变怎么看都显得那么搞笑。
卡扎菲首先命令其助手米海什乘飞机前往首都的黎波里组织军营接管工作。但是当米海什到达班加西机场时，却发现飞机已经满员。幸亏一个机场官员是他的朋友，他这才走后门到达的黎波里。然后，他拦了一辆出租车驶向军营，结果下车时却将枪和子弹丢在了车上。
在班加西，卡扎菲一马当先地驾驶吉普车率军去占领电台。结果走到半程时这位日后同样成为阿拉伯英雄的军官回头一看，惊讶地发现自己成了光杆司令。原来，在一个岔路口，他的车队朝另一个方向开去了。
在的黎波里，一只部队受命占领电台。结果他们绕城一周也没找到电台的确切位置。而负责的黎波里城防的部队则到行动开始时才发现总数600人的部队只有1050发子弹可用。
确实搞笑，但它成功了。这场政变让卡扎菲成为利比亚的新主人，直到今天。
而在伊拉克，“自由军官”组织同样取得了胜利，只不过他们的胜利没有持续太久。1959年10月7日，几名青年埋伏在巴格达拉希德大街旁。当率领伊拉克“自由军官”组织推翻国王统治不久的卡西姆所乘轿车经过时，这些青年一跃而起，一同向车内射击。不过，他们的身手显然还不到家，卡西姆虽被击中，却未及要害。而其中的一名刺客也伤到了一条腿。
这名刺客便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萨达姆·侯赛因，派他来执行刺杀任务的是一个名叫“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泛阿拉伯党派。同纳赛尔的“自由军官”组织一样，该党主张阿拉伯世界的统一。等到萨达姆依靠该党成为伊拉克领袖，人们兴奋地审视着阿拉伯国家新一代领导人，看看谁能承担起阿拉伯统一的大旗。
但事实证明，阿拉伯仍是一件“百衲衣”。拥有了强人的这些国家反而更加互不相让。数次中东战争中，整个阿拉伯世界无法战胜一个以色列。美国对以的支持固然重要，但阿拉伯世界的不团结又何尝不是一个重要原因呢？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前两周，约旦国王就已经将叙利亚、埃及意欲搞突然袭击的情报通知了以色列方面。
飞翔的本·拉登
阿拉伯世界的世俗统一复兴道路始终未曾走通。很自然的，宗教领袖当年曾经走过的道路又被阿拉伯人记起。包括阿富汗人在内的众多思想家开始鼓吹重新用伊斯兰教统一阿拉伯世界，进而实现复兴的道路。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以及本·拉登等一系列伊斯兰组织和领导者横空出世。1979年，苏联入侵穆斯林国家阿富汗，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宗教统一道路鼓吹者都被动员起来，本·拉登广散家资集合起一票队伍远赴阿富汗从事反苏援阿的国际主义战斗。
实际上，很难想象一个土木工程专业出身的富家子弟能在战场上有多好的表现。在劳伦斯·赖特撰写的《巨塔杀机》一书中，本·拉登是一位说话细声细气、缺少领袖气质的沙特人。但就是这个人源源不断地从家里带来大笔金钱，动辄几千万、上亿元。起初，他甚至不敢过于靠近前线，只想在后方扮演某种角色。但后来，1984年6月26日在阿富汗加吉，本·拉登亲眼看着阿富汗圣战者击落了4架苏联飞机，并见到了苏联飞行员所剩无几的尸骸。这一事件让他极受鼓舞，相信依靠安拉的旨意，圣战定会胜利。
此后，他彻底投身于阿富汗圣战当中。先在巴基斯坦白沙瓦建立了服务局，招募全球各地的阿拉伯青年赶赴这里参加反抗苏联人的战斗。在那里，本·拉登的精神导师阿扎姆不厌其烦地向新来者讲述圣战者如何在战场上因为宗教的保护而不死，即使战死的战士在一年后其尸体仍保持着清香。
就在这种宗教热情鼓舞下，本·拉登坚持着自己的战斗。他当然不是职业军人，在许多方面表现甚至很业余，但热情却足以让他坚持留在那里。一次，他带人赶到前线，而苏军却刚刚撤退。他们便象征性地在前线练了一会射击，算作是对苏联人的追击。然后，他们便撤了回来。
此后，在本·拉登的坚持下，这支被称为阿拉伯旅的队伍开到了曾让本·拉登获得战斗勇气的加吉。在那里的群山中，他们将山洞作为大本营，与苏军作战。后来，这个山洞获得了“狮穴”的称号，如今已经成为了旅游景点。此时，整场战争已经接近尾声，但本·拉登坚持在那里扎下营地，投入战斗。
最终，经历了几次荒唐的战斗之后，这群圣战者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问题，阿拉伯旅今后何去何从？
本·拉登的精神导师去了巴勒斯坦，协助成立了哈马斯。拉登本人则继续投入大量的资财，建立了“基地”组织。直到“9·11”事件后该组织名声大振。
与“基地”组织有关的许多地方性组织在世俗势力统治的阿拉伯国家涌现，其势头怎么看都有点像当年的“自由军官”组织和“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在利比亚，这个组织取名为“利比亚伊斯兰战斗组织”。凭借着那场搞笑政变而统治国家的卡扎菲当然不会让这个主张建立伊斯兰教国的组织做大，于是早早地对其进行打击，其成员纷纷入狱，终未能撼动卡扎菲的统治。
同样的戏码在埃及等国家不断上演，伊斯兰一统思想最早组织化的产物——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便在几代埃及总统那里不断受到打压。
以本·拉登为代表的宗教道路践行者终究未能建立哪怕一个伊斯兰教国，更不用说伊斯兰的大一统。“9·11”已是其最强的声音，此后不论“基地”组织如何战斗，这条宗教道路仍一直处于地下和大肆采用恐怖手段的状态。而那些主张走世俗道路的君主们呢？当21世纪来临，昔日的阿拉伯英雄们真的已经老朽：萨达姆被绞死，卡扎菲老老实实地从坚强的反西方斗士软化成了华盛顿眼中的“流氓国家转变”范本，而纳赛尔及萨达特的接班人穆巴拉克治下的埃及从来只追求在与美国、以色列交好的前提下保持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而且这些统治者无一例外的落后、腐败、老朽、不再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其实，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历史的轮回？当年被萨达姆、卡扎菲、纳赛尔所反对的那些国王们和眼下深陷抗议浪潮的中东专制者们有什么不同？
宗教道路已式微，世俗道路已老朽，仍处于分裂和欠发达状态的阿拉伯人需要一种新的力量来重振复兴大业。这股力量从哪里寻找？
当席卷中东的抗议浪潮出现，人们似乎找到了这种力量。普遍在阿拉伯国家中占据极大比例的年轻人终于走上了街头。抗议中，这些年轻人没有喊出任何宗教口号，更将先辈们所热衷的世俗统一道路抛诸脑后。社会公平、打击腐败成为其最基本的诉求。
阿拉伯的年轻人代表着新时代的力量，他们是威震全球的“半岛电视台”的中坚，区区一个电视台却是阿拉伯世界最为现代、最富活力的年轻力量的体现。《华盛顿邮报》甚至评论道，“半岛电视台”是新时代的纳赛尔，阿拉伯世界的领袖居然是一家电视台。
从阿拉伯帝国历代君主到纳赛尔，阿拉伯世界一次次地勃发着力量并重复着一代新人换旧人的戏码。如今，新的力量已经涌现，阿拉伯未来道路将呈现如何走向？人们拭目以待。是一次飞跃，还是又一次历史轮回呢？
2011年2月1日星期二
鲍文来：中共十八大面临多维度分裂——末世心态弥漫中国大陆
鲍文来：中共十八大面临多维度分裂——末世心态弥漫中国大陆
（大陆）鲍文来
主流价值观的自我扭曲
在中国历史上，每到王朝将要崩溃之际，统治高层总想重振意识形态，但整个社会却是最大程度地偏离主流价值观，并迅速传播末世观念。如满清后世，以白莲教为代表的诸种非主流价值无一例外地宣讲“劫期将至”。对满清王朝打击最为沉重的太平天国起义更是利用了外来宗教的壳资源，包装本土的末世观念，从而掀起大规模社会运动。
时至今日，虽然说中国社会并不一定在细节上复现历史，但是其发生学的逻辑却不能例外。公众对主流价值已经没有任何认同感。比方说，发生在浙江乐清的“钱云会案”不管政府如何解释，底层都无法认同作为村委会前主任的钱云会，不是因维护农民地权而被谋杀的。因为政府不仅在事件处理中隐瞒了许多细节，而且在事发之初总是躲躲闪闪，只是在网络舆论的压力下，才邀请民间人士参与调查。而新疆记者孙虹杰遭遇不明身份人的围殴以至殒命，事件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冲击效果，面对此事的报社与当地警方绝无积极调查的姿态，反而一口咬定：“事件与孙虹杰写文章揭露当地腐败与开发项目之关系无关。”
社会缺乏互信是主流价值观极度自我扭曲的结果，它极有可能引爆全面社会危机。因此，旅居美国的中共红色贵族后代、着名经济学家黄亚生，在其新浪微博上评论说：“这难道不正揭示出了一种危机？如果你是官员，你应该感到焦虑和担心吗？”
“中共已完成了历史使命”
北京当局在努力调控房价，以便让买不起房子的家庭或个人实现“有个窝儿”的梦想。但是，现实中没人认同房价会降下来的政府预期，民众更多的看法是“只要不再涨就可以了”。中国的军力在急速增长，仅就海军战力来看，已经达到了美国海军四分之一强的水平。预计二十年后，这一指标将接近四分之三。后一项有足够的理由让民族主义持续地保持狂欢状态。
前一项作为社会不公的最明显指标也将持续下去，直到整个社会爆发大危机。更为重要是，中国社会许多看似不相干的社会指标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全部指向了中共统治的适应性问题，即其历史合法性与现实正当性的严重冲突。北京一位体制内资深学者、全国人大代表私下说：“中共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不是愿不愿政治改革的问题，而是有否这种能力的问题。”
无处不在的变态发泄欲
二○一○年末，北京当局发表了《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白皮书》，旨在缓和民众对“越反越腐”的不满。现实言之，一党政治不可能建立低成本政府，也不可能将腐败抑制在较低水平上。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反腐败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腐败行为，尽管这一点很少为观察家所注意。且不说党政检三家的反腐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捞取非法利益，只看工作人员的总数量一项就超过了整个欧洲与美国合计的同类工作人员的四倍，高达三百馀万人。如此庞大的反腐倡廉体系不仅要开支巨额财政，而且其工作效率低得惊人，以至于反腐要靠官员窝里斗、情妇举报来发现线索。
中共反腐体系的隐型政治腐败是整个社会道德变态的一种反映。二○一○年最有闹剧性质的反腐案例非“局长日记”莫属。在这桩案件里，腐败行为人把他与属下女职员进行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的细节都记录在个人日记里。不少关注此案的高层人士对“局长日记”行为表示难以理解，还是心理学专家给前者讲出了道理：行为人凭工作能力在仕途本有很好的预期，但是，由于干部选拔体制高度扭曲，能干的人无实现个人社会名望的途径，长期承受心理高压，其发泄的欲望也就变态了。
据传小道消息说：九名政治局常委对外来文化影响十分重视，指示智囊机构对近年来愈见炽烈的“圣诞消费”进行重点调查，结果出乎意料：变了味的“圣诞消费”成为权贵与富豪阶层变态发泄欲的最好突破口，有的不惜以十万元人民币一桌在五星级饭店设下豪宴。相对应，北京低收入的三口之家全年收入不过三万六千元，尚不够半桌圣诞豪宴的开支。
即便是价格较低的圣诞豪宴，人均最低标准也在一千八百至二千四百元人民币之间，与一位大学毕业生一个月的全部收入持平。“吃丧！嚎丧！好像北京城明个儿就天塌地陷似的。”在北京某家五星级饭店当清洁工的何女士，对本文作者表露了她的不满。她每月工资并不低，约在三千五百元左右。此外，社会性末世心态还在两个较为微妙的层次上表现出来，它们一如反腐本身就是隐型政治腐败一样，少为观察人士所注意。第一个是，暴力文化正在发酵，前述新疆记者被殴致死案只是冰山一角，非政治原因引发的暴力冲突越来越多。第二个是，中国作为持续数年的全球自杀人数最多的国家，现在已经出现了集体自杀现象。
国家资本主义是权贵共识
中国严重的社会不公是中共第三代与第四代积累给第五代的巨额负资产。第四代名义上成功地应对了全球金融危机，但他们采取的近乎疯狂的国家资本主义手法，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不公程度。首先是，国家工程的层层分包导致了高度的商业贿赂；其次是，国有企业职工作为小众集团，其合法收入再次与社会平均水平拉大。
国家资本主义的疯狂扩张最大程度地挤压了民营资本的生存空间，从而也致使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现象成为社会常态。此种结构性问题亦少为观察家所关注，而最直接的社会表现则是：其一，个人选择低成本的生活空间被进一步逼窄，比如从北京、广州等特大城市转到南京、兰州等地工作与生活的白领阶层，很快发现二线城市对一线城市高物价、高房价的追求速度，远远超过他们迁徙的速度；其二，国控巨额信贷推动物价的持续上涨致使底层社会全面心理紧张，比如民工工资上涨幅度低于物价上涨幅度百分之三十之多。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第二次会议在秘密状态下举行（网上搜不到“五中全会第二次会议”的相关内容），时为二○一一年元旦放假期间。会议专门讨论中央级国企增加上交中央政府利润比例问题，结果遭到严重的抵触。会议以微弱的多数通过“实现平衡发展，推进分配改革”的决议，即中央政府从央企中多取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利润用于公共事业。但是，国资委高层几乎一致地认为：“难通过行政命令方式迫使国有企业多缴利润”。这是因为所谓的国企实际上是中共各个利益集团控制的私人企业，比如江泽民家族对电信行业的盘踞，再比如曾庆红家族与周永康家族对石油行业的占据。据一些新的内幕资料反映：贾庆林家族积十年对房地产行业渗入而“渐成气候”，李长春家族是中国新闻出版纸业生产与经销的“一条龙作业体系”，温家宝与朱镕基两个关系密切的“金融新势力”对中国资本市场达到了呼风唤雨的地步，胡锦涛家族在电信行业与江家竞争受挫后逐步向新能源方面转移，凡此等等。
新法西斯或全面私有化
中共十八大的高层组织构造现基本完成，他们的共识是如何应对未来十年的全面社会危机。但是，两种观点难以达成最低限度的一致：以薄熙来为首虽为少数但有底层基础的“新红派”，主张“回归毛泽东”，公开打击私人资本、强化国企作用；以李克强为首虽为多数但缺乏底层支持的“新锐派”，主张“持续渐进改革”，坚持市场化原则，强化政府的福利分配功能。
这两派姿态一高一低，是北京高层周知之事。目前，习近平正在努力调和，以避免十八大未开局前就出现分裂表面化。某个顶级的北京经济学家论坛（未对外开放，亦不接受媒体采访）在新年聚会得出的结论是中共十八大面临中国社会多维度分裂，选择只有两个：要么，全面法西斯化即薄熙来成为真正实权人物；要么，李克强按“党内民主”程序出任全国人大委员长，实控最高权力。十年内结果是实现全面私有化，其中包括农村土地权益的宪法确立，即农地私有化。
（大陆）鲍文来
主流价值观的自我扭曲
在中国历史上，每到王朝将要崩溃之际，统治高层总想重振意识形态，但整个社会却是最大程度地偏离主流价值观，并迅速传播末世观念。如满清后世，以白莲教为代表的诸种非主流价值无一例外地宣讲“劫期将至”。对满清王朝打击最为沉重的太平天国起义更是利用了外来宗教的壳资源，包装本土的末世观念，从而掀起大规模社会运动。
时至今日，虽然说中国社会并不一定在细节上复现历史，但是其发生学的逻辑却不能例外。公众对主流价值已经没有任何认同感。比方说，发生在浙江乐清的“钱云会案”不管政府如何解释，底层都无法认同作为村委会前主任的钱云会，不是因维护农民地权而被谋杀的。因为政府不仅在事件处理中隐瞒了许多细节，而且在事发之初总是躲躲闪闪，只是在网络舆论的压力下，才邀请民间人士参与调查。而新疆记者孙虹杰遭遇不明身份人的围殴以至殒命，事件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冲击效果，面对此事的报社与当地警方绝无积极调查的姿态，反而一口咬定：“事件与孙虹杰写文章揭露当地腐败与开发项目之关系无关。”
社会缺乏互信是主流价值观极度自我扭曲的结果，它极有可能引爆全面社会危机。因此，旅居美国的中共红色贵族后代、着名经济学家黄亚生，在其新浪微博上评论说：“这难道不正揭示出了一种危机？如果你是官员，你应该感到焦虑和担心吗？”
“中共已完成了历史使命”
北京当局在努力调控房价，以便让买不起房子的家庭或个人实现“有个窝儿”的梦想。但是，现实中没人认同房价会降下来的政府预期，民众更多的看法是“只要不再涨就可以了”。中国的军力在急速增长，仅就海军战力来看，已经达到了美国海军四分之一强的水平。预计二十年后，这一指标将接近四分之三。后一项有足够的理由让民族主义持续地保持狂欢状态。
前一项作为社会不公的最明显指标也将持续下去，直到整个社会爆发大危机。更为重要是，中国社会许多看似不相干的社会指标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全部指向了中共统治的适应性问题，即其历史合法性与现实正当性的严重冲突。北京一位体制内资深学者、全国人大代表私下说：“中共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不是愿不愿政治改革的问题，而是有否这种能力的问题。”
无处不在的变态发泄欲
二○一○年末，北京当局发表了《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白皮书》，旨在缓和民众对“越反越腐”的不满。现实言之，一党政治不可能建立低成本政府，也不可能将腐败抑制在较低水平上。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反腐败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腐败行为，尽管这一点很少为观察家所注意。且不说党政检三家的反腐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捞取非法利益，只看工作人员的总数量一项就超过了整个欧洲与美国合计的同类工作人员的四倍，高达三百馀万人。如此庞大的反腐倡廉体系不仅要开支巨额财政，而且其工作效率低得惊人，以至于反腐要靠官员窝里斗、情妇举报来发现线索。
中共反腐体系的隐型政治腐败是整个社会道德变态的一种反映。二○一○年最有闹剧性质的反腐案例非“局长日记”莫属。在这桩案件里，腐败行为人把他与属下女职员进行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的细节都记录在个人日记里。不少关注此案的高层人士对“局长日记”行为表示难以理解，还是心理学专家给前者讲出了道理：行为人凭工作能力在仕途本有很好的预期，但是，由于干部选拔体制高度扭曲，能干的人无实现个人社会名望的途径，长期承受心理高压，其发泄的欲望也就变态了。
据传小道消息说：九名政治局常委对外来文化影响十分重视，指示智囊机构对近年来愈见炽烈的“圣诞消费”进行重点调查，结果出乎意料：变了味的“圣诞消费”成为权贵与富豪阶层变态发泄欲的最好突破口，有的不惜以十万元人民币一桌在五星级饭店设下豪宴。相对应，北京低收入的三口之家全年收入不过三万六千元，尚不够半桌圣诞豪宴的开支。
即便是价格较低的圣诞豪宴，人均最低标准也在一千八百至二千四百元人民币之间，与一位大学毕业生一个月的全部收入持平。“吃丧！嚎丧！好像北京城明个儿就天塌地陷似的。”在北京某家五星级饭店当清洁工的何女士，对本文作者表露了她的不满。她每月工资并不低，约在三千五百元左右。此外，社会性末世心态还在两个较为微妙的层次上表现出来，它们一如反腐本身就是隐型政治腐败一样，少为观察人士所注意。第一个是，暴力文化正在发酵，前述新疆记者被殴致死案只是冰山一角，非政治原因引发的暴力冲突越来越多。第二个是，中国作为持续数年的全球自杀人数最多的国家，现在已经出现了集体自杀现象。
国家资本主义是权贵共识
中国严重的社会不公是中共第三代与第四代积累给第五代的巨额负资产。第四代名义上成功地应对了全球金融危机，但他们采取的近乎疯狂的国家资本主义手法，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不公程度。首先是，国家工程的层层分包导致了高度的商业贿赂；其次是，国有企业职工作为小众集团，其合法收入再次与社会平均水平拉大。
国家资本主义的疯狂扩张最大程度地挤压了民营资本的生存空间，从而也致使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现象成为社会常态。此种结构性问题亦少为观察家所关注，而最直接的社会表现则是：其一，个人选择低成本的生活空间被进一步逼窄，比如从北京、广州等特大城市转到南京、兰州等地工作与生活的白领阶层，很快发现二线城市对一线城市高物价、高房价的追求速度，远远超过他们迁徙的速度；其二，国控巨额信贷推动物价的持续上涨致使底层社会全面心理紧张，比如民工工资上涨幅度低于物价上涨幅度百分之三十之多。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第二次会议在秘密状态下举行（网上搜不到“五中全会第二次会议”的相关内容），时为二○一一年元旦放假期间。会议专门讨论中央级国企增加上交中央政府利润比例问题，结果遭到严重的抵触。会议以微弱的多数通过“实现平衡发展，推进分配改革”的决议，即中央政府从央企中多取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利润用于公共事业。但是，国资委高层几乎一致地认为：“难通过行政命令方式迫使国有企业多缴利润”。这是因为所谓的国企实际上是中共各个利益集团控制的私人企业，比如江泽民家族对电信行业的盘踞，再比如曾庆红家族与周永康家族对石油行业的占据。据一些新的内幕资料反映：贾庆林家族积十年对房地产行业渗入而“渐成气候”，李长春家族是中国新闻出版纸业生产与经销的“一条龙作业体系”，温家宝与朱镕基两个关系密切的“金融新势力”对中国资本市场达到了呼风唤雨的地步，胡锦涛家族在电信行业与江家竞争受挫后逐步向新能源方面转移，凡此等等。
新法西斯或全面私有化
中共十八大的高层组织构造现基本完成，他们的共识是如何应对未来十年的全面社会危机。但是，两种观点难以达成最低限度的一致：以薄熙来为首虽为少数但有底层基础的“新红派”，主张“回归毛泽东”，公开打击私人资本、强化国企作用；以李克强为首虽为多数但缺乏底层支持的“新锐派”，主张“持续渐进改革”，坚持市场化原则，强化政府的福利分配功能。
这两派姿态一高一低，是北京高层周知之事。目前，习近平正在努力调和，以避免十八大未开局前就出现分裂表面化。某个顶级的北京经济学家论坛（未对外开放，亦不接受媒体采访）在新年聚会得出的结论是中共十八大面临中国社会多维度分裂，选择只有两个：要么，全面法西斯化即薄熙来成为真正实权人物；要么，李克强按“党内民主”程序出任全国人大委员长，实控最高权力。十年内结果是实现全面私有化，其中包括农村土地权益的宪法确立，即农地私有化。
老愚：“红二代”的意志
老愚：“红二代”的意志
2011年01月27日 07:01 AM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老愚
薄熙来是可以比肩《封神榜》里那些呼风唤雨的人物，他把重庆拉回另一个时空，通过长长的时光隧道，那儿重返红色中国时代。这一次直辖市的整体漂移，世人瞩目。他率先垂范的“思想改造”激起了轩然大波，左派视之为延安重生，右派惊呼曰陪都沦陷。
在被新政权统治近一个甲子的重庆实行新政，精神的提振，是必经的一课，选择什么样的价值导向，其实是颇费思量的。以“开明”著称的薄熙来，毅然决然祭出红色法宝，是有自己老道的考量的。保持与革命传统的一致，既可认祖归宗，获得遗产继承权，让老一代成为自己的支撑，又可以断了反对派的念想，让寄希望于他的和平演变化为泡影。他如此完成了“红色接班人”的自我塑造。
这是一次超级“跳跳虎”式的行为艺术。他似乎是一个逆潮流而动的莽汉，普世价值乃世界大势，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此刻，薄熙来公然标榜另一种普世价值——通过不断的革命而非公民运动，达成社会主义的“公平”与“正义”。这儿的核心是控制：我让你拥有你应该拥有的东西。看得见的手掌控一切，把社会当成线性关系的流水线，给一个推动力就有一个必然的结果。对麻木而渴盼救星的大众而言，这种自信和铁的逻辑的混合物，竟然有迷醉般的魅力。
丧失了精神寄托的民众，在舆论持之以恒的洗脑下，患上了“民主恐惧症”，他们害怕那种“乱”，当下社会的风险尽管巨大，但似乎是他们可以接受的——至少，他们不以为会有一个自己无法承受的后果。而秩序重整，长治久安社会的建设，需要耐心和毅力，这不是他们所具有的品质。“一厘米的未来”，使他们易受制于蛊惑，感动于眼见为实的事迹。
如果只有唱红，他们不会认可薄熙来的，打黑，使他们隐约看见了社会主义的妩媚。
一个脑袋替代所有脑袋的独裁社会主义，培养服从的臣民，他们宛如婴儿般纯粹，全然按照那个强有力的意志指令行事。速度，效率，整齐划一，看上去赏心悦目，充满了“好”的秩序，但实际上，是一个泯灭个性、无社会的社会，因为强权消灭了多样性、创造性，单调、乏味，千篇一律窒息着人的生命。那是一个死寂的社会，一个不真实的戏剧场景。人们被迫变成了演员，伪装出一种革命所需要的本性，进而丧失本性。
薄熙来扶植的红色传统，集歌舞、故事、箴言、毛泽东话语于一身，呈现的是覆盖一切的强人意志。红色文化本质上是诗性的，他对社会和人性的理解基于某种线性逻辑：饲喂一个因，必得一个果。一个美好而苍凉的白痴社会。尽管许多人已经不相信这个，但薄熙来相信，很多官员相信，在社会面前在中国人民面前，他们总是那样异常自信和乐观。自由知识分子对红色重庆的抵触，基于中国前三十年的残酷事实，他们惧怕重回阉割精神禁锢思想的日子，那段日子在老鬼的《血与铁》和徐干生的《复归的素人》里都有惊心动魄的记录。
重庆沦陷，是右派痛心疾首的说法，但重庆人并不痛苦，他们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他们所在的城市也被评为最有幸福感的城市。右派们一厢情愿了。在生存困境面前，秩序才是最重要的，强人薄熙来建立了这种秩序。因秩序而有归属感，唱红把重庆人奇妙地连接起来了：可以各怀鬼胎，但我们是一体。这难道不是神圣的宗教感吗？
他们不会在意“老大哥”的存在，甚至隐约喜欢这个“老大哥”。在社会自治阙如的情状下，下意识的心理恐惧促使人们无障碍地亲近“老大哥”。
在宗教缺失的情况下，薄熙来企图以思想改造替代信仰迷失，实行新式“政教合一”。他及其同路人执意不走世俗国家的路线，红色文明要建立一个集体化的服从社会，自由和快乐由掌控者供给，定性，定量。
薄熙来走的是一条重回社会主义的“大道”：在剔除毛泽东式的个人专制外，是否真的存在一条光明之路？这个路的诱惑力已经足够大了，在经济上起飞之后，中国似乎已经有选择走自己道路的自信了。薄熙来的实践证明，红色中国是可行的。即使再一次失败，“红二代”也有能力控制中国不落入敌手。事实上，对红色的执着，并非仅仅存在于共产党内，也广泛存在于底层民众之间，他们倾向于善意看待社会和个人生活的改变，他们“自发”地认为，中国的事情必须由共产党来处理。
回顾薄熙来的大连实践，只能说他是聪明的，他的“开明”依然是老式共产党员的开明，是“中体西用”，而非一厢情愿者所奢望的西化先锋。他首先是一个革命者，其次才是一个有政治抱负的改革家。
天真的人说，我们要观察，他在如愿以偿拥有更大权力之后，会不会华丽转身，毅然踏上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
有人担心，这个局部社会主义盆景可能会有可怕的后果。他们认为，红色重庆实验成就了一个枭雄，留下一个随时起爆的火药桶。如果转向公民社会，必然经受巨大的震荡，比直接转向要付出更惨重的代价。事实上，这只是沙盘推演。在被折腾了多年之后，重庆人和其他地方的人不会有两样，他们知道什么是演戏，什么才是真的生活和命运。红色所能覆盖的只是视觉面积：报纸、杂志、电视荧屏、手机屏幕、公交车、户外广告等等，无论如何进入不了心灵。亢奋的革命话语，是可以让年轻人热血沸腾的，但在世故的中老年那里不会激起多少涟漪。
薄熙来唯一担心的是，革命所激起的亢奋，如果不能变成石块砸向“罪人”，必然反过来危及发动者的政治性命。在一个人人都不干净的社会，就业、平安、住房等民生工程只能暂时平息无产者的愤怒，却抑制不了他们渴望公平的终极诉求。如果不能清算权贵富豪阶层的原罪，那些委屈了多年的心怎能安静下来——我们怎么就变得一无所有？
延缓了清算的进程，并不能阻止清算的到来。
从维稳的角度看，薄熙来重庆实践的价值或许更大。他制止了局部恶化，给予民众一丝希望。在普遍性的溃烂中露出迷人的粉红。中国高层对他的貌似“冷漠”的旁观，只是惊异于他的大胆，担心舆论反弹才没有及时表态，在执政三周年之际，李长春、习近平等人的视察与表态，可视为按了确认键。这似乎透露出十八大的政治取向，近些年被刻意虚化的社会主义旗帜，终于要迎风飘扬了，我以为是神州大地采用重庆模式的先兆。由此，薄熙来孤独率意的政治实践，一变而为摸石头的勇士载入史册。独尊红色，罢黜百色，也宣告其他途径政治治理的终结。
遂了左派的愿，灭了右派的念想。重庆是一个试探球，现在，大家应该看清了吧。
2011年01月27日 07:01 AM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老愚
薄熙来是可以比肩《封神榜》里那些呼风唤雨的人物，他把重庆拉回另一个时空，通过长长的时光隧道，那儿重返红色中国时代。这一次直辖市的整体漂移，世人瞩目。他率先垂范的“思想改造”激起了轩然大波，左派视之为延安重生，右派惊呼曰陪都沦陷。
在被新政权统治近一个甲子的重庆实行新政，精神的提振，是必经的一课，选择什么样的价值导向，其实是颇费思量的。以“开明”著称的薄熙来，毅然决然祭出红色法宝，是有自己老道的考量的。保持与革命传统的一致，既可认祖归宗，获得遗产继承权，让老一代成为自己的支撑，又可以断了反对派的念想，让寄希望于他的和平演变化为泡影。他如此完成了“红色接班人”的自我塑造。
这是一次超级“跳跳虎”式的行为艺术。他似乎是一个逆潮流而动的莽汉，普世价值乃世界大势，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此刻，薄熙来公然标榜另一种普世价值——通过不断的革命而非公民运动，达成社会主义的“公平”与“正义”。这儿的核心是控制：我让你拥有你应该拥有的东西。看得见的手掌控一切，把社会当成线性关系的流水线，给一个推动力就有一个必然的结果。对麻木而渴盼救星的大众而言，这种自信和铁的逻辑的混合物，竟然有迷醉般的魅力。
丧失了精神寄托的民众，在舆论持之以恒的洗脑下，患上了“民主恐惧症”，他们害怕那种“乱”，当下社会的风险尽管巨大，但似乎是他们可以接受的——至少，他们不以为会有一个自己无法承受的后果。而秩序重整，长治久安社会的建设，需要耐心和毅力，这不是他们所具有的品质。“一厘米的未来”，使他们易受制于蛊惑，感动于眼见为实的事迹。
如果只有唱红，他们不会认可薄熙来的，打黑，使他们隐约看见了社会主义的妩媚。
一个脑袋替代所有脑袋的独裁社会主义，培养服从的臣民，他们宛如婴儿般纯粹，全然按照那个强有力的意志指令行事。速度，效率，整齐划一，看上去赏心悦目，充满了“好”的秩序，但实际上，是一个泯灭个性、无社会的社会，因为强权消灭了多样性、创造性，单调、乏味，千篇一律窒息着人的生命。那是一个死寂的社会，一个不真实的戏剧场景。人们被迫变成了演员，伪装出一种革命所需要的本性，进而丧失本性。
薄熙来扶植的红色传统，集歌舞、故事、箴言、毛泽东话语于一身，呈现的是覆盖一切的强人意志。红色文化本质上是诗性的，他对社会和人性的理解基于某种线性逻辑：饲喂一个因，必得一个果。一个美好而苍凉的白痴社会。尽管许多人已经不相信这个，但薄熙来相信，很多官员相信，在社会面前在中国人民面前，他们总是那样异常自信和乐观。自由知识分子对红色重庆的抵触，基于中国前三十年的残酷事实，他们惧怕重回阉割精神禁锢思想的日子，那段日子在老鬼的《血与铁》和徐干生的《复归的素人》里都有惊心动魄的记录。
重庆沦陷，是右派痛心疾首的说法，但重庆人并不痛苦，他们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他们所在的城市也被评为最有幸福感的城市。右派们一厢情愿了。在生存困境面前，秩序才是最重要的，强人薄熙来建立了这种秩序。因秩序而有归属感，唱红把重庆人奇妙地连接起来了：可以各怀鬼胎，但我们是一体。这难道不是神圣的宗教感吗？
他们不会在意“老大哥”的存在，甚至隐约喜欢这个“老大哥”。在社会自治阙如的情状下，下意识的心理恐惧促使人们无障碍地亲近“老大哥”。
在宗教缺失的情况下，薄熙来企图以思想改造替代信仰迷失，实行新式“政教合一”。他及其同路人执意不走世俗国家的路线，红色文明要建立一个集体化的服从社会，自由和快乐由掌控者供给，定性，定量。
薄熙来走的是一条重回社会主义的“大道”：在剔除毛泽东式的个人专制外，是否真的存在一条光明之路？这个路的诱惑力已经足够大了，在经济上起飞之后，中国似乎已经有选择走自己道路的自信了。薄熙来的实践证明，红色中国是可行的。即使再一次失败，“红二代”也有能力控制中国不落入敌手。事实上，对红色的执着，并非仅仅存在于共产党内，也广泛存在于底层民众之间，他们倾向于善意看待社会和个人生活的改变，他们“自发”地认为，中国的事情必须由共产党来处理。
回顾薄熙来的大连实践，只能说他是聪明的，他的“开明”依然是老式共产党员的开明，是“中体西用”，而非一厢情愿者所奢望的西化先锋。他首先是一个革命者，其次才是一个有政治抱负的改革家。
天真的人说，我们要观察，他在如愿以偿拥有更大权力之后，会不会华丽转身，毅然踏上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
有人担心，这个局部社会主义盆景可能会有可怕的后果。他们认为，红色重庆实验成就了一个枭雄，留下一个随时起爆的火药桶。如果转向公民社会，必然经受巨大的震荡，比直接转向要付出更惨重的代价。事实上，这只是沙盘推演。在被折腾了多年之后，重庆人和其他地方的人不会有两样，他们知道什么是演戏，什么才是真的生活和命运。红色所能覆盖的只是视觉面积：报纸、杂志、电视荧屏、手机屏幕、公交车、户外广告等等，无论如何进入不了心灵。亢奋的革命话语，是可以让年轻人热血沸腾的，但在世故的中老年那里不会激起多少涟漪。
薄熙来唯一担心的是，革命所激起的亢奋，如果不能变成石块砸向“罪人”，必然反过来危及发动者的政治性命。在一个人人都不干净的社会，就业、平安、住房等民生工程只能暂时平息无产者的愤怒，却抑制不了他们渴望公平的终极诉求。如果不能清算权贵富豪阶层的原罪，那些委屈了多年的心怎能安静下来——我们怎么就变得一无所有？
延缓了清算的进程，并不能阻止清算的到来。
从维稳的角度看，薄熙来重庆实践的价值或许更大。他制止了局部恶化，给予民众一丝希望。在普遍性的溃烂中露出迷人的粉红。中国高层对他的貌似“冷漠”的旁观，只是惊异于他的大胆，担心舆论反弹才没有及时表态，在执政三周年之际，李长春、习近平等人的视察与表态，可视为按了确认键。这似乎透露出十八大的政治取向，近些年被刻意虚化的社会主义旗帜，终于要迎风飘扬了，我以为是神州大地采用重庆模式的先兆。由此，薄熙来孤独率意的政治实践，一变而为摸石头的勇士载入史册。独尊红色，罢黜百色，也宣告其他途径政治治理的终结。
遂了左派的愿，灭了右派的念想。重庆是一个试探球，现在，大家应该看清了吧。
2011年1月23日星期日
吴仁华：英年早逝的“六四”抗命将领张明春少将
吴仁华：英年早逝的“六四”抗命将领张明春少将
吴仁华 23:23 2011/1/20
“六四”事件后，不愿执行镇压命令的陆军第二十八集团军政委张明春少将在历经半年审查之后，遭降职处分，调离野战军，任吉林军区副政委，一年后鬱鬱而终，英年早逝，终年五十三岁。
张明春少将“六四”抗命的事迹长期不为外界所知。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现任国防大学政委的刘亚洲中将，在担任武汉军区空军政委期间给云南某空军基地营级以上军官作题为“信念与道德”的内部演讲中，透露了陆军第二十八集团军消极抗命内幕，但只提到军长何燕然的名字。笔者为了写作《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一书，多方搜集资料，终于瞭解到张明春少将的抗命事迹以及英年早逝的不幸遭遇。
没能按预定时间进入北京城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中共当局宣布北京戒严，时任陆军第二十八集团军政委的张明春少将与军长何燕然少将奉命率领部队从驻地山西省大同市紧急赴京执行戒严任务，驻扎在北京市延庆县。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戒严指挥部命令第二十八集团军全副武装立即向天安门广场开进，参加清场行动。当天傍晚，军长何燕然、军政委张明春率领部队乘车从延庆县驻地出发，向北京城开进。一路上不断受到民众阻拦，始终未采取包括开枪在内的强制措施，开进行动迟缓，没能按预定时间进入北京城。
直至六月四日清晨五时三十分天安门广场清场行动结束后，第二十八集团军车队才进入北京城，沿西长安街向广场进发，正好遇上抗议高潮，清晨七点钟左右，被数以万计被屠杀所激怒的民众堵截在木樨地一带。军政委张明春与军长何燕然没有率领部队强行突进，部队车队陷于人海之中。民众不分男女老少，纷纷向官兵哭诉屠杀情景，展示死难者血衣，导致部队军心动摇，弃车而不顾，包括三十一辆装甲车和两辆通讯电台车在内的七十四辆军车被烧毁，是军车被烧最多的一支戒严部队。
张明春和何燕然不愿执行武力镇压民众的命令，始终没有下令强行突进。约中午十二点三十分，戒严部队指挥部总指挥刘华清命令空军司令员王海派遣一架军用直升机，在木樨地一带上空盘旋，用高音喇叭反复向停滞不前的第二十八集团军部队呼喊：“军委首长有令，军队不能受阻，受阻坚决反击！”这实际上是在下达开枪命令。但第二十八集团军部队置之不理，没有再前进一步。到了下午五点钟，第二十八集团军部队全部撤走了，有一部分撤入了附近的军事博物馆，成为戒严部队中唯一一支成建制没有抵达上级所指定位置的部队。
中共眼中表现最差的部队
在中共当局眼中，陆军第二十八集团军是十四个奉命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的陆军集团军中表现最差的部队。“六四”事件后，中共当局对其进行了历时半年的清查整顿。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军一级指挥官均被调离野战军部队，何燕然降职调任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张明春降职调任吉林省军区副政委，参谋长邱金凯调任贵州省军区参谋长。一位资深的第二十八军副军长（曾任军参谋长）的女儿（原第二十八集团军步兵第八十二师炮兵团军医）透露说：“何燕然、张明春因八九年‘六四’动乱指挥错误，双双降职。”
目前所知，在“六四”后清查整顿过程中表现不佳的第二十八集团军高级军官，只有步兵第八十二师师长林尊龙，为了个人前程，有不良行为，后来升任第二十七集团军参谋长。一些当年第二十八集团军的营、团级军官至今对林尊龙有微言。
与徐勤先一样，何燕然、张明春本来属于前途看好的少壮派将领，都是刚在一九八八年九月晋升少将军衔，仕途正处于上升时期。何燕然于一九八八年十一月由天津警备区副司令员升任第二十八集团军军长，张明春于一九八八年二月由第二十四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升任第二十八集团军政委，两个人都升迁新职不久。张明春潇洒倜傥、口才极佳，深受部属喜爱。
张明春出生于一九三八年五月，黑龙江省呼兰县人。一九五五年八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历任战士、副排长、排长、作战训练参谋、干部科助理员、干事、秘书、干部处副处长、师政治部主任、师政委，第二十四集团军政治部主任。
（本文作者著有《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和《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两本书）
吴仁华 23:23 2011/1/20
“六四”事件后，不愿执行镇压命令的陆军第二十八集团军政委张明春少将在历经半年审查之后，遭降职处分，调离野战军，任吉林军区副政委，一年后鬱鬱而终，英年早逝，终年五十三岁。
张明春少将“六四”抗命的事迹长期不为外界所知。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现任国防大学政委的刘亚洲中将，在担任武汉军区空军政委期间给云南某空军基地营级以上军官作题为“信念与道德”的内部演讲中，透露了陆军第二十八集团军消极抗命内幕，但只提到军长何燕然的名字。笔者为了写作《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一书，多方搜集资料，终于瞭解到张明春少将的抗命事迹以及英年早逝的不幸遭遇。
没能按预定时间进入北京城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中共当局宣布北京戒严，时任陆军第二十八集团军政委的张明春少将与军长何燕然少将奉命率领部队从驻地山西省大同市紧急赴京执行戒严任务，驻扎在北京市延庆县。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戒严指挥部命令第二十八集团军全副武装立即向天安门广场开进，参加清场行动。当天傍晚，军长何燕然、军政委张明春率领部队乘车从延庆县驻地出发，向北京城开进。一路上不断受到民众阻拦，始终未采取包括开枪在内的强制措施，开进行动迟缓，没能按预定时间进入北京城。
直至六月四日清晨五时三十分天安门广场清场行动结束后，第二十八集团军车队才进入北京城，沿西长安街向广场进发，正好遇上抗议高潮，清晨七点钟左右，被数以万计被屠杀所激怒的民众堵截在木樨地一带。军政委张明春与军长何燕然没有率领部队强行突进，部队车队陷于人海之中。民众不分男女老少，纷纷向官兵哭诉屠杀情景，展示死难者血衣，导致部队军心动摇，弃车而不顾，包括三十一辆装甲车和两辆通讯电台车在内的七十四辆军车被烧毁，是军车被烧最多的一支戒严部队。
张明春和何燕然不愿执行武力镇压民众的命令，始终没有下令强行突进。约中午十二点三十分，戒严部队指挥部总指挥刘华清命令空军司令员王海派遣一架军用直升机，在木樨地一带上空盘旋，用高音喇叭反复向停滞不前的第二十八集团军部队呼喊：“军委首长有令，军队不能受阻，受阻坚决反击！”这实际上是在下达开枪命令。但第二十八集团军部队置之不理，没有再前进一步。到了下午五点钟，第二十八集团军部队全部撤走了，有一部分撤入了附近的军事博物馆，成为戒严部队中唯一一支成建制没有抵达上级所指定位置的部队。
中共眼中表现最差的部队
在中共当局眼中，陆军第二十八集团军是十四个奉命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的陆军集团军中表现最差的部队。“六四”事件后，中共当局对其进行了历时半年的清查整顿。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军一级指挥官均被调离野战军部队，何燕然降职调任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张明春降职调任吉林省军区副政委，参谋长邱金凯调任贵州省军区参谋长。一位资深的第二十八军副军长（曾任军参谋长）的女儿（原第二十八集团军步兵第八十二师炮兵团军医）透露说：“何燕然、张明春因八九年‘六四’动乱指挥错误，双双降职。”
目前所知，在“六四”后清查整顿过程中表现不佳的第二十八集团军高级军官，只有步兵第八十二师师长林尊龙，为了个人前程，有不良行为，后来升任第二十七集团军参谋长。一些当年第二十八集团军的营、团级军官至今对林尊龙有微言。
与徐勤先一样，何燕然、张明春本来属于前途看好的少壮派将领，都是刚在一九八八年九月晋升少将军衔，仕途正处于上升时期。何燕然于一九八八年十一月由天津警备区副司令员升任第二十八集团军军长，张明春于一九八八年二月由第二十四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升任第二十八集团军政委，两个人都升迁新职不久。张明春潇洒倜傥、口才极佳，深受部属喜爱。
张明春出生于一九三八年五月，黑龙江省呼兰县人。一九五五年八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历任战士、副排长、排长、作战训练参谋、干部科助理员、干事、秘书、干部处副处长、师政治部主任、师政委，第二十四集团军政治部主任。
（本文作者著有《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和《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两本书）
官场瞭望：太子结盟藉民粹重铸合法性——习近平挺薄熙来的政治解读
官场瞭望：太子结盟藉民粹重铸合法性——习近平挺薄熙来的政治解读
官场瞭望 23:22 2011/1/20
随着中国各类危机日益深化和表面化，十八大前夕中共高层的内部分歧和斗争也浮上台面。中国目前的发展格局面临的重大危机是邓小平发展模式造成的。七十年代中期毛泽东病逝，中国有了机会更改难以为继的政治运动治国的极权模式。一些中共元老试图恢复被毛的革命推翻的斯大林模式及其变种。而中国的年轻人提出要全面改革，回归被共产党革命打断的政治民主、经济市场和文化人道的人类进步文明主流模式。邓小平则主张暴力维稳经济开放促高速发展的跛脚改革模式。
邓模式尽头：胡恶化所有问题
经过十年左右的激烈冲突，在九十年代初，邓小平模式确立为中共主导发展模式。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为邓小平建立在精英腐败结盟基础上的威权政体扫平了意识形态的障碍，一个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支持暴力维稳的社会结构成形。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指导建立的和谐社会，其具体政治制度建树是进一步强化党国机器，党重新绝对控制社会各组织，恢复国家对社会的压倒性优势。
邓小平模式确实促进了中国的疯狂发展，但这一模式无法解决和避免产生所有高度集权的模式一样导致的问题：绝对权力导致腐败和滥用权力；在一个威权政体和灰色市场的社会中，腐败、社会不公、治安紊乱、道德沦丧等问题都快速恶化。少数掌握权力的权贵集团垄断发展的机会和红利，而广大大众承担发展的代价和恶果。这样的模式激起大众强烈不满。二十一世纪头十年中，各种矛盾日趋尖锐。最初，在胡温建立和谐社会的允诺下，民众试图通过党政系统内信访和司法架构中的维权活动，表达意愿，解决问题。但这些体制内的努力被黑社会化的地方政权打压。愤怒和绝望的民众转而采取集体暴力抵抗，去年群体事件达二十五万起之多。
从官民冲突博弈角度看，这些事件一再突破纪录。二○○八年，瓮安百姓逼迫当局转换唯暴力策略，要求党政领导解决问题；北京青年杨佳手刃上海十警，六死四伤；二○○九年，邓玉娇案件中民间获得博弈胜利；石首事件中百姓第一次街头击溃武警；通钢事件中工人活活打死企业高管，上千武警公安无力干预；二○一○年，福建三网民案件的全国围观策略和艾未未将抗争行为艺术化，使得反抗由代价超出常识理性的昂贵抗争变为娱乐活动，因而在年轻人中急剧扩展影响；二○一○年，富士康十二跳及其后郭台铭的反应表明，冲突由落后地区和阶层，发展到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和曾经享受高速发展红利而支持邓小平模式的外企白领阶层和民营企业家。
在问题急速恶化、暴力冲突剧增的形势下，中国各界都感到需要调整邓小平模式。胡锦涛集团除继续强化党国体制外，还通过打造形象盛会、制造景气，并将警察国家和毛泽东的群众联防方式结合，强化维稳。中国民间力量则以律师、记者等专业力量和草根活动家、网民意见领袖为主，在宪政民主的旗帜下集结，力图通过公共讨论和司法解决冲突，保障民权，并在博弈中逐步改变现有制度运行机制。还有老左派，希望通过恢复毛泽东的革命理念和治国模式，解决问题。
薄熙来唱红打黑藏玄机
由于腐败暴政不公都是通过党国高度垄断的权力和资源得以实现，胡锦涛的模式是恶化所有问题。自由派在暴政打压下，一方面无法在现体制空间中发展，另一方面愤怒的民众日益失去耐心，民间合法解决问题和变革制度的希望渺茫。而毛派虽然有民粹民意做继承，但缺乏现实中产阶层以上阶层的支持，虽有压力但实际上没有形成政治力量的现实空间。此时，中共内部出现两种新的努力。温家宝总理疾呼政治改革，认同普世价值，得到支持自由民主的民间力量的支持，但缺乏权力核心层的具体支持，因而仅仅成为政坛上的一阵清风。另一个动向就是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
关于薄熙来的唱红打黑，仅仅开始浮出，具体模式细节和发展路径还要时间和机会进一步展示。但我们现在从已有的作为举措中，可以勾画出架构。第一，薄熙来不依靠党国现有制度架构和集团，因为这些党国机器内部的程序会限制他施展个人抱负。他用公安作为杠杆，将党国打造成自己绝对权威下的机器。这与胡锦涛不同；胡想在现有党国机器中解决党国问题。第二，薄熙来厌恶民间力量和公民社会，因为民间社会不听从他的指挥。他打黑，其实是打压中间阶层。从经济上扶植国有经济承担发展要角，限制民间经济。政治上采取黑道加强权的方式，排挤记者和律师等现代专业力量。第三，薄熙来在文化上倡导红色文化，不仅内容，而且说唱形式也是沿用毛时代的红色文化。最后，薄熙来政治动员的手段和利用心理，是民粹主义的运动方式。
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料得知，薄熙来内心中的政治理念是什么。但可以在历史上找到一些参考的事例。在中国政治史上，雍正皇帝是个暴君，他以苛刑厉法树立个人绝对权威，严惩贪官和豪强，保护民众不受侵害。但他同时大开文字狱，镇压异议人士。在现代西方政治史上可以参照的例子是法西斯主义。通过民粹主义运动，建立一个强权，压制、打击和取缔各类不受控制的力量，维持一个统治者迎合民粹看法而认为的清明社会。
薄习联盟的基础和实质
本来，薄熙来在目前政治态势中，从朝野各方看，都是个异数。胡温当然不喜欢他，江泽民和曾庆红力挺的习近平最初也讨厌他。当薄熙来开始唱红打黑时，习近平撰写长文，只字不提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这是对台戏。但最近习近平视察重庆，力挺薄熙来模式，并且动议薄熙来担任北京市委书记，不顾胡锦涛提出的人选胡春华。
习近平的转向，一反过去人们的印象和期待。习近平父亲是八十年代的改革派要员，是九十年代后中共高层不多的公开坚持理念的元老。习近平本人从福建做官，经由浙江、上海，进入北京，应当是开明的改革者，但突然转向挺薄熙来的唱红打黑，使得边缘化的薄熙来成为中共和中国政治变局中值得注意的选项。
习近平为什么这样做，是理解薄习联盟的基础和实质以及判断中国未来政治斗争和政局走势的重要因素。有两种解释：
第一种解释，习近平的政治支持基本上来自江泽民和曾庆红，而人事布局是曾庆红的工作。作为政治斗争的高手，曾庆红也许让习近平与薄熙来结盟，争取十八大前政治角逐中占优势及十八大后的政治支持。如果这样，习薄结盟，就是暂时的政治交易，不具有共产党执政模式和全国政局演变的指向意义。习近平挺薄熙来消息传出后，立即有人在博讯网上以习的亲信的口气介绍习的这种苦衷。
然而，习近平与薄熙来结盟，也可能有更深的用意和原因，这会影响到未来中国大陆政局走势。目前各种问题导致认同中共的人危机感深重，“太子党”就是这样的群体之一。如果中共江山覆灭，那些因老子血统而做官的太子们会被人民追究两代人在打江山和吃江山中腐败残暴的政治和道义责任，保住红色江山，已经是这些在位太子党们思考政治乃至人身安全的近忧远虑。近年来，他们竟摈弃父辈间你死我活相互残杀的前嫌，在血统身份认同的基础上发展私谊，甚至卷入那些沦为平民困境的和厌恶权贵意识的红色后代。薄熙来本来是毛泽东革命的受害者，早年不幸使其内心对社会冷漠，现在他竟然唱红打黑，为仇敌歌功颂德，此悖逆人情之举，其实是为了挽救红色江山、保住自己的既得权位和利益。
血统身份认同的政治结盟
唱红打黑，是薄氏政治举措中最炫人眼目的特点，形象地凸显出薄氏的政治谋略的深刻心机：为保红色江山打压民间社会。这可以迎合民粹主义的不满和企盼，重建红色江山的合法性。本来，中国目前局势中唯一的出路是，倡言符合基本人性和常识良知的普世价值，实施宪政改革，在公民授权的基础上建立符合普世价值的新政体，以根治腐败和暴政。这需要限制党国的权力，支持专业力量在法治架构中维护民众利益，与腐败和暴政斗争。但薄熙来却采取封建帝王铁腕权谋，破坏所有的博弈规则，消灭新兴专业力量，利用民众仇恨腐败和渴盼安全的心理，以正统的红色意识形态和民粹式的动员方式，建立个人绝对权威。习近平挺薄熙来，是太子们在血统身份认同的基础上重建红色江山的合法性，保存自己的安全和权位。
任用自己的后代，执掌国家管理和维持要害部门，是陈云在八十年代初期就为保中共江山而动议的人事路线。那时，改革开放之初进入大学的年轻大学生们表现出追求合理和正义社会、认同普世价值和人类文明进步主流以及改革厌恶共产党传统政治的热情，让陈云忧虑世纪之交的红色江山的安全。但邓小平当时没有接纳陈云的动议，他还相信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发展足够共产党重建维护统治和暴力维稳的合法性。一九八九年的“六四”镇压造成的合法性危机和苏东红色江山变色在中国重演的恐惧感，才使得邓小平接受陈云的思想，大规模启用太子党。今天，身居要位的太子们正在血统身份认同的基础上，政治结盟，利用民间仇恨腐败和暴政的心态，抵制普世价值和政治民主化，重建红色江山。这将不仅使得中国政治进入当代人类政治中最反动的政体类型，而且彻底背离二十世纪的共产党革命的承诺，使这场红色革命沦为彻头彻尾的政治罪行和笑话。
（作者为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
官场瞭望 23:22 2011/1/20
随着中国各类危机日益深化和表面化，十八大前夕中共高层的内部分歧和斗争也浮上台面。中国目前的发展格局面临的重大危机是邓小平发展模式造成的。七十年代中期毛泽东病逝，中国有了机会更改难以为继的政治运动治国的极权模式。一些中共元老试图恢复被毛的革命推翻的斯大林模式及其变种。而中国的年轻人提出要全面改革，回归被共产党革命打断的政治民主、经济市场和文化人道的人类进步文明主流模式。邓小平则主张暴力维稳经济开放促高速发展的跛脚改革模式。
邓模式尽头：胡恶化所有问题
经过十年左右的激烈冲突，在九十年代初，邓小平模式确立为中共主导发展模式。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为邓小平建立在精英腐败结盟基础上的威权政体扫平了意识形态的障碍，一个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支持暴力维稳的社会结构成形。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指导建立的和谐社会，其具体政治制度建树是进一步强化党国机器，党重新绝对控制社会各组织，恢复国家对社会的压倒性优势。
邓小平模式确实促进了中国的疯狂发展，但这一模式无法解决和避免产生所有高度集权的模式一样导致的问题：绝对权力导致腐败和滥用权力；在一个威权政体和灰色市场的社会中，腐败、社会不公、治安紊乱、道德沦丧等问题都快速恶化。少数掌握权力的权贵集团垄断发展的机会和红利，而广大大众承担发展的代价和恶果。这样的模式激起大众强烈不满。二十一世纪头十年中，各种矛盾日趋尖锐。最初，在胡温建立和谐社会的允诺下，民众试图通过党政系统内信访和司法架构中的维权活动，表达意愿，解决问题。但这些体制内的努力被黑社会化的地方政权打压。愤怒和绝望的民众转而采取集体暴力抵抗，去年群体事件达二十五万起之多。
从官民冲突博弈角度看，这些事件一再突破纪录。二○○八年，瓮安百姓逼迫当局转换唯暴力策略，要求党政领导解决问题；北京青年杨佳手刃上海十警，六死四伤；二○○九年，邓玉娇案件中民间获得博弈胜利；石首事件中百姓第一次街头击溃武警；通钢事件中工人活活打死企业高管，上千武警公安无力干预；二○一○年，福建三网民案件的全国围观策略和艾未未将抗争行为艺术化，使得反抗由代价超出常识理性的昂贵抗争变为娱乐活动，因而在年轻人中急剧扩展影响；二○一○年，富士康十二跳及其后郭台铭的反应表明，冲突由落后地区和阶层，发展到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和曾经享受高速发展红利而支持邓小平模式的外企白领阶层和民营企业家。
在问题急速恶化、暴力冲突剧增的形势下，中国各界都感到需要调整邓小平模式。胡锦涛集团除继续强化党国体制外，还通过打造形象盛会、制造景气，并将警察国家和毛泽东的群众联防方式结合，强化维稳。中国民间力量则以律师、记者等专业力量和草根活动家、网民意见领袖为主，在宪政民主的旗帜下集结，力图通过公共讨论和司法解决冲突，保障民权，并在博弈中逐步改变现有制度运行机制。还有老左派，希望通过恢复毛泽东的革命理念和治国模式，解决问题。
薄熙来唱红打黑藏玄机
由于腐败暴政不公都是通过党国高度垄断的权力和资源得以实现，胡锦涛的模式是恶化所有问题。自由派在暴政打压下，一方面无法在现体制空间中发展，另一方面愤怒的民众日益失去耐心，民间合法解决问题和变革制度的希望渺茫。而毛派虽然有民粹民意做继承，但缺乏现实中产阶层以上阶层的支持，虽有压力但实际上没有形成政治力量的现实空间。此时，中共内部出现两种新的努力。温家宝总理疾呼政治改革，认同普世价值，得到支持自由民主的民间力量的支持，但缺乏权力核心层的具体支持，因而仅仅成为政坛上的一阵清风。另一个动向就是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
关于薄熙来的唱红打黑，仅仅开始浮出，具体模式细节和发展路径还要时间和机会进一步展示。但我们现在从已有的作为举措中，可以勾画出架构。第一，薄熙来不依靠党国现有制度架构和集团，因为这些党国机器内部的程序会限制他施展个人抱负。他用公安作为杠杆，将党国打造成自己绝对权威下的机器。这与胡锦涛不同；胡想在现有党国机器中解决党国问题。第二，薄熙来厌恶民间力量和公民社会，因为民间社会不听从他的指挥。他打黑，其实是打压中间阶层。从经济上扶植国有经济承担发展要角，限制民间经济。政治上采取黑道加强权的方式，排挤记者和律师等现代专业力量。第三，薄熙来在文化上倡导红色文化，不仅内容，而且说唱形式也是沿用毛时代的红色文化。最后，薄熙来政治动员的手段和利用心理，是民粹主义的运动方式。
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料得知，薄熙来内心中的政治理念是什么。但可以在历史上找到一些参考的事例。在中国政治史上，雍正皇帝是个暴君，他以苛刑厉法树立个人绝对权威，严惩贪官和豪强，保护民众不受侵害。但他同时大开文字狱，镇压异议人士。在现代西方政治史上可以参照的例子是法西斯主义。通过民粹主义运动，建立一个强权，压制、打击和取缔各类不受控制的力量，维持一个统治者迎合民粹看法而认为的清明社会。
薄习联盟的基础和实质
本来，薄熙来在目前政治态势中，从朝野各方看，都是个异数。胡温当然不喜欢他，江泽民和曾庆红力挺的习近平最初也讨厌他。当薄熙来开始唱红打黑时，习近平撰写长文，只字不提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这是对台戏。但最近习近平视察重庆，力挺薄熙来模式，并且动议薄熙来担任北京市委书记，不顾胡锦涛提出的人选胡春华。
习近平的转向，一反过去人们的印象和期待。习近平父亲是八十年代的改革派要员，是九十年代后中共高层不多的公开坚持理念的元老。习近平本人从福建做官，经由浙江、上海，进入北京，应当是开明的改革者，但突然转向挺薄熙来的唱红打黑，使得边缘化的薄熙来成为中共和中国政治变局中值得注意的选项。
习近平为什么这样做，是理解薄习联盟的基础和实质以及判断中国未来政治斗争和政局走势的重要因素。有两种解释：
第一种解释，习近平的政治支持基本上来自江泽民和曾庆红，而人事布局是曾庆红的工作。作为政治斗争的高手，曾庆红也许让习近平与薄熙来结盟，争取十八大前政治角逐中占优势及十八大后的政治支持。如果这样，习薄结盟，就是暂时的政治交易，不具有共产党执政模式和全国政局演变的指向意义。习近平挺薄熙来消息传出后，立即有人在博讯网上以习的亲信的口气介绍习的这种苦衷。
然而，习近平与薄熙来结盟，也可能有更深的用意和原因，这会影响到未来中国大陆政局走势。目前各种问题导致认同中共的人危机感深重，“太子党”就是这样的群体之一。如果中共江山覆灭，那些因老子血统而做官的太子们会被人民追究两代人在打江山和吃江山中腐败残暴的政治和道义责任，保住红色江山，已经是这些在位太子党们思考政治乃至人身安全的近忧远虑。近年来，他们竟摈弃父辈间你死我活相互残杀的前嫌，在血统身份认同的基础上发展私谊，甚至卷入那些沦为平民困境的和厌恶权贵意识的红色后代。薄熙来本来是毛泽东革命的受害者，早年不幸使其内心对社会冷漠，现在他竟然唱红打黑，为仇敌歌功颂德，此悖逆人情之举，其实是为了挽救红色江山、保住自己的既得权位和利益。
血统身份认同的政治结盟
唱红打黑，是薄氏政治举措中最炫人眼目的特点，形象地凸显出薄氏的政治谋略的深刻心机：为保红色江山打压民间社会。这可以迎合民粹主义的不满和企盼，重建红色江山的合法性。本来，中国目前局势中唯一的出路是，倡言符合基本人性和常识良知的普世价值，实施宪政改革，在公民授权的基础上建立符合普世价值的新政体，以根治腐败和暴政。这需要限制党国的权力，支持专业力量在法治架构中维护民众利益，与腐败和暴政斗争。但薄熙来却采取封建帝王铁腕权谋，破坏所有的博弈规则，消灭新兴专业力量，利用民众仇恨腐败和渴盼安全的心理，以正统的红色意识形态和民粹式的动员方式，建立个人绝对权威。习近平挺薄熙来，是太子们在血统身份认同的基础上重建红色江山的合法性，保存自己的安全和权位。
任用自己的后代，执掌国家管理和维持要害部门，是陈云在八十年代初期就为保中共江山而动议的人事路线。那时，改革开放之初进入大学的年轻大学生们表现出追求合理和正义社会、认同普世价值和人类文明进步主流以及改革厌恶共产党传统政治的热情，让陈云忧虑世纪之交的红色江山的安全。但邓小平当时没有接纳陈云的动议，他还相信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发展足够共产党重建维护统治和暴力维稳的合法性。一九八九年的“六四”镇压造成的合法性危机和苏东红色江山变色在中国重演的恐惧感，才使得邓小平接受陈云的思想，大规模启用太子党。今天，身居要位的太子们正在血统身份认同的基础上，政治结盟，利用民间仇恨腐败和暴政的心态，抵制普世价值和政治民主化，重建红色江山。这将不仅使得中国政治进入当代人类政治中最反动的政体类型，而且彻底背离二十世纪的共产党革命的承诺，使这场红色革命沦为彻头彻尾的政治罪行和笑话。
（作者为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
Jeremy Page：让中国又喜又忧的美国驻华大使
Jeremy Page：让中国又喜又忧的美国驻华大使
Jeremy Page 2011年01月19日 11:23
去年一次接受外交召见时，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Jon Huntsman Jr.）跳上了他那辆坚固的“永久”牌自行车，骑到了外交部。
慌张的警卫让他把自行车停在了侧门，然后让他走进去。他们本以为这位美国驻华大使会坐着他那辆防弹的卡迪拉克座驾而来。
这种非正式的抵达在洪博培看来已经习以为常，尽管对于一个大使来说，这不免有些过于谦卑和不敬。这个会说一口流利汉语的前摩门教传教士是一位亿万富翁的儿子，他为自己设定的宏大目标是使得中美关系这对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变得人性化。
自从2009年担任驻华大使这个美国最重要的外交职位以来，这位前犹他州州长就养成了挑战外交礼节的习惯。在向中国施展个人魅力的同时又令中国感到不安。洪博培也是共和党2012年总统候选人的可能人选。
在过去的一年，这位七个孩子的父亲已经好几次骑着自行车到外交部接受中国官员对美国对台军售等问题的斥责。洪博培过去在盐湖城生活的时候，也曾经把哈雷摩托车当成代步工具。
他那不寻常的做法恰好概括了美中之间日益共生但又冲突不断的复杂关系。而本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又将真实再现美中之间的这种关系。胡锦涛主席此次访美是自1997年以来中国国家元首对美国进行的首次正式国事访问。
在胡锦涛主席出发前，就如何向两国各自的国内民众阐释美中关系的重要性，洪博培给两国领导人提出了重要的建议。同时他也亲力亲为，帮助胡锦涛主席安排整个访问行程，确保访问成功。
“如果要我总结出大家都在做什么，我想就是使美中关系人性化，以两国人民都能够理解的方式加以阐释，”50岁的洪博培上周晚些时候在接受采访是这样说到。
“如果你无法使美中关系人性化，并向普通民众证明这是对他们来说非常有价值的一件事，那么你就无法得到人民的支持，那么这就变成了价值有限的东西。”
上面这句话无论对中国还是对美国来说都一样受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过后，中美双方都试图给各自的角色做一个明确的定位，这场危机也加强了中国作为世界强国的实力。
而原先能够稳定两国外交关系的那些确定性因素早就消失殆尽了。冷战期间，由于共同反对前苏联的霸权，中美两国站到了一起。上世纪70年代末期，当中国对外开放的时候，美国企业涌入中国这个新兴的巨大市场，提供商品和服务，并获取了高额利润。现在，经历了去年一系列的公开争议之后，中美两国在试图制定一个尊重双方政治、军事和经济利益的共同议程方面也遇到困难。
在洪博培看来，此次胡锦涛主席访美是一次历史性的访问，因为史上第一次中美两国共同站在了世界的舞台上，双方正试图找到合作共赢的方式。
“我们见过面，但此前的聚光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耀眼，双方的期望也从来没有这么高。”
对于美国驻华大使这一职位来说，洪博培是一个“非典型”的人选。此前美国总统大都挑选忠心耿耿的政治支持者，这些人一般都从事国家安全工作，或是有很深厚的商界背景。惟一的例外是尚慕杰（James Sasser），他是一位民选官员，1996年至1999年担任驻华大使，不过此时他也正处于政治生涯的晚期了。
因此当奥巴马总统2009年5月任命洪博培出任美国驻华大使这一职位时，华盛顿的权威人士将此举视作奥巴马为谋求连任、赢得2012年总统大选而清除潜在竞争对手的妙招。
如果这确实是奥巴马的意图，那么他也还没锁定胜局：洪博培只答应担任两年的驻华大使，没有排除参加2012年总统选举的可能性。
不过，洪博培的确也非常适合这一职位。此前他曾出任美国驻新加坡大使、美国商务部部长副助理以及贸易副代表等职位，并在塑料家族企业亨斯曼公司（Huntsman Corp.）担任过高管。
与他的前任不同的是，洪博培罕见地融合了政治、语言和商务技巧。与中美两国其它任何一位公众人物不同的是，他的人生恰好和现代中美关系的发展重合。
1971年，11岁的洪博培跟着身为塑料制品生产大亨、尼克松(Richard Nixon)总统特别助手的父亲去了白宫，并见到了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当时基辛格正要动身赶往机场，开始一项开启对华外交关系的秘密使命。
洪博培回忆说，他获许把基辛格的公文包拿到了一辆等候的汽车上。
20世纪70年代，洪博培从中学辍学，在一个摇滚乐队当键盘手。之后，他在台湾做了两年摩门传教士，并学习了汉语普通话。后来他重拾学业，获得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国际政治学位。
1984年，他第一次去北京。当时他是一名白宫助手，在里根(Ronald Reagan)总统与邓小平的一次会晤中作为陪同人员。
在担任贸易官员及犹他州州长期间，他数次访问中国，学会了与中国官员谈判的技巧。他和夫人还收养了一个被遗弃在扬州一个菜市场中的中国女孩。
与此同时，亨斯曼公司成了在华的一大投资者，拥有至少五个制造厂。
自担任驻华大使以来，洪博培不得不利用以前所有的经验，在中美关系发展经受最严峻考验的时期保持两国关系的正常化。
到任不久后，他把约70名中外记者邀请到自己的官邸，用流利的汉语普通话向他们问好，并告诉他们“四处看看，就像在家里一样”。
洪博培还在住所周边地区骑自行车，这也给他加了分。他和妻子会在当地一家火锅店排队等位。他最喜欢的午餐点之一是大使馆附近一个卖麻辣川菜的简单路边摊，即使是对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来说都有点太简陋了。
本周，他把当地记者邀请到大使馆，开场就讲述了他七个儿女中的中国养女是兔年生的，以及养女是如何设计他准备发出的贺年片的。
像这样的细小举动无疑会让人油然而生亲切感，在中国官方媒体上带来肯定的赞扬之语。
不过，洪博培的政治前途同样极大地、甚至从更大程度上增强了自己在中国高层官员中的影响和接触。中国高层官员越来越密切地关注美国政局。他对美国和中国政治形势的理解还使他不同寻常地能够解释改善中国在美国公众心目中形像的重要性。
他说，让正在努力支付帐单、努力搞明白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复杂世界的美国家庭接受中国，认可中国，并理性地看待，这非常难，特别是在当他们看了“德拉吉”(Drudge Report)网站上有关歼-20隐形战斗机试飞的消息之后。
据西方外交同行说，有想法认为洪博培有朝一日理论上可能领导美国，这或许也可以解释他的一些不那么传统的做法为何会不受到追究。
当中国有关部门突然取消了为他安排的7月份的新疆之行时，洪博培还是以一名普通美国公民的身份自己去了新疆。
他说，贸易问题很重要，4000亿美元的贸易额是很大的数字。不过有其他一些可能更加敏感和细微的问题，却直接说明了美国的核心价值。如果不能在我的工作中提及这些问题的话，即便有时候这意味着打破一些规则，那么我们美国就和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毫无区别了。
Jeremy Page 2011年01月19日 11:23
去年一次接受外交召见时，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Jon Huntsman Jr.）跳上了他那辆坚固的“永久”牌自行车，骑到了外交部。
慌张的警卫让他把自行车停在了侧门，然后让他走进去。他们本以为这位美国驻华大使会坐着他那辆防弹的卡迪拉克座驾而来。
这种非正式的抵达在洪博培看来已经习以为常，尽管对于一个大使来说，这不免有些过于谦卑和不敬。这个会说一口流利汉语的前摩门教传教士是一位亿万富翁的儿子，他为自己设定的宏大目标是使得中美关系这对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变得人性化。
自从2009年担任驻华大使这个美国最重要的外交职位以来，这位前犹他州州长就养成了挑战外交礼节的习惯。在向中国施展个人魅力的同时又令中国感到不安。洪博培也是共和党2012年总统候选人的可能人选。
在过去的一年，这位七个孩子的父亲已经好几次骑着自行车到外交部接受中国官员对美国对台军售等问题的斥责。洪博培过去在盐湖城生活的时候，也曾经把哈雷摩托车当成代步工具。
他那不寻常的做法恰好概括了美中之间日益共生但又冲突不断的复杂关系。而本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又将真实再现美中之间的这种关系。胡锦涛主席此次访美是自1997年以来中国国家元首对美国进行的首次正式国事访问。
在胡锦涛主席出发前，就如何向两国各自的国内民众阐释美中关系的重要性，洪博培给两国领导人提出了重要的建议。同时他也亲力亲为，帮助胡锦涛主席安排整个访问行程，确保访问成功。
“如果要我总结出大家都在做什么，我想就是使美中关系人性化，以两国人民都能够理解的方式加以阐释，”50岁的洪博培上周晚些时候在接受采访是这样说到。
“如果你无法使美中关系人性化，并向普通民众证明这是对他们来说非常有价值的一件事，那么你就无法得到人民的支持，那么这就变成了价值有限的东西。”
上面这句话无论对中国还是对美国来说都一样受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过后，中美双方都试图给各自的角色做一个明确的定位，这场危机也加强了中国作为世界强国的实力。
而原先能够稳定两国外交关系的那些确定性因素早就消失殆尽了。冷战期间，由于共同反对前苏联的霸权，中美两国站到了一起。上世纪70年代末期，当中国对外开放的时候，美国企业涌入中国这个新兴的巨大市场，提供商品和服务，并获取了高额利润。现在，经历了去年一系列的公开争议之后，中美两国在试图制定一个尊重双方政治、军事和经济利益的共同议程方面也遇到困难。
在洪博培看来，此次胡锦涛主席访美是一次历史性的访问，因为史上第一次中美两国共同站在了世界的舞台上，双方正试图找到合作共赢的方式。
“我们见过面，但此前的聚光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耀眼，双方的期望也从来没有这么高。”
对于美国驻华大使这一职位来说，洪博培是一个“非典型”的人选。此前美国总统大都挑选忠心耿耿的政治支持者，这些人一般都从事国家安全工作，或是有很深厚的商界背景。惟一的例外是尚慕杰（James Sasser），他是一位民选官员，1996年至1999年担任驻华大使，不过此时他也正处于政治生涯的晚期了。
因此当奥巴马总统2009年5月任命洪博培出任美国驻华大使这一职位时，华盛顿的权威人士将此举视作奥巴马为谋求连任、赢得2012年总统大选而清除潜在竞争对手的妙招。
如果这确实是奥巴马的意图，那么他也还没锁定胜局：洪博培只答应担任两年的驻华大使，没有排除参加2012年总统选举的可能性。
不过，洪博培的确也非常适合这一职位。此前他曾出任美国驻新加坡大使、美国商务部部长副助理以及贸易副代表等职位，并在塑料家族企业亨斯曼公司（Huntsman Corp.）担任过高管。
与他的前任不同的是，洪博培罕见地融合了政治、语言和商务技巧。与中美两国其它任何一位公众人物不同的是，他的人生恰好和现代中美关系的发展重合。
1971年，11岁的洪博培跟着身为塑料制品生产大亨、尼克松(Richard Nixon)总统特别助手的父亲去了白宫，并见到了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当时基辛格正要动身赶往机场，开始一项开启对华外交关系的秘密使命。
洪博培回忆说，他获许把基辛格的公文包拿到了一辆等候的汽车上。
20世纪70年代，洪博培从中学辍学，在一个摇滚乐队当键盘手。之后，他在台湾做了两年摩门传教士，并学习了汉语普通话。后来他重拾学业，获得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国际政治学位。
1984年，他第一次去北京。当时他是一名白宫助手，在里根(Ronald Reagan)总统与邓小平的一次会晤中作为陪同人员。
在担任贸易官员及犹他州州长期间，他数次访问中国，学会了与中国官员谈判的技巧。他和夫人还收养了一个被遗弃在扬州一个菜市场中的中国女孩。
与此同时，亨斯曼公司成了在华的一大投资者，拥有至少五个制造厂。
自担任驻华大使以来，洪博培不得不利用以前所有的经验，在中美关系发展经受最严峻考验的时期保持两国关系的正常化。
到任不久后，他把约70名中外记者邀请到自己的官邸，用流利的汉语普通话向他们问好，并告诉他们“四处看看，就像在家里一样”。
洪博培还在住所周边地区骑自行车，这也给他加了分。他和妻子会在当地一家火锅店排队等位。他最喜欢的午餐点之一是大使馆附近一个卖麻辣川菜的简单路边摊，即使是对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来说都有点太简陋了。
本周，他把当地记者邀请到大使馆，开场就讲述了他七个儿女中的中国养女是兔年生的，以及养女是如何设计他准备发出的贺年片的。
像这样的细小举动无疑会让人油然而生亲切感，在中国官方媒体上带来肯定的赞扬之语。
不过，洪博培的政治前途同样极大地、甚至从更大程度上增强了自己在中国高层官员中的影响和接触。中国高层官员越来越密切地关注美国政局。他对美国和中国政治形势的理解还使他不同寻常地能够解释改善中国在美国公众心目中形像的重要性。
他说，让正在努力支付帐单、努力搞明白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复杂世界的美国家庭接受中国，认可中国，并理性地看待，这非常难，特别是在当他们看了“德拉吉”(Drudge Report)网站上有关歼-20隐形战斗机试飞的消息之后。
据西方外交同行说，有想法认为洪博培有朝一日理论上可能领导美国，这或许也可以解释他的一些不那么传统的做法为何会不受到追究。
当中国有关部门突然取消了为他安排的7月份的新疆之行时，洪博培还是以一名普通美国公民的身份自己去了新疆。
他说，贸易问题很重要，4000亿美元的贸易额是很大的数字。不过有其他一些可能更加敏感和细微的问题，却直接说明了美国的核心价值。如果不能在我的工作中提及这些问题的话，即便有时候这意味着打破一些规则，那么我们美国就和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毫无区别了。
约翰.桑希尔：爱读书的政治家
约翰.桑希尔：爱读书的政治家
2011年01月07日 07:18 AM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编辑 约翰?桑希尔
最近出版的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回忆录中，最令人惊讶的揭秘——按某些批评人士话说，也是唯一的爆料——就是这位美国前总统酷爱读书，人们对此知之甚少。
在政治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布什塑造的都是一幅反知识分子的耶鲁兄弟会成员(frat-boy)形象。但《决策点》(Decision Points)一书透露，他如饥似渴地读书。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布什表示，自己在忙于缔造历史的同时，能够从阅读历史中得到慰藉——在他的白宫岁月中，啃了14部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的传记。
布什似乎把读书当作一种竞技体育项目，这一点不那么让人惊讶。他讲述了自己曾向思维敏捷的政治顾问卡尔.罗夫(Karl Rove)挑战，看看各自一年中能读多少本书。最终，被喻为布什总统“智囊”的罗夫获胜。有案可查的最终成绩是：罗夫与布什分别读了110本和95本书，页数分别是40347页和37343页，而篇幅分别是2275297平方英寸和2032083平方英寸。这些数字来自布什的记录，精确得有些让人头疼。
政治领袖们所读的书——或某些情况下他们所写的书——有时很能说明领袖本人的性格，及其领导下政府的特征。正如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所言：“正是你主动去读的那些书，决定你无计可施时能做到哪一步。”
由于受到新闻报道全天候的“干扰”，还得遵从现代习俗、抽时间陪陪孩子，当代领导人中，很少有人想去愿意效仿自己前任们的“文学历程”。
有史以来的政治领袖中，涉猎最为庞杂的当属19世纪时的英国首相、大学问家威廉.格拉德斯通(William Gladstone)。根据日记记载，在他88年的一生中，读过2万本书。但说到读书，博学的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也不可谓不勤，他把自己的6400多本藏书捐给了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的前身。
与常人一样，政治家们读书往往也是为了放松或启智——有时两者兼而有之。出身名门的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曾表示，自己喜欢拿着一本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的好书上床。想到这位安然入眠的首相，人们就不难解特罗洛普的政治见解、通俗易懂的散文以及真知灼见的巨大吸引力。
“公众希望在首相身上看到许多优良品质，但不一定多么伟大。他应该是个聪明人，但不必非得是天才；他应该尽职尽责，但决不拘谨古板；他应该胆大心细，但决不能唯唯诺诺、莽撞行事；他应该有很好的领悟力，温文尔雅，最重要的是还要脸皮厚，”特罗洛普小说《首相》(The Prime Minister)中的某个人物如是说。
相比读书，有些政治家更喜欢写作。浮华的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辛苦炮制了一些通俗小说。温斯顿.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l)甚至“因为在历史与传记描写上的造诣，以及才华横溢的演讲”而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对于自尊心很强的法国政治家来说，如果不著书确立自己的知识分子形象，就难以扬名立万。前任总理多米尼克.德维尔潘(Dominique de Villepin)是一位多产诗人，也是研究拿破仑的历史学家。即便是更为务实的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奇(Nicolas Sarkozy)，也写了一本振奋人心的乔治.曼德尔(Georges Mandel)传记，曼德尔是一名法国记者和政治家。
雄心勃勃的美国政客们也通过出书来推动自己的政治生涯。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初任马萨诸塞州国会参议员时，写下了《当仁不让》(Profiles in Courage)，该书曾荣获普利策奖（不过，对于此书到底有多少内容由他的演讲撰稿人捉刀，人们至今仍争论不休）。
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写了两本销量数百万册的回忆录，成功地塑造和凸显了自己的政治人格，可以说在这方面做得最为成功。不过，有人抱怨道，这位现任美国总统必须表现得更粗犷一些，而不是一股书卷气：奥巴马肯定已经发现，以诗意的语言竞选，要比以平实的文字执政容易。
奥巴马的“拽文”也成为了人们冷嘲热讽的对象，尤以共和党右翼人士最欣赏的萨拉.佩林(Sarah Palin)为最。总统大选期间，这位当时的副总统候选人曾嘲笑奥巴马，说他写的回忆录要比法律提案多。
但是，就连这位喜欢狩猎麋鹿、可能参与角逐2012年总统宝座的前阿拉斯加州州长，也一直试图给公众留下自己喜爱读书的印象。她告诉采访自己的主持人芭芭拉.华特斯(Barbara Walters)，说她从鲁益师(C.S. Lewis)的儿童作品及基督教小册子中“汲取了非凡的灵感”。
可以想见，支持者无比推崇她富于想象力的阅读选择，而诋毁者则表示，这只是证明了她对虚幻世界的熟悉。
即便无须担心选民问题，中国总理温家宝也深谙阅读力作所带来的政治优势。他在接受CNN的采访时表示，自己经常阅读有关中外历史的书籍，因为“历史像是一面镜子”。他还表达了对亚当.斯密所著《道德情操论》(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by Adam Smith)和马可.奥里利乌斯所著《沉思录》(Meditations of Marcus Aurelius)的赞赏，尽管他并不完全赞同他们的观点。
我们应该为所有喜欢读书或著书的政治家喝彩。这是他们摆脱自身所处的“泡沫”以及摘下“面纱”为数不多的方法之一。
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ois Mitterrand)是最富文学才华的法国总统，他概括得或许最为准确：“不博览群书者，必将丧失与现实社会的联系。”
本文作者为《金融时报》新闻主编
译者/常和
2011年01月07日 07:18 AM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编辑 约翰?桑希尔
最近出版的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回忆录中，最令人惊讶的揭秘——按某些批评人士话说，也是唯一的爆料——就是这位美国前总统酷爱读书，人们对此知之甚少。
在政治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布什塑造的都是一幅反知识分子的耶鲁兄弟会成员(frat-boy)形象。但《决策点》(Decision Points)一书透露，他如饥似渴地读书。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布什表示，自己在忙于缔造历史的同时，能够从阅读历史中得到慰藉——在他的白宫岁月中，啃了14部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的传记。
布什似乎把读书当作一种竞技体育项目，这一点不那么让人惊讶。他讲述了自己曾向思维敏捷的政治顾问卡尔.罗夫(Karl Rove)挑战，看看各自一年中能读多少本书。最终，被喻为布什总统“智囊”的罗夫获胜。有案可查的最终成绩是：罗夫与布什分别读了110本和95本书，页数分别是40347页和37343页，而篇幅分别是2275297平方英寸和2032083平方英寸。这些数字来自布什的记录，精确得有些让人头疼。
政治领袖们所读的书——或某些情况下他们所写的书——有时很能说明领袖本人的性格，及其领导下政府的特征。正如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所言：“正是你主动去读的那些书，决定你无计可施时能做到哪一步。”
由于受到新闻报道全天候的“干扰”，还得遵从现代习俗、抽时间陪陪孩子，当代领导人中，很少有人想去愿意效仿自己前任们的“文学历程”。
有史以来的政治领袖中，涉猎最为庞杂的当属19世纪时的英国首相、大学问家威廉.格拉德斯通(William Gladstone)。根据日记记载，在他88年的一生中，读过2万本书。但说到读书，博学的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也不可谓不勤，他把自己的6400多本藏书捐给了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的前身。
与常人一样，政治家们读书往往也是为了放松或启智——有时两者兼而有之。出身名门的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曾表示，自己喜欢拿着一本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的好书上床。想到这位安然入眠的首相，人们就不难解特罗洛普的政治见解、通俗易懂的散文以及真知灼见的巨大吸引力。
“公众希望在首相身上看到许多优良品质，但不一定多么伟大。他应该是个聪明人，但不必非得是天才；他应该尽职尽责，但决不拘谨古板；他应该胆大心细，但决不能唯唯诺诺、莽撞行事；他应该有很好的领悟力，温文尔雅，最重要的是还要脸皮厚，”特罗洛普小说《首相》(The Prime Minister)中的某个人物如是说。
相比读书，有些政治家更喜欢写作。浮华的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辛苦炮制了一些通俗小说。温斯顿.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l)甚至“因为在历史与传记描写上的造诣，以及才华横溢的演讲”而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对于自尊心很强的法国政治家来说，如果不著书确立自己的知识分子形象，就难以扬名立万。前任总理多米尼克.德维尔潘(Dominique de Villepin)是一位多产诗人，也是研究拿破仑的历史学家。即便是更为务实的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奇(Nicolas Sarkozy)，也写了一本振奋人心的乔治.曼德尔(Georges Mandel)传记，曼德尔是一名法国记者和政治家。
雄心勃勃的美国政客们也通过出书来推动自己的政治生涯。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初任马萨诸塞州国会参议员时，写下了《当仁不让》(Profiles in Courage)，该书曾荣获普利策奖（不过，对于此书到底有多少内容由他的演讲撰稿人捉刀，人们至今仍争论不休）。
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写了两本销量数百万册的回忆录，成功地塑造和凸显了自己的政治人格，可以说在这方面做得最为成功。不过，有人抱怨道，这位现任美国总统必须表现得更粗犷一些，而不是一股书卷气：奥巴马肯定已经发现，以诗意的语言竞选，要比以平实的文字执政容易。
奥巴马的“拽文”也成为了人们冷嘲热讽的对象，尤以共和党右翼人士最欣赏的萨拉.佩林(Sarah Palin)为最。总统大选期间，这位当时的副总统候选人曾嘲笑奥巴马，说他写的回忆录要比法律提案多。
但是，就连这位喜欢狩猎麋鹿、可能参与角逐2012年总统宝座的前阿拉斯加州州长，也一直试图给公众留下自己喜爱读书的印象。她告诉采访自己的主持人芭芭拉.华特斯(Barbara Walters)，说她从鲁益师(C.S. Lewis)的儿童作品及基督教小册子中“汲取了非凡的灵感”。
可以想见，支持者无比推崇她富于想象力的阅读选择，而诋毁者则表示，这只是证明了她对虚幻世界的熟悉。
即便无须担心选民问题，中国总理温家宝也深谙阅读力作所带来的政治优势。他在接受CNN的采访时表示，自己经常阅读有关中外历史的书籍，因为“历史像是一面镜子”。他还表达了对亚当.斯密所著《道德情操论》(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by Adam Smith)和马可.奥里利乌斯所著《沉思录》(Meditations of Marcus Aurelius)的赞赏，尽管他并不完全赞同他们的观点。
我们应该为所有喜欢读书或著书的政治家喝彩。这是他们摆脱自身所处的“泡沫”以及摘下“面纱”为数不多的方法之一。
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ois Mitterrand)是最富文学才华的法国总统，他概括得或许最为准确：“不博览群书者，必将丧失与现实社会的联系。”
本文作者为《金融时报》新闻主编
译者/常和
2011年1月5日星期三
牟传珩：中南海“政改”泡沫破灭——“胡温新政”概念股无人再炒
牟传珩：中南海“政改”泡沫破灭——“胡温新政”概念股无人再炒
22:08 2011/1/3 牟传珩
胡温执政以来，提出了否定阶级斗争，“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及“创建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特别是胡锦涛、温家宝执政初期曾多次在党内外谈“政改”、反腐败话题，和主张政治宽容与信息公开姿态，一度曾被海内外众多媒体、社会学专家称为“胡温新政”。于是，“胡温新政”似乎一支新上股市便被媒体热炒的概念股票，让人们寄予了不少的期许。
内部会议上的“政改”话题
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二○○三年上台不久，曾先后在中央书记处召开的中共中央部委书记实践三个代表思想会议上、中央党校召开的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上、中央直属机关工委和国家机关工委联合召开的司局级以上干部组织生活会上和政协党组召开的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交流会上，信誓旦旦地就政治体制改革作了讲话。胡锦涛说：政治体制改革是一定要继续地、不失时机地沿着既定方向迈进，不能停滞不前，不能缠绕在某一问题消耗时间，更不能倒退。倒退是没有希望的，倒退意味着走向死亡。他说，在拟定、制订改革体制、机制的过程中，出现、暴露出较多、较复杂的问题，有认识上的分歧和矛盾，也有实质上的分歧和矛盾。
胡锦涛在中央党校召开的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和政协党组召开的交流会上，都曾披露了党内几次政治体制、机制改革刚启动就夭折的历史。他说，八五年初，胡耀邦提出确立以法治国方针，改变党内不正常生活的政治改革，小平同志、彭真同志和万里同志也都是力主的；九三年初，万里同志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要从共产党自身改革和以法治国相结合，当时杨尚昆、李瑞环等都是赞同和推动的；九八年秋，十五届三中全会前夕，李瑞环、尉健行等同志提出，多点政治体制改革，核心体现法制、贯彻法制、确立法治国家形象。
胡锦涛还在政协党组召开的交流会上披露：有些党的领导干部公开扬言，政治体制改革如偏离党的领导、偏离了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就退党，集体退党，发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员站出来斗争，建立“真正”的共产党组织抗争。胡还披露：有的地方党委某些党员干部，就政治体制改革，设人为障碍，虚构出种种不存在的政治改革状况，组织、发动给党中央施压。
此后，胡锦涛借出访越南之际，对越南政治改革作出了高度评价；二○○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至二十四日，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隆重推出十二集大型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赞许西方式发展之路，据说得到了胡的默许；之后，一篇被称为“胡锦涛文胆”的俞可平《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辩正》文章风靡官方媒体，被视为旨在冲击敌视政改的官场阻力；继而，以“增量民主”、“协商民主”和“逐步提高基层选举”与“扩大党内民主”为两翼的政改路线图，曾被官方舆论有意炒作，似乎有点“胡温新政”这一“概念股”要跑赢大盘的味道。
胡掌门明显返身左转
“胡温新政”掌门人胡锦涛执政以来，前有自由派的迎面挑战，后有新老左派的阴风冷箭，可谓腹背受敌，政治改革举步维艰。患得患失显然使这位掌门人犹豫徘徊。他只能在无法抗拒的中共权力运作的惯势与根深蒂固的传统意识形态桎梏下，一方面向左派妥协，如投入巨大经费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程”；一方面又向右派妥协，在舆论媒体上也给右派开启了出气的天窗，以此谋得平衡，寻求和解，走走停停，磕磕绊绊。这就是这些年来扑朔迷离的“胡温新政”，表象上的矛盾与诡秘之所以然。
然而，在○九年建国六十年庆典游行中，天安门前突然出现了一个抬着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标准像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方阵，颇具象征意义──中南海的政治风向明显左转。胡掌门在六十周年国庆庆典的讲话中，表达了他已尘埃落定的执政观逻辑排序是：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人民万岁。即党为先、国为次、民最后，由此也分明揭示了这位党魁盖棺定论的价值取向。正是在如此大背景下，当今中国到处被政治抹红，社会形态大步倒退──《零八宪章》被送进监狱，“红色记忆”一统天下。
近日，中共宣传口绞尽脑汁，炮制《六个“为什么”──对几个重大问题的回答》一书，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给全民洗脑；而最高级别意识形态杂志《求是》也连篇累牍地发表编辑部集体署名秋石的文章，大批特批普世价值。胡掌门开始更多地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代化与普及化”，与思想更为僵化的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和委员刘云山在意识形态、新闻出版等领域大肆呼应。日前，甚至开始动用中组部培训四万司局级干部头戴红军帽，重走红军路，重返南泥湾，重上井冈山。红都重庆“唱红打黑”之后，又要大学生重复“上山下乡”运动。二○一○年十一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则在头版“报眼”发表通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效载体──“唱读讲传”红遍重庆》，而近日储君习近平更是亲临重庆，对“唱红打黑”高调肯定，为薄熙来政绩背书。
温主帅近期高调倡“政改”
“胡温新政”主帅温家宝，与胡掌门人在内部谈“政改”不同，而是公开倡导。他早在二○○五年十二月三日接受法国《费加罗报》副总编鲁斯兰和驻京分社社长米伟文采访时就大谈民主与政治改革。二○○七年三月，他在人大会议期间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近一年来，温帅更是不愿被中南海主流左转绑架，曾再三强调“民主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今年全国两会前后，他又提出公民尊严是“首要价值”，意在避开姓社姓资对立，将中国的改革开放连接普世价值目标。继而，在胡耀邦蒙冤谢世二十一周年纪念日，温帅又借机撰文对因推动政治改革被迫出局的前领导人缅怀之情，间接表达了对胡掌门政治上左右摇摆，裹足不前的不满。然而，温帅在党内势单力薄，施政举措处处受制，迫使他在二○○九年两会记者会中自叹“机会不多了”，今后三年要效法屈原“九死未悔”，为公平正义而战的悲情宣示，颇有点当年赵紫阳在天安门看望学生说“我老了”的味道。
接着，今年深圳举行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前夕，温家宝更是异乎寻常地“南巡”，发表力挺“政改”，重提“不争论”，“违背人民意志最终只会死路一条”的“重要讲话”。近来，温家宝在接受CNN採访时说：“我和中国人民都相信，中国将继续进步，人民对民主自由的诉求是不可抗拒的。”他还承诺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推动政治改革“风雨无阻，至死方休。”这话反证的正是来自党内主流意识形态的巨大阻力。温家宝前段时间五十天内，在各种公开的重要场合，七次提到推进政治改革，似乎有点时不我待的味道，已经成了中国学界、政界、文化界乃至社会各领域的热议话题。
胡温政治同盟日渐破裂
针对温帅深圳高调谈“政改”不久，胡掌门二○一○年八月六日在深圳也发表了“重要讲话”，但却枉辜外界有关政治改革的期许，以“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体制改革”一说，堂而皇之地一笔带过。此次他的“重要讲话”内容，更集中地反映了“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他强调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目的竟然是“增强党的活力”，说这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框架之下的“改革”。由此可见，胡与温两个讲话，虽然同声强调“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但关于政改内涵的诠释却并不一致，这不仅仅是一般的方法论的争执，而是涉及中国未来命运的价值观分野。这标志着“胡温新政”的政治同盟关系日渐破裂。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去年十月十八日闭幕后，各中央级媒体针对温家宝高调倡导政治改革言论，联合推出反击“政改滞后论”文章，明火执仗地重新燃起“姓资姓社”争论的烽烟，进行“划清”、“绝不”等反对普世价值的舆论宣传，似乎形成了一种官方意识形态的主流声音，大有当年要“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势头。去年从十月十八日到十一月二日，《人民日报》连发了五篇署名郑青原的文章，尤其是十月二十七日第三篇《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提出政改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能空喊口号。然而，这股来势汹汹的反普世价值、抵制政改，批判温家宝的声浪，近来却在各中央级媒体上异乎寻常地突然销声匿迹，内情诡秘。
中南海陷内部权力分配困局
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应当改革党的领导制度，划清党组织和国家政权机关的职能，以做到各司其职，并且逐步走向制度化。”然而“六.四”之后，“党政分开”成为意识形态话题的禁区。赵紫阳在十二届七中全会预备会上讲话时说：“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是领导体制改革。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这个问题不解决，整个政治体制改革都无从展开。”因而衡量“胡温新政”能不能真正迈开“政改”步伐的关键，就是看他们能否推行“党政分开”。然而，改革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共依然垄断一切权力，制度不民主，政治不透明，政府体制缺乏制衡，且封杀异见，堵截上访，抵制舆论监督。在这种情势下“制度反腐”更是一句空话。
眼下，由于中共“十八大”临近，其交接班引发激烈的权力纷争纷踏而至，政治形势诡秘多变，中共党内派系、路线纷争不止，中南海只能陷入内部权力分配困局。正如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前夕，官方舆论炒作“阳光法案”，结果却仓促交出白卷一样，五中全会前夕，官方舆论又炒作“政改”议题，但其结果更是偃旗息鼓。
胡掌门当政已历时八年，曾高调“制度反腐”，竟通不过一个“阳光法案”；曾空喊“政治改革”，却连“党政分开”都不敢触碰。如今其组织部门竟率官员重走暴力革命的红军路，其宣传喉舌更是断然否认“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论，导致“胡温新政”信誉在海内外完全崩盘。胡锦涛时代临近末期如此不加掩饰地大倒退，标志着中南海“政改”泡沫已彻底破灭。
曾几何时，被当作具有特别内涵的“胡温新政”面世“新股”，如今正伴随着二○一○年终中国股市震荡下滑的趋势，再也激不起人们信任与期待的兴趣了。
22:08 2011/1/3 牟传珩
胡温执政以来，提出了否定阶级斗争，“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及“创建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特别是胡锦涛、温家宝执政初期曾多次在党内外谈“政改”、反腐败话题，和主张政治宽容与信息公开姿态，一度曾被海内外众多媒体、社会学专家称为“胡温新政”。于是，“胡温新政”似乎一支新上股市便被媒体热炒的概念股票，让人们寄予了不少的期许。
内部会议上的“政改”话题
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二○○三年上台不久，曾先后在中央书记处召开的中共中央部委书记实践三个代表思想会议上、中央党校召开的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上、中央直属机关工委和国家机关工委联合召开的司局级以上干部组织生活会上和政协党组召开的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交流会上，信誓旦旦地就政治体制改革作了讲话。胡锦涛说：政治体制改革是一定要继续地、不失时机地沿着既定方向迈进，不能停滞不前，不能缠绕在某一问题消耗时间，更不能倒退。倒退是没有希望的，倒退意味着走向死亡。他说，在拟定、制订改革体制、机制的过程中，出现、暴露出较多、较复杂的问题，有认识上的分歧和矛盾，也有实质上的分歧和矛盾。
胡锦涛在中央党校召开的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和政协党组召开的交流会上，都曾披露了党内几次政治体制、机制改革刚启动就夭折的历史。他说，八五年初，胡耀邦提出确立以法治国方针，改变党内不正常生活的政治改革，小平同志、彭真同志和万里同志也都是力主的；九三年初，万里同志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要从共产党自身改革和以法治国相结合，当时杨尚昆、李瑞环等都是赞同和推动的；九八年秋，十五届三中全会前夕，李瑞环、尉健行等同志提出，多点政治体制改革，核心体现法制、贯彻法制、确立法治国家形象。
胡锦涛还在政协党组召开的交流会上披露：有些党的领导干部公开扬言，政治体制改革如偏离党的领导、偏离了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就退党，集体退党，发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员站出来斗争，建立“真正”的共产党组织抗争。胡还披露：有的地方党委某些党员干部，就政治体制改革，设人为障碍，虚构出种种不存在的政治改革状况，组织、发动给党中央施压。
此后，胡锦涛借出访越南之际，对越南政治改革作出了高度评价；二○○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至二十四日，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隆重推出十二集大型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赞许西方式发展之路，据说得到了胡的默许；之后，一篇被称为“胡锦涛文胆”的俞可平《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辩正》文章风靡官方媒体，被视为旨在冲击敌视政改的官场阻力；继而，以“增量民主”、“协商民主”和“逐步提高基层选举”与“扩大党内民主”为两翼的政改路线图，曾被官方舆论有意炒作，似乎有点“胡温新政”这一“概念股”要跑赢大盘的味道。
胡掌门明显返身左转
“胡温新政”掌门人胡锦涛执政以来，前有自由派的迎面挑战，后有新老左派的阴风冷箭，可谓腹背受敌，政治改革举步维艰。患得患失显然使这位掌门人犹豫徘徊。他只能在无法抗拒的中共权力运作的惯势与根深蒂固的传统意识形态桎梏下，一方面向左派妥协，如投入巨大经费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程”；一方面又向右派妥协，在舆论媒体上也给右派开启了出气的天窗，以此谋得平衡，寻求和解，走走停停，磕磕绊绊。这就是这些年来扑朔迷离的“胡温新政”，表象上的矛盾与诡秘之所以然。
然而，在○九年建国六十年庆典游行中，天安门前突然出现了一个抬着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标准像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方阵，颇具象征意义──中南海的政治风向明显左转。胡掌门在六十周年国庆庆典的讲话中，表达了他已尘埃落定的执政观逻辑排序是：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人民万岁。即党为先、国为次、民最后，由此也分明揭示了这位党魁盖棺定论的价值取向。正是在如此大背景下，当今中国到处被政治抹红，社会形态大步倒退──《零八宪章》被送进监狱，“红色记忆”一统天下。
近日，中共宣传口绞尽脑汁，炮制《六个“为什么”──对几个重大问题的回答》一书，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给全民洗脑；而最高级别意识形态杂志《求是》也连篇累牍地发表编辑部集体署名秋石的文章，大批特批普世价值。胡掌门开始更多地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代化与普及化”，与思想更为僵化的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和委员刘云山在意识形态、新闻出版等领域大肆呼应。日前，甚至开始动用中组部培训四万司局级干部头戴红军帽，重走红军路，重返南泥湾，重上井冈山。红都重庆“唱红打黑”之后，又要大学生重复“上山下乡”运动。二○一○年十一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则在头版“报眼”发表通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效载体──“唱读讲传”红遍重庆》，而近日储君习近平更是亲临重庆，对“唱红打黑”高调肯定，为薄熙来政绩背书。
温主帅近期高调倡“政改”
“胡温新政”主帅温家宝，与胡掌门人在内部谈“政改”不同，而是公开倡导。他早在二○○五年十二月三日接受法国《费加罗报》副总编鲁斯兰和驻京分社社长米伟文采访时就大谈民主与政治改革。二○○七年三月，他在人大会议期间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近一年来，温帅更是不愿被中南海主流左转绑架，曾再三强调“民主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今年全国两会前后，他又提出公民尊严是“首要价值”，意在避开姓社姓资对立，将中国的改革开放连接普世价值目标。继而，在胡耀邦蒙冤谢世二十一周年纪念日，温帅又借机撰文对因推动政治改革被迫出局的前领导人缅怀之情，间接表达了对胡掌门政治上左右摇摆，裹足不前的不满。然而，温帅在党内势单力薄，施政举措处处受制，迫使他在二○○九年两会记者会中自叹“机会不多了”，今后三年要效法屈原“九死未悔”，为公平正义而战的悲情宣示，颇有点当年赵紫阳在天安门看望学生说“我老了”的味道。
接着，今年深圳举行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前夕，温家宝更是异乎寻常地“南巡”，发表力挺“政改”，重提“不争论”，“违背人民意志最终只会死路一条”的“重要讲话”。近来，温家宝在接受CNN採访时说：“我和中国人民都相信，中国将继续进步，人民对民主自由的诉求是不可抗拒的。”他还承诺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推动政治改革“风雨无阻，至死方休。”这话反证的正是来自党内主流意识形态的巨大阻力。温家宝前段时间五十天内，在各种公开的重要场合，七次提到推进政治改革，似乎有点时不我待的味道，已经成了中国学界、政界、文化界乃至社会各领域的热议话题。
胡温政治同盟日渐破裂
针对温帅深圳高调谈“政改”不久，胡掌门二○一○年八月六日在深圳也发表了“重要讲话”，但却枉辜外界有关政治改革的期许，以“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体制改革”一说，堂而皇之地一笔带过。此次他的“重要讲话”内容，更集中地反映了“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他强调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目的竟然是“增强党的活力”，说这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框架之下的“改革”。由此可见，胡与温两个讲话，虽然同声强调“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但关于政改内涵的诠释却并不一致，这不仅仅是一般的方法论的争执，而是涉及中国未来命运的价值观分野。这标志着“胡温新政”的政治同盟关系日渐破裂。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去年十月十八日闭幕后，各中央级媒体针对温家宝高调倡导政治改革言论，联合推出反击“政改滞后论”文章，明火执仗地重新燃起“姓资姓社”争论的烽烟，进行“划清”、“绝不”等反对普世价值的舆论宣传，似乎形成了一种官方意识形态的主流声音，大有当年要“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势头。去年从十月十八日到十一月二日，《人民日报》连发了五篇署名郑青原的文章，尤其是十月二十七日第三篇《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提出政改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能空喊口号。然而，这股来势汹汹的反普世价值、抵制政改，批判温家宝的声浪，近来却在各中央级媒体上异乎寻常地突然销声匿迹，内情诡秘。
中南海陷内部权力分配困局
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应当改革党的领导制度，划清党组织和国家政权机关的职能，以做到各司其职，并且逐步走向制度化。”然而“六.四”之后，“党政分开”成为意识形态话题的禁区。赵紫阳在十二届七中全会预备会上讲话时说：“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是领导体制改革。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这个问题不解决，整个政治体制改革都无从展开。”因而衡量“胡温新政”能不能真正迈开“政改”步伐的关键，就是看他们能否推行“党政分开”。然而，改革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共依然垄断一切权力，制度不民主，政治不透明，政府体制缺乏制衡，且封杀异见，堵截上访，抵制舆论监督。在这种情势下“制度反腐”更是一句空话。
眼下，由于中共“十八大”临近，其交接班引发激烈的权力纷争纷踏而至，政治形势诡秘多变，中共党内派系、路线纷争不止，中南海只能陷入内部权力分配困局。正如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前夕，官方舆论炒作“阳光法案”，结果却仓促交出白卷一样，五中全会前夕，官方舆论又炒作“政改”议题，但其结果更是偃旗息鼓。
胡掌门当政已历时八年，曾高调“制度反腐”，竟通不过一个“阳光法案”；曾空喊“政治改革”，却连“党政分开”都不敢触碰。如今其组织部门竟率官员重走暴力革命的红军路，其宣传喉舌更是断然否认“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论，导致“胡温新政”信誉在海内外完全崩盘。胡锦涛时代临近末期如此不加掩饰地大倒退，标志着中南海“政改”泡沫已彻底破灭。
曾几何时，被当作具有特别内涵的“胡温新政”面世“新股”，如今正伴随着二○一○年终中国股市震荡下滑的趋势，再也激不起人们信任与期待的兴趣了。
2010年12月23日星期四
推倒柏林墙：李登辉其人其事
推倒柏林墙：李登辉其人其事
推倒柏林墙 2010-12-13 2:34
一：被迫中断的民主化进程
李登辉在大陆的标签是“台独之父”，在台湾却被尊为“民主先生”，一些人甚至称他为华人历史上的第一个民选总统。不过这个说法并不确切，华人历史上真正的第一任民选总统其实应该算是蒋介石。
早在1947到48年间，大陆就曾经举行过一次激烈的总统大选。此次选举首先由全民直选国民大会代表（当选国代中国民党员约占40%），再由国大代表投票选出正副总统，任何人都可以参加，并且最终演变成了蒋介石和李宗仁之间的激斗。以蒋介石当时的政治威望，他当选总统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李宗仁便退而求其次去竞选副总统，但这仍然让和他矛盾深重的蒋介石非常不满。蒋先派国民党众大佬给李宗仁施压，希望他自行退出，李以宪法规定人人都可参选为由严词拒绝。随后蒋又亲自去找李宗仁谈话，对他说：
“你必须放弃。我不支持你，你还选得到？”
李宗仁答道：“这倒很难说！”
“你一定选不到。”
“我可能选得到！”（《李宗仁回忆录》）
两人斗了番嘴，回去各自准备阴招。蒋介石派出孙中山之子孙科参加副总统竞选，试图以国父之名狙杀对方（实际上蒋在日记中对孙科的个人品行非常鄙视，称其生性贪婪，寡廉鲜耻，为国父的“不肖之子”）。而李宗仁则怂恿胡适参加选举，孰料蒋介石反而对此大喜过望。从蒋当时的举动来看，一来他经常在日记中抱怨国民党里无人才，觉得手下无人可用，二来有意通过这次选举营造一种多党对立的局面（当时有民青两党竞选国代失利，便称国民党“一党独裁”，要求主动让出若干席位，蒋介石对这种荒唐的要求一口应允，谁知众国民党员不买老蒋的帐，令他大为光火），让胡适当总统正是一举两得：
“近日心里多为让贤选能之准备。最好国民党在国民大会时交出政权，本人不加入竞选，而提出推选国中无党派之名流为大总统。若果如愿以偿，则余为国家为军事必使军民不致因余退职而恐慌与动摇，愿暂任参谋总长以协助继任者；一俟军民安定，不致应新旧交接为匪所乘，则幸矣。”（蒋介石日记1948年1月17日）
老蒋同志连自己青楼艳史之类的东西都敢往日记里写，里面的记叙应该还是比较诚恳的。老蒋对胡适称只要他肯出面竞选总统，自己可立即退出，出任行政院长辅助胡适。胡适则在日记里写道：“我承认这是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可以一新国内外的耳目。我也承认蒋公是很诚恳的。他说：‘请适之先生拿出勇气来。’但我实无此勇气！”双方往来几次之后，胡适还是婉拒了蒋介石的请求。最终蒋介石毫无悬念的战胜了居正，但李宗仁也在四轮角逐之后以微弱优势击败了孙科等另外五名候选人。
此次“行宪”的过程中暴露出了很多问题，例如国大选举中存在贿选现象，投票率也仅有10%（当时中国文盲率极高，民众普遍没有民主诉求，喊民主喊得最凶的其实是共产党，不过他们拒绝参加此次选举），但罗马从来就不是一天建成的，无论如何这也算是踏出了中国历史上至为关键的第一步。当然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某片神奇土地上的人民对本国的一些重要历史一般是不太了解的。
可惜的是此后国民党被打到了台湾岛上，这刚迈出去的一步也随之缩了回来。其实蒋介石早在选举期间就已经认为行宪过早，主要原因是实行民主制度之后国民党的党票越发不值钱，就算被开除党籍也无所谓，一众老党员们“无法无天”，不听他这个党主席的号令，这让蒋介石觉得是“未至民主程度而硬行民主”，在日记里写道：“本党组织低落，纪律废弛，既无统御党员把握，又在此匪乱民困，人心动荡，社会不安之时，尤其是本党竞选副总统之党员不守党的纪律，早已明了，即不应召集如此三千人之国民大会也”，“今日为余就总统职之日，心绪愁郁，精神沉闷，似乎到处都是黑暗……党纪扫地，党性荡然，如何能维持现局，战胜共匪”。
以我个人之见，国民党的失败和“行宪过早”其实关系不大，蒋介石之所以产生这种看法，恐怕只是对民主制度之下必然的“混乱”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在内战失败后更将此当作开脱的借口。在国共仍然隔海对立摩擦不断、成天“反攻大陆小心匪谍”的情况下，蒋介石开起了历史的倒车，几度修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实行戒严制度，总统无限连任，国民大会代表再也没有换届选举过（俗称“万年国代”），异见人士遭到残酷镇压，民青两党也变成了“厕所花瓶”，台湾正式进入了“白色恐怖”时代。
我们的主角李登辉直到71年才加入国民党，此时仍然是屁民一个，而且还颇有点反政府倾向。在国民党的治下，他的日子过得当然也不会太自在。
二：白色恐怖笼罩之下的台湾
其实在49年以前，李登辉就已经和国民党有了一些不愉快的接触。众所周知，台湾人远比大陆人亲日，国民党这个“外来政权”在他们看来并不受欢迎。这不是无来由的，这里说两个事例。
1871年，一艘琉球船只遭遇海难，六十余人漂流至台湾，惨遭原住民杀害；72年又有四名海难幸存的日本渔民在台遇害。日本人跑去找清政府告状，说你们这个台湾人不像话啊，乱杀我们的人。当时清廷官员毛昶熙说了一句牛逼至极的话：
“生番系我化外之民，问罪与否，听凭贵国办理。”
那个年代日本人还得尊我天朝一声老大哥，老大哥都说无所谓了，日本人马上跑来台湾噼里啪啦一顿乱打，完事了天朝还给日本人赔了五十万两白银，称其为“保民义举”，此事史称“牡丹社事件”。
到1895年时，日本人已经不把老大哥放在眼里了，通过《马关条约》割占了台湾，而台湾巡抚唐景嵩仍不肯向日本人称降，率兵抵抗，最终兵败。唐景嵩化妆成老太独自跑路，清军残部则退入台北城中，打家劫舍强奸民女，按台湾人的说法是当时的情景简直就是“人间地狱”啊。最后他们不得不派人偷偷跑到城外替日军带路，一举“解放”了台北。
虽说日本人也多次残酷镇压台湾的抗日运动，但至少也没带这么不靠谱的。在经济、教育和公共建设等等方面，日本和大清相比更是一个在现代一个在古代。如果说日本是黑社会大佬，那么大清顶多只能算是县城小流氓，国家虽大，政府却完全上不了台面，非要二选一的话，当然还是跟着日本人混比较好。
平心而论，国民党的执政水平跟日本相比也差了那么一截，官员贪污腐败，警察吊儿郎当，政府形象严重地痞化。再加上初期混乱的经济状况，难免让台湾人产生心理落差。到47年2月27日，几个稽查私烟的城管人员由于业务不精，未能充分贯彻对岸同行“脸上不见血、身上不见伤、周围不见人”的宗旨，居然当着围观群众的面暴力执法，结果引发众怒，酿成国民党治理时期规模最大的族群冲突，史称“二二八事件”。当时主管台湾的陈仪却向蒋介石汇报说这只是由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台共分子）勾结境外势力（日军残留）煽动起来的反革命暴乱，完全忽略了背后复杂的矛盾，最后当局出动机枪小分队，简单粗暴的镇压了这次群众运动，刚来两年就给台湾人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至于具体伤亡人数则口径众多，从数百到上十万不等（二二八基金成立后，由家属上报的死难者共有681人）。
二二八事件的真相在台湾一直争议颇多，因为种种资料显示本地人在事件之初也犯下不少暴行，并不像他们所宣称的那么无辜，背后更有台共等多股势力纵横交错。但是国民党直接开枪的做法无疑极为愚蠢，虽然本地人从表面上看确实是“老实了”，但暗地里他们对外省人的仇恨只是变得更加严重了。
当时李登辉同志刚好转学到国立台湾大学，属于不明真相的群众。他在街上参与围观时，现场忽然枪声大作，子弹横飞，行人齐喊“快走嘞”，立刻作鸟兽散，李登辉也吓得屁滚尿流落荒而逃，称自己“差一点就被人打死”。24岁的他因亲眼目睹了国民党的暴行而成长为一号忧国忧民的愤青，曾经加入共产党等各类地下“民主党派”（李登辉加入共产党后没多久就退党，他后来解释说：“三十岁前不相信共产主义是没梦想，三十岁后还相信共产主义是不实际”），这也导致他经常被忙着整肃“二二八事件奸党”的情治部门请去喝茶。由于被认作是“赶时髦的小角色”，李登辉并未遭到太严厉的惩处，只不过频繁的“报到”仍让他不胜其扰。1960年调查局“清查旧案”时，李登辉更是莫名其妙被拘留长达四个半月之久，他在农复会的上司沈宗瀚求人托关系替他求情之后，李登辉才被无罪释放。小角色尚且如此，大角色的下场可想而知。
经过此事之后，李登辉对台湾政局更加失望，1965年他去美国读博之后甚至不愿意再回台湾。在康奈尔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之后，李登辉已是世界知名的农业经济问题专家，各国的农经组织纷纷向他伸出橄榄枝，沈宗瀚更是亲自跑到美国游说。李登辉说：“我回去了不知道国家会对我怎么样，我没有太大信心。”沈宗瀚则向他保证绝对不会再出状况。可惜一个小小农复会主任的口头保证岂能管得到政府头上，李登辉刚回国一年左右，当局的白头盔宪兵就又找上门来了。
其实李登辉当时完全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事，但有了上回拘留四个半月的经验，再加上宪兵是大清早六点钟跑来敲门，颇有点来偷鸡摸狗杀人灭口的味道，李登辉担心自己说不定一去不回，于是先把家里的存折等等统统翻出来交给老婆，支票一一签字，这才“慷慨赴死”。在被断断续续的盘问了一星期之后他又活蹦乱跳的出来了，日后回忆起这次经历，李登辉认为当时蒋经国可能就已经有意启用他，这只不过是一次政治可靠性审查而已。但这种体验无疑让人极不愉快，尤其是李登辉第一被请去喝茶的时间长达十七个小时，期间毫无音讯，更是让他的家人提心吊胆。李登辉的老婆称：“那是我有生以来度过最长的一天。”并且之后每次听到吉普车从楼下路过便会心慌意乱。因此李登辉暗下决心：“如果有机会执政的话，绝不愿意同胞再忍受这种白色恐怖之苦。”
当然，跟台湾当时一些赫赫有名的政治犯相比，李登辉实在可算是“幸运”的了。没过多久他改造台湾的“机会”也来了：可能是因为台湾农业问题越来越受重视，李登辉突然便被拉入政坛，并且成了蒋经国身边的“红人”，先是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内阁成员，78年又被任命为台北市长，81年升任台湾省主席，84年当上副总统，以七十码的速度在政界快速蹿升。1988年蒋经国去世之后，李登辉更是顺理成章的接任了中华民国总统之位。
三：一对“失败”的独裁者父子
一个独裁政党若是想在民众的心中散播恐惧，最好的办法就是打压言论。假如一个人连表达自己观点的胆量都没有，你很难想象他是否还能去干什么更了不起的事情。而言论自由偏偏又是最容易被放弃的自由，因为闭嘴对人们来说简直再简单不过，唯一需要付出的代价就是勇气。
台湾当时便有所谓刑法第一百条，按大陆的口径叫“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不要说是着手实施叛乱，哪怕你仅仅是发了点牢骚，都有可能被视为有“叛乱意图”而遭到严厉惩处。这种做法使得人们敢怒而不敢言，有意无意的规避风险、远离政治，让独裁者来掌控一切。假如当时的台湾就有互联网，各位或许会看到以下现象：在那些讨论时事的帖子下面，出现频率最高的回复不是“莫谈国事”，就是“楼主小心跨省”。
尽管蒋介石在控制言论这方面做得倒还算出色，但我不得不说，和对岸的同行比，他是一个非常失败的独裁者，因为他在退守台湾之后依然在搞孙中山的那套“地方自治”。这个所谓“地方自治”的目的之一在于通过基层公务员的直接选举来培养民众的民主意识，从而为宪政打下基础。该政策从抗战胜利之后才算是真正开始实行，虽然国民党后来兵败撤出大陆，但蒋介石仍然执意要延续地方自治，由花莲县开始推动全台湾的县市长等公职人员直选。由于日据时代台湾人已经有了不少选举经验，第一次选举的投票率竟高达80%。这么一比较大陆现在的状况还比不上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简直就是人间悲剧。
当然，由于国民党当时垄断了媒体等绝大部分社会资源，操纵此类选举可谓轻而易举，万不得已时还可以靠作弊来确保自己的胜利，例如派军队、警察、教师等公职人员及其家属参与投票，或者把投给政敌的票偷偷涂污成废票。1975年时主张国大改选、废除戒严令和确保言论自由等的郭雨新就因为开出八万张废票而落选，随后人们在修路时挖出了整袋的投给郭雨新的票。更有甚者，投票所制造停电，趁机调换票箱……不过话又说回来，国民党的舞弊行为固然无耻，但两岸的状况一对比，你又不得不感慨老蒋这一党专政搞得实在太他娘的蛋疼了，以三民主义为基本宗旨的党派和以共产主义为基本宗旨的党派到底还是有那么一点不一样。
正是因为有这么一个还算搞得人模狗样的选举，国民党即使可以操纵结果，也不能把事情搞得过于离谱，对民意仍然得保持一点最基本的尊重，不能把类似大陆李刚之类的人也搞上去侮辱群众的智商。这一方面使他们的基层政治相对大陆而言较为廉明，官员做的是人事说的是人话；另一方面，基层选举确实大大开启了民智，提供了参与政治的渠道，消除了人们对于政治的恐惧，破坏了言论管制的效果。尽管当时台湾人仍无法在报纸等各类刊物上畅所欲言，但至少可以通过选举来表达自己的诉求，一旦他们积攒了足够多的民意，选举就会变成反对派汇聚并展示自身力量的最佳场所。1977年，桃园县县长候选人许信良正是凭着地方选举，一举打开了国民党铁幕的缺口。
这许信良本是国民党一手培养出的新生代本土政治精英，曾拿着公派奖学金跑去英国留学，回国后却成了不折不扣的叛逆分子。他在1977年时甚至出版了一本《风雨之声》，大谈四年来在省议会里的所见所闻，让本来遮遮掩掩的政治一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部分傻逼官员顿时无所遁形。这么一号人物，怎么也该拉进看守所躲猫猫一百次了吧，许信良却仅仅因“党纪考核不佳”，被国民党拒绝提名为桃园县县长候选人。谁料许信良竟“违反党纪”以个人身份参选（代价是被开除党籍），最终在选举过程中爆发了著名的“中坜事件”：许信良的助选团队当场抓到某投票站主任的做票行径，引发上万愤怒群众的大暴乱。说实话当时投票站主任到底有没有做票也只不过是一家之言，并无其它证据，但国民党的选举舞弊早已是臭名昭著，信用彻底破产，因此“传言”稍一煽呼，人群马上就闹起来了，这就跟圣元奶粉说自己是无辜的却没人信是一样的原理。
如果说蒋介石的制度规划就已经为民主派提供了突破口，那么蒋经国的“懦弱”无疑将这个突破口进一步的扩大了。在中坜事件中，台湾警方将被指控做票的监票主任带走保护起来，在鸣枪驱散围观群众时还不慎击毙了一名学生，结果整个警察局都被愤怒的群众一把火连根烧掉。这类“打砸抢烧”事件在大陆会如何定性处理不用我多说，而中坜事件最后的结果却是“罪魁祸首”许信良以大比分击败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自此之后党外的“反动人士”们也开始凭着地方公职选举大规模的侵入国民党的政治阵地。
曾经有人推荐我去看一部关于蒋经国时代台湾街头民主运动的纪录片，问我大陆人能从中学到什么。我看完以后觉得，人民其实是一样的人民，只不过党是不一样的党，蒋经国在对待这些“反革命暴乱”时实在缺乏“杀二十万保二十年太平”的魄力。有人说他是“迫于群众的压力”才“不得不”进行民主改革，但是俗话说得好啊：“学生怕什么？就怕开枪。”坦克一出，谁与争锋，一次流血事件就足以创造万马齐喑的“和谐社会”，哪还来什么“群众的压力”？而像催泪弹、防暴盾牌和高压水枪之类的非致命性武器不仅不能起到恐吓的效果（回家晒晒衣服又上街来了），相反还大大满足了年轻人自我戏剧化的需要：“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因此与其说蒋经国是迫于社会的压力，我倒更觉得他是迫于自己良心的压力。这倒不意味着他就是“伟光正”了，还是那句话：同样是独裁政党，这个党和那个党也是有很大区别的。
随着“美丽岛”、“江南案”等一系列事件的刺激，蒋经国顺应时代潮流，在1987年正式宣布解除实施了长达38年的戒严令，次年更是完成开放党禁报禁的壮举，重新开启了中华民国的民主化进程。小蒋同志也因此从“独裁者”一跃成为“中国的华盛顿”，其历史评价比他老爸高出何止一个档次，和同时期另一批愚蠢的民贼独夫更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很不幸的是蒋经国在1988年便因毫无预兆的病情恶化而突然逝世，在这个改革的关键时刻，李登辉这位副总统也一下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四：从夺权到放权
这篇文章写到这里，男主角的戏份似乎连20%都没有，很多读者或许会奇怪丫怎么突然一下就变成副总统了。其实蒋经国对李登辉一直极为器重（鉴于逝者已矣，其间的原因已难以考证），按他的设想，李登辉应该攀爬得再更快一点才对。78年时蒋经国就想安排李做台湾省主席，但是党内其它大佬认为李的资历太浅，小蒋才不得不把他放到台北市长的位置上锻炼了三年。
蒋经国死后情况就不一样了。李登辉在党政军三界都没有自己的势力，国民党众大佬虎视眈眈，个个盯着他屁股下的总统宝座，甚至连当时的“国母”宋美龄都有打压之意（为何国母多姓宋？），加上李登辉“本省人”的身份和推行民主政治的倾向，处境更是不利，坊间干脆称李登辉只不过是个“临时总统”。但是李登辉这个人第一运气绝佳，先靠蒋经国之死当上总统，再靠党内群龙无首的混乱和宋楚瑜的“临门一脚”当上了党主席；第二他本身也确实是个无师自通的政治斗争天才，此后竟施展各种手段，轻松玩弄国民党众大佬于股掌之中。
在90年初的总统换届选举中，反李阵营（俗称“非主流派”）为了获得正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计划在临时中央全会上提出为了推动“党内民主”，应把提名的投票方式由起立表决改为不记名投票。此时总统选举仍由“万年国大”包办，而国大基本上就是国民党的看门狗，能获得党内提名的人几乎就已经在选举中赢了一大半。李登辉作为党主席，想获得提名也不过是探囊取物，虽然国代们未必就喜欢这个政坛新人，但也不宜在起立表决中“公开叛党”，整出总统大选不过是走个过场而已。而非主流派这招“不记名投票”可谓直取李登辉的命门，背后更有行政院长李焕和军事强人郝伯村等人的支持，李登辉的政治生涯一时处于“最危险的时刻”。当时他甚至已经准备好了“退选声明”，万一真的演变成不记名投票，干脆直接退出选举，保全颜面。
李登辉在非主流派发起进攻的前一天就已经获知了他们的计划（事后非主流派指控李登辉派国安局长宋心濂窃听他们的电话，李登辉当然拒不承认），此时他麾下的头号打手宋楚瑜扮演了关键先生的角色。宋提前一天就对新闻界放话，说所谓党内民主不过是一些人“居心叵测的阴谋”，在第二天的临时中央委员全会上更是上纲上线，称不记名选举是“夺权阴谋”：“有证据显示，党内有一股令人不安的力量在酝酿。”主流派阵营的提前造势加上此番赤裸裸的恐吓，最终令中央委员会在举手表决中以99比70否决掉了不记名投票案，使李登辉得以涉险过关。坊间甚至传言李登辉动用特务机关搜集情报，以“黑材料”私下威胁中央委员。当然，李登辉对此同样拒不承认。
对大陆政治比较熟悉的人不难发现，李登辉这套手法几乎是我党用来颠倒黑白、打击异己的惯用套路，就连李登辉自己都承认这段经历“跟大陆的权力斗争毫无二致”。但到这时候非主流派仍不死心，打算推林洋港和蒋纬国在未获提名的情况下搭档参选，国民党已然公开分裂，这无疑又壮了万年国代们的胆。而想打破李登辉这种毫无实力基础的威权统治，所需要的也仅仅是胆量而已，李登辉仍然没有脱离危险期。
孰料李登辉竟下了一计黑手，把蒋纬国的侄子蒋孝武从日本召回，让他公开抨击自己的叔叔是“假民主秩序之名，图夺权之实，藉法规漏洞从事政治投机”，一记重拳直接打得蒋纬国生活不能自理。此后李登辉又派人去做林洋港的工作，劝诫同为本省人的林洋港不要帮外省人打击李登辉，暗示林洋港小心被当成台奸批斗。即使是今日的台湾选举，族群牌依然屡试不爽，李登辉这手效仿文革的“群众斗争路线”一下让本来就是非主流派棋子的林洋港毛骨悚然。随后李登辉又说动国民党内八位重量级元老出来做林洋港的工作，让他“大局为重”，在李登辉的威逼利诱、软硬兼施之下，林洋港和蒋纬国最终退出总统大选，导致非主流派的计划全盘泡汤，内部更是因此产生嫌隙。李登辉玩弄权谋居然玩到能把政敌直接“劝退”的地步，可以与此相提并论的大概也只剩火影忍者里的绝技“嘴遁”了。据林洋港称，李登辉其实曾私下允诺他大家可以“轮流坐庄”，因此批评李毫无诚信。老话一句，李登辉对此拒不承认。
顺利连任总统之后，李登辉仍有两个政敌要处理，一为行政院长李焕，二为国防部长郝伯村。前者和李登辉公开不合，后者则号称哪怕台湾军队搞十年人事变动换上去的也全是他的人，是李登辉实现“军队国家化”的巨大阻碍。90年非主流阵营在总统选举中溃败之后，李焕对连任行政院长仍是志在必得，李登辉阵营里也拿不出比他更像样的人选来。此时李登辉又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大为惊叹的决定：用郝伯村顶替李焕成为行政院长。李焕自知威望远远不如郝伯村，当下就悲叹自己完蛋了；而郝伯村表面上出将入相，好不风光，一下达到了“政治生涯的最高点”，实际上则被“杯酒释兵权”，李登辉趁虚安排自己的人马大举进入军界，没过几年更联合民进党将郝伯村从行政院长的位置上扒了下来；非主流阵营更是几乎土崩瓦解，被李登辉一一分化击破，此计可谓一石三鸟。由于坊间盛传之前用李焕顶替俞国华做行政院长也是李登辉的阴谋，因此戏称李登辉是用一个行政院长的位置就完成了“一桃杀三士”的壮举。
在93年郝伯村下岗之后，李登辉已经集党政军三权于一身，可谓权倾一时无人能挡。如果单把这段经历拿出来看，李登辉似乎只不过是另一个老谋深算阴险狡诈的独裁者，但他一方面在国民党内凝聚权力、搞得“官不聊生”，一方面却又还政于民，大踏步的推动着台湾的民主化改革。
蒋经国在88年开放党禁报禁之后，随着言论的逐渐自由化，台湾人的民主诉求越发强烈，其中很有借鉴意义的是90年3月和总统选举同期发生的“野百合学运”。在林蒋二人退出选举之前，主流派与非主流派为了确保当选，对国大代表自然是百般讨好，情形令人作呕。而当时的“万年国大”除了部分增补代表以外，仍是47年选出的那一批，许多人早已变成风中残烛，不是坐轮椅就是老年痴呆，有的干脆一命呜呼，国大俨然已经变成了养老院，却还不忘隔三差五的给自己延长任期、高薪养廉。到3月16日，几名台湾学生在中正纪念堂广场上打出了“我们怎能再容忍七百个皇帝的压榨”的标语，学生、市民以及民进党等各个政治团体纷纷响应，第二天就建立起了一个“广场共和国”，引发了台湾历史上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一次学运，单是学生的人数就一度超过了六千。
不过台湾这个学运搞得是相当腾讯，其活动包括全国串联、罢课、绝食等等，明显缺乏原创性，还在广场上树立了一株巨大的“民主野百合”（象征学运的纯洁、独立等精神），连长宽高都让人觉得非常眼熟。而且这学运的背景绝不单纯，当时学生说缺睡袋，马上就有市民送来睡袋，说缺盒饭，马上就有市民送来盒饭，可见背后应该有神秘的境外反台势力的资助。最可恨的是学生的行为极为激进，不仅公然打出“老贼下台”等激烈标语并高唱国际歌等传统反动歌曲，还编了首歌讽刺李登辉和万年国大：“你等会儿（李登辉），你等会儿……老贼无行，鼠辈横行，你还要我等，你还要我等……”马英九在广场上怀柔学生的时候甚至还被人下黑脚爆了菊，更显示出这帮不知好歹的学生分明就是一群暴徒，这帮人聚集在中正纪念堂广场上成何体统，简直就是国将不国嘛。可惜台湾的军事力量确实是太薄弱了，连把拖拉机改造成坦克的钱都拿不出来，前几天还把非主流派弄得欲哭无泪的李登辉同志在这种关键时刻居然变成了软蛋，不仅没有严词发表社论，反而先是承诺学生不会镇压，在当选总统的当日（3月21号）更是把五十多名学生召进总统府“对话”，对学生的要求几乎有求必应，并肯定学运是爱国运动。3月22号，造反成功的学生胜利撤退，一场风波在不到一周内便完全平息，李登辉同志真是丢尽了政府的人。
林洋港曾指责李登辉这个人言而无信，经常靠许诺别人官位来利用对方，回头又假装根本没那么一回事，甚至把同一个官位许给好几个人。从种种材料来看，李登辉在政府里的表现似乎确实很邪恶，但是对野百合学生倒是一言九鼎。在他正式宣誓就职之后的第六天（5月26日）便释放了台湾一干政治犯，严重挫伤了台湾人民争取诺贝尔和平奖的积极性；六月份召开国是会议，包括政治犯在内的各界代表首次齐聚一堂商谈民主改革事宜；次年李登辉更是加快脚步，先后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和荒唐的出入境“黑名单”（国民党当局过去对于异见人士的出入境问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国内的坚决不让出去，国外的坚决不让回来，反正怎么恶心人怎么来，李登辉本人在70年受联合国组织之邀前往泰国时就曾深受其害。这种白色恐怖时期的特色做法前有没有古人不清楚，反正后肯定有来者），年底更是彻底终结了“万年国大”。92年又修改了刑法第一百条，“因言获罪”在台湾自此变成了历史名词。到95年，李登辉代表政府，在二二八事件四十八周年纪念活动中正式向所有受害者道歉：
“今天，罹难者家属和子孙能亲眼看到这座彰显历史公义、提升族群融合的二二八纪念碑矗立在宝岛的土地上，亲耳听到登辉以国家元首的身份承担政府所犯的过错，并道深挚的歉意。”
当然，让台湾真正踏入民主社会的最关键的一步，在于94年7月修宪后确立的总统全民直选。非主流派在总统选举问题上发起了最后的反扑，李焕等人甚至一度连饭都顾不上吃，啃着馒头排着队，轮番抨击李登辉。不过在李主掌大权、背后更有汹涌民意支持的情况下，历史的车轮已经无法阻挡。由于台湾人在民主化的过程中只付出了相对它国而言极小的代价，因此李登辉又将这一时期称为“宁静革命”。
顺便一提，蒋介石当年之所以执着于“万年国大”和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台面上的理由是第一届国大代表是在全中国范围内选出来的，如果再改选的话那就只有台籍代表，无法代表整个中国，丧失了中华民国的“法统”（其实大陆记者一出门不是代表亚洲就是代表世界，蒋介石完全没有必要执着于这个问题）。在“汉贼不两立”的方针指导下，当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已成定局之后，蒋介石甚至毅然宣布退出联合国，拒绝接受美国提出的“双重代表案”，结果导致台湾的外交环境急剧恶化。此举表面上是“输了里子赢了面子”，但除了老蒋和他的忠实臣民之外，几乎不会有外人会拿这种所谓的“面子”当一回事，所以实际情况只不过是：民国输了里子，并且自以为赢了面子。69年时岸信介尚且还劝说蒋介石接受双重代表案，72年日本便宣布和民国断交，毕竟俗话说得好：“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除非这个“队友”人傻钱又多。40年后的今天，现实更是证明了老蒋当年的坚持几乎毫无意义，光复大陆依然没戏，中华民国所谓的“法统”在李登辉手下也早已荡然无存，台湾又开始四处砸钱想要加入联合国（最大的阻碍又恰恰是当年曾支持台湾的美国），蒋介石的角色则不幸变成了“为了无聊的原因延缓台湾民主进程的可恶家伙”。
1996年，李登辉以54%的高票击败另外三组候选人，成功当选台湾第一届民选总统，他在就职演讲中说道：
“我们已经清楚的证明中国人有能力施行民主制度，运用民主政治……今天的这个庆典，不是为了庆祝任何一个候选人的胜利，不是为了庆祝任何一个政党的胜利，而是为了庆祝我们两千一百三十万同胞追求民主的共同胜利，是为了人类最基本的价值——自由与尊严，在台澎金马获得肯定而欢呼。”
2000年，李登辉主动退出连任竞选，国民党在台湾维持了55年的统治终于告一段落，华人世界也完成了历史上第一次民主制度下的政党和平交替。由于国民党选战失利，李登辉被开除党籍。当然，对于这位眼光早已超越了政党利益的政治家来说，这一切已经无所谓了。
曹长青曾问过李登辉，既然明明有机会连任，为何要主动放弃权力？李登辉洒脱的回答：
“制度把权力给我用一下，用完就还回去。权力和我没有关系，我随时都准备放弃。”
五：台独之父曾是统一先锋
尽管李登辉在台湾的民主进程中有如此丰功伟绩，不过对大陆人民来说，单是“台独”这一条罪状就足以把李登辉“钉上历史的耻辱柱”了。其实李登辉本人对“台独”这个说法颇为不屑，他认为台湾早就已经实现了主权的独立，这是一个既成事实，事实不会因他人承不承认而有所改变，这也是为什么李登辉会在99年提出大陆和台湾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为什么要加上“特殊”两字，而不直接说是“国与国”呢？因为李登辉不仅不愿维持两岸分裂的现状，恰恰相反，他才是真正为和平统一做出了建设性努力的人。
正如前文所说，两蒋时代台湾对大陆的方针叫“汉贼不两立”，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俗称“三不政策”，直到蒋经国临死前一年才开放台湾前往大陆探亲，而大陆方面对这种两边假装互不认识的做法似乎也非常满意。李登辉上台之后则开始主导“务实外交”，不再称共产党为“叛乱团体”，而是“对等政治实体”，并且迅速着手改善两岸的关系。89年李登辉首次打破两岸官员“不接触”的惯例，90年成立“国家统一委员会”，91年颁布《国家统一纲领》，其后双方进行了大量互动，两岸关系可谓处于前所未有的融洽时期。最重要的是这份《国家统一纲领》，里面开宗明义的表示：
“海峡两岸应在理性、和平、对等、互惠的前提下，经过适当时期的坦诚交流、合作、协商，建立民主、自由、均富的共识，共同重建一个统一的中国。”
在这份纲领中，李登辉为两岸统一提出了非常具体的规划：两岸政府应相互承认对方为对等政治实体，承认分裂的既成事实。在这个基础之上，民间交流互惠，官方互信合作。最重要的是，大陆必须进行民主改革，随后双方在民主政治的框架下完成两岸的统一大业。
从95年开始李登辉又反复提出“经营大台湾，创建新中原”的设想，意在把台湾变成指引大陆民主化的明灯，在中国实现统一之后由台湾来“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四十多年来我们之所以奋斗不懈，就是要为将来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立下可供遵循的典范。”可以说野心是相当之大。96年当选总统之后，李登辉更是在就职演讲里对这一设想大书特书：
“今天我们在台湾实现了中国人的梦想！二十世纪的中国人奋力追求的是建设富强康乐的新中国，与实践中山先生‘主权在民’的理想。五十年来，我们在台澎金马的艰苦奋斗，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完成了世人推崇的民主改革。百年以前，在踏入二十世纪之初，曾被西方国家认定为专制、封建、贫穷、落后的中国人，已经在台澎金马地区开创了民主、富足、进步的新局，傲然面对世人的赞誉。这不但是我们两千一百三十万同胞共同的光荣，更是中华民族振衰起敝，再创新机运的关键。我们相信，同样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在台湾做得到的，在中国大陆也可以做到。因此，我们愿意以建设的经验，导引中国大陆发展的方向，以进步的成果，协助亿万同胞改善生活福祉，进而集合两岸中国人之力，共谋中华民族的繁荣与发展！……登辉深信，在二十一世纪，中国人必能完成和平统一的历史大业，为世界和平发展，善尽更大的心力。”
李登辉这个从小接受日本教育长大的台湾人会如此高唱统一大调也没什么奇怪的，第一他以博学多才而闻名，对大陆的文化和历史颇有涉猎（台湾人戏称他是“天上的事知道一半，地上的事全都知道”），早年正是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才会学习农业经济，并有志改变大陆农民的处境，可以说本身就有一定的“大陆情结”；第二对于同文同种的台海两岸来说，统一带来的好处不言而喻，这种做法也符合李登辉“务实外交”的精神：“‘台独’只会断送国家的大好前途，牺牲社会的安定繁荣，这是不可能，也不应该的，我们应该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只不过这种“好处”绝不会建立在制度的倒退之上，台湾不可能去和政治状况连白色恐怖时期都不如的大陆去谈什么统一。
如果说李登辉所倡导的是基于共同价值观的统一，那么大陆所倡导的则是基于“哥实力比你强”的武力吞并，一边将自己当作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并不断打压台湾的生存空间，一边宣扬所谓的“一国两制”，其背后的逻辑是“不跟哥玩哥就天天往你家门锁里涂胶水破坏你的配电箱”。台湾当局如果接受这种名义统一，在失去美国庇护的情况下根本无法保证自己的制度能确实不受影响（如今香港的遭遇更是印证了这一点），而民主政治本身的特点就是不相信掌权者的道德自律，而是通过制度设计来制衡权力。李登辉在《台湾的主张》便解释了台湾为什么不可能接受“一国两制”：“只有透过民主制度的全面施行，才能以法治化的机制及透明化的政治运作过程，增进两岸互信，并确保双方切实遵守协议，共缔双赢新局。”两岸对统一策略的分歧，说到底其实是“制度之争”，反映了两种思维方式的对立。这种对立几乎浓缩在了07年发生的一起事件里：某中国公民在日本成田机场朝李登辉砸了一个瓶子，而李登辉事后回答：“希望他回大陆也可以这样。”可惜砸瓶子的那位仁兄，可能根本都没意识到这句话里所包含的分量。
至于究竟哪种制度比较好，我就不多加评判了。我党已经系统性的论证了民主制度并不适合中国（六十多年前他们也系统性的论证过中国必须实现民主，这就叫与时俱进），很多中国人民也视民主为外来的洪水猛兽。但既然双方最终的目标都是统一，为什么李登辉又会突然变成“台独分子”？
这个“华丽转身”发生在1995年李登辉以私人身份访美、并在母校康奈尔大学发表演讲之后，《日人民报》突然推出了“四评”系列文章，大肆抨击李登辉公然发表分裂言论的行径，大陆人一看这阵势就知道：“这是一号人民公敌了”。而李登辉的演讲名为《民之所欲，长在我心》，从头到尾都在夸耀台湾的民主经验。如果你不告诉别人这就是著名的“分裂演讲”，我相信一百个人里有九十九个都看不出这玩意跟台独有什么蛋关系。日人民报能从演讲本身找出的问题，居然只不过是“中华民国在台湾”这么寥寥数字，完全就是上纲上线，按李登辉的说法是：“中共对登辉个人发动一波又一波‘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诬蔑，但是登辉忍辱负重，不予理会。因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解决不了累积五十年的历史问题。”
尽管李登辉曾反复表明态度，过了一个多月后中共居然又朝台湾周边海域发射了数枚飞弹，台湾海峡顿时布满了浓厚的火药味。李登辉对此更是大惑不解：“都已经打过招呼了，怎么还发那么大脾气？”他自称美国之行早就通知过大陆政府，大陆这边虽然不乐意，但依然安排了第二次汪辜会谈。到96年总统选举期间，大陆又像打了鸡血一样往台海狂扔飞弹，弄得台湾人心惶惶、股票大跌，史称“第三次台湾海峡危机”。
我党此举究竟意欲为何？鉴于政治本身就有黑箱作业的性质，而大陆政治更是黑箱中的黑箱，外界也只能对这个问题作出一些推测：压制台湾的务实外交；阻止李登辉当选；趁机和美国恢复外交联系；鹰派抬头中共内斗的结果……我也姑且阴谋论一把：既然两岸统一之争表象下的本质是制度之争，那么双方不管做什么动作，归根结底也应该是冲着对方的制度去的。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柏林墙倒塌、东欧巨变、苏联解体的大环境之下，如果对岸同文同种的台湾人也实现了民主，对我党来说不啻于雪上加霜。在94年末台湾正式确立了总统直选、完成了改革最关键的一步之后，大陆在95到96年这段时期的“文攻武吓”，表面上宣称是要反台独，实际上是想重演40年代末的历史，再一次中断中华民国的民主进程，通过外部的武力威胁让台湾重新进入类似“动员戡乱时期”的状态，无限期的延迟总统大选。这是我党正在香港持续施行的方针，也是最符合专制逻辑的做法。可惜的是，第一李登辉进行民主改革的决心远远超过蒋介石，第二解放军叛变将领刘连昆提供的情报让李登辉老神在在，深知除非发生美洲大陆被外星人转移到火星之类的重大变故，大陆根本不敢再有更进一步的动作。
虽然我党在破坏台湾民主这点上失败了，但在愚民方面倒是颇有斩获：让大陆民众先入为主的认定李登辉是个国家公敌，从而忽略其“民主统一”的主张，或者将之当作一种“明统暗独”的阴谋，如此一来便可有效的阻隔来自对岸的“和平演变”。日后我党又以同样的手法在所谓“两国论”、“七块论”上大做文章，完全扭曲了李登辉的原意：“最理想的状况，是中国大陆摆脱大中华主义的束缚，让文化与发展的程度各不相同的地区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如台湾、西藏、新疆、蒙古、东北等，大约分成七个区域。”从《台湾的主张》一书上下文来看，李登辉的意思完全可以理解为是削弱中央集权、加强地方自治，他在书中还说“未来的中国只有一个”，台湾多名立委也再三解释这根本就不是要把国家分裂成七块的意思。不过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根本就不鸟你，自说自话，爱咋咋地。
如果是从两岸统一的角度出发，那么这番“文攻武吓”所起到的基本都是反作用。大陆仅仅因为双方统一策略的不同就给李登辉扣上“台独分子”的帽子，继而以武力制造恐慌，一再显示出蛮不讲理的作风，徒惹台湾人的厌恶而已，以至于96年选举变成了一场“谴责中共大赛”。由于大陆的威胁直接冲着李登辉而来，对李登辉的高票当选也产生了一定促进作用，台湾民间当时便戏称说“李登辉的竞选总部在北京”。大陆以自身的行动向台湾人表明了跟这种货色谈“和平统一”无异于与虎谋皮，李登辉的“民主统一梦”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越来越像是“痴人说梦”，就连他自己都说：“大陆距民主主义还非常遥远，他们一定要靠着自己的双腿，花数十年的时间走过我们曾经走过的痛苦之路。”正是这种状况导致了陈水扁之类正宗台独势力的崛起。06年陈水扁正式宣布终止国统会和《国家统一纲领》的运作，一脚把“李登辉主义”踢进了垃圾堆，虽然马英九上台后又重回“大陆不民主，两岸难统一”的路线，但是长此以往下去，很难确保“李登辉主义”在台湾还能剩下多大的市场，我党俨然已经变成了台独人士的“制造机”。
如果说李登辉主政时期的政策是化解两岸的敌意，那么大陆的做法则是增加双方的对立，把台湾越推越远。台湾人厌恶大陆自我中心、处处以武力威逼，就连李登辉这个本土人士中少有的统派近几年来对中共也越来越恶语相向，大陆人则在单方面的宣传之下对台独咬牙切齿，动不动便叫嚣“核平台湾”。这种非理性的仇恨一旦发酵下去，恐怕即使有朝一日大陆真的实现了民主化，统一也无从谈起。究竟是谁在假扮统一斗士，为一己之私利而损害两岸人民的共同利益、以统一之名而行台独之实，答案已不言自明。
其实台湾的情况也完全可以举一反三到其它“危险地区”，只不过台湾是已经分裂了，而那些地方截至目前为止还是统一的，枪杆子政权暂时还有能力压制住自己制造出来的民族仇恨。我还是老话一句，这大陆人民整天高喊统一统一、爱国爱国，哪天要是真跟在某些人屁股后面把中国给捣腾成七块了，那也算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一出滑稽剧了。
推倒柏林墙 2010-12-13 2:34
一：被迫中断的民主化进程
李登辉在大陆的标签是“台独之父”，在台湾却被尊为“民主先生”，一些人甚至称他为华人历史上的第一个民选总统。不过这个说法并不确切，华人历史上真正的第一任民选总统其实应该算是蒋介石。
早在1947到48年间，大陆就曾经举行过一次激烈的总统大选。此次选举首先由全民直选国民大会代表（当选国代中国民党员约占40%），再由国大代表投票选出正副总统，任何人都可以参加，并且最终演变成了蒋介石和李宗仁之间的激斗。以蒋介石当时的政治威望，他当选总统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李宗仁便退而求其次去竞选副总统，但这仍然让和他矛盾深重的蒋介石非常不满。蒋先派国民党众大佬给李宗仁施压，希望他自行退出，李以宪法规定人人都可参选为由严词拒绝。随后蒋又亲自去找李宗仁谈话，对他说：
“你必须放弃。我不支持你，你还选得到？”
李宗仁答道：“这倒很难说！”
“你一定选不到。”
“我可能选得到！”（《李宗仁回忆录》）
两人斗了番嘴，回去各自准备阴招。蒋介石派出孙中山之子孙科参加副总统竞选，试图以国父之名狙杀对方（实际上蒋在日记中对孙科的个人品行非常鄙视，称其生性贪婪，寡廉鲜耻，为国父的“不肖之子”）。而李宗仁则怂恿胡适参加选举，孰料蒋介石反而对此大喜过望。从蒋当时的举动来看，一来他经常在日记中抱怨国民党里无人才，觉得手下无人可用，二来有意通过这次选举营造一种多党对立的局面（当时有民青两党竞选国代失利，便称国民党“一党独裁”，要求主动让出若干席位，蒋介石对这种荒唐的要求一口应允，谁知众国民党员不买老蒋的帐，令他大为光火），让胡适当总统正是一举两得：
“近日心里多为让贤选能之准备。最好国民党在国民大会时交出政权，本人不加入竞选，而提出推选国中无党派之名流为大总统。若果如愿以偿，则余为国家为军事必使军民不致因余退职而恐慌与动摇，愿暂任参谋总长以协助继任者；一俟军民安定，不致应新旧交接为匪所乘，则幸矣。”（蒋介石日记1948年1月17日）
老蒋同志连自己青楼艳史之类的东西都敢往日记里写，里面的记叙应该还是比较诚恳的。老蒋对胡适称只要他肯出面竞选总统，自己可立即退出，出任行政院长辅助胡适。胡适则在日记里写道：“我承认这是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可以一新国内外的耳目。我也承认蒋公是很诚恳的。他说：‘请适之先生拿出勇气来。’但我实无此勇气！”双方往来几次之后，胡适还是婉拒了蒋介石的请求。最终蒋介石毫无悬念的战胜了居正，但李宗仁也在四轮角逐之后以微弱优势击败了孙科等另外五名候选人。
此次“行宪”的过程中暴露出了很多问题，例如国大选举中存在贿选现象，投票率也仅有10%（当时中国文盲率极高，民众普遍没有民主诉求，喊民主喊得最凶的其实是共产党，不过他们拒绝参加此次选举），但罗马从来就不是一天建成的，无论如何这也算是踏出了中国历史上至为关键的第一步。当然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某片神奇土地上的人民对本国的一些重要历史一般是不太了解的。
可惜的是此后国民党被打到了台湾岛上，这刚迈出去的一步也随之缩了回来。其实蒋介石早在选举期间就已经认为行宪过早，主要原因是实行民主制度之后国民党的党票越发不值钱，就算被开除党籍也无所谓，一众老党员们“无法无天”，不听他这个党主席的号令，这让蒋介石觉得是“未至民主程度而硬行民主”，在日记里写道：“本党组织低落，纪律废弛，既无统御党员把握，又在此匪乱民困，人心动荡，社会不安之时，尤其是本党竞选副总统之党员不守党的纪律，早已明了，即不应召集如此三千人之国民大会也”，“今日为余就总统职之日，心绪愁郁，精神沉闷，似乎到处都是黑暗……党纪扫地，党性荡然，如何能维持现局，战胜共匪”。
以我个人之见，国民党的失败和“行宪过早”其实关系不大，蒋介石之所以产生这种看法，恐怕只是对民主制度之下必然的“混乱”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在内战失败后更将此当作开脱的借口。在国共仍然隔海对立摩擦不断、成天“反攻大陆小心匪谍”的情况下，蒋介石开起了历史的倒车，几度修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实行戒严制度，总统无限连任，国民大会代表再也没有换届选举过（俗称“万年国代”），异见人士遭到残酷镇压，民青两党也变成了“厕所花瓶”，台湾正式进入了“白色恐怖”时代。
我们的主角李登辉直到71年才加入国民党，此时仍然是屁民一个，而且还颇有点反政府倾向。在国民党的治下，他的日子过得当然也不会太自在。
二：白色恐怖笼罩之下的台湾
其实在49年以前，李登辉就已经和国民党有了一些不愉快的接触。众所周知，台湾人远比大陆人亲日，国民党这个“外来政权”在他们看来并不受欢迎。这不是无来由的，这里说两个事例。
1871年，一艘琉球船只遭遇海难，六十余人漂流至台湾，惨遭原住民杀害；72年又有四名海难幸存的日本渔民在台遇害。日本人跑去找清政府告状，说你们这个台湾人不像话啊，乱杀我们的人。当时清廷官员毛昶熙说了一句牛逼至极的话：
“生番系我化外之民，问罪与否，听凭贵国办理。”
那个年代日本人还得尊我天朝一声老大哥，老大哥都说无所谓了，日本人马上跑来台湾噼里啪啦一顿乱打，完事了天朝还给日本人赔了五十万两白银，称其为“保民义举”，此事史称“牡丹社事件”。
到1895年时，日本人已经不把老大哥放在眼里了，通过《马关条约》割占了台湾，而台湾巡抚唐景嵩仍不肯向日本人称降，率兵抵抗，最终兵败。唐景嵩化妆成老太独自跑路，清军残部则退入台北城中，打家劫舍强奸民女，按台湾人的说法是当时的情景简直就是“人间地狱”啊。最后他们不得不派人偷偷跑到城外替日军带路，一举“解放”了台北。
虽说日本人也多次残酷镇压台湾的抗日运动，但至少也没带这么不靠谱的。在经济、教育和公共建设等等方面，日本和大清相比更是一个在现代一个在古代。如果说日本是黑社会大佬，那么大清顶多只能算是县城小流氓，国家虽大，政府却完全上不了台面，非要二选一的话，当然还是跟着日本人混比较好。
平心而论，国民党的执政水平跟日本相比也差了那么一截，官员贪污腐败，警察吊儿郎当，政府形象严重地痞化。再加上初期混乱的经济状况，难免让台湾人产生心理落差。到47年2月27日，几个稽查私烟的城管人员由于业务不精，未能充分贯彻对岸同行“脸上不见血、身上不见伤、周围不见人”的宗旨，居然当着围观群众的面暴力执法，结果引发众怒，酿成国民党治理时期规模最大的族群冲突，史称“二二八事件”。当时主管台湾的陈仪却向蒋介石汇报说这只是由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台共分子）勾结境外势力（日军残留）煽动起来的反革命暴乱，完全忽略了背后复杂的矛盾，最后当局出动机枪小分队，简单粗暴的镇压了这次群众运动，刚来两年就给台湾人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至于具体伤亡人数则口径众多，从数百到上十万不等（二二八基金成立后，由家属上报的死难者共有681人）。
二二八事件的真相在台湾一直争议颇多，因为种种资料显示本地人在事件之初也犯下不少暴行，并不像他们所宣称的那么无辜，背后更有台共等多股势力纵横交错。但是国民党直接开枪的做法无疑极为愚蠢，虽然本地人从表面上看确实是“老实了”，但暗地里他们对外省人的仇恨只是变得更加严重了。
当时李登辉同志刚好转学到国立台湾大学，属于不明真相的群众。他在街上参与围观时，现场忽然枪声大作，子弹横飞，行人齐喊“快走嘞”，立刻作鸟兽散，李登辉也吓得屁滚尿流落荒而逃，称自己“差一点就被人打死”。24岁的他因亲眼目睹了国民党的暴行而成长为一号忧国忧民的愤青，曾经加入共产党等各类地下“民主党派”（李登辉加入共产党后没多久就退党，他后来解释说：“三十岁前不相信共产主义是没梦想，三十岁后还相信共产主义是不实际”），这也导致他经常被忙着整肃“二二八事件奸党”的情治部门请去喝茶。由于被认作是“赶时髦的小角色”，李登辉并未遭到太严厉的惩处，只不过频繁的“报到”仍让他不胜其扰。1960年调查局“清查旧案”时，李登辉更是莫名其妙被拘留长达四个半月之久，他在农复会的上司沈宗瀚求人托关系替他求情之后，李登辉才被无罪释放。小角色尚且如此，大角色的下场可想而知。
经过此事之后，李登辉对台湾政局更加失望，1965年他去美国读博之后甚至不愿意再回台湾。在康奈尔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之后，李登辉已是世界知名的农业经济问题专家，各国的农经组织纷纷向他伸出橄榄枝，沈宗瀚更是亲自跑到美国游说。李登辉说：“我回去了不知道国家会对我怎么样，我没有太大信心。”沈宗瀚则向他保证绝对不会再出状况。可惜一个小小农复会主任的口头保证岂能管得到政府头上，李登辉刚回国一年左右，当局的白头盔宪兵就又找上门来了。
其实李登辉当时完全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事，但有了上回拘留四个半月的经验，再加上宪兵是大清早六点钟跑来敲门，颇有点来偷鸡摸狗杀人灭口的味道，李登辉担心自己说不定一去不回，于是先把家里的存折等等统统翻出来交给老婆，支票一一签字，这才“慷慨赴死”。在被断断续续的盘问了一星期之后他又活蹦乱跳的出来了，日后回忆起这次经历，李登辉认为当时蒋经国可能就已经有意启用他，这只不过是一次政治可靠性审查而已。但这种体验无疑让人极不愉快，尤其是李登辉第一被请去喝茶的时间长达十七个小时，期间毫无音讯，更是让他的家人提心吊胆。李登辉的老婆称：“那是我有生以来度过最长的一天。”并且之后每次听到吉普车从楼下路过便会心慌意乱。因此李登辉暗下决心：“如果有机会执政的话，绝不愿意同胞再忍受这种白色恐怖之苦。”
当然，跟台湾当时一些赫赫有名的政治犯相比，李登辉实在可算是“幸运”的了。没过多久他改造台湾的“机会”也来了：可能是因为台湾农业问题越来越受重视，李登辉突然便被拉入政坛，并且成了蒋经国身边的“红人”，先是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内阁成员，78年又被任命为台北市长，81年升任台湾省主席，84年当上副总统，以七十码的速度在政界快速蹿升。1988年蒋经国去世之后，李登辉更是顺理成章的接任了中华民国总统之位。
三：一对“失败”的独裁者父子
一个独裁政党若是想在民众的心中散播恐惧，最好的办法就是打压言论。假如一个人连表达自己观点的胆量都没有，你很难想象他是否还能去干什么更了不起的事情。而言论自由偏偏又是最容易被放弃的自由，因为闭嘴对人们来说简直再简单不过，唯一需要付出的代价就是勇气。
台湾当时便有所谓刑法第一百条，按大陆的口径叫“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不要说是着手实施叛乱，哪怕你仅仅是发了点牢骚，都有可能被视为有“叛乱意图”而遭到严厉惩处。这种做法使得人们敢怒而不敢言，有意无意的规避风险、远离政治，让独裁者来掌控一切。假如当时的台湾就有互联网，各位或许会看到以下现象：在那些讨论时事的帖子下面，出现频率最高的回复不是“莫谈国事”，就是“楼主小心跨省”。
尽管蒋介石在控制言论这方面做得倒还算出色，但我不得不说，和对岸的同行比，他是一个非常失败的独裁者，因为他在退守台湾之后依然在搞孙中山的那套“地方自治”。这个所谓“地方自治”的目的之一在于通过基层公务员的直接选举来培养民众的民主意识，从而为宪政打下基础。该政策从抗战胜利之后才算是真正开始实行，虽然国民党后来兵败撤出大陆，但蒋介石仍然执意要延续地方自治，由花莲县开始推动全台湾的县市长等公职人员直选。由于日据时代台湾人已经有了不少选举经验，第一次选举的投票率竟高达80%。这么一比较大陆现在的状况还比不上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简直就是人间悲剧。
当然，由于国民党当时垄断了媒体等绝大部分社会资源，操纵此类选举可谓轻而易举，万不得已时还可以靠作弊来确保自己的胜利，例如派军队、警察、教师等公职人员及其家属参与投票，或者把投给政敌的票偷偷涂污成废票。1975年时主张国大改选、废除戒严令和确保言论自由等的郭雨新就因为开出八万张废票而落选，随后人们在修路时挖出了整袋的投给郭雨新的票。更有甚者，投票所制造停电，趁机调换票箱……不过话又说回来，国民党的舞弊行为固然无耻，但两岸的状况一对比，你又不得不感慨老蒋这一党专政搞得实在太他娘的蛋疼了，以三民主义为基本宗旨的党派和以共产主义为基本宗旨的党派到底还是有那么一点不一样。
正是因为有这么一个还算搞得人模狗样的选举，国民党即使可以操纵结果，也不能把事情搞得过于离谱，对民意仍然得保持一点最基本的尊重，不能把类似大陆李刚之类的人也搞上去侮辱群众的智商。这一方面使他们的基层政治相对大陆而言较为廉明，官员做的是人事说的是人话；另一方面，基层选举确实大大开启了民智，提供了参与政治的渠道，消除了人们对于政治的恐惧，破坏了言论管制的效果。尽管当时台湾人仍无法在报纸等各类刊物上畅所欲言，但至少可以通过选举来表达自己的诉求，一旦他们积攒了足够多的民意，选举就会变成反对派汇聚并展示自身力量的最佳场所。1977年，桃园县县长候选人许信良正是凭着地方选举，一举打开了国民党铁幕的缺口。
这许信良本是国民党一手培养出的新生代本土政治精英，曾拿着公派奖学金跑去英国留学，回国后却成了不折不扣的叛逆分子。他在1977年时甚至出版了一本《风雨之声》，大谈四年来在省议会里的所见所闻，让本来遮遮掩掩的政治一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部分傻逼官员顿时无所遁形。这么一号人物，怎么也该拉进看守所躲猫猫一百次了吧，许信良却仅仅因“党纪考核不佳”，被国民党拒绝提名为桃园县县长候选人。谁料许信良竟“违反党纪”以个人身份参选（代价是被开除党籍），最终在选举过程中爆发了著名的“中坜事件”：许信良的助选团队当场抓到某投票站主任的做票行径，引发上万愤怒群众的大暴乱。说实话当时投票站主任到底有没有做票也只不过是一家之言，并无其它证据，但国民党的选举舞弊早已是臭名昭著，信用彻底破产，因此“传言”稍一煽呼，人群马上就闹起来了，这就跟圣元奶粉说自己是无辜的却没人信是一样的原理。
如果说蒋介石的制度规划就已经为民主派提供了突破口，那么蒋经国的“懦弱”无疑将这个突破口进一步的扩大了。在中坜事件中，台湾警方将被指控做票的监票主任带走保护起来，在鸣枪驱散围观群众时还不慎击毙了一名学生，结果整个警察局都被愤怒的群众一把火连根烧掉。这类“打砸抢烧”事件在大陆会如何定性处理不用我多说，而中坜事件最后的结果却是“罪魁祸首”许信良以大比分击败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自此之后党外的“反动人士”们也开始凭着地方公职选举大规模的侵入国民党的政治阵地。
曾经有人推荐我去看一部关于蒋经国时代台湾街头民主运动的纪录片，问我大陆人能从中学到什么。我看完以后觉得，人民其实是一样的人民，只不过党是不一样的党，蒋经国在对待这些“反革命暴乱”时实在缺乏“杀二十万保二十年太平”的魄力。有人说他是“迫于群众的压力”才“不得不”进行民主改革，但是俗话说得好啊：“学生怕什么？就怕开枪。”坦克一出，谁与争锋，一次流血事件就足以创造万马齐喑的“和谐社会”，哪还来什么“群众的压力”？而像催泪弹、防暴盾牌和高压水枪之类的非致命性武器不仅不能起到恐吓的效果（回家晒晒衣服又上街来了），相反还大大满足了年轻人自我戏剧化的需要：“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因此与其说蒋经国是迫于社会的压力，我倒更觉得他是迫于自己良心的压力。这倒不意味着他就是“伟光正”了，还是那句话：同样是独裁政党，这个党和那个党也是有很大区别的。
随着“美丽岛”、“江南案”等一系列事件的刺激，蒋经国顺应时代潮流，在1987年正式宣布解除实施了长达38年的戒严令，次年更是完成开放党禁报禁的壮举，重新开启了中华民国的民主化进程。小蒋同志也因此从“独裁者”一跃成为“中国的华盛顿”，其历史评价比他老爸高出何止一个档次，和同时期另一批愚蠢的民贼独夫更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很不幸的是蒋经国在1988年便因毫无预兆的病情恶化而突然逝世，在这个改革的关键时刻，李登辉这位副总统也一下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四：从夺权到放权
这篇文章写到这里，男主角的戏份似乎连20%都没有，很多读者或许会奇怪丫怎么突然一下就变成副总统了。其实蒋经国对李登辉一直极为器重（鉴于逝者已矣，其间的原因已难以考证），按他的设想，李登辉应该攀爬得再更快一点才对。78年时蒋经国就想安排李做台湾省主席，但是党内其它大佬认为李的资历太浅，小蒋才不得不把他放到台北市长的位置上锻炼了三年。
蒋经国死后情况就不一样了。李登辉在党政军三界都没有自己的势力，国民党众大佬虎视眈眈，个个盯着他屁股下的总统宝座，甚至连当时的“国母”宋美龄都有打压之意（为何国母多姓宋？），加上李登辉“本省人”的身份和推行民主政治的倾向，处境更是不利，坊间干脆称李登辉只不过是个“临时总统”。但是李登辉这个人第一运气绝佳，先靠蒋经国之死当上总统，再靠党内群龙无首的混乱和宋楚瑜的“临门一脚”当上了党主席；第二他本身也确实是个无师自通的政治斗争天才，此后竟施展各种手段，轻松玩弄国民党众大佬于股掌之中。
在90年初的总统换届选举中，反李阵营（俗称“非主流派”）为了获得正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计划在临时中央全会上提出为了推动“党内民主”，应把提名的投票方式由起立表决改为不记名投票。此时总统选举仍由“万年国大”包办，而国大基本上就是国民党的看门狗，能获得党内提名的人几乎就已经在选举中赢了一大半。李登辉作为党主席，想获得提名也不过是探囊取物，虽然国代们未必就喜欢这个政坛新人，但也不宜在起立表决中“公开叛党”，整出总统大选不过是走个过场而已。而非主流派这招“不记名投票”可谓直取李登辉的命门，背后更有行政院长李焕和军事强人郝伯村等人的支持，李登辉的政治生涯一时处于“最危险的时刻”。当时他甚至已经准备好了“退选声明”，万一真的演变成不记名投票，干脆直接退出选举，保全颜面。
李登辉在非主流派发起进攻的前一天就已经获知了他们的计划（事后非主流派指控李登辉派国安局长宋心濂窃听他们的电话，李登辉当然拒不承认），此时他麾下的头号打手宋楚瑜扮演了关键先生的角色。宋提前一天就对新闻界放话，说所谓党内民主不过是一些人“居心叵测的阴谋”，在第二天的临时中央委员全会上更是上纲上线，称不记名选举是“夺权阴谋”：“有证据显示，党内有一股令人不安的力量在酝酿。”主流派阵营的提前造势加上此番赤裸裸的恐吓，最终令中央委员会在举手表决中以99比70否决掉了不记名投票案，使李登辉得以涉险过关。坊间甚至传言李登辉动用特务机关搜集情报，以“黑材料”私下威胁中央委员。当然，李登辉对此同样拒不承认。
对大陆政治比较熟悉的人不难发现，李登辉这套手法几乎是我党用来颠倒黑白、打击异己的惯用套路，就连李登辉自己都承认这段经历“跟大陆的权力斗争毫无二致”。但到这时候非主流派仍不死心，打算推林洋港和蒋纬国在未获提名的情况下搭档参选，国民党已然公开分裂，这无疑又壮了万年国代们的胆。而想打破李登辉这种毫无实力基础的威权统治，所需要的也仅仅是胆量而已，李登辉仍然没有脱离危险期。
孰料李登辉竟下了一计黑手，把蒋纬国的侄子蒋孝武从日本召回，让他公开抨击自己的叔叔是“假民主秩序之名，图夺权之实，藉法规漏洞从事政治投机”，一记重拳直接打得蒋纬国生活不能自理。此后李登辉又派人去做林洋港的工作，劝诫同为本省人的林洋港不要帮外省人打击李登辉，暗示林洋港小心被当成台奸批斗。即使是今日的台湾选举，族群牌依然屡试不爽，李登辉这手效仿文革的“群众斗争路线”一下让本来就是非主流派棋子的林洋港毛骨悚然。随后李登辉又说动国民党内八位重量级元老出来做林洋港的工作，让他“大局为重”，在李登辉的威逼利诱、软硬兼施之下，林洋港和蒋纬国最终退出总统大选，导致非主流派的计划全盘泡汤，内部更是因此产生嫌隙。李登辉玩弄权谋居然玩到能把政敌直接“劝退”的地步，可以与此相提并论的大概也只剩火影忍者里的绝技“嘴遁”了。据林洋港称，李登辉其实曾私下允诺他大家可以“轮流坐庄”，因此批评李毫无诚信。老话一句，李登辉对此拒不承认。
顺利连任总统之后，李登辉仍有两个政敌要处理，一为行政院长李焕，二为国防部长郝伯村。前者和李登辉公开不合，后者则号称哪怕台湾军队搞十年人事变动换上去的也全是他的人，是李登辉实现“军队国家化”的巨大阻碍。90年非主流阵营在总统选举中溃败之后，李焕对连任行政院长仍是志在必得，李登辉阵营里也拿不出比他更像样的人选来。此时李登辉又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大为惊叹的决定：用郝伯村顶替李焕成为行政院长。李焕自知威望远远不如郝伯村，当下就悲叹自己完蛋了；而郝伯村表面上出将入相，好不风光，一下达到了“政治生涯的最高点”，实际上则被“杯酒释兵权”，李登辉趁虚安排自己的人马大举进入军界，没过几年更联合民进党将郝伯村从行政院长的位置上扒了下来；非主流阵营更是几乎土崩瓦解，被李登辉一一分化击破，此计可谓一石三鸟。由于坊间盛传之前用李焕顶替俞国华做行政院长也是李登辉的阴谋，因此戏称李登辉是用一个行政院长的位置就完成了“一桃杀三士”的壮举。
在93年郝伯村下岗之后，李登辉已经集党政军三权于一身，可谓权倾一时无人能挡。如果单把这段经历拿出来看，李登辉似乎只不过是另一个老谋深算阴险狡诈的独裁者，但他一方面在国民党内凝聚权力、搞得“官不聊生”，一方面却又还政于民，大踏步的推动着台湾的民主化改革。
蒋经国在88年开放党禁报禁之后，随着言论的逐渐自由化，台湾人的民主诉求越发强烈，其中很有借鉴意义的是90年3月和总统选举同期发生的“野百合学运”。在林蒋二人退出选举之前，主流派与非主流派为了确保当选，对国大代表自然是百般讨好，情形令人作呕。而当时的“万年国大”除了部分增补代表以外，仍是47年选出的那一批，许多人早已变成风中残烛，不是坐轮椅就是老年痴呆，有的干脆一命呜呼，国大俨然已经变成了养老院，却还不忘隔三差五的给自己延长任期、高薪养廉。到3月16日，几名台湾学生在中正纪念堂广场上打出了“我们怎能再容忍七百个皇帝的压榨”的标语，学生、市民以及民进党等各个政治团体纷纷响应，第二天就建立起了一个“广场共和国”，引发了台湾历史上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一次学运，单是学生的人数就一度超过了六千。
不过台湾这个学运搞得是相当腾讯，其活动包括全国串联、罢课、绝食等等，明显缺乏原创性，还在广场上树立了一株巨大的“民主野百合”（象征学运的纯洁、独立等精神），连长宽高都让人觉得非常眼熟。而且这学运的背景绝不单纯，当时学生说缺睡袋，马上就有市民送来睡袋，说缺盒饭，马上就有市民送来盒饭，可见背后应该有神秘的境外反台势力的资助。最可恨的是学生的行为极为激进，不仅公然打出“老贼下台”等激烈标语并高唱国际歌等传统反动歌曲，还编了首歌讽刺李登辉和万年国大：“你等会儿（李登辉），你等会儿……老贼无行，鼠辈横行，你还要我等，你还要我等……”马英九在广场上怀柔学生的时候甚至还被人下黑脚爆了菊，更显示出这帮不知好歹的学生分明就是一群暴徒，这帮人聚集在中正纪念堂广场上成何体统，简直就是国将不国嘛。可惜台湾的军事力量确实是太薄弱了，连把拖拉机改造成坦克的钱都拿不出来，前几天还把非主流派弄得欲哭无泪的李登辉同志在这种关键时刻居然变成了软蛋，不仅没有严词发表社论，反而先是承诺学生不会镇压，在当选总统的当日（3月21号）更是把五十多名学生召进总统府“对话”，对学生的要求几乎有求必应，并肯定学运是爱国运动。3月22号，造反成功的学生胜利撤退，一场风波在不到一周内便完全平息，李登辉同志真是丢尽了政府的人。
林洋港曾指责李登辉这个人言而无信，经常靠许诺别人官位来利用对方，回头又假装根本没那么一回事，甚至把同一个官位许给好几个人。从种种材料来看，李登辉在政府里的表现似乎确实很邪恶，但是对野百合学生倒是一言九鼎。在他正式宣誓就职之后的第六天（5月26日）便释放了台湾一干政治犯，严重挫伤了台湾人民争取诺贝尔和平奖的积极性；六月份召开国是会议，包括政治犯在内的各界代表首次齐聚一堂商谈民主改革事宜；次年李登辉更是加快脚步，先后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和荒唐的出入境“黑名单”（国民党当局过去对于异见人士的出入境问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国内的坚决不让出去，国外的坚决不让回来，反正怎么恶心人怎么来，李登辉本人在70年受联合国组织之邀前往泰国时就曾深受其害。这种白色恐怖时期的特色做法前有没有古人不清楚，反正后肯定有来者），年底更是彻底终结了“万年国大”。92年又修改了刑法第一百条，“因言获罪”在台湾自此变成了历史名词。到95年，李登辉代表政府，在二二八事件四十八周年纪念活动中正式向所有受害者道歉：
“今天，罹难者家属和子孙能亲眼看到这座彰显历史公义、提升族群融合的二二八纪念碑矗立在宝岛的土地上，亲耳听到登辉以国家元首的身份承担政府所犯的过错，并道深挚的歉意。”
当然，让台湾真正踏入民主社会的最关键的一步，在于94年7月修宪后确立的总统全民直选。非主流派在总统选举问题上发起了最后的反扑，李焕等人甚至一度连饭都顾不上吃，啃着馒头排着队，轮番抨击李登辉。不过在李主掌大权、背后更有汹涌民意支持的情况下，历史的车轮已经无法阻挡。由于台湾人在民主化的过程中只付出了相对它国而言极小的代价，因此李登辉又将这一时期称为“宁静革命”。
顺便一提，蒋介石当年之所以执着于“万年国大”和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台面上的理由是第一届国大代表是在全中国范围内选出来的，如果再改选的话那就只有台籍代表，无法代表整个中国，丧失了中华民国的“法统”（其实大陆记者一出门不是代表亚洲就是代表世界，蒋介石完全没有必要执着于这个问题）。在“汉贼不两立”的方针指导下，当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已成定局之后，蒋介石甚至毅然宣布退出联合国，拒绝接受美国提出的“双重代表案”，结果导致台湾的外交环境急剧恶化。此举表面上是“输了里子赢了面子”，但除了老蒋和他的忠实臣民之外，几乎不会有外人会拿这种所谓的“面子”当一回事，所以实际情况只不过是：民国输了里子，并且自以为赢了面子。69年时岸信介尚且还劝说蒋介石接受双重代表案，72年日本便宣布和民国断交，毕竟俗话说得好：“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除非这个“队友”人傻钱又多。40年后的今天，现实更是证明了老蒋当年的坚持几乎毫无意义，光复大陆依然没戏，中华民国所谓的“法统”在李登辉手下也早已荡然无存，台湾又开始四处砸钱想要加入联合国（最大的阻碍又恰恰是当年曾支持台湾的美国），蒋介石的角色则不幸变成了“为了无聊的原因延缓台湾民主进程的可恶家伙”。
1996年，李登辉以54%的高票击败另外三组候选人，成功当选台湾第一届民选总统，他在就职演讲中说道：
“我们已经清楚的证明中国人有能力施行民主制度，运用民主政治……今天的这个庆典，不是为了庆祝任何一个候选人的胜利，不是为了庆祝任何一个政党的胜利，而是为了庆祝我们两千一百三十万同胞追求民主的共同胜利，是为了人类最基本的价值——自由与尊严，在台澎金马获得肯定而欢呼。”
2000年，李登辉主动退出连任竞选，国民党在台湾维持了55年的统治终于告一段落，华人世界也完成了历史上第一次民主制度下的政党和平交替。由于国民党选战失利，李登辉被开除党籍。当然，对于这位眼光早已超越了政党利益的政治家来说，这一切已经无所谓了。
曹长青曾问过李登辉，既然明明有机会连任，为何要主动放弃权力？李登辉洒脱的回答：
“制度把权力给我用一下，用完就还回去。权力和我没有关系，我随时都准备放弃。”
五：台独之父曾是统一先锋
尽管李登辉在台湾的民主进程中有如此丰功伟绩，不过对大陆人民来说，单是“台独”这一条罪状就足以把李登辉“钉上历史的耻辱柱”了。其实李登辉本人对“台独”这个说法颇为不屑，他认为台湾早就已经实现了主权的独立，这是一个既成事实，事实不会因他人承不承认而有所改变，这也是为什么李登辉会在99年提出大陆和台湾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为什么要加上“特殊”两字，而不直接说是“国与国”呢？因为李登辉不仅不愿维持两岸分裂的现状，恰恰相反，他才是真正为和平统一做出了建设性努力的人。
正如前文所说，两蒋时代台湾对大陆的方针叫“汉贼不两立”，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俗称“三不政策”，直到蒋经国临死前一年才开放台湾前往大陆探亲，而大陆方面对这种两边假装互不认识的做法似乎也非常满意。李登辉上台之后则开始主导“务实外交”，不再称共产党为“叛乱团体”，而是“对等政治实体”，并且迅速着手改善两岸的关系。89年李登辉首次打破两岸官员“不接触”的惯例，90年成立“国家统一委员会”，91年颁布《国家统一纲领》，其后双方进行了大量互动，两岸关系可谓处于前所未有的融洽时期。最重要的是这份《国家统一纲领》，里面开宗明义的表示：
“海峡两岸应在理性、和平、对等、互惠的前提下，经过适当时期的坦诚交流、合作、协商，建立民主、自由、均富的共识，共同重建一个统一的中国。”
在这份纲领中，李登辉为两岸统一提出了非常具体的规划：两岸政府应相互承认对方为对等政治实体，承认分裂的既成事实。在这个基础之上，民间交流互惠，官方互信合作。最重要的是，大陆必须进行民主改革，随后双方在民主政治的框架下完成两岸的统一大业。
从95年开始李登辉又反复提出“经营大台湾，创建新中原”的设想，意在把台湾变成指引大陆民主化的明灯，在中国实现统一之后由台湾来“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四十多年来我们之所以奋斗不懈，就是要为将来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立下可供遵循的典范。”可以说野心是相当之大。96年当选总统之后，李登辉更是在就职演讲里对这一设想大书特书：
“今天我们在台湾实现了中国人的梦想！二十世纪的中国人奋力追求的是建设富强康乐的新中国，与实践中山先生‘主权在民’的理想。五十年来，我们在台澎金马的艰苦奋斗，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完成了世人推崇的民主改革。百年以前，在踏入二十世纪之初，曾被西方国家认定为专制、封建、贫穷、落后的中国人，已经在台澎金马地区开创了民主、富足、进步的新局，傲然面对世人的赞誉。这不但是我们两千一百三十万同胞共同的光荣，更是中华民族振衰起敝，再创新机运的关键。我们相信，同样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在台湾做得到的，在中国大陆也可以做到。因此，我们愿意以建设的经验，导引中国大陆发展的方向，以进步的成果，协助亿万同胞改善生活福祉，进而集合两岸中国人之力，共谋中华民族的繁荣与发展！……登辉深信，在二十一世纪，中国人必能完成和平统一的历史大业，为世界和平发展，善尽更大的心力。”
李登辉这个从小接受日本教育长大的台湾人会如此高唱统一大调也没什么奇怪的，第一他以博学多才而闻名，对大陆的文化和历史颇有涉猎（台湾人戏称他是“天上的事知道一半，地上的事全都知道”），早年正是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才会学习农业经济，并有志改变大陆农民的处境，可以说本身就有一定的“大陆情结”；第二对于同文同种的台海两岸来说，统一带来的好处不言而喻，这种做法也符合李登辉“务实外交”的精神：“‘台独’只会断送国家的大好前途，牺牲社会的安定繁荣，这是不可能，也不应该的，我们应该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只不过这种“好处”绝不会建立在制度的倒退之上，台湾不可能去和政治状况连白色恐怖时期都不如的大陆去谈什么统一。
如果说李登辉所倡导的是基于共同价值观的统一，那么大陆所倡导的则是基于“哥实力比你强”的武力吞并，一边将自己当作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并不断打压台湾的生存空间，一边宣扬所谓的“一国两制”，其背后的逻辑是“不跟哥玩哥就天天往你家门锁里涂胶水破坏你的配电箱”。台湾当局如果接受这种名义统一，在失去美国庇护的情况下根本无法保证自己的制度能确实不受影响（如今香港的遭遇更是印证了这一点），而民主政治本身的特点就是不相信掌权者的道德自律，而是通过制度设计来制衡权力。李登辉在《台湾的主张》便解释了台湾为什么不可能接受“一国两制”：“只有透过民主制度的全面施行，才能以法治化的机制及透明化的政治运作过程，增进两岸互信，并确保双方切实遵守协议，共缔双赢新局。”两岸对统一策略的分歧，说到底其实是“制度之争”，反映了两种思维方式的对立。这种对立几乎浓缩在了07年发生的一起事件里：某中国公民在日本成田机场朝李登辉砸了一个瓶子，而李登辉事后回答：“希望他回大陆也可以这样。”可惜砸瓶子的那位仁兄，可能根本都没意识到这句话里所包含的分量。
至于究竟哪种制度比较好，我就不多加评判了。我党已经系统性的论证了民主制度并不适合中国（六十多年前他们也系统性的论证过中国必须实现民主，这就叫与时俱进），很多中国人民也视民主为外来的洪水猛兽。但既然双方最终的目标都是统一，为什么李登辉又会突然变成“台独分子”？
这个“华丽转身”发生在1995年李登辉以私人身份访美、并在母校康奈尔大学发表演讲之后，《日人民报》突然推出了“四评”系列文章，大肆抨击李登辉公然发表分裂言论的行径，大陆人一看这阵势就知道：“这是一号人民公敌了”。而李登辉的演讲名为《民之所欲，长在我心》，从头到尾都在夸耀台湾的民主经验。如果你不告诉别人这就是著名的“分裂演讲”，我相信一百个人里有九十九个都看不出这玩意跟台独有什么蛋关系。日人民报能从演讲本身找出的问题，居然只不过是“中华民国在台湾”这么寥寥数字，完全就是上纲上线，按李登辉的说法是：“中共对登辉个人发动一波又一波‘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诬蔑，但是登辉忍辱负重，不予理会。因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解决不了累积五十年的历史问题。”
尽管李登辉曾反复表明态度，过了一个多月后中共居然又朝台湾周边海域发射了数枚飞弹，台湾海峡顿时布满了浓厚的火药味。李登辉对此更是大惑不解：“都已经打过招呼了，怎么还发那么大脾气？”他自称美国之行早就通知过大陆政府，大陆这边虽然不乐意，但依然安排了第二次汪辜会谈。到96年总统选举期间，大陆又像打了鸡血一样往台海狂扔飞弹，弄得台湾人心惶惶、股票大跌，史称“第三次台湾海峡危机”。
我党此举究竟意欲为何？鉴于政治本身就有黑箱作业的性质，而大陆政治更是黑箱中的黑箱，外界也只能对这个问题作出一些推测：压制台湾的务实外交；阻止李登辉当选；趁机和美国恢复外交联系；鹰派抬头中共内斗的结果……我也姑且阴谋论一把：既然两岸统一之争表象下的本质是制度之争，那么双方不管做什么动作，归根结底也应该是冲着对方的制度去的。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柏林墙倒塌、东欧巨变、苏联解体的大环境之下，如果对岸同文同种的台湾人也实现了民主，对我党来说不啻于雪上加霜。在94年末台湾正式确立了总统直选、完成了改革最关键的一步之后，大陆在95到96年这段时期的“文攻武吓”，表面上宣称是要反台独，实际上是想重演40年代末的历史，再一次中断中华民国的民主进程，通过外部的武力威胁让台湾重新进入类似“动员戡乱时期”的状态，无限期的延迟总统大选。这是我党正在香港持续施行的方针，也是最符合专制逻辑的做法。可惜的是，第一李登辉进行民主改革的决心远远超过蒋介石，第二解放军叛变将领刘连昆提供的情报让李登辉老神在在，深知除非发生美洲大陆被外星人转移到火星之类的重大变故，大陆根本不敢再有更进一步的动作。
虽然我党在破坏台湾民主这点上失败了，但在愚民方面倒是颇有斩获：让大陆民众先入为主的认定李登辉是个国家公敌，从而忽略其“民主统一”的主张，或者将之当作一种“明统暗独”的阴谋，如此一来便可有效的阻隔来自对岸的“和平演变”。日后我党又以同样的手法在所谓“两国论”、“七块论”上大做文章，完全扭曲了李登辉的原意：“最理想的状况，是中国大陆摆脱大中华主义的束缚，让文化与发展的程度各不相同的地区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如台湾、西藏、新疆、蒙古、东北等，大约分成七个区域。”从《台湾的主张》一书上下文来看，李登辉的意思完全可以理解为是削弱中央集权、加强地方自治，他在书中还说“未来的中国只有一个”，台湾多名立委也再三解释这根本就不是要把国家分裂成七块的意思。不过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根本就不鸟你，自说自话，爱咋咋地。
如果是从两岸统一的角度出发，那么这番“文攻武吓”所起到的基本都是反作用。大陆仅仅因为双方统一策略的不同就给李登辉扣上“台独分子”的帽子，继而以武力制造恐慌，一再显示出蛮不讲理的作风，徒惹台湾人的厌恶而已，以至于96年选举变成了一场“谴责中共大赛”。由于大陆的威胁直接冲着李登辉而来，对李登辉的高票当选也产生了一定促进作用，台湾民间当时便戏称说“李登辉的竞选总部在北京”。大陆以自身的行动向台湾人表明了跟这种货色谈“和平统一”无异于与虎谋皮，李登辉的“民主统一梦”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越来越像是“痴人说梦”，就连他自己都说：“大陆距民主主义还非常遥远，他们一定要靠着自己的双腿，花数十年的时间走过我们曾经走过的痛苦之路。”正是这种状况导致了陈水扁之类正宗台独势力的崛起。06年陈水扁正式宣布终止国统会和《国家统一纲领》的运作，一脚把“李登辉主义”踢进了垃圾堆，虽然马英九上台后又重回“大陆不民主，两岸难统一”的路线，但是长此以往下去，很难确保“李登辉主义”在台湾还能剩下多大的市场，我党俨然已经变成了台独人士的“制造机”。
如果说李登辉主政时期的政策是化解两岸的敌意，那么大陆的做法则是增加双方的对立，把台湾越推越远。台湾人厌恶大陆自我中心、处处以武力威逼，就连李登辉这个本土人士中少有的统派近几年来对中共也越来越恶语相向，大陆人则在单方面的宣传之下对台独咬牙切齿，动不动便叫嚣“核平台湾”。这种非理性的仇恨一旦发酵下去，恐怕即使有朝一日大陆真的实现了民主化，统一也无从谈起。究竟是谁在假扮统一斗士，为一己之私利而损害两岸人民的共同利益、以统一之名而行台独之实，答案已不言自明。
其实台湾的情况也完全可以举一反三到其它“危险地区”，只不过台湾是已经分裂了，而那些地方截至目前为止还是统一的，枪杆子政权暂时还有能力压制住自己制造出来的民族仇恨。我还是老话一句，这大陆人民整天高喊统一统一、爱国爱国，哪天要是真跟在某些人屁股后面把中国给捣腾成七块了，那也算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一出滑稽剧了。
2010年12月7日星期二
朱学渊：胡锦涛不懂“韬光养晦也是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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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渊 8:53 2010-12-4
和平奖是中国共产党的催命符
诺贝尔和平奖是现在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奖项，曼德拉、瓦文萨、戈尔巴乔夫获奖后，种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就大势已去了。“六四”屠杀以后，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得了奖。达赖喇嘛从一九五九年离开西藏以后，在世界上声名显赫，为什么直到一九八九年才得奖呢？这些都是因为西方与中共结有一个反苏的“神圣同盟”，苏共不倒，西方是不会直接打击中共的。
苏共倒了之后，为什么西方仍然对中共放一马呢？那是邓小平的“不扛旗”的韬晦路线，使得美国愿意采取一种等待中共在经济转型后逐步政治转型的政策。而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代表了西方自由知识分子思潮，西方知识分子也有一片良善之心，希望中共有别于苏共，立地成佛。今天刘晓波获奖，说明西方世界已经心死，围剿中共的战争已经开始。
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的民主运动没有结果，是一个反苏大局和西方幻想中的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牺牲，当然也是毛泽东、邓小平的外交布局的胜利。而今天世界格局的翻盘，还要归功于胡锦涛的不懂事，以共产党的行话来说，就是“胡锦涛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失败。如果他不判刘晓波十一年刑，刘晓波是得不了和平奖的，而这个和平奖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催命符。
今天中南海是“红卫兵委员会”
八年前“胡温新政”呼之欲出的时候，我发表过一篇《政治辅导员胡锦涛》的文章，那时有些朋友说我太武断了，为什么就不能给政治辅导员几年实践的机会呢？现在证明我并不武断，胡锦涛非但没有什么“新政”，而且变本加厉地贯彻反美路线，因此连共产党的性命都要被胡锦涛加速断送了。
胡锦涛这种人物的特征是：见识少而心机多。他成分并不好，只因为是听话的“乖宝宝”，才进了清华大学，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时候，他只是在跳舞队里泛泛地“谈政治”。据说，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他连感觉也没有，到北京忙的是调动工作……。这是他的个人性格，也不是什么过错，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或是一个“红卫兵委员会”，或是一个“乖宝宝委员会”。但是当了一党之主，问题就太大了。
胡锦涛不是邓小平那样的革命家，邓小平有反美斗争的实际经验，知道反对西方反对美国是没有前途的；胡锦涛也不像江泽民、朱鎔基那样曾经受过“旧教育”。胡锦涛的脑子里灌满了敌视西方、敌视美国的红卫兵情绪，而恰恰是他被挑出来接班，于是共产党就凶多吉少了。
刘晓波得奖，也不仅仅是因为胡锦涛重判了他，另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温家宝在哥本哈根极左的表现。我有一个朋友参加了那次会议的采访，深深地被中国青年官员的傲慢刺激了，奥巴马本人当然更被温家宝气昏，从此西方开始觉醒了，出现抵制限制中国的呼声，历史将证明哥本哈根是中国共产党的滑铁卢。众所周知，温家宝并不是一个太左的人，他在哥本哈根的高调表现，是中共政治机器的一个机械动作，这个动作的指令是发自胡锦涛的。
中共愚昧民众也愚昧自己
或许站在共产党的立场，更会发现把胡锦涛定为“第四代”接班人是邓小平的一个大错，胡锦涛背弃“韬光养晦”是把共产党有限的寿命大大缩短了。从今天的后果来看，一九八六年与胡耀邦决裂，是邓小平第一个大错；一九八九年他又与赵紫阳决裂，是错上加错；“六四”杀人的匆忙之中没有把事情想定，又匆忙把“两代接班人”定了下来。
一九八九年以后，邓小平想尽快地走出“六四”造成的困境，但是他的精神已经受到很大的刺激，体力也已经不济，对国内的事情他是作了“发展是硬道理”的交代，但是在国际上“韬光养晦也是硬道理”的道理，他却没有强调，结果悟性不足的胡锦涛就出了特大的错误。
愚蠢的“第四代”快要结束了，接班的“第五代”是愚是智？我们可以猜测，却不必肯定；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邓小平的洗脑功效不小，愚昧了一部分人民大众，也愚昧了共产党自己。
朱学渊 8:53 2010-12-4
和平奖是中国共产党的催命符
诺贝尔和平奖是现在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奖项，曼德拉、瓦文萨、戈尔巴乔夫获奖后，种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就大势已去了。“六四”屠杀以后，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得了奖。达赖喇嘛从一九五九年离开西藏以后，在世界上声名显赫，为什么直到一九八九年才得奖呢？这些都是因为西方与中共结有一个反苏的“神圣同盟”，苏共不倒，西方是不会直接打击中共的。
苏共倒了之后，为什么西方仍然对中共放一马呢？那是邓小平的“不扛旗”的韬晦路线，使得美国愿意采取一种等待中共在经济转型后逐步政治转型的政策。而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代表了西方自由知识分子思潮，西方知识分子也有一片良善之心，希望中共有别于苏共，立地成佛。今天刘晓波获奖，说明西方世界已经心死，围剿中共的战争已经开始。
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的民主运动没有结果，是一个反苏大局和西方幻想中的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牺牲，当然也是毛泽东、邓小平的外交布局的胜利。而今天世界格局的翻盘，还要归功于胡锦涛的不懂事，以共产党的行话来说，就是“胡锦涛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失败。如果他不判刘晓波十一年刑，刘晓波是得不了和平奖的，而这个和平奖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催命符。
今天中南海是“红卫兵委员会”
八年前“胡温新政”呼之欲出的时候，我发表过一篇《政治辅导员胡锦涛》的文章，那时有些朋友说我太武断了，为什么就不能给政治辅导员几年实践的机会呢？现在证明我并不武断，胡锦涛非但没有什么“新政”，而且变本加厉地贯彻反美路线，因此连共产党的性命都要被胡锦涛加速断送了。
胡锦涛这种人物的特征是：见识少而心机多。他成分并不好，只因为是听话的“乖宝宝”，才进了清华大学，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时候，他只是在跳舞队里泛泛地“谈政治”。据说，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他连感觉也没有，到北京忙的是调动工作……。这是他的个人性格，也不是什么过错，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或是一个“红卫兵委员会”，或是一个“乖宝宝委员会”。但是当了一党之主，问题就太大了。
胡锦涛不是邓小平那样的革命家，邓小平有反美斗争的实际经验，知道反对西方反对美国是没有前途的；胡锦涛也不像江泽民、朱鎔基那样曾经受过“旧教育”。胡锦涛的脑子里灌满了敌视西方、敌视美国的红卫兵情绪，而恰恰是他被挑出来接班，于是共产党就凶多吉少了。
刘晓波得奖，也不仅仅是因为胡锦涛重判了他，另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温家宝在哥本哈根极左的表现。我有一个朋友参加了那次会议的采访，深深地被中国青年官员的傲慢刺激了，奥巴马本人当然更被温家宝气昏，从此西方开始觉醒了，出现抵制限制中国的呼声，历史将证明哥本哈根是中国共产党的滑铁卢。众所周知，温家宝并不是一个太左的人，他在哥本哈根的高调表现，是中共政治机器的一个机械动作，这个动作的指令是发自胡锦涛的。
中共愚昧民众也愚昧自己
或许站在共产党的立场，更会发现把胡锦涛定为“第四代”接班人是邓小平的一个大错，胡锦涛背弃“韬光养晦”是把共产党有限的寿命大大缩短了。从今天的后果来看，一九八六年与胡耀邦决裂，是邓小平第一个大错；一九八九年他又与赵紫阳决裂，是错上加错；“六四”杀人的匆忙之中没有把事情想定，又匆忙把“两代接班人”定了下来。
一九八九年以后，邓小平想尽快地走出“六四”造成的困境，但是他的精神已经受到很大的刺激，体力也已经不济，对国内的事情他是作了“发展是硬道理”的交代，但是在国际上“韬光养晦也是硬道理”的道理，他却没有强调，结果悟性不足的胡锦涛就出了特大的错误。
愚蠢的“第四代”快要结束了，接班的“第五代”是愚是智？我们可以猜测，却不必肯定；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邓小平的洗脑功效不小，愚昧了一部分人民大众，也愚昧了共产党自己。
林保华：香港亲共人士为何“变脸”
林保华：香港亲共人士为何“变脸”
林保华 9:27 2010-12-4
香港社会的两大政治力量，一方是所谓“爱国”的亲共人士，另一方是所谓“反中乱港”的民主派人士。
香港的政改方案，因为民主党采取温和的态度，不顾泛民其他派别的反对，与北京取得妥协，使之得以在立法会通过，使香港政治生态出现微妙的变化。最近赵连海被北京判刑两年半，香港社会又出现了另一个意想不到的变化。
赵连海被判刑香港反应强烈
赵连海是两年前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一位受害宝宝的家长，中国政府无耻地让生产毒奶粉的三鹿集团宣布倒闭，规避赔偿的责任。由于三鹿是国有企业，它的终极老板就是政府，因此要逃是逃不掉的。赵连海组织发起“结石宝宝家庭同盟”，代表一批受害者家属，以上访等形式要求赔偿，触怒了中国共产党，他终于在十一月十日被北京大兴区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监禁两年半。
受害者不但得不到合理赔偿，而且还要坐牢，这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颠倒是非的现实。对习惯了被专制统治的中国老百姓来说，只是众多冤案中再增加一项而已，但是在“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因为享受过人权与法治，在前年三聚氰胺毒害中国大陆期间，看到那些结石宝宝的惨状，以及邻近香港的大陆爸爸妈妈们是如何地到香港抢购奶粉，来保护他们的骨肉，因此对这个判决非常愤怒，不但泛民有一连串的抗议动作，连亲共人士也行动起来，而且动的幅度还相当大，值得关注。
宣判公布后，民主党主席、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主席何俊仁在十一月十一日就借中国总理温家宝到澳门出席“中葡论坛”的机会，发表致温家宝的公开信，指他的政改承诺是“太遥远、太美丽的将来”，随即指出“赵连海只是为一群被三鹿奶粉毒害的儿童追讨公道，他用的方式只不过是呼吁和平集会，公开诉求。在香港、澳门，这都是日常发生的事，但他却由原告被打成为被告，在儿子受害后自己再一次被加害，而要入狱两年半，这是何等的违反公义啊！”
香港人代联署要求释放赵连海
但是，亲共人士的反应也出乎意料的快。香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在十一月十二日的报章刊登全版广告，以“非法的法、无罪的罪”作标题，批评北京法院重判赵连海，“是对中国公民宪制权利的践踏，对执政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背叛，也是对人类良知的侮辱，必须全民共斥之，全国共讨之！”他还扯到政改问题说，“谁不政改，谁下台”。刘梦熊还表示，赵连海因儿子遭遇不幸去寻求事件真相，是完全合情、合理和合法。
十一月十四日，香港报章再报道，港区人大代表罗范椒芬发起联署行动，促请内地当局尽快释放赵连海，三十六名港区人代当中，暂时已有约三分二同意签署，包括香港唯一一名全国人大常委范徐丽泰。但在新华社以强硬口气历数赵连海罪状而间接警告他们以后，他们态度已显犹豫。
众多亲共人士中，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其实也不是完全一致，有人说判刑太重，有人说拘押时间过长，有人关心五岁小鹏润（赵连海儿子）的处境和健康，有人说事件只是爸爸为孩子讨回公道，与政治无涉，不应受到如此对待。
刘梦熊痛斥内地司法腐败
十一月十五日，刘梦熊在接受BBC访问时表示，他并没有因为此事而受到中联办的压力，并且表示，“在这个问题上，作为一名全国政协委员，我觉得责任高于荣誉”。他还说：“在司法不公、司法腐败底下赵连海这个冤案，某些地方的司法黑暗已经到了连一个痛爱自己儿女的好父亲、一个见义勇为的好市民都容不下的地步。”而赵连海的两位辩护律师在研究是否上诉时，又莫名其妙的被赵连海解除委託，当局又不许他们见赵连海以了解究竟，更使刘梦熊痛斥这个做法黑暗、丑陋、无耻。
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香港特区政府官员一反前中文大学校长高锟去年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时的高调赞扬而纷纷收声，特首曾荫权被问到这个问题就拒绝回答，立法会主席曾钰成更否决辩论。行政会议召集人、有意竞逐下届特首的梁振英更自以为聪明地说，应该把和平奖颁给邓小平，结果引发舆论声讨，邓小平血腥镇压八九学生运动的旧帐再被掀开，搞得他灰头土脸。
亲共人士“变脸”的各种原因
这次亲共人士集体“变脸”，引发香港社会的种种猜测与讨论。有认为这是中共内部权力斗争，像“六四”那样造成亲共人士要选边站；有的则认为赵连海是民事判决，与政治无关，所以才敢于站出来等等。我则认为，少数人的确是出于良心的呼唤，宣判赵连海的毫无人性做法，触及到了他们的良心底线而难以接受。但应该指出，因为北京中央集权的逐渐失控造成地方势力的增长，当然也鼓励香港亲共人士发表不同意见。再就是刘晓波获奖他们全部不敢讲话，在赵连海事件上再不说话，势被香港市民唾弃。至于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影响，应该不大，因为风险太大。
求情联署事件，在亲共人士内部也出现分歧。有人对高调搞联署有意见，加上联署名单被传媒曝光，使没有签署的人代变成“人民公敌”，部份港区人代极之不满，扬言要“捉鬼”。更有“传统”亲共人士认为，那些“新派”人代以这样的行动反映港人意见，形同“寻衅滋事”。
无论他们有什么目的，亲共人士的“变脸”行为，对促进香港民主与改善中国人权有利，人们不妨关注事情的后续发展。
林保华 9:27 2010-12-4
香港社会的两大政治力量，一方是所谓“爱国”的亲共人士，另一方是所谓“反中乱港”的民主派人士。
香港的政改方案，因为民主党采取温和的态度，不顾泛民其他派别的反对，与北京取得妥协，使之得以在立法会通过，使香港政治生态出现微妙的变化。最近赵连海被北京判刑两年半，香港社会又出现了另一个意想不到的变化。
赵连海被判刑香港反应强烈
赵连海是两年前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一位受害宝宝的家长，中国政府无耻地让生产毒奶粉的三鹿集团宣布倒闭，规避赔偿的责任。由于三鹿是国有企业，它的终极老板就是政府，因此要逃是逃不掉的。赵连海组织发起“结石宝宝家庭同盟”，代表一批受害者家属，以上访等形式要求赔偿，触怒了中国共产党，他终于在十一月十日被北京大兴区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监禁两年半。
受害者不但得不到合理赔偿，而且还要坐牢，这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颠倒是非的现实。对习惯了被专制统治的中国老百姓来说，只是众多冤案中再增加一项而已，但是在“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因为享受过人权与法治，在前年三聚氰胺毒害中国大陆期间，看到那些结石宝宝的惨状，以及邻近香港的大陆爸爸妈妈们是如何地到香港抢购奶粉，来保护他们的骨肉，因此对这个判决非常愤怒，不但泛民有一连串的抗议动作，连亲共人士也行动起来，而且动的幅度还相当大，值得关注。
宣判公布后，民主党主席、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主席何俊仁在十一月十一日就借中国总理温家宝到澳门出席“中葡论坛”的机会，发表致温家宝的公开信，指他的政改承诺是“太遥远、太美丽的将来”，随即指出“赵连海只是为一群被三鹿奶粉毒害的儿童追讨公道，他用的方式只不过是呼吁和平集会，公开诉求。在香港、澳门，这都是日常发生的事，但他却由原告被打成为被告，在儿子受害后自己再一次被加害，而要入狱两年半，这是何等的违反公义啊！”
香港人代联署要求释放赵连海
但是，亲共人士的反应也出乎意料的快。香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在十一月十二日的报章刊登全版广告，以“非法的法、无罪的罪”作标题，批评北京法院重判赵连海，“是对中国公民宪制权利的践踏，对执政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背叛，也是对人类良知的侮辱，必须全民共斥之，全国共讨之！”他还扯到政改问题说，“谁不政改，谁下台”。刘梦熊还表示，赵连海因儿子遭遇不幸去寻求事件真相，是完全合情、合理和合法。
十一月十四日，香港报章再报道，港区人大代表罗范椒芬发起联署行动，促请内地当局尽快释放赵连海，三十六名港区人代当中，暂时已有约三分二同意签署，包括香港唯一一名全国人大常委范徐丽泰。但在新华社以强硬口气历数赵连海罪状而间接警告他们以后，他们态度已显犹豫。
众多亲共人士中，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其实也不是完全一致，有人说判刑太重，有人说拘押时间过长，有人关心五岁小鹏润（赵连海儿子）的处境和健康，有人说事件只是爸爸为孩子讨回公道，与政治无涉，不应受到如此对待。
刘梦熊痛斥内地司法腐败
十一月十五日，刘梦熊在接受BBC访问时表示，他并没有因为此事而受到中联办的压力，并且表示，“在这个问题上，作为一名全国政协委员，我觉得责任高于荣誉”。他还说：“在司法不公、司法腐败底下赵连海这个冤案，某些地方的司法黑暗已经到了连一个痛爱自己儿女的好父亲、一个见义勇为的好市民都容不下的地步。”而赵连海的两位辩护律师在研究是否上诉时，又莫名其妙的被赵连海解除委託，当局又不许他们见赵连海以了解究竟，更使刘梦熊痛斥这个做法黑暗、丑陋、无耻。
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香港特区政府官员一反前中文大学校长高锟去年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时的高调赞扬而纷纷收声，特首曾荫权被问到这个问题就拒绝回答，立法会主席曾钰成更否决辩论。行政会议召集人、有意竞逐下届特首的梁振英更自以为聪明地说，应该把和平奖颁给邓小平，结果引发舆论声讨，邓小平血腥镇压八九学生运动的旧帐再被掀开，搞得他灰头土脸。
亲共人士“变脸”的各种原因
这次亲共人士集体“变脸”，引发香港社会的种种猜测与讨论。有认为这是中共内部权力斗争，像“六四”那样造成亲共人士要选边站；有的则认为赵连海是民事判决，与政治无关，所以才敢于站出来等等。我则认为，少数人的确是出于良心的呼唤，宣判赵连海的毫无人性做法，触及到了他们的良心底线而难以接受。但应该指出，因为北京中央集权的逐渐失控造成地方势力的增长，当然也鼓励香港亲共人士发表不同意见。再就是刘晓波获奖他们全部不敢讲话，在赵连海事件上再不说话，势被香港市民唾弃。至于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影响，应该不大，因为风险太大。
求情联署事件，在亲共人士内部也出现分歧。有人对高调搞联署有意见，加上联署名单被传媒曝光，使没有签署的人代变成“人民公敌”，部份港区人代极之不满，扬言要“捉鬼”。更有“传统”亲共人士认为，那些“新派”人代以这样的行动反映港人意见，形同“寻衅滋事”。
无论他们有什么目的，亲共人士的“变脸”行为，对促进香港民主与改善中国人权有利，人们不妨关注事情的后续发展。
金波：刘晓波效应在台湾
金波：刘晓波效应在台湾
（台湾）金波 9:34 2010-12-4
那天晚上在餐厅吃饭，电视正在播放台湾本地新闻，突然间荧幕上出现刘晓波的相片，并打出“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字句。台湾人看到这个消息，内心的感觉真的很特别。
在台湾，知道刘晓波的人非常少，但是，“诺贝尔奖”这个名词却是家喻户晓，并且知道这是一个很崇高的荣誉，因此，刘晓波得诺奖的消息就像海啸引起的海浪，不可避免地扩散冲击到“遥远的”台湾。台湾虽然和中国大陆仅是一海之隔，关系很密切，但是很多台湾人对中国大陆的感觉，总是感到很近又很远。“近”的原因很简单，不但地理位置近，而且对岸任何政治经济的动作，台湾的感觉及影响比起其他国家更直接。但是另一方面，除了大多数台湾人在大陆没有亲友之外，台湾跟大陆的社会制度相差太大，感觉跟“外国”差不多之外，许多事情在台湾民众的意识之中认为是“不可能”的事，在对岸却是普遍“可能”的。比如，中共建政六十周年大阅兵，一般台湾人以为大陆民众可以自由上街去看游行，普天同庆。但听说全城居民被强迫关在家里看电视，就以为是听错，这是什么“国庆”啊。诸如此类的直觉鸿沟多不胜数。台湾的电视及报纸在稍后日子，多有刘晓波得诺奖的专题报道，刘晓波效应之一就是将这一系列的“可能”与“不可能”的鸿沟逐个填平。
民众对中共的负面印像增加
刘晓波得诺贝尔和平奖在台湾引起的效应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是民间对大陆社会的认知导向全面而正确的方向，中共所宣传的“伟大成就”在台湾民众心目中迅速贬值。原本，民众接触到的媒体消息，多是中国又造了什么大厦又修了什么铁路，现在大家在问“为什么要关刘晓波？！”。刘晓波效应改变了台湾民众关注中国大陆的角度，给台湾人补了一堂“现代中国”课。台湾人逐渐听到“文字狱”、“维稳”、“维权”、“上访”、“截访”、“强迁”、“强拆”、“黑监狱”等等中国名词。这次广州亚运会，民众不是仅看到中共搞了些什么大工程，而是注意到广州有许多居民被赶离家园，四周埋伏军警，彷佛是在戒严等的粗暴行径。
中共以暴力的“中国模式”强推GDP成长，其实是一种末日感的表现。刘晓波效应除了进一步揭开中共发展经济的政治动机之外，也使台湾民众逐渐注意分析其外表数据背后的经济实质状况。
笔者对人说“中国的GDP总量据说已超过日本”。一位家庭主妇好奇的问：“大陆的什么品牌超过了日本？”这个问题带出了一个深刻的思考。台湾民众（世界民众）心目中“日本制造”与“中国制造”是好坏两个极端的代名词：日本商品的名声都挤身世界前列，名牌多到数不清，但是自称世界第二的中国，有哪几个世界级的名牌？台湾人在购物时对中国货总是顾忌重重。
中国的经济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而日本则是“高科技、高品质、高效益、低消耗”。中国的经济要做到日本这样的“三高一低”的一半，而总产值（就算中国的统计数字没水分）能与日本不相上下，还要有一段很长的日子，更不用说产品质量跟日本一样了。
激励政府坚守自由民主阵营
第二是对政府方面的影响。政府总是将“改善两岸关系”挂在嘴上。其实，到底台湾民众对两岸关系的最终希望是什么，那就是希望中国大陆能和台湾一样实现民主化。据一些政评人说，马英九前些时候曾对外国媒体讲了一句“以后不再骂中共”，以取得两岸关系的稳定。不知这话是否属实，但是官方在促进对岸民主进程方面确实有消音的迹像。这是很错误的政策。如果只是以放低身段的妥协去换取中共多进口一些台湾产品（中共也很乐意以此作为特洛伊木马来攻入台湾），就以为是为台湾人民争得了两岸关系的改善，并以此“政绩”为满足，使台湾的自由民主制度逐渐褪色，这不仅对不起台湾人民，也对不起大陆人民。
笔者一直担心的是，马政府在无意之中将共产党“万岁”看成是制定两岸政策的基础，看不到中共对广大民众的恐怖统治，是中共对自己政权的不确定感的有力表现。刘晓波得诺奖的冲击，给了马政府纠正所谓的“不骂中共”的政策一个转机，提醒政府不要犯历史性的误判。马英九日前在谈到刘晓波得奖事件时，提到了中国大陆人权发展的问题，虽然用词很婉转，但毕竟是一个好的转变。刘晓波等无数的大陆民主先锋，不顾个人安危，勇敢地和世界最大的专制政权斗争的精神，应该激励台湾政府面对貌似强大的中共专制政权时，要表现出坚守自由民主阵营的勇气，这样才能最终真正的改善两岸关系，这将是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给台湾带来的直接正面成果。
（台湾）金波 9:34 2010-12-4
那天晚上在餐厅吃饭，电视正在播放台湾本地新闻，突然间荧幕上出现刘晓波的相片，并打出“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字句。台湾人看到这个消息，内心的感觉真的很特别。
在台湾，知道刘晓波的人非常少，但是，“诺贝尔奖”这个名词却是家喻户晓，并且知道这是一个很崇高的荣誉，因此，刘晓波得诺奖的消息就像海啸引起的海浪，不可避免地扩散冲击到“遥远的”台湾。台湾虽然和中国大陆仅是一海之隔，关系很密切，但是很多台湾人对中国大陆的感觉，总是感到很近又很远。“近”的原因很简单，不但地理位置近，而且对岸任何政治经济的动作，台湾的感觉及影响比起其他国家更直接。但是另一方面，除了大多数台湾人在大陆没有亲友之外，台湾跟大陆的社会制度相差太大，感觉跟“外国”差不多之外，许多事情在台湾民众的意识之中认为是“不可能”的事，在对岸却是普遍“可能”的。比如，中共建政六十周年大阅兵，一般台湾人以为大陆民众可以自由上街去看游行，普天同庆。但听说全城居民被强迫关在家里看电视，就以为是听错，这是什么“国庆”啊。诸如此类的直觉鸿沟多不胜数。台湾的电视及报纸在稍后日子，多有刘晓波得诺奖的专题报道，刘晓波效应之一就是将这一系列的“可能”与“不可能”的鸿沟逐个填平。
民众对中共的负面印像增加
刘晓波得诺贝尔和平奖在台湾引起的效应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是民间对大陆社会的认知导向全面而正确的方向，中共所宣传的“伟大成就”在台湾民众心目中迅速贬值。原本，民众接触到的媒体消息，多是中国又造了什么大厦又修了什么铁路，现在大家在问“为什么要关刘晓波？！”。刘晓波效应改变了台湾民众关注中国大陆的角度，给台湾人补了一堂“现代中国”课。台湾人逐渐听到“文字狱”、“维稳”、“维权”、“上访”、“截访”、“强迁”、“强拆”、“黑监狱”等等中国名词。这次广州亚运会，民众不是仅看到中共搞了些什么大工程，而是注意到广州有许多居民被赶离家园，四周埋伏军警，彷佛是在戒严等的粗暴行径。
中共以暴力的“中国模式”强推GDP成长，其实是一种末日感的表现。刘晓波效应除了进一步揭开中共发展经济的政治动机之外，也使台湾民众逐渐注意分析其外表数据背后的经济实质状况。
笔者对人说“中国的GDP总量据说已超过日本”。一位家庭主妇好奇的问：“大陆的什么品牌超过了日本？”这个问题带出了一个深刻的思考。台湾民众（世界民众）心目中“日本制造”与“中国制造”是好坏两个极端的代名词：日本商品的名声都挤身世界前列，名牌多到数不清，但是自称世界第二的中国，有哪几个世界级的名牌？台湾人在购物时对中国货总是顾忌重重。
中国的经济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而日本则是“高科技、高品质、高效益、低消耗”。中国的经济要做到日本这样的“三高一低”的一半，而总产值（就算中国的统计数字没水分）能与日本不相上下，还要有一段很长的日子，更不用说产品质量跟日本一样了。
激励政府坚守自由民主阵营
第二是对政府方面的影响。政府总是将“改善两岸关系”挂在嘴上。其实，到底台湾民众对两岸关系的最终希望是什么，那就是希望中国大陆能和台湾一样实现民主化。据一些政评人说，马英九前些时候曾对外国媒体讲了一句“以后不再骂中共”，以取得两岸关系的稳定。不知这话是否属实，但是官方在促进对岸民主进程方面确实有消音的迹像。这是很错误的政策。如果只是以放低身段的妥协去换取中共多进口一些台湾产品（中共也很乐意以此作为特洛伊木马来攻入台湾），就以为是为台湾人民争得了两岸关系的改善，并以此“政绩”为满足，使台湾的自由民主制度逐渐褪色，这不仅对不起台湾人民，也对不起大陆人民。
笔者一直担心的是，马政府在无意之中将共产党“万岁”看成是制定两岸政策的基础，看不到中共对广大民众的恐怖统治，是中共对自己政权的不确定感的有力表现。刘晓波得诺奖的冲击，给了马政府纠正所谓的“不骂中共”的政策一个转机，提醒政府不要犯历史性的误判。马英九日前在谈到刘晓波得奖事件时，提到了中国大陆人权发展的问题，虽然用词很婉转，但毕竟是一个好的转变。刘晓波等无数的大陆民主先锋，不顾个人安危，勇敢地和世界最大的专制政权斗争的精神，应该激励台湾政府面对貌似强大的中共专制政权时，要表现出坚守自由民主阵营的勇气，这样才能最终真正的改善两岸关系，这将是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给台湾带来的直接正面成果。
观耘闲人：习近平急遽向左转
观耘闲人：习近平急遽向左转
观耘闲人 8:37 2010-12-4
据大陆一位温和且低调的异议学者透露：日前，情治单位一位副部级首长“诚恳”约其茶叙，谈话当中委婉要求该学者不要参加国内异议人士组织的庆贺刘晓波获奖的任何聚会，也不要公开发表质疑习近平学位的文章。对于前一项，该学者表示一定程度上的理解，毕竟当局都到国外动员批判力量来围攻仍然在狱的刘晓波了；对于第二项，则是表示明确反对。因为，哪怕只是以党内民主的形式推进政改，讨论习近平学位之真假，也不算犯忌的话题。
然而，情治首长却把话挑明：“习近平接任总书记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他不是你们想像的那种扛自由主义旗帜的人物，他绝对不会犯胡耀邦、赵紫阳那样的错误。这不是我个人的观点，是内部传达的精神。”
中共曾准备和平奖人选
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不是个偶然的事情，即便不是今年也会在以后几年获得。换言之，自从中共当局宣判他十一年徒刑的那一刻起，他就有了获奖资格。退一步说，即便刘晓波得不到这个奖项，人们也无法排除胡佳、高智晟、陈光诚等人的荣膺。
据悉，北京当局暗中准备了自己的获奖人选，如假装积极鼓吹能源与环保所谓新学说的江泽民，他的著作不仅译成英文版，而且还在国际书展上大造其势。再比如，胡锦涛以主导不同于江泽民的两岸关系战略而缓和了台海紧张局势，亦存在与马英九共同获奖的可能。现在，由于刘晓波的获奖，一切都发生了翻覆。中共当局立刻视诺贝尔和平奖为“酸葡萄”而痛批之，在诋毁刘晓波的同时牵扯上另一个获奖者达赖喇嘛，甚至连与诺奖无任何关系的范美忠也被点名批判。
学者在中共外交系统颇有些人脉关系，据他了解，中共当局确实在暗中筹划过提名江泽民的运作，但是效果不佳，其原因或是由于法轮功在国际上对江泽民的不断起诉，控诉其犯有种族灭绝罪行。至于运作胡锦涛与马英九共同提名，则因马英九的冷淡而无果，马英九私下表示胡锦涛对“六.四事件”负有间接责任，不能在问题澄清之前与胡锦涛一起进入候选名单。
更具戏剧性的是，当局通过在美秘密管道希望基辛格出来为江泽民与胡锦涛造势，并做好了曾在一九七三年获奖的基辛格“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主要原因是主动和解了美中对峙关系”那样的宣传准备。“现在，不但不提基辛格和解美中关系的事情了，而且连同基辛格一起批判。”外交政策研究方面的一位权威人士透露了这样的消息，他还说：“国内政治全面左转已经不可避免。”
习近平授意反自由化
在中共高层权力人士中，习近平以老谋深算而著称，绝非像一些老干部所企盼的那样“有乃父之风”。胡锦涛势力与太子党势力各自谋求利益，在十七届五中全会上将习近平逼进军委，但习近平无意主导军队反腐败，而是让胡锦涛自己继续在军队腐败反与不反的困局中踌躇。习近平按自己计划推进的两步棋越走越清晰：第一，创造出不同于胡锦涛“新三民主义”但又有表面联系的新民粹理论，称曰“权为民所赋”；第二，推进中共意识形态的原教旨主义，以中央党校校长、书记处带班主管的身份诠释邓小平理论。
前一项赚得了不少掌声和民意，后一项则在中共高级官员内部发出一个信号：习近平正在展开新的反自由化运动，其操作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邓小平既对人也对事的做法如出一辙。十月二十三日，习近平的写作班子在“人民网.观点频道”发表《中国人民是不会上当的》一文，批判“政党轮替”、“三权分立”、“议会制民主”，并点了达赖、刘晓波、范跑跑的名字。
范跑跑，就是08年汶川地震弃学生而逃命的教师范美忠，他的行为作为一个事件曾被新闻媒体炒作。现在，范跑跑被重新提起是因为他的个人价值观是反集体主义的，即不是“爱国”的。尤其是他推崇西方反专制主义的精神大师哈耶克，成了他与刘晓波是“精神同伙”的证据。
以诋毁刘晓波为中心的习近平反自由化操作，图谋之一就是要在党内造成威慑，因为党内有相当一部分人拿邓小平“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的说法，向习近平施压，要求他接任总书记后推行普世价值。为了劝导习近平转变或表态支持中共主导的民主改革，不少资深党内开明人士著书发文歌颂其父习仲勳的反左和改革开放功绩。但是，习近平已经身陷权力斗争漩涡，他选择的是以反右来增加自己的政治安全系数。
网络民意支持刘晓波
有明确证据证明出自习近平授意、其写作班子完成的《中国人民是不会上当的》一文，对邓小平的政改论作出了子矛攻子盾的回应，指出：“正如邓小平所言：‘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这是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
该文除了警告党内右派要注意邓小平这个观点外，还刻意将之与习近平“不输出革命，不输出饥饿贫困，不干涉别国内政”的论调联系起来。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一位资深教授，细读习近平授意的文章后长叹一声：“此时才见庐山真面目！”
人民网以及转载该文的各大门户网均将文后的评论功能关闭，以免引发激烈的批判。但是，一些地方论坛和博客专题网站却及时地发表了读者评论。如江苏南通市的“濠滨论坛”有人评论说：“人民网这篇‘洗脑’文章，明白人都知道是因为前段时间‘诺贝尔和平奖门’。”
再比如“博客中国”网，真实身份为民办教师的网友“七月时”发帖说：自己愿上西方的当，《中国人民是不会上当的》一文作者“擅自代表了我一次”，要求“以后千万不能这样代表了”，云云。署名郎遥远的文章则以“同题作文”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看法：“有关刘晓波的网络文章，支持他的一律禁止不发，批判的发了也不允许网民评论。主流媒体缘何如此风声鹤唳，谈‘刘’色变呢？世界上一切正义力量，哪一个会如此色厉内荏？”
对于两年后稳接最高党权的习近平来说，现在已不是色厉内荏与否的问题。最关键的是他的“权为民所赋”之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骗局，比胡锦涛的“新三民主义”更具“胡话”色彩！习近平不会在乎网民们的反应，他的战略目标是：“打击党内‘气焰嚣张’的右派”。北京一位观察家与上海的那位教授表达了同样看法。
第二个“六四”会否出现？
中共党内斗争是酿成社会悲剧与政治血案的最大动因。回顾二十一年前的“六四事件”，实际上是一九八六年自由派与当权派斗争的结果。八六年时，邓小平在党的高级会议上多次批判王若望、刘宾雁、方励之等人，而试图保护王刘方的胡耀邦为此丢掉了总书记职务。八七年初的攻击性舆论几乎全面对准了善良的胡耀邦，从《人民日报》元旦献词到《红旗》杂志第四期的评论员文章，均有凿凿史证记录在案。
八九年春夏之交的屠城事件是八六年党内斗争的逻辑结果，而八七年的批判性文章起到中间承接作用。说习近平授意的《中国人民是不会上当的》一文是可能屠城的先期信号并不为过。证诸二十多年前的史实，可信之；从当前权斗趋势观之，亦可信之。邓小平“开枪维持二十年”的期限已过，很显然，当今自由化思想不只像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那样，仅是知识精英的主张，而更是普通百姓的基本政治诉求。
可以预测，二○一三年习近平会用最大力气调整人事布局，包括起用“七○后”势力来替换团派核心的“六○后”，尤其是在军中拉起一大批少壮人物。
如果说今日民众民主意识已经远超过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的知识精英诉求的话，那么，四年后的开枪条件也远比一九八九年要成熟。第一，中共当局不再绝对需要西方国家的资金与技术，也就是说不怕由开枪而引起的制裁；第二，从现在开始必然出现中产阶级的大规模自我流放风潮，国内开枪的道德阻力愈见减少。同时，也可预见：在刘晓波拒绝流亡之后，国内相当一批自由主义精英会被以各种方式驱离祖国。
关于“大规模自我流放”问题，体制内的学者如杨支柱已有预见，只不过他们将之称为“即将到来的第四波移民潮”而已。他们称，第四波移民潮会伴有大规模的资本外逃。
中共第六代的领导人选当然会操控在习近平的手中，甚至会影响第七代。所以说，倘若选择开枪，它将是习近平政治生命历程中的最大赌注。
鹰派在最高党刊的强硬表态
目前，军方势力再度抬头，就稀土出口政策的放宽对温家宝政府提出了严肃的批评。这类的绝密内容虽然无法公开，但是，《解放军报》总编室以“赵强”名字署名的专题文章刊发在中共最高理论刊物《求是》上之后，却透露出了一个重要导向，即军队坚决反对新闻自由化与报刊民营化。
党内一些高级知识分子私下通气时表示：“与香港政论杂志《争鸣》十月号呼吁解除报禁的专辑刊发国内知识分子新闻自由‘那个事情’有关，军方出来表态是件非同寻常的事情。”也有消息人士称：十一月上半月的《求是》杂志文章《舆论失控：苏联解体的催化剂》，是军内拥戴习近平势力对后者的谏言，要求拍板收紧言论。
该篇文章的最后一句话“前车之鉴不远，我们不会上当的”，恰好与习近平的写作班子《中国人民是不会上当的》一文的题目相一致。看来，习近平不管本心上愿不愿向左转，为了顺利接班，已经在考虑左派的诉求。还有，到国内形势激化之时，他不愿意开枪，恐怕也非能左右得了。那时，不但“军队国家化”的民间自由力量之诉求顿成泡影，恐怕中共权力核心层的政治利器“党指挥枪”原则也会遭到全面颠覆！
观耘闲人 8:37 2010-12-4
据大陆一位温和且低调的异议学者透露：日前，情治单位一位副部级首长“诚恳”约其茶叙，谈话当中委婉要求该学者不要参加国内异议人士组织的庆贺刘晓波获奖的任何聚会，也不要公开发表质疑习近平学位的文章。对于前一项，该学者表示一定程度上的理解，毕竟当局都到国外动员批判力量来围攻仍然在狱的刘晓波了；对于第二项，则是表示明确反对。因为，哪怕只是以党内民主的形式推进政改，讨论习近平学位之真假，也不算犯忌的话题。
然而，情治首长却把话挑明：“习近平接任总书记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他不是你们想像的那种扛自由主义旗帜的人物，他绝对不会犯胡耀邦、赵紫阳那样的错误。这不是我个人的观点，是内部传达的精神。”
中共曾准备和平奖人选
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不是个偶然的事情，即便不是今年也会在以后几年获得。换言之，自从中共当局宣判他十一年徒刑的那一刻起，他就有了获奖资格。退一步说，即便刘晓波得不到这个奖项，人们也无法排除胡佳、高智晟、陈光诚等人的荣膺。
据悉，北京当局暗中准备了自己的获奖人选，如假装积极鼓吹能源与环保所谓新学说的江泽民，他的著作不仅译成英文版，而且还在国际书展上大造其势。再比如，胡锦涛以主导不同于江泽民的两岸关系战略而缓和了台海紧张局势，亦存在与马英九共同获奖的可能。现在，由于刘晓波的获奖，一切都发生了翻覆。中共当局立刻视诺贝尔和平奖为“酸葡萄”而痛批之，在诋毁刘晓波的同时牵扯上另一个获奖者达赖喇嘛，甚至连与诺奖无任何关系的范美忠也被点名批判。
学者在中共外交系统颇有些人脉关系，据他了解，中共当局确实在暗中筹划过提名江泽民的运作，但是效果不佳，其原因或是由于法轮功在国际上对江泽民的不断起诉，控诉其犯有种族灭绝罪行。至于运作胡锦涛与马英九共同提名，则因马英九的冷淡而无果，马英九私下表示胡锦涛对“六.四事件”负有间接责任，不能在问题澄清之前与胡锦涛一起进入候选名单。
更具戏剧性的是，当局通过在美秘密管道希望基辛格出来为江泽民与胡锦涛造势，并做好了曾在一九七三年获奖的基辛格“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主要原因是主动和解了美中对峙关系”那样的宣传准备。“现在，不但不提基辛格和解美中关系的事情了，而且连同基辛格一起批判。”外交政策研究方面的一位权威人士透露了这样的消息，他还说：“国内政治全面左转已经不可避免。”
习近平授意反自由化
在中共高层权力人士中，习近平以老谋深算而著称，绝非像一些老干部所企盼的那样“有乃父之风”。胡锦涛势力与太子党势力各自谋求利益，在十七届五中全会上将习近平逼进军委，但习近平无意主导军队反腐败，而是让胡锦涛自己继续在军队腐败反与不反的困局中踌躇。习近平按自己计划推进的两步棋越走越清晰：第一，创造出不同于胡锦涛“新三民主义”但又有表面联系的新民粹理论，称曰“权为民所赋”；第二，推进中共意识形态的原教旨主义，以中央党校校长、书记处带班主管的身份诠释邓小平理论。
前一项赚得了不少掌声和民意，后一项则在中共高级官员内部发出一个信号：习近平正在展开新的反自由化运动，其操作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邓小平既对人也对事的做法如出一辙。十月二十三日，习近平的写作班子在“人民网.观点频道”发表《中国人民是不会上当的》一文，批判“政党轮替”、“三权分立”、“议会制民主”，并点了达赖、刘晓波、范跑跑的名字。
范跑跑，就是08年汶川地震弃学生而逃命的教师范美忠，他的行为作为一个事件曾被新闻媒体炒作。现在，范跑跑被重新提起是因为他的个人价值观是反集体主义的，即不是“爱国”的。尤其是他推崇西方反专制主义的精神大师哈耶克，成了他与刘晓波是“精神同伙”的证据。
以诋毁刘晓波为中心的习近平反自由化操作，图谋之一就是要在党内造成威慑，因为党内有相当一部分人拿邓小平“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的说法，向习近平施压，要求他接任总书记后推行普世价值。为了劝导习近平转变或表态支持中共主导的民主改革，不少资深党内开明人士著书发文歌颂其父习仲勳的反左和改革开放功绩。但是，习近平已经身陷权力斗争漩涡，他选择的是以反右来增加自己的政治安全系数。
网络民意支持刘晓波
有明确证据证明出自习近平授意、其写作班子完成的《中国人民是不会上当的》一文，对邓小平的政改论作出了子矛攻子盾的回应，指出：“正如邓小平所言：‘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这是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
该文除了警告党内右派要注意邓小平这个观点外，还刻意将之与习近平“不输出革命，不输出饥饿贫困，不干涉别国内政”的论调联系起来。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一位资深教授，细读习近平授意的文章后长叹一声：“此时才见庐山真面目！”
人民网以及转载该文的各大门户网均将文后的评论功能关闭，以免引发激烈的批判。但是，一些地方论坛和博客专题网站却及时地发表了读者评论。如江苏南通市的“濠滨论坛”有人评论说：“人民网这篇‘洗脑’文章，明白人都知道是因为前段时间‘诺贝尔和平奖门’。”
再比如“博客中国”网，真实身份为民办教师的网友“七月时”发帖说：自己愿上西方的当，《中国人民是不会上当的》一文作者“擅自代表了我一次”，要求“以后千万不能这样代表了”，云云。署名郎遥远的文章则以“同题作文”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看法：“有关刘晓波的网络文章，支持他的一律禁止不发，批判的发了也不允许网民评论。主流媒体缘何如此风声鹤唳，谈‘刘’色变呢？世界上一切正义力量，哪一个会如此色厉内荏？”
对于两年后稳接最高党权的习近平来说，现在已不是色厉内荏与否的问题。最关键的是他的“权为民所赋”之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骗局，比胡锦涛的“新三民主义”更具“胡话”色彩！习近平不会在乎网民们的反应，他的战略目标是：“打击党内‘气焰嚣张’的右派”。北京一位观察家与上海的那位教授表达了同样看法。
第二个“六四”会否出现？
中共党内斗争是酿成社会悲剧与政治血案的最大动因。回顾二十一年前的“六四事件”，实际上是一九八六年自由派与当权派斗争的结果。八六年时，邓小平在党的高级会议上多次批判王若望、刘宾雁、方励之等人，而试图保护王刘方的胡耀邦为此丢掉了总书记职务。八七年初的攻击性舆论几乎全面对准了善良的胡耀邦，从《人民日报》元旦献词到《红旗》杂志第四期的评论员文章，均有凿凿史证记录在案。
八九年春夏之交的屠城事件是八六年党内斗争的逻辑结果，而八七年的批判性文章起到中间承接作用。说习近平授意的《中国人民是不会上当的》一文是可能屠城的先期信号并不为过。证诸二十多年前的史实，可信之；从当前权斗趋势观之，亦可信之。邓小平“开枪维持二十年”的期限已过，很显然，当今自由化思想不只像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那样，仅是知识精英的主张，而更是普通百姓的基本政治诉求。
可以预测，二○一三年习近平会用最大力气调整人事布局，包括起用“七○后”势力来替换团派核心的“六○后”，尤其是在军中拉起一大批少壮人物。
如果说今日民众民主意识已经远超过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的知识精英诉求的话，那么，四年后的开枪条件也远比一九八九年要成熟。第一，中共当局不再绝对需要西方国家的资金与技术，也就是说不怕由开枪而引起的制裁；第二，从现在开始必然出现中产阶级的大规模自我流放风潮，国内开枪的道德阻力愈见减少。同时，也可预见：在刘晓波拒绝流亡之后，国内相当一批自由主义精英会被以各种方式驱离祖国。
关于“大规模自我流放”问题，体制内的学者如杨支柱已有预见，只不过他们将之称为“即将到来的第四波移民潮”而已。他们称，第四波移民潮会伴有大规模的资本外逃。
中共第六代的领导人选当然会操控在习近平的手中，甚至会影响第七代。所以说，倘若选择开枪，它将是习近平政治生命历程中的最大赌注。
鹰派在最高党刊的强硬表态
目前，军方势力再度抬头，就稀土出口政策的放宽对温家宝政府提出了严肃的批评。这类的绝密内容虽然无法公开，但是，《解放军报》总编室以“赵强”名字署名的专题文章刊发在中共最高理论刊物《求是》上之后，却透露出了一个重要导向，即军队坚决反对新闻自由化与报刊民营化。
党内一些高级知识分子私下通气时表示：“与香港政论杂志《争鸣》十月号呼吁解除报禁的专辑刊发国内知识分子新闻自由‘那个事情’有关，军方出来表态是件非同寻常的事情。”也有消息人士称：十一月上半月的《求是》杂志文章《舆论失控：苏联解体的催化剂》，是军内拥戴习近平势力对后者的谏言，要求拍板收紧言论。
该篇文章的最后一句话“前车之鉴不远，我们不会上当的”，恰好与习近平的写作班子《中国人民是不会上当的》一文的题目相一致。看来，习近平不管本心上愿不愿向左转，为了顺利接班，已经在考虑左派的诉求。还有，到国内形势激化之时，他不愿意开枪，恐怕也非能左右得了。那时，不但“军队国家化”的民间自由力量之诉求顿成泡影，恐怕中共权力核心层的政治利器“党指挥枪”原则也会遭到全面颠覆！
2010年11月19日星期五
何清涟：习近平的中国进入无梦时代
何清涟：习近平的中国进入无梦时代
阿波罗新闻网 2010-11-15讯
对习近平接掌大位，中国人明显缺乏期待与梦想。
10月份中共召开十七届五中全会，习近平担任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紧接着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增补习为国家军委副主席。至此，习近平登上皇储之位的关键环节全部完成：2007年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2008年成为了国家副主席。随着最近这两次任命，他已经在中国的所有权力来源——党、政、军三大方面都确认为储君。
外界惊讶的不是习成为皇储，只是惊讶其接班速度为何骤然加快，并推测是因为南海海域显示出来的严峻军事形势所致。
习近平为何被定为中共掌门人？
国外媒体研究中国高层政治有个模式，即派系斗争，而且在这一题目上发挥了极为丰富的想像力。比如去年十七届四中全会习近平曾写信给胡锦涛，以自己还不熟悉中央工作为辞要求不提升（即不担任军委副主席），引发外界许多猜测，并将习近平定位为江系人马，甚至预测李克强可能接任总书记。其实这并无多少根据，因为当时李克强已经在最高党刊《求是》上连续多次发表有关经济结构转型的文章，经济结构转型是总理负责之事，表明其将接任的将是总理职位。所以习近平接班基本上是意料中事，变数不大。
中共党内确实存在所谓“派系斗争”，但并不像外界猜想的那样激烈。在利益分属上，中共党内毫无疑问有派系，主要表现在人事任免与一些具体政策的制定之上。中国现在每年发生十多万起社会反抗事件，维持稳定已成了中共政府的第一要务。各派系同舟共济之利益考量迫使中共高层必须在对待民间的政治变革的要求上保持高度一致。他们深知既然同坐一条船，内斗须有分寸：小打小闹可以，闹到翻船对谁都没好处。
习近平继位符合中共的共同利益。一、份属老“太子党”成员，是第一、二代高层政治留下的势力都能够接受的“自己人”；二、为人“稳妥”，从未倡言过削弱中共权力的政治体制改革，让政治利益集团感到比较放心；三、官声较好，一是据说习“谦逊，平易近人”，从县到省任职，都显现了其团结人这一特点。其次是没有腐败丑闻缠身。据说习的弟弟习远平曾在上海经商，但在2007年习入主上海市委书记前，即撤掉其弟在上海的所有项目，让其离开商场。这与同为太子党的薄熙来被各种丑闻缠身相比，易于通过党内各种考察。
习近平的政治保守姿态
习近平主政福建时期，曾提出要建设有限政府、提供有效服务，有所为有所不为，做那些不错位、不越位、不空位的事情。但习所说的“有限”，是指政府的行政权限，属于行政改革的范围，并非限制中共的政治权力。这里必须澄清一点，讨论中国的政治改革时，中共习惯性地将行政改革混同于改变权力合法性来源的政治体制改革，许多讨论者也跟着乱谈一气。二者的区别在于：行政改革是对政治机构、部门权力归属、范围作调整，提高行政效率。这类改革中共从未停止过，虽然行政效率并未提高多少；政治体制改革则涉及到权力来源，即权力是通过民选赋予还是像共产党这样自赋权力。
习近平不好在公众场合讲话，但每发言却直言不讳。2008年北京奥运会筹备工作时，面对国外对中国践踏人权的指责，习近平回应说：“别人喜欢不喜欢和我们没有关系。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如果把笼子里面吵得厉害的鸟拿走的话，那笼子就不热闹了。”2009年2月访问墨西哥时的一番讲话，让人看到他内心并不崇尚人权与民主：“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可以想像，习近平执政会奉行强硬路线，对内继续高压维稳；对外会比胡温晚期更缺少商量余地。最近在中国志愿军抗美援朝60周年的纪念座谈会上，习在讲话中将朝鲜战争定义为“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之战”，让韩国非常不爽。于此可见，习近平在对外问题上既不像江泽民那样注重自己在西方世界的“文明形象”，也不会像胡锦涛那样谨慎自持，以藏拙为优先考量。
习李时期的最大难题是什么？
对习李来说，政治上的保守并不构成执政的最大困难。最让中国第五代头痛的问题是经济结构转型能否成功，这牵涉到政府财政收入能否有可靠保证。改革以来以透支生态环境与劳工生命福利的发展模式已走到尽头，必须走上以技术创新为主的经济发展之路。但中国近三十年来的所谓“技术进步”，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利用与外资合作的机会偷盗合作的外国公司的技术，只能在某项产品上得益于一时，始终无法从整体上形成科技开发能力，这一点成了中国经济结构从劳密型低端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过渡的瓶颈。
习李时期，可预见的是：生态灾难与经济困难将接踵而至，由此将引发财政困难。2009年中共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已达32.2%，中国国民的税负痛苦指数已高居世界第二，虽然官方表示还有加税的空间，但如果再加下去，会引起更多的社会矛盾。
习近平的运气显然比前代君主胡锦涛要差。胡之才具与习相若，但中国人主动幻想出一个“胡温新政”并对之充满期待，“胡哥”、“温爷爷”之称不绝于耳。但对习近平接掌大位，中国人明显缺乏期待与梦想。这倒并非习本人缘故，只是因为中国历经江朱与胡温两代统治，社会矛盾愈来愈尖锐，中国人的政治期望已被耗损殆尽。
（作者为旅美中国经济专家与评论家，美国《商业周刊》1999年评为“亚洲之星”。其著作《现代化的陷阱》一书被推选为“30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300本书”）
阿波罗新闻网 2010-11-15讯
对习近平接掌大位，中国人明显缺乏期待与梦想。
10月份中共召开十七届五中全会，习近平担任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紧接着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增补习为国家军委副主席。至此，习近平登上皇储之位的关键环节全部完成：2007年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2008年成为了国家副主席。随着最近这两次任命，他已经在中国的所有权力来源——党、政、军三大方面都确认为储君。
外界惊讶的不是习成为皇储，只是惊讶其接班速度为何骤然加快，并推测是因为南海海域显示出来的严峻军事形势所致。
习近平为何被定为中共掌门人？
国外媒体研究中国高层政治有个模式，即派系斗争，而且在这一题目上发挥了极为丰富的想像力。比如去年十七届四中全会习近平曾写信给胡锦涛，以自己还不熟悉中央工作为辞要求不提升（即不担任军委副主席），引发外界许多猜测，并将习近平定位为江系人马，甚至预测李克强可能接任总书记。其实这并无多少根据，因为当时李克强已经在最高党刊《求是》上连续多次发表有关经济结构转型的文章，经济结构转型是总理负责之事，表明其将接任的将是总理职位。所以习近平接班基本上是意料中事，变数不大。
中共党内确实存在所谓“派系斗争”，但并不像外界猜想的那样激烈。在利益分属上，中共党内毫无疑问有派系，主要表现在人事任免与一些具体政策的制定之上。中国现在每年发生十多万起社会反抗事件，维持稳定已成了中共政府的第一要务。各派系同舟共济之利益考量迫使中共高层必须在对待民间的政治变革的要求上保持高度一致。他们深知既然同坐一条船，内斗须有分寸：小打小闹可以，闹到翻船对谁都没好处。
习近平继位符合中共的共同利益。一、份属老“太子党”成员，是第一、二代高层政治留下的势力都能够接受的“自己人”；二、为人“稳妥”，从未倡言过削弱中共权力的政治体制改革，让政治利益集团感到比较放心；三、官声较好，一是据说习“谦逊，平易近人”，从县到省任职，都显现了其团结人这一特点。其次是没有腐败丑闻缠身。据说习的弟弟习远平曾在上海经商，但在2007年习入主上海市委书记前，即撤掉其弟在上海的所有项目，让其离开商场。这与同为太子党的薄熙来被各种丑闻缠身相比，易于通过党内各种考察。
习近平的政治保守姿态
习近平主政福建时期，曾提出要建设有限政府、提供有效服务，有所为有所不为，做那些不错位、不越位、不空位的事情。但习所说的“有限”，是指政府的行政权限，属于行政改革的范围，并非限制中共的政治权力。这里必须澄清一点，讨论中国的政治改革时，中共习惯性地将行政改革混同于改变权力合法性来源的政治体制改革，许多讨论者也跟着乱谈一气。二者的区别在于：行政改革是对政治机构、部门权力归属、范围作调整，提高行政效率。这类改革中共从未停止过，虽然行政效率并未提高多少；政治体制改革则涉及到权力来源，即权力是通过民选赋予还是像共产党这样自赋权力。
习近平不好在公众场合讲话，但每发言却直言不讳。2008年北京奥运会筹备工作时，面对国外对中国践踏人权的指责，习近平回应说：“别人喜欢不喜欢和我们没有关系。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如果把笼子里面吵得厉害的鸟拿走的话，那笼子就不热闹了。”2009年2月访问墨西哥时的一番讲话，让人看到他内心并不崇尚人权与民主：“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可以想像，习近平执政会奉行强硬路线，对内继续高压维稳；对外会比胡温晚期更缺少商量余地。最近在中国志愿军抗美援朝60周年的纪念座谈会上，习在讲话中将朝鲜战争定义为“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之战”，让韩国非常不爽。于此可见，习近平在对外问题上既不像江泽民那样注重自己在西方世界的“文明形象”，也不会像胡锦涛那样谨慎自持，以藏拙为优先考量。
习李时期的最大难题是什么？
对习李来说，政治上的保守并不构成执政的最大困难。最让中国第五代头痛的问题是经济结构转型能否成功，这牵涉到政府财政收入能否有可靠保证。改革以来以透支生态环境与劳工生命福利的发展模式已走到尽头，必须走上以技术创新为主的经济发展之路。但中国近三十年来的所谓“技术进步”，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利用与外资合作的机会偷盗合作的外国公司的技术，只能在某项产品上得益于一时，始终无法从整体上形成科技开发能力，这一点成了中国经济结构从劳密型低端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过渡的瓶颈。
习李时期，可预见的是：生态灾难与经济困难将接踵而至，由此将引发财政困难。2009年中共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已达32.2%，中国国民的税负痛苦指数已高居世界第二，虽然官方表示还有加税的空间，但如果再加下去，会引起更多的社会矛盾。
习近平的运气显然比前代君主胡锦涛要差。胡之才具与习相若，但中国人主动幻想出一个“胡温新政”并对之充满期待，“胡哥”、“温爷爷”之称不绝于耳。但对习近平接掌大位，中国人明显缺乏期待与梦想。这倒并非习本人缘故，只是因为中国历经江朱与胡温两代统治，社会矛盾愈来愈尖锐，中国人的政治期望已被耗损殆尽。
（作者为旅美中国经济专家与评论家，美国《商业周刊》1999年评为“亚洲之星”。其著作《现代化的陷阱》一书被推选为“30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300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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