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泓：高宗武回忆录

范泓：高宗武回忆录

10:26 2010-11-2
    代序：范泓，1955年生。现居南京，供职某新闻单位。2000年以来，在《南方周末》、《文汇报》、《老照片》、《温故》、《书屋》、《随笔》及《传记文学》（台湾）等报刊发表多篇文章,著有《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与李敖打官司》等。）

代序：从政七年如咯血
    高宗武是大历史中的小人物。早年留学日本，归国不久即从政，受当道赏识，扶摇直上，别有一番怀抱；然而，处斯乱世，国力未充，内外交迫，受其掣肘，事功有限，后更成为大人物政争中信手调遣的一粒棋子，其命运殊为可叹也。不过，既为小人物，则又有一好处，就是见势不妙，船小好掉头，趋避逃遁，茫如风影，远离人们的视线，我们不打扰他，他更不想打扰我们。即使世道人心，一落千丈，言人人殊，也无动于衷，一副倦鸟归山、英雄失路的样子。高宗武就是这样一个人，三十岁之前，红极一时；之后，则躲得远远的，若复隔世，悄无声息活到了九十岁。当然，大人物中也有仁寿者，我们不去谈他们。
    （一）
    1931年，高宗武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法学院毕业，时年二十五岁。
    这是一个身材瘦小，文质彬彬，“非常精明，而且擅长词令”的年轻人①。返国后，在首都南京国立中央大学讲授政治学。日本大学的法学专业，其中包括许多政治课程的内容，这是我在写作《雷震传》时所了解到的。1991年大陆出版的《中华民国史辞典》，并未提及高宗武在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是何种学历。我从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学教授约翰?亨特?博伊尔的专著中了解到，当年高的“关于中日外交问题博士论文的片断曾在中国好几家报纸和杂志上发表过”②。代序
    也就是说，归国不久，即能在中央大学讲授政治学就不足为奇了，同时也可见这个年轻人对政治的某种兴趣。第二年春末，经友人介绍，高宗武决定前往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就在动身前，日本首相犬养毅在东京首相官邸突然遇刺身亡，这是日本少壮派军人所为。海军大尉塚野道雄、海军上尉三上卓及其他三位现役海军尉官、八位海军预备役尉官等二十人，不满当时日本在政治、外交、经济、教育、军事等各方面停滞不前的局面，认为是日本政党、财阀、特权阶级相互勾结的结果，遂决定在1932年5月15日刺杀犬养毅等政界人士，袭击政友会本部，企图消灭当时日本政治领袖、有力财团，从而来改变日本的政治现状，这就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五一五事件”。犬养毅在“九一八”事件后出任日本首相，当年与孙中山私交甚好，“一生支助中国革命”。高宗武自幼留学日本，对日本政治、经济、社会与军事形势了解入微，立即针对此事写了一篇约六百字的短文，投给南京《中央日报》。当时中国的外交政策主要以日本为战略目标。高的文章短小精悍，见识卓然，引起报社高层的兴趣与关注。他们在刊发此文时加了一个编后语，示意作者到报社来面谈一次。高宗武去了，报社让他与有关编辑人员座谈日本政情，并提出希望参与报社工作：就日本问题每周写两篇专栏、两篇社论，每月支付报酬150元。高宗武认为钱太少，不足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报社为延揽人才，同时答应再介绍到南京中央政治学校任教，另有150元。日本首相犬养毅意外之死，打乱了高宗武原本的南下计划，也改变其一生的命运。就这样，高宗武没再去广州，成为《中央日报》特约撰稿人，一时间名声大噪。但高本人实际上并不喜欢这项工作，认为长期这样写短文时评，“了无前途可言”，干了半年就离开了。蒋介石却很欣赏他分析日本问题的文章。高宗武有一好友裴复恒，当时在委员长侍从室任职，推荐其入侍从室工作。蒋介石特予延见长谈，拟委任侍从室上校秘书，为他处理对日问题。不知后来为什么没有去。若干年后，高宗武在美国对好友提及此事，说“如果当时随蒋而不随汪，其后大半生则完全不同了”。
    1933年8月，曾在王宠惠“好人内阁”中担任过财政总长的罗文干，奉命前往新疆调解马仲英、盛世才争端，以失败而告终，同年12月辞去兼任的外交部长一职。这时汪精卫为行政院长，便自兼外交部长。前一年11月，高宗武已脱离《中央日报》社，转到民国政府军事委员会国防设计委员会任专员，负责日本问题研究。人的命运有时不可逆料，高宗武虽然婉拒蒋介石，未敢去侍从室做那个上校秘书，汪精卫却又找上门来：
    ……有一家杂志的主编李圣五是在牛津大学留学的国际法权威，并且是汪精卫部下。李把高的一篇文章送给汪看，汪看后表示愿意见见这个年轻人。汪当时任外交部长，由于对高很赏识，便邀请高参加政府工作，协助办理同日本人谈判有关中国和满洲国建立铁路和邮电联系的事宜。③
    以日本问题专家身份进入外交部，这对于高个人来说，其诱惑远大于在蒋的侍从室任职，“在内廷工作动辄得咎，搞不好后半生的生活也大成问题”，此时若能进外交部，发挥自己在外交上的特殊才干，不啻于是一个“天赐良机”。尽管当时国内对这项谈判普遍表示反对，甚至将汪精卫与他周围的那些人贬抑为“妥协派”，高宗武还是没有半点迟疑。1934年初，他进入国民政府外交部，并很快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次年5月，升任外交部亚洲司科长；一个月后，升兼亚洲司帮办（副司长），主持对日交涉事务，成为汪手下的一个得力干将。这时高的薪俸每月300元，汪以高“对日交涉繁忙，应酬也多”为由，特准另加300元补贴。这个数字在当时已不少，高却认为勉强可应付自己平日里的各种开销。高是那种特别喜欢交朋友的人，尤其与日本人关系良好。其间，奉派前往日本考察，并拟秘密进入“满洲国”收集情报，开始时无法进入。后在警察特高课一位日本朋友的帮助下，才得以进入东北，时间长达一个月，且收获甚丰。返回南京后，将考察报告同时呈报外交部及蒋介石，由此又得到蒋的一次召见。
    蒋对高的印象一直不错。尽管外界认为高是汪的人，蒋却不以为然。他向高详细询问对日外交策略。高认为日本决定吞并中国，或可两条线路，一条是北进，一条是南进；建议应加强驻朝鲜和台北总领事馆职责，给予较高待遇，以便调查日本在两处的动向。蒋大为赏识，当场欲令外交部任高宗武为特命全权公使兼驻朝鲜总领事，被高婉拒。高的理由是“不适宜担任这项负有情报工作之职务”。1934年，蒋介石的盟兄黄郛（膺白）在北平奉命处理华北地区有关中日交涉事宜，黄出任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兼华北战区救济委员会委员长。这时，日本人又提出华北通商、通邮等各项问题，黄以授权有限、不能全权处理为由，将此事打发到行政院。汪精卫派高宗武代表外交部以邮政总局主任秘书的身份前往，“在不涉及承认‘满洲国’原则之下，专谈通邮上之技术问题”。黄于高宗武有知遇之恩。高到了北平后，即去拜见黄郛，发现并非是技术上的细节问题，而是政策上对日本有较大的让步。高深感为难，认为此事已超出职权范围，必须请示行政院和外交部方可决定。在与日本人的谈判中，高的态度十分强硬，黄郛责备过他。蒋介石此时正来北平协和医院诊治牙疾，黄将此事捅了上去。蒋两次召见高谈。高宗武这样回忆：“可能出自黄郛的建议，他两次召见我。黄郛可能以为我比较听委员长的话。不过，两次晋见，委员长并没有给我任何指示。很显然他是支持我的立场的。”（按：高未刊回忆录，尘封六十一年之久，2005年6月在美国被发现。详见后文。本文为首次引用，以下不另加注）黄早年入同盟会，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时，做过代理总理；1928年为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后因济南惨案引咎辞职。黄与蒋有旧交，自视甚高，称高是“小孩子”或“这个小孩子”，黄这时不过五十四岁（两年后病故），以这种口吻对待高宗武，实际上是对他有所不满。高到华北后，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汤尔和、王克敏（两人后为日本傀儡）等人宴请。席间，汤等对高的见识与才华，赞许不绝。在给友人信中，称其“定力甚深”。王克敏此时兼任委员会财务处主任，颇有同感，驰电蒋介石拟邀其出任财务处总参议或秘书长，高不以为意，又是婉拒。蒋又因此而特别欣赏这种做事讲原则、又不为官的态度。第二年5月，高宗武升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年仅二十九岁。“……高居然挨过了那一阵反妥协的抗议风暴，而且年纪那样轻就当了那么大的官，这说明别人常常赞扬他颇有政治才干这一点的确名不虚传”④。高本人却这样说：“通邮问题解决后不久，我从亚洲司副司长晋升为司长。由于许多适合这个职位的官员年龄都比我大，资格也比我老，这个升迁毫无疑问是委员长的意思。升级带给我更多的困难，因为那意味着与日本更频繁的接触……”1935年11月1日，汪精卫在南京遇刺受伤，辞去本兼各职，赴欧洲疗伤；蒋介石乃接手为行政院长，同时电令湖北省主席张群接任外交部长。张十日后到任，高驿马未动，仍为亚州司司长。张主持外交大计，对日具体交涉则由高宗武一人负责，并嘱其对日重要交涉案件可直接向蒋介石面报或请示。蒋也会直接来找高宗武。一次张群接听电话，是蒋介石打来的，开口就说：“我找高宗武……”
    以上这个细节为高宗武晚年对好友周谷所说。
    翻检陈香梅《张群先生话往事》一书，未能得到证实。但周的文章公开见诸报端，宁可信其有而不可信其无。从有关史料看，高与顶头上司张群的私交确实不错。张做了一年两个月又十天的外交部长，以他自己的话：“我这一年多外交部长的生活，戒慎紧张，苦恼多而欢乐少，而且未能有效的实际改善中日关系，未符最初期望……”⑤张后来对高宗武抱怨日本人难以对付，且须事事请示蒋介石，无以独当一面，高建议他辞职。“张遂于1937年2月25日迳电蒋委员长请辞，久未接复电，一日突接蒋电‘嘱高宗武来见’。张部长很幽默地对高司长说：‘蒋委员长要你来接外交部长。’3月3日张群辞职照准，却由王宠惠继任”⑥。周谷不知何许人，竟用了一个“却”字，给人的印象就好像蒋曾属意由高来接任外长，其实不过是纯粹的臆想而已。且不说蒋在用人上向素隐忍多谋，而且私心很重，更有权力上的制衡，凭此时高宗武在政坛上的实力，何以能出长一个关乎国家之命运的堂堂外交部？即使后来在汪精卫眼中，高也是“年事太轻”，最多只能当外交部次长。所以，张群的一句玩笑话，岂又能当真呢？不过，张群任外长，却给了高宗武以用武之地。他甫任后，即“一改汪精卫‘不与日本直接交涉’的外交政策，采取主动与日方谈判的战略，以求中日关系的全盘调整”⑦，这一思路与高内心的想法不谋而合，高的卖力就可想而知。从张群的回忆中可证实当时?日交涉时高均有参与，有一次派他会同张嘉璈、王世杰专程飞广州，向蒋汇报有关会谈详情，并请求指示⑧，可见高在蒋、张二人面前的某种重要性。不过，高本人心里又十分清楚，“在1937年抗战爆发之前三年，我在不同环境之中担任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角色——中国对日本首脑人物的主要谈判人员……”高在外交部工作时向不称人官衔，对部长只称“岳军先生”（即张群），对蒋介石、汪精卫均称蒋先生、汪先生。这是高书生意气、甚为可爱的一面，但骨子里一种顾盼自雄、舍我其谁的心态又灼然可见，以致不久即闯下大祸。

    （二）
    1937年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蒋介石在庐山表示“战端一开，只有打到底”的决心，表明中国已不可能再忍让。就中日双方军事力量对比而言，中国方面是迫不得已而抵抗，即应战而不是求战。战争的惨烈超出一般人的想像，每小时的伤亡人数以千计。但中国军队在华北和华东两个战场，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不屈辱、不投降的英勇气概，又为日本军阀所不曾料到。然而，“……抵抗至山穷水尽之时，尤其在1938年夏秋之际，国土精华尽失，真已到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绝境。若论抗敌武装，我军已无一个完整之师，可以继续作战。……此仗如何打得下去”？⑨ 战争初期，1937年7月24日，蒋介石接见过英国大使许阁森，希望英方居中调解；7月25日，又接见美国大使詹森，呼吁美国在道义上协助制裁日本；7月26日，再与德国大使陶德曼见面，希望德国出面调停中日战事；下午又接见法国大使那齐雅。这一连串的外交行为，是在兑现七、八天前，蒋在庐山同时又表示的“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用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这一愿望，即以时间争取空间，从而赢得战机。蒋在7月19日日记中写道：“政府对和谈表示决心，此其时矣。人以为危，我以为安。立意既定，无论安危成败，在所不计……”⑩虽然一般认为两国交恶，“和与战”不可兼容，但实则战争与和平交涉有时是并行的，和谈对打仗而言是一种政治作战。而日本方面，陆军中的“不扩大派”在政府决定出兵中国华北之后并没有停止活动，在七、八两月内，曾经推动过两次以“和平交涉”为招牌的对华政治诱降活动。一次是敦促近卫首相派密使对南京政府进行试探；另一次就是向昭和天皇献策并推动政府开展“船津工作”。后者的腹稿是：为保全日本陆军的面子，设法让中国政府先开口要求停战讲和，“由正在东京的在华日本纺绩同业会理事长船津辰一郎去担任诱导中国方面的任务，迅速派他赴上海，将全面调整邦交、停战条件方案的内容，作为他个人听到的传闻中日本政府意向，秘密传递给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进行试探。如果有被接受的可能性，则开始外交交涉。这就是拟议的‘船津工作’”。 日本人之选中高宗武为试探对手，可见这是一个能将求谈信息迅速带到南京上峰那里的人。刚刚而立之年的高宗武——国民政府中第一流的“日本通”，事实上已成为中日双方此时意欲打通“外交路线”的首要人选。7月31日，蒋介石、汪精卫分别召见高宗武，期许甚高，表明责任与分量不会太轻。胡适在这一天的日记中有过记载：
    蒋先生约午饭。在座者有梅（即梅贻琦）、伯苓、希圣、布雷、蒋夫人，极难谈话。蒋先生宣言决定作战，可支持六个月，伯苓附和之。我不便说话，只能在临告辞时说了一句话：“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并有见识。”他说：我知道他。我是要找他谈话。下午汪精卫先生到了南京，找宗武去长谈。谈后宗武来看我，始知蒋先生已找他谈过了。宗武谈甚详。我们此时要做的事等于造一Miracle（奇迹），其难无比，虽未必能成，略尽心力而已。
    蒋、汪二人与高宗武谈了些什么，自然不允外界所知。高或许只对胡适先生一人说过，但胡适在日记中却只字未提。但随后从高的一系列秘密行动或可表明，显然是在受命寻找与日谈判的可行途径，只见他不停地奔走于南京、上海之间，这时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已是王宠惠，他对高宗武的动向似亦不甚清楚。
    高在王部长任内，奉蒋委员长密令前往上海办理对日交涉，即向王部长说拟往上海一行，王不同意，高说：“委座知道。”王是老官场，立即说：“那你就去罢。”高到上海后，绝口不提奉何人命前来上海交涉，谣言甚多，引起政府疑惧。外交部对高亦不满意。高每周单独往见蒋委员长一、二次，每次谈话都是很长。这在当时已是异数。高说蒋委员长对日交涉要做到“不卑不亢”，蒋的内心极为痛苦。
    尽管如此，日本国内的政治气候却不容忽视。“1930年间，日本已被陆军中激进少壮派及右翼团体包围威胁，凡举主张公平持重之政治家、坚持稳健保守之理财者、约束军纪之将领均经先后被刺杀，其压力及于文化界教育界及实业家，舆论亦只能支持急进政策，所以也缺乏转圜余地”。 日本军人甚至扬言“三个月之内灭亡中国”，使战争越发激烈，即使双方其中有人试图寻求停战的可能性亦日渐渺茫。五个月后，南京弃守，《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在上海租界碰见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后者对张称：要救日本即救不得中国。张立即将这位大使的话口头转告蒋介石，“给蒋印象至深”。大约过后五年，蒋仍耿耿于怀，日记中犹提及此语：“在我军由南京转进后，季鸾在沪遇倭驻华大使，彼语季鸾?：‘今日欲救日本，即不能救中国。’其意此时若放松中国就不能救日本。当时吾闻之悲惨无已，终身莫忘，可知倭国文武皆以为非灭亡中国决不能求生存，其愚至昧至此……”1937年8月9日上午，高宗武在上海与船津辰一郎见面；下午与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秘密会晤。当晚返回南京，将会谈内容直接向上峰汇报。就在这天晚上，上海却发生了“大山事件”，两名日本军人闯入虹桥机场时被保安队所击毙，从而引发了八一三淞沪之战。高的谈判无以为继，不得不暂时停了下来，“船津工作”因此而流产。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是日本陆军“不扩大派”与“扩大派”内斗的一个结果。接下来的故事，是高辞去外交部任职，受命前往香港主持对日情报联络工作。殊不知此去，竟一意孤行，越走越远。
    蒋介石与汪精卫之间，不独政见两歧，且私下不和，由来已久，此时矛盾更显突出。
    随着日本“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梦想破灭，1937年11月5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受其日本人之游说，表示愿意出面调停中日关系；12月2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高级将领会议，称不拒绝陶德曼调停。仅仅过了一个月，即1938年1月，日本首相近卫突然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并通知陶德曼本人，决定放弃与中国的谈判。日本人的这一强硬态度，进一步刺激了汪精卫求和的心情，其抗战的调门越来越低。这一年2月，高宗武到达香港，表面上以“宗记洋行”名义在办理商务，暗中操纵“艺文研究会”香港分会下属的一个“日本问题研究所”，“实际则代蒋氏负担对日联络与觅取情况的工作”，其活动经费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列支领取（据周佛海日记，每月两千美元）。“艺文研究会”隶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对外并不公开。周佛海为事务总干事，当时他是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兼国民政府副秘书长；原北大教授陶希圣为设计总干事兼研究组组长。有人以为，“艺文研究会”是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鼓吹“和平运动”的一个机构，其实“它乃是蒋、汪二人合作设立的全国舆论指导中心，由蒋资助，汪指导，陶主持”， 最初设在汉口英租界内，后迁至重庆。2月中旬，高宗武即派外交部亚洲司第一科科长（负责苏日关系）董道宁秘密赴日本，其任务是“刺探敌国大本营最高当局对华真实态度”。 董带回一封日本参谋部影佐祯昭给昔日同学何应钦、张群的诱和密函。4月初，高与董回汉口，将密函交周佛海、汪精卫阅。次日，高谒蒋介石，又将影佐密函交蒋。蒋嘱咐高不要将此事告诉影佐。14日，蒋指示高再飞香港。行前，蒋对高说：“你自己斟酌决定吧，尽力而为。” 高开始了新一轮的秘密使命。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案/中日战争/第27卷中《高宗武致蒋委员长函》可证实，这一年4月16日，高将有关和平条件通报给了日方：西义显返日，“已遵照面谕各点作‘我当局’之意见告之，但未提何人之意见”。不久，徐州会战打响，日方对高通报的和平条件未予答复，此事被搁置下来。5月底，高回过汉口。从周佛海日记中可知，高与之有过两个小时的密谈。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汪精卫对英国路透社记者发表谈话，声称 “如果日本提出议和条件，不妨碍中国国家之生存，吾人可接受之，为讨论之基础，一切视日方所提出条件而定”，公开表明他与蒋介石在政治上的分歧；进而武汉失守，汪夫人陈璧君竟又指使艺文会香港分会，代表汪精卫与日方作“和平谈判”接触，与日方签下导致后来汪精卫脱离重庆的若干文件，其主要谈判人就是高宗武、梅思平。当时陈璧君往返于香港与重庆之间，她对高、梅二人说：“你们是为蒋先生跑的，现在试为汪先生跑跑。”陶希圣之三子陶恒生先生在其专著《“高陶事件”始末》中对此慨叹不已：由蒋介石面命组成，从事对日抗战宣传的“艺文研究会”，其香港分会及下属机构，“到这时竟成了汪精卫对日和谈的联络管道”。蒋介石佯装不知，还是真被蒙在鼓里？
    应当说，1938年初，高宗武南下香港，蒋介石是知道的。
    尽管蒋一度改口让王宠惠通知高不要去了，后在周佛海的担保之下，高还是去了。蒋对高确实是有点不放心，毕竟太年轻，与日本人又如此过从甚密，若稍有差池，则必误国家之大事。高则这样回忆：“战争爆发后，我随政府于1937年11月到了汉口。跟日本人的谈判结束后，我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一连串的‘事件’最后变成了战争的大事件。在一次与委员长的谈话中，我向他报告我在外交部的工作不再有需要，我提议，鉴于目前政府对于日本人在幕后到底在想什么、做什么一点都不知道，我应该到香港和上海去。在那里，我可以从战前的日本朋友们取得一些有价值的情报。委员长同意了。于是我离开汉口，不久后带回来一手情报。”从后来的情况发展看，蒋的这一顾虑并非没有道理。据今井武夫回忆录披露：“高宗武违背了蒋的真实意图，到了香港，一再同西、伊滕等举行会谈，在这期间，他注意到这和他过去的想法有了重大分歧。也就是说，他了解到中国方面首脑部门的真意是坚决希望在蒋介石的领导之下实现和平，……而日本方面，由于已有近卫声明摆在前面，作为善后之计，则希望以其他要人暂时代替蒋介石，如果可能的话，由汪兆铭来收拾局面。高宗武发现他本人已随着日华和平的推动而陷入了困境……”高的这种困境与焦虑，不独在蒋、汪二人之间进退失据，更以其“低调”而自矜，失去对时局的判断，一头栽进逆大潮而蠢蠢欲动的荆棘之中。这一年6月，高在蒋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去了东京，以他自己的说法，是为了搜集日方意向的情报?实则与日军陆军大臣、参谋次长等重要人物会见。在密谈中，高无意中给日方实力人物传达了一个错误信号，即汪精卫等人所谓“和平主张”，在国民政府内部未被采纳，于是将设法从政府之外来推动或展开目前的“和平运动”……今井武夫当时在场，他回忆：“我得到的印象是高对于以蒋介石为中心收拾日华两国之间事变的方案似乎已经断念了，他态度一变，不再提出这个问题，只是专门热心地听取日本方面的发言。”不管今井武夫所说是否真实可信，高此次东京之行，确实对日本政府在制订对华政策时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一个月之后，日本内阁五相会议根据大本营陆军部的建议，通过《适应时局的对中国谋略》，决定采取“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使蒋介石垮台”的方针，“启用中国第一流人物”，“酝酿建立坚强的新政权”。 所谓“中国第一流人物”，无非就是汪精卫、唐绍仪、吴佩孚那些人。在当时四分五裂的中国，日本人妄想让蒋介石下台的可能性根本不存在。这并不是说蒋这个人有多么大的能耐，而是战争中的政府在其内忧外患之时，确实需要一个能够服众的领军人物，此人不是别人，恰恰是手腕高明、隐忍多谋的蒋介石……更何况，日本军方中的强硬派，从未有过一丝真正的和平之意，否则这场惨绝人寰的战争就不会打上八年之久了。适于此时，高宗武意识到已闯下滔天大祸，从东京回到香港后，未敢去汉口，而是让手下的人（周隆庠）将三份材料送交了周佛海，并附有一信给蒋介石。 他在信中对蒋这样说，所呈送的三个材料“或可赎职擅赴之罪于万一”，其内心之惶恐溢于言表。周佛海深感此事重大，将材料立即交给汪精卫。汪大惊，“我单独对日言和，是不可能的事。我决不瞒过蒋先生。”蒋大怒，“高宗武是个混蛋，谁叫他去日本的？”随即停止了高在香港的活动经费。蒋的这一态度，使欲建奇功的高宗武，大受刺激，不禁咯血，导致结核病复发，沉寂了好几个月，连日本人也找不他。从此，高宗武也再没有见过蒋介石。

    （三）
     自卢沟桥事件以来，高宗武一直以为自己是了解蒋真实意图的，他是在受命寻找“对日折冲”的途径，并从不认为“试探和平”是对蒋的一种背叛。而蒋呢，之所以又对高前往香港以默许，其实也是政治上的不得已，其中或许暗藏策略上的某种进退。“这种默许的手法，是委员长日后处理高负责的和平运动时所反复使用的手法。这样做的好处是很明显的：无论哪个聪明的年轻外交官使用什么外交妙计奏了效，委员长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功劳据为己有，要是失败了呢，他也可以同样轻而易举地把责任推卸掉”。而且在当时，“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说高所搜集并且寄回给周（指周佛海）的情报并没有就此停留在周的手里，而是继续转到委员长那里去了。……蒋肯定知道高此番远行决不单是搜集情报而已，不过蒋觉得高最终还是忠于自己并受自己支配的……高也许能找到有影响的、愿意就蒋所能接受的条件进行谈判的日本人。如果他做到了这一点，蒋就能加以利用”。
    然而，此时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已通过《适应时局的对中国谋略》，决定“启用中国第一流人物”，“酝酿建立坚强的新政权”，这意味着高之前的所有努力，已完全落空。对蒋来说，高的这一条暗道似已不能再走，及时停掉他在香港的活动经费，就是一个最直截了当的明示。高或许并未完全意识到，或许已得到周佛海的暗中支持（周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每月拨三千元给高宗武，作为替汪工作的活动经费）。所以，待病情稍有好转，仍居心行事，甚至不惜肝脑涂地，或如唐德刚所说，自觉众睡独醒，实为愚不可及。“他愈来愈深刻地认识到要使日本方面改变主张是困难的，而在同时，他也下了很大的决心：在不得已时，即使背叛蒋介石的意向，也要挺身而出，从事日华之间的和平工作……”正是由于未能得到蒋的谅解，并有了疏远的迹象，高宗武于失望中孤注一掷，不得不与汪精卫等人走得更近了，这又正是汪本人和日本“不扩大派”所愿意看到的。当时有一种说法，高“好像既不代表蒋，也不代表汪，可是日本人都愿意跟他谈……”这大概也是高宗武头脑一时发热，自以为可促成“和平”的重要原因。据日本外务省当年一份给内阁的报告称，高曾把汪精卫对和平结束的方法表示为：一，如果日本与蒋介石接触，他援助斡旋；二，如果与蒋介石以外的人接触，他以在野资格斡旋；三，如果要他出来负责，他将出马。
    鉴于此时蒋对高的态度，周佛海开始变得小心翼翼起来，他让梅思平接替了高宗武的某些工作。但高在香港的活动，实际上并未停止，不过是由高介绍日本同盟社中南总分局长松本重治和梅思平继续谈判，梅和汪的关系更为密切。另有种种迹象表明，汪此时意欲脱离重庆政府、单干之念头日甚一日。1938年10月21日，广州失陷，汪发表“和平”解决中日纠纷的谈话；南洋华侨筹赈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即致电汪精卫，劝其勿与日本妥协；汪复电：和平条件如无害于中国之独立生存，何必拒绝？ 同一天，梅思平从香港到达重庆，与汪见面，携有日本希望汪氏脱离重庆，另组政府，谈判和平的条款，经过多日的商讨，到11月2日梅离开重庆时，汪已作了最后的决定。11月20日，汪指示梅思平、高宗武在上海与日方代表今井武夫、伊藤芳男、影佐桢昭等秘密会谈，签订了几项协议（即“日华协议记录”，又称“重光堂协议”）。11月22日，高宗武、梅思平前往香港；一周后，梅又返回重庆，向汪报告一切。此时汪决定出走，预定先到昆明，后转河内或香港。高回忆：“我在香港的时候，汪精卫还在重庆试图作出出走安南（即越南）的决定。他发电报询问我的意见。虽然我曾经帮助他和近卫公爵沟通，我仅仅回答：‘我不建议你这么做。’”12月5日，周佛海按计划逃离重庆，他在日记中坦承“飞机离地之刹那，即余政治生命断绝之时”；12月18日，汪精卫终于不顾一切离开重庆，前赴昆明，他梦想能够得到云南省主席龙云在政治或军事上的支持；次日，汪与陈璧君、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等人一同搭机前往河内；12月29日，发表历史上臭名昭著的“艳电”，即汪精卫签署的那份《致蒋总裁暨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其中主张中止抗战对日求和。此“艳电”立即遭至海内外同胞交相挞伐，国民党中央在重庆召开临时常委会，宣布开除汪精卫党籍并撤销一切职务的决定。高承认：“发出电报后的主要后果为：（一）汪立即被国民党开除党籍，造成汪对蒋的痛恨；（二）连汪的同情者都批评那封电报。汪获得民众支持的希望彻底破灭。”至此，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与总裁蒋介石正式决裂，两人分道扬镳。蒋介石内心震惊不已，在日记中叹道：“不料精卫之糊涂卑劣乃至于此，诚无可救药矣。党国不幸，竟有此类寡廉鲜耻之徒，无论任何之以诚心义胆，而终不能邀其一顾，此诚奸伪之尤者也。”（1938年12月22日日记）
    汪精卫等人所谓“和平运动”从一开始注定就要失败。并非是在今天已看到这一结果，而是日本人推行所谓“大陆政策”，即为了保护日本就必须消灭或征服幅员辽阔、却又孱弱的中国，这一荒诞不经、丧失理性、野心勃勃的念头，最终一步一步地把日本拖进了战争的泥淖之中。从大历史的全程角度来看，九一八事变，实际上是导致日本走向败降，以及中国进入复兴的一个历史分水岭。关东军抗命在东北滋事“成功”，燃起日本军阀的野心；中国人也因此而觉醒，促使各种分崩离析力量开始整合，最后形成一种不屈不挠的抗战意志，从此走上对抗日本强权侵略的道路。及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汪也开始意识到由于美国人的参战，对他与日本人来说都是一种不祥之兆。日本此即若被打败，将彻底证明自己的“和平运动”不仅逆全民族抗日大势而动，甚至是可悲和无耻的，无以见谅于全体国人，就像当年他指责“满洲国”的溥仪是民族“汉奸”一样，其下场可想而知。或许汪的想法与后来的法国傀儡元首皮埃尔?赖伐尔颇有相似之处：“要是我的政策成功了，把法国所有的石头用来为我建立塑像恐怕都嫌不够用；要是我的政策失败了，我就会被绞死……”赖伐尔果然是以叛国罪而被绞死的。赖伐尔以亲德而卖国，汪精卫以亲日而求利，包括战时欧洲各国的傀儡政权，东西方同时上演了一幕幕政治上的活闹剧，引人深思。其实，汪的内心始终惶惶不可终日，有一天他告诫自己的儿子：“你一定要有应付这个日子到来的勇气。” 实际上，即使日本不发动太平洋战争，汪的失败也只是时间问题。这一点，连日本人也看得很清楚，“汪自首都南京陷落前，就在焦急忧虑如何对和平有所作为，但当时彻底抗战之声正震荡全国，抗战的火焰正在升腾，同时也是汪自身的实权非常微弱的时候……”七七事变后，中国决定对日抗战，其胜算有很大一部分是寄托在国际援助上。汪氏等人则根据当时形势，估计国际援助决不会来，只有赶快对日谋和，以免一败涂地；不料中国（蒋介石一派）苦撑抗日的能力，终于赢得西方各国的信任，渐感中国足以做它们在远东制衡日本势力的伙伴，一改原来冷眼旁观的态度，开始对华援助。汪精卫等人对形势的估计一错再错，最终成了沦陷区里的日本傀儡。另有一点，就是汪精卫本人性格上的缺陷，也是不适宜搞政治，个人权位利益的野心是导致失败的原因之一。汪大抵是那种易于感情冲动、意气用事之人；其一贯表现为立场不坚定，言论变化无常，在政治上一遇挫折，不是南下隐居，就是远走欧洲，“从1911年至1936年二十多年间，他出走法国竟达六次之多，如此意志薄弱、反复不定、遇困即逃、闻利乃回的作风，如何能成大事”？ 汪的老婆陈璧君倒是说一不二的人。汪早年致力于革命时，这个女人陪着他左右突围，襄助建功立业，功不可没。从一些史料看，汪精卫之出走，与陈璧君在一旁捣鼓也有关系，她大概也知汪、蒋二人此时势不两立，非走不可了。陈公博对陶希圣就说过：“汪先生没有璧君不能成事，没有璧君亦不至败事。” 高宗武未必不知汪的性格，当他发现汪精卫试图走得太远时，也不禁打了一个寒颤。1939年3月21日，曾仲鸣在河内被错杀，汪精卫极为震惊，何去何从一时难以抉择。高劝他前往欧洲或菲律宾，从此不问政事，甚至愿陪他返回重庆，惟不可与日本人再谈下去了，“纵然私人积怨甚多，也不可出此下策”；更说：日本在中国已有两个傀儡组织，北有王克敏，南有梁鸿志， 又何必再插一脚？汪此时已无路可走，不听……高回忆道，此时汪在河内不慎跌了一跤，腿上绑着绷带，“显得非常忧郁。汪说他想去东京去了解日本人的‘真实态度’。我说，我们目前除了等待日本的下一步，什么都不要做。在我和他相处的两星期中，汪曾经多次问我，‘我能相信日本人吗？’每一次我都回答，‘百分之六十不可相信。’”未隔多久，高即发现，与汪派组织其他人在一些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而这些分歧，以他的性情则是无法忍受的。正如后来研究者认为的那样：“汪精卫到上海前，其阵营内已分为两派。高宗武、陶希圣等认为汪精卫如果要组成新政府，一定要在日军占领的地区之外建立，且此政府有自由，不受日本的控制，此即所谓‘高宗武路线’。周佛海领导的另外一派认为当时汪精卫的分裂运动缺乏武力，不得不依赖日本的支持，而在南京建立政权，此即所谓‘周佛海路线’。”应当承认，“高宗武路线”不仅符合他本人的政治逻辑，同时也是一个底线：即不在敌战区建立所谓“新政府”，无论怎么说，最多是对国民政府的一个背叛；而反之，则就是投敌。国民党内部另立政府之事并非绝无仅有。国民政府于1925年7月在广州成立以来，及至北伐成功这一期间，就有过好几次分裂。以1928年为例?南京政府的成立是以1927年上海“四一二政变”为契机的，尽管各有各的说法，但在当时至少有两个意义上的不合常规，“其一，它是在中国的正统政府北京政府以及作为国民政府武汉政府同时存在的情况下成立的。其二，是在驱逐国内军事敌对势力尚未成功即国民革命途中成立的”。 南京政府当时也强调与武汉政府的连续性，以获取国民党内部更多的支持作为其正统性的最大依据，武汉政府当然不容分裂，下令免去蒋介石本兼各职……这不过是十多年前才发生过的事情，或许时空与背景有所不同，但汪精卫不至健忘，高宗武心中也未必一点数没有。然则，“周佛海路线”在这个组织中渐成主流，高处于边缘化，对汪精卫的影响力日渐式微，心绪低落，写过一首类似日本俳句的小诗，可见其时的痛楚与困惑，读来令人低徊：
    北方，
    南方，
    高山，
    海洋，
    它们全都不属于中国，
    中国百姓将何处为家？

    日本人开始对高宗武有所怀疑。
    1939年5月5日，汪精卫乘坐日本“北光丸”号到达上海时，其行踪被日本《朝日记闻》驻沪记者发现，汪决定暂留在船上，以避开媒体的视线，等天黑再说。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人则上岸，在虹口的重光堂等候。是晚，汪通知不再上岸。高这时对周佛海、梅思平表示，说想住到兄长那里去。日方影佐祯昭不同意，以命令的口吻对高说：“今晚就住在这里！”高执意要回，两人发生口角。还是周佛海出来打圆场，说：“宗武，你还是回去吧。”临出门前，高还忿然高声说道：“影佐有什么权力？我为和平运动拼着性命，绝不能听从日本人的命令！”这一年6月起，日本人开始对高进行监视。以今井武夫的回忆，在整个谈判中，“高宗武的态度始终是批评式的，甚至是虚无的，有时又非常随便的同意日本方面的主张，反而使我对他的真实感到怀疑。”到了夏天，汪由上海飞东京，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周隆庠等人同去。影佐祯昭私下对汪精卫说：日方很有人怀疑高宗武，说他有点靠不住，建议以养病为由，将高扣在日本，暂不回上海，以观察一段时间再说。汪反问：有何根据？影佐祯昭说：虽不能十分肯定，但确有许多可疑之处，高可能被重庆利用。汪精卫仍坚决反对，说：扣留不太好……后来的事实即可证实，日本人对高的怀疑并非没有道理。半年之后，即1940年1月3日，高宗武、陶希圣二人在杜月笙的秘密安排下脱离汪组织，从上海逃到香港；1月21日，高、陶二人在香港《大公报》上披露汪日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附件，使汪派阵营内部一时大乱，这就是中国抗战期间震惊海内外的“高陶事件”。
    （四）
    高宗武走了。走得不近情理，闻者惊诧且有疑。
    高本人的态度却是真实可信的，他对日本人说过：“如果汪的和平运动真的能拯救中国，没有任何中国人会反对它。但是现在我完全了解这个运动救不了中国。因此我绝对反对它。”1939年12月，高与汪等人有过一次谈话。当着陈公博、陶希圣的面，他对汪说：“如果你坚持成立南京政权，你只能做个溥仪第二。这样值得吗？这是我最后的忠告。只要你不背叛中国，我将追随你到底，即使流亡天涯海角。如果你背叛中国，那么我们分手……”从感情上来讲，这是高不得已的一个选择。“我记得1937年我们从南京撤退时，汪很担心我搞不到船票，那时所有电话线都不通了。汪亲自去找负责撤退的张群，愿意把自己的房舱让给我。事后他从未向我提起这件事。我是从别人那里听到的。我也想起汪曾经为我和沈小姐证婚，和头一个请我们吃饭的往事。我知道我的离开会给他有多么沉重的打击……”汪精卫尽管大为不悦，却未动声色（可参见其日记），仍抵青岛，与王克敏、梁鸿志两汉奸续谋成立伪中央政权分裂之事；周佛海则恨之切切，在日记中写道：“……高、陶两动物，今后誓当杀之也”（1940年1月22日）。当我读到这一段文字时，不禁哑然失笑。周佛海本是一个善变之人。这里若撇开政治不谈，只讲做人，周氏远不如那个大孝子陈公博。1939年底，陈公博秘密进沪，劝汪悬崖勒马，停做组府之事，以免使国家陷于分裂。但汪精卫已骑虎难下，陈劝说无效，乃回香港，继续侍候老母。陈公博为性情中人，后见高、陶二人出走，“恐汪之陷于孤立，”颇感惶虑，才又重返上海，从此跌入龌龊政治的泥淖之中。1944年11月，汪精卫病死日本，陈由伪政府之立法院长接任代主席兼行政院长，实权却在副院长周佛海之下。1945年8月，日本人投降，周佛海摇身一变又为蒋介石的人，被重庆方面委任为国民政府上海、南京地区特别行动队总司令。原来周在前一年即向重庆政府反正，后在受审时自嘲，称是“身在匈奴心在汉”。1946年4月，陈公博以叛国罪在江苏高等法院受审，高宗武在美国知道后，扼腕痛惜陈是在替人受过，想要提供证据，并拟往苏州法庭为其辩护，此事被蒋介石拦了下来。与陈公博愿作“伴食”相比，最后连日本人也看不起周佛海，“他正如一个钻在内部、恩将仇报的人那样，看到事情失败就为了续命而狂奔，结果还是不能逃脱上帝的审判而死于非命”。 像周佛海这样的人，何尝又不是一个遭世人唾弃的脊椎动物？那么，高宗武为何要出走呢？一般认为：主要是对日本人强硬态度的不满，同时也是对汪本人的一种失望。陶希圣到达香港后，给今井武夫一信，其中有“……深知汪氏无力量以解决中日问题，其他诸氏只求利禄权位，毫无和平诚意。弟由于失望以至于出走……”云云，这本可作为解释高、陶二人出走的真实原因。但1963年，原汪伪政府中周佛海一个盟友金雄?（笔名朱子家），在香港出版《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一书，则另有说焉：“高宗武搞和谈，对公，是向蒋介石效忠；对私，则要由他包办。他最后的改变目标而抬出汪先生来，则以日本两度关闭了对蒋先生和谈之门，或许是他在失败中想死里逃生，也或许他暗中奉到了别一项的使命……”以其闻见者之推断，可信与否，引起史家的关注。1969年12月，美国学者约翰?亨特?博伊尔对高宗武有过一次访问，试图从这位“和平运动”亲历者口中了解其全部真相，未能如愿以偿，以至于这样说：“在高宗武发表回忆录以前，或在台湾政权同意让外人自由阅览其历史档案（在我们这一辈子里，看来是不大可能得到这种许可）以前，究竟在那些年代里发生过哪些事情的详情是无法知道的。据高讲，他本人对这些事情的记述在他死前是不会发表的，同时，‘为了不被人曲解’，他还要对自己的私事和回忆严加保密。自从1940年1月的那些重大的日子以来，高没有写过任何有关和平运动的东西……”深得晚年胡适信任的史学家唐德刚，当年在美国也访问过高，两人“暗室私谈竟夕”，然至关键处，无论怎样旁敲侧击，高始终不肯吐露半个字。唐心有不甘，为促其留下信史，想再约谈一次。高表示欢迎，却又言明在先：不谈敏感旧事……尽管高长期以来，始终守口如瓶，但有一事实至少不会错：“高陶事件”后，陶希圣奉命留在香港，创办国际通讯社，近从台湾友人处得当年蒋介石撤消高宗武通辑令手谕的影印件，时间为1941年2月13日编印《国际通讯》周刊，向战时军政机关提供世界局势分析及国际问题参考。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既陷，陶希圣随惠阳还乡队逃离港岛，辗转到了重庆陪都。陈布雷奉蒋之意作出妥善安排，陶在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任少将组长；1940年4月，高宗武则化名“高其昌”，持重庆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参事官员护照，偕夫人沈惟瑜经欧洲到了美国。初在驻美大使胡适身边协助工作，后以经商为生。其间，蒋让陈布雷致电胡大使，让使馆及领馆对高宗武“多予照拂并维护”（1940年6月14日），另有一电报：“高宗武君通缉令，国府篠（十七）日下令撤销，已交国府公报登载。但不欲旧事重提，故报纸上不发表消息。此事当局去秋即有意办理，今始实现。可慰高君爱国之心……”（1942年5月28日）更有另一说法，蒋曾给高写过一封亲笔信，交杜月笙带到香港，信内慰勉有加，称其为“浙中健儿”，与上述电文“可慰高君爱国之心”一句，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从高的未刊回忆录中得以证实：“中国后方的反应非常良好。委员长给我一封信。当我加入汪精卫协助他的注定失败的和平运动时，委员长曾经很愤怒。现在愤怒已消，他表示非常赞赏我的动作。他说，浙江有理由为我骄傲。我的家乡是浙江温州，浙江也是委员长的故乡。”当时中国的现实政治隐微复杂，让人一时难以看透。但对汪精卫等人早已视为汉奸而论之。当代史学家章开沅认为：“抗战甫兴而试探言和乃是一场政治赌博，究竟有几分出于考虑国家命运的公心？有多少出于争权夺利的私意？局外人很难作简单的诛心之论。”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我们确实应当听听高宗武本人是怎样说的。
    然而，这么多年来，他一直说得太少，谁也不知他有过一本回忆录。唐德刚更是百思不得其解：难道他宁愿一辈子就这样——让后世一些未明真相的隔代史家“各取所需，自行编造、误人误己”？高晚年与周谷这样的朋友聊过当年旧事，大都是一些无关痛痒的“花边旧闻”，并未涉及真正内幕。唐德刚与美国学者（后又有哈佛费正清一弟子访问高，亦不得要领）亦均为无功而返，因此一般认为，高宗武生前不会再说什么了。高于1994年9月在美国离世，这时距汪精卫之死已有五十年，距蒋介石之死也有十九年，无论如何，即使当年负有“秘密使命”，亦不至于奄奄气尽之时仍三缄其口！或许历史本来就是一个擅长开玩笑的高手，不久前，一本尘封了六十一年之久的“高宗武文稿”，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被发现。这件事不会惊动太多的人，但对于研究民国史的人来说，想必是一个意外。这是高宗武于1944年8月间在美国完成的一本回忆录，书名为《深入虎穴》（Into the Tiger"s Den），英文打字稿共254页，有十四个章节。从时间上看，此距历史上的“高陶事件”不出几年时间。较之陶希圣在二十多年后的回忆，似更加清晰与完整。此事过程大约是这样的：2005年6月底，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谢幼田（国民党元老谢持的孙子）打电话给陶希圣之子陶恒生先生，称该所研究员郭岱君女士（台湾学者，美国俄勒冈大学政治学博士。国民党档案、妇联会档案、宋子文档案、两蒋日记落户斯坦福大学的关键人物。李登辉时代曾任“总统府”笫一局副局长兼发言人）在查阅当年美国外交官罗伦斯?萨斯伯里（Laurence E. Salisbury 1891~1976）档案时，意外发现一部“高宗武手稿”。陶先生早年毕业于台湾大学机械系，国际知名水泥工程专家。1977年退休后定居美国旧金山，以十年之力写出《“高陶事件”始末》一书，先后在台湾与大陆出版。唐德刚为此作序，评价甚高，认为“可以发掘的史料，除蒋公大溪一档，尚待大量开采之外，也所余无多。恒生之书，应该可说，也是接近结论阶段的一家之言了”。陶先生当年写“高陶事件”，尚不知有高的回忆录存世，在印证其父陶希圣的某些回忆时，缺少有力的史料支撑（即“孤证不立”），想来不免引为憾事。陶先生立即与郭女士取得联系。7月上旬，偕好友、前《中国时报》驻美记者刘永宁驱车前往斯坦福大学校园，在郭女士热心帮助下，复印了全稿。其文稿每页右侧固定有几行字，大意为：本文件为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所有，未经本所明确授权，不得私自散布或出版……据了解，上世纪四十年代初，萨斯伯里为国务院远东事务部副助理(1941~1944)，与高宗武是朋友，这是萨斯伯里替高介绍出版商时留下的一个副本（档案第2匣），档案中还有若干封高的英文信件、萨斯伯里日记、书信与文件（第1、3、4匣）。从现场分析，当时萨斯伯里与高正在设法出版这本回忆录。事实上，并未见出版。据陶先生分析，这本回忆录本想透过长期以来与日本人打交道的“痛苦经验”，为战争中的美国人提供一个有价值的历史文本。由于此间远东及太平洋战场局势开始出现逆转，日本人强弓末弩，德国战败亦已成定局，大战胜利在望，故未能引起美国出版界的足够重视。次年二战结束，对美国人来说，时过境迁，出版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小……这个副本一直存放在萨斯伯里家中，直至1976年他去世，连同他本人的资料和遗物，均被存入胡佛研究所档案馆内，从此未见天日。陶先生最为兴奋，大呼“如获至宝”。其父陶希圣在1967年上半年有过一次东南亚、欧洲、美洲及日本之旅，全程三个月。其间与高宗武在华盛顿契阔重逢，此为二人1940年香港分手，二十七年后的第一次见面。在敦巴顿橡树园樱花纷然、宁静致远的一个下午，当年“高陶事件”中两个主角，相倚径边的排椅上，长谈许久……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业已同意陶先生复印、使用这一史料，并初步同意在中国大陆出版。陶先生正在翻译其中的某些章节，并将译好的“前言”传来，可见六十多年前高宗武写此书的真实意图：
    1940年我离开香港前来美国时，友人们建议我利用时间写一本关于日本状况和日本领导人物性格的书。他们坚信我和日本各阶层人物长期而密切的关系，具有做这件工作的最佳条件。长期关注远东的局势的美国人，也一定会欢迎这样一本书。
    来美后不久，美日战争爆发。许多美国朋友和此间的中国朋友，包括一些身居要津者，跟我说：“你的日本以及日本人的经验与众不同，日本既然是我们的共同敌人，你应该把你所知的，提供给我们。”
    我服务于中国外交部的三年多，的确是中日关系最重要的时期，这段时期正好在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之前夕。此前，中国一直依赖国联（League of Nations，简称国联，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组成为防止国际战祸的国际组织，陶注）解决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事件。不过，从1932年到七七事变，中日双方都有直接交涉。因此，我在外交部的职位（中华民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陶注），使我得以比任何人更直接、更频繁地与日本人接触。1937年战争爆发之后，中国官员与敌方中止来往。但是，直到，1940年汪精卫成为日本占领区傀儡之前，我和他的关系使我和日本领导人之间，一直保持接触。因此，我熟知敌国国内的状况。
    我的痛苦的日本经验基于一，我身为中国外交部官员，二，我又是汪精卫投日之前的同僚，加上书中将述及的其他因素，使我深信我的资讯和观点，对于战胜日本，以及防止该国再次走向侵略之路，具有一定的价值。
    ……
    1944年8月31日
    于康涅狄格州克令沃镇 罗伦斯.萨斯伯里的农庄
    从上述前言看，高宗武对日本人并无好感，书名《深入虎穴》似堪玩味。
    这本回忆录最终未能出版，或可找到一些合理的解释。惟一令人费解的是，高宗武生前为何从未声张？自1940年离开香港，高宗武在二十七年后曾去过一次台湾。见到昔日老上司张群，两人倾心交谈；张并让其媳杜芬陪同游览台北名胜，可见二人之旧谊。可事实是：此时蒋介石仍活着，倘若当年高宗武真是背叛了他，随汪而去，即使逆名不彰，以蒋的为人与处事，高也是无法登陆台北的。而高官张群，也不至于如此款待周详。高甚至拟请面见蒋介石，尽管未果（高本人解释为：蒋不便接见旧日常见的僚属），似有何胆提出这样的要求？胡适说过，不疑处有疑。金雄白当年之推测未必一点道理没有，我本人也认为高宗武确有充当重庆方面“秘密角色”的可能。不过，若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高、陶二人虽然中途醒悟，乘桴过海，戴罪立功，揭露密约，但终究是不谨细行，大节有亏，好在“汉奸”这个罪名可免去了。高宗武自1934年初进入国民政府外交部，及至1940年远走异国他乡，前后近七年时间。对他个人来说，这是一段心力交瘁，无所适从，以失败而告终的历史。当然，我们不能说高宗武倘若不从政，只当他的大学教授，其一生就不会这样跌宕起伏，乃至隐晦不堪。高当年的选择，从客观上讲，以其精英意识“应时而出”，与国难当头、共济危机这一背景有关。但他的问题在于：年轻气盛，自许过高，功名心重，求成太切，以致焦头烂额，终为瞬息万变的时局所淘汰，或被当权者玩弄于股掌之上亦未可知。诚如他后来在美国对张君劢、曾琦两人坦承，“对蒋已失去价值……”，更说过“政治是危险的”这样的话，从此心灰意冷，自匿其迹，“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同辈是这样评价他的：“三十年代中国赫赫有名的日本通高宗武，虽然不在高位，却肩负国家对日外交重任，当道倚为股肱左右之臣，春风得意之时不过而立之年。数年之间，便销声匿迹，隐于异邦，依商为生，默然而逝，令人惋惜。”揆之事实，大致如此：陶希圣可回重庆，高则不允返回，不得已远走美国。这时战争尚未结束，从政生涯却提前画上了句号。高宗武患有慢性肺结核病，一生好几次长期住院。身体固疾可治，心灵阴影难消。从政七年如咯血，这一遭人非议的政治病史，或许困扰其余生，让他常常透不过气来。
    ① ［美］约翰.亨特.博伊尔《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下册，第235页。
    ② 参见《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下册，第235页。
    ③《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下册，第235页。
    ④《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下册，第236页。
    ⑤ 陈香梅笔记《张群先生话往事》，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64页。
    ⑥ 周谷《高宗武笑谈当年事》，《传记文学》第66卷第4期，第70页。
    ⑦ 陈香梅笔记《张群先生话往事》，第33页。
    ⑧ 参见《张群先生话往事》，第49页。
    ⑨ 陶恒生《“高陶事件”始末》序三（唐德刚），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页。
    ⑩ 转引自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3月二版，第171页。
     沈予《日本大陆政策史（1868~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8月版，第532~533页。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6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第700页。
     周谷《高宗武笑谈当年》，台湾《传记文学》第66卷第4期，第70页。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第170页。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第170页。
     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香港春秋杂志社出版，1965年8月版，第5册，第8页。又注：金雄白系上海报人，后为汪伪集团中政会法制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梅思平为主任委员。
     陶恒生《“高陶事件”始末》，第75页。
     《董道宁呈报赴日详情》（1938年4月12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案?中日战争，第27卷。转引自沈予《日本大陆政策史（1868~1945）》，第589页。
     唐德刚在美国访问过高宗武。高对他说，当年蒋对他说这句话十分精明，如果高干了什么（使中日关系）转向正常的事情，他将给予充分的信任，然而，那将由高自己负责。参见唐德刚英文论文《中日战争期间日本对中国的诱和：第一阶段——高宗武的叙述》，刊于1996年台北出版的《第三届百年中日关系研讨会论文集》，第639~680页。转引自沈予《日本大陆政策史（1868~1945）》，第589页。
     陈存恭等《陶希圣先生访问记录》，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94年6月出版，第99页。
    即日本“满铁”驻南京事务所所长西义显、特派员伊滕芳男，均为特工人员，作者注。
    《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5月版，第77页。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79页。
     日本外务省档案S491。转引自杨天石《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10页。
     此信全文是：职于6月23日由香港秘密东渡，刻已平安返港。兹谨将职东渡日记及在东京会谈记录与职个人观感三项，分别呈阅。倘有可能以供钧座参考之处，则或可赎职擅赴之罪于万一。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166页。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79页。
    《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下册，第237页。
    《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下册，第239页。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77页。
     哈佛学者邦克《和平阴谋——汪精卫与中日战争》，第80页。转引自陶恒生《“高陶事件”始末》，第94页。
     杨凡译自《日本外交档案S493号》，转引自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页。
     中文电报为节省字数，以诗韵的去声代表日期，“艳”代表29日。
     参见赖特的《现代法国：1960年到现在》，第518页。转引自《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下册，第498页。
     金伯雄《共存之实质》，第289页。转引自《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下册，第483页。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82页。
     陶恒生《“高陶事件”始末》，第150页。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第169页。
     王克敏（1873~1945），一度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七七事变后，平津沦陷，12月与汤尔和、王揖唐等在北平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并任新民会会长。1945年，以汉奸罪被逮捕，同年12月25日畏罪服毒自杀，死于北京炮局监狱中。梁鸿志（1882~1946），光绪举人。1938年，在日本人操纵下，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任“维新政府”行政院长兼交通部长。抗战结束后，被民国政府逮捕法办，1946年在上海被处决。
     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九辑》，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5年11月第二版，第266页。
     ［日］家近亮子《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74页。
     金伯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5册，第112页。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91页。
     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第646页。
     周谷《高宗武笑谈当年事》，台湾《传记文学》第66卷第4期，第71页。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285页。
     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5册，第109页。
    《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第237页。
    《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来往电稿》：陈布雷致胡适电?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专题资料第2辑。
     陶恒生《“高陶事件”始末》序一（章开沅），第4页。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一书，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4年12月出版。
     周谷《高宗武笑谈当年事》，台湾《传记文学》第66卷4期，第66页。

    译序
    一、前言
    （一）胡佛研究所珍藏的原稿
    这本高宗武的英文回忆录，完稿于1944年8月31日，正好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的前一年，汪精卫在日本去世前两个多月。
    回忆录原稿存放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馆藏部，具体位置在已故美国外交官罗伦斯?索斯伯瑞（Laurence Salisbury， 1891～1976；1941～1944年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部副助理主任；1944～1948年Far Eastern Survey编辑）的档案第二号匣中，标题为Into the Tiger’s Den（深入虎穴）。
    全稿为英文打字副本，共15章，254页。内容分三个时期：（1）1931年自东京回国，1933进国民政府外交部，至1938年2月奉派赴香港工作；（2）1938年12月汪精卫出走河内，随汪参与对日和平运动，至1940年1月脱离汪组织；（3）1940年1月离开香港经菲律宾、欧洲赴美国定居，至1944年8月回忆录完稿；这一部分主要为对日本政局的观察与预测，就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少壮军人”的崛起，七七事变后日本内阁频繁更迭，以及日本投降前一年，曾经一度目空一切、狂妄自大的法西斯军国主义将领们自知末日将至而犹作困兽之斗，作了深度分析。
    高宗武在文稿扉页写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中国谚语”及“致日本领导人：希望本书在某种程度上为他们的灭亡有所贡献”两段话。他那时推测日本在溃败前夕已有日后卷土重来取得“最后胜利”的打算。事实上那段时期的日本人认为与盟军作战是民族自卫，即使在太平洋上节节失利，也准备不惜退回本土与登陆敌人决一死战。他们可以接受战败，但从不承认发动战争是错误的。这种心态似乎至今犹然。
    笔者有幸得阅这部已尘封六十多年、极可能是世上唯一孤本的文稿，除了满怀如获至宝的喜悦之外，心情更是无限感慨。因为文稿的作者，正是当年相偕潜离上海汪伪组织，在香港揭露汪日密约，造成举世震惊的“高陶事件”的两名主角之一。另一主角是先父陶希圣。
    笔者于出版拙著《“高陶事件”始末》（2000年台北成文出版社，2003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前，曾经遍查相关文献资料，希望能够找出高宗武亲口述说或亲笔书写的记录或片纸只字，以佐证先父所说所写的那段随汪脱汪的过程，然而那时仅能从第三者的文章中窥得一鳞半爪。与高宗武相交数十年的史学家唐德刚博士曾多次向高探索一手资料而不得其门而入，很无奈地说过：“我追问高公，他却守口如瓶，‘言明在先’绝不吐露丝毫……”两位专研汪伪史的美国学者邦克（Gerald E. Bunker）和博伊尔（John H. Boyle），在他们各自的书中，虽有与高宗武的对谈记录，却从未提起，或根本不知道高宗武曾经写过一本回忆录。
    如今那60多年前错综复杂的历史情节跃然于一页页薄薄的、已发黄的打字纸上，有如高宗武亲口话当年，高低起伏历历如绘。尤其把离开上海前后的细节，描叙得丝丝入扣，与先父在《潮流与点滴》中所写若合符节，读来如醉如痴，欲把全稿迻译之心油然而生。遂取得胡佛研究所的同意，把这部文稿翻译出版。
    高宗武留学日本，日文造诣甚深，是有名的日本通，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他自己也说“我在日本学习八年，日语说得跟日本人一样”。这部以英文撰写的回忆录，文笔流畅、表达生动，足证他的英文造诣亦深。人们常说高宗武是个才子，在这里更加得到证明。
    （二）文稿的辗转与下落
    回忆录于1944年8月31日完稿时，美军陆战队已占领塞班岛（7月2日），日本守军伤亡惨重，驻岛海军航空舰队司令南云忠一大将、守岛司令斋藤义次中将自杀。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东条英机首相辞职（7月22日）。小矶国昭接任组阁。
    从8月16日起，高宗武即开始把文稿前三分之一部分，陆续寄给几家出版商。他在附信中除介绍文稿各章的内容之外，特别指出书中的讯息和观点，是他以官方身份与日本最高级领导人，以及以非官方身份与日本各阶层人民交往的结果。他非常希望这本书能够在年底（1944）以前出版，以提供给直接关心战事的人士。他并以中国前驻美大使胡适为介绍人。
    1944年11月19日，高宗武写给索斯伯瑞的信10月20日，高写信给索斯伯瑞，抱怨美国出版商不了解这份文稿的价值，他竭尽所能提供他个人的日本经验，可帮助美国人更加了解日本。30日，高把文稿寄给索斯伯瑞，托他代为接洽出版事宜，并提出九家出版商的名单。从高和索斯伯瑞的来往书信中，看得出他们曾经接洽过至少六家出版商，但事情进行并不顺利。
    11月10日，汪精卫在名古屋帝国大学医院去世。
    19日，高给索斯伯瑞一信，提出可请驻美大使魏道明为介绍人。12月13日，索斯伯瑞写信告诉高，寄出的文稿被退回。
    1945年1月9日，里特布朗出版社（Little， Brown & Co.）的主编侃莫伦（Angus Cameron）回信给索斯伯瑞，认为出版这本书将对中国盟邦不利。他写道：“老实说，美国大众与书评人会对一名汪精卫同伙写出这本书感到非常困扰。因为即使该书作者没有跟随汪加入傀儡政府，很显然他也没有尽任何劝阻汪走下去的努力，美国读者会对此觉得奇怪。”
    1月24日，索斯伯瑞在给高的信中说，侃莫伦的话似乎有他的道理，建议高打消现阶段出书的主意，因为，如果“这个态度是出版商和书评人的反应，那么它可能损及你的名誉和地位”。28日，高写信给索斯伯瑞，要他把文稿寄给另外一家出版商，他说友人告诉他，有出版商建议把汪精卫的部分除去，问他意下如何。他又说：“侃莫伦的意见，只能代表一部分人，我的大部分朋友都不能同意，胡适也不会同意，否则他会阻止我出版的。”他在信末说蒋梦麟上周与他共进晚餐。
    2月7日，索斯伯瑞写信给另一出版商，提到汪精卫已去世，高宗武可能会在与汪交往的结论上加写一、二页。至今已有六家出版商打了回票，其中三家对高的政治地位有所怀疑，但高说，现任中国大使魏道明和前任大使胡适都支持他。如果出版?觉得有需要，他可以请当时在哈佛大学的胡适博士为他写序。索斯伯瑞为高抱不平说，侃莫伦说高没有努力劝阻汪是不对的，事实上高在文稿中很清楚地交代他曾经不止一次劝汪停止与日方接触。“我觉得一本对于汪精卫出走这个重要历史事件的首次的、权威性的书，会因为‘我们的中国盟邦’的想法而不予出版，是很荒谬的。另外，高有丰富而新鲜的关于日本领导人的资料，譬如，他给予近卫文麿相当负面的形象，后者从头到尾都在愚弄格鲁（Joseph C. Grew， 前美驻日大使），可能至今仍在愚弄。”
    2月12日，高去信索斯伯瑞，打算改书名为Can We Negotiate Peace with Japan?（我们能够跟日本人谈和吗？）他说：“让步的人往往是最好的战士。”
    4月7日，日军在莱特湾和硫磺岛惨败，海军联合舰队毁损殆尽。小矶首相辞职，铃木贯太郎接任组阁。这是日本战时最后一任内阁。
    9日，高写信给索斯伯瑞说，他对于文稿再次被退回毫不意外。他建议索斯伯瑞或他的代理人把文稿再读一遍，看看毛病出在哪里。“如果文稿真的那么糟，我想我们最好放弃。”他分析日本政情，认为铃木代表海军出来组织新阁会得到各方支持，陆军于认识战争状况后会很低调。但除了改变持续战败后国内的气氛之外，铃木不会与小矶有什么不同。他又说，东乡茂德出任外务大臣，会设法阻止苏联加入太平洋战场。太平洋战争会一直打下去，直到日本全面耗尽，或美国厌烦战争。日本不会有求和的试探，因为他们知道那是没有用的。
    5月8日，德国宣布向盟军无条件投降。7月26日，美英中三国领袖杜鲁门、丘吉尔、蒋介石发表《波茨坦宣言》，呼吁日本无条件投降。铃木拒绝。军方发誓要在本土战至最后一兵一卒。
    1967年4月5日，高宗武于华盛顿顿巴敦橡树园8月1日，一年过去了，高还没放弃出书的努力。他完全没想到再过半个月战争就会结束。高宗武在信里告诉索斯伯瑞，他正在考虑是否把文稿寄给耶鲁大学。他听说耶鲁接受了蒋梦麟的书稿，不知确否。他要索斯伯瑞把文稿的正本，和两份复写副本之一寄还给他。这是索斯伯瑞档案中高宗武的最后一封信。胡佛珍藏的这份文稿，应该就是索斯伯瑞保管的那份副本。
    6日，美国空军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8日苏军对日本宣战，出兵中国东北。9日，美军又在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当晚深夜，天皇召开御前会议，决定接受《波茨坦宣言》。10日，日本政府分别电请瑞典、瑞士转达决定向中、美、英、苏四国投降的照会。15日，日本天皇向全国广播“终战诏书”，接受《波茨坦宣言》，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高宗武的呕血力作终于胎死腹中。
    （三）两点质疑
    1938年12月19日汪精卫出走河内之前，高宗武曾经参与过几个推动“和平运动”的先期活动。其一，1938年7月他从香港经上海秘密去了一趟日本，在东京见到日本军政要员并和他们会谈，回来后向重庆呈送报告。其二，同年11月，他和梅思平在上海与日本军方代表今井武夫及影佐祯昭签订了一份《日华协议记录》（即所谓《重光堂协议》），这个协议就是后来汪日谈判的原始蓝本。他们还制定了一套汪精卫出走河内的行动计划。这两个重要活动，回忆录对前者只字不提，后者仅以“犹如在昏暗中摸索，汪精卫跟日本人订立了出走安南的协议”（第二章）一笔带过。这不仅美中不足，而是大有可议的缺陷。译者谨就这两段历史作简要补充供读者参考。请参阅本章第三节。
    二、从明治维新到日本战败
    （一）日本法西斯的崛起
    日本直到在19世纪初，还是个与世隔绝、跟外部世界不相往来的封建国家，由军事独裁集团──幕府将军、大名和跟随他们的武士们统治将近700年之久，天皇只是象征。德川家康从16世纪末期起入主幕府，施行长达260余年的锁国统治。
    1853年，锁国政策被美国海军准将培里（Commodore Mathew C. Perry）率领的坚船利炮突破，日本被逼对外开放。幕府在“黑船”威力下节节退让，西方资本主义伺机入侵，德川幕府受到日本社会讨伐，使日本陷入政治危机，导致15年后幕府的倒台。
    1867年孝明天皇去世，德川幕府被反幕武士们推翻。1868年，末代将军德川庆喜交出政权，孝明天皇之子睦仁即位，改年号为“明治”，发布“王政复古”诏书，治国大政归还天皇，从此天皇从象征式的统治者变成实质的统治者。明治政府励精图治，定东京为首都，聘用外国人来日教导，派使节团赴外国考察学习，只花了50年时间便把封建的日本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日本人向来以为他们的国体、民族是独一无二的，是神造的，天皇是神的直系子孙，服膺所谓“万世一系天壤无穷”。因此以一岛国，竟能战胜庞大的中国（1894甲午战争）和俄国（1904日俄之战），极大程度地推动了日本天皇政权的对外扩张意识。朝鲜和中国东北的资源，早就被日本虎视眈眈。1910年，日本开始吞并朝鲜，先以伊藤博文任统监使之沦为附庸，再派寺内正毅为朝鲜总督予以统治。吞并韩国之后，侵略的矛头便指向中国。1915年，逼迫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从此以帝国主义的面目横行东亚，逐渐与英、美、法、德等在亚洲享有既得利益的国家发生利益冲突。这时的日本，已不再是任由西方列强欺辱的小国，而自认应脱离亚洲加入西方强国之林，由先进的日本来支配落后的亚洲。
    1926年，大正天皇去世，皇太子裕仁继承皇位，改年号“昭和”，此时主张侵略扩张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蠢蠢欲动。1931年春，昭和登基第6年，松冈洋右（外交官，满铁副总裁，后来的外务大臣）在《动荡之满蒙》一文中曾经大言不惭地写道：“今天满蒙之地位，对我国来说，不仅在国防上十分重要，而且对国民经济也是不可缺少的。换句话说，作为一个现实问题来看，不仅在我国的国防上，就是在经济上，也可以说是我国的生命线。……我国要牢固地确保和死守这条生命线，而不必害怕任何国家和任何人。”此种以他国的资源当作本国国防和经济命脉的谬论，足可反映日本政客侵华思想的霸道。
    半年后，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1933年国联决议要求日本撤出中国东三省，松冈率领日本代表团悍然退出国联，已是日本军国主义不顾国际正义，大规模侵略中国的前兆。
    主张扩张势力的极右军人成功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后，法西斯主义在日本的政治地位大为提高，法西斯军人气焰益发高涨。1932年枪杀首相犬养毅的“五一五事件”和1936年青年军官率领千余士兵刺杀首相冈田启介（乱中逃脱）、内大臣斋藤实及藏相高桥是清，重伤天皇侍从长铃木贯太郎及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的“二二六事件”，就是内阁企图采取不扩大方针以抑制陆军过激行动，引起法西斯军人仇视而被暴力推翻的例子。其后的首相即被震慑得放弃政党政治，以“举国一致”的内阁直接听命于军部。
    法西斯军人分成两派。一派主张打倒财阀，企图通过暗杀或流血军事政变夺取政权，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以改造国家，此即所谓“皇道派”；另一派则主张争取财阀的支持与合作，并加强对军队的统治以达到控制内阁、实现法西斯独裁的目的，即所谓“统制派”。前面所说的两次刺杀首相事件便是皇道派的杰作。但他们的莽动为统制派借机制造了平息政变有功的机会，进而要挟内阁，操纵人事，实行独裁政治。1941年主导发动太平洋战争的东条英机，就是统制派的领袖之一。高宗武就东条的崛起，用了相当多的篇幅分析法西斯思想对于当时日本政局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以及狂热扩张分子一步步把日本人民推向灭亡之路的必然结果。
    （二）中国：抗战到底与“低调俱乐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6年之间，日本处心积虑欲图中国的野心日益明显。从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之战”、3月伪满登场，1933年热河进兵、山海关陷敌导致《塘沽协定》，1935年天津暗杀案引出《何梅协定》，到日本提出“广田三原则”企图促使华北五省脱离中央的“华北自治运动”等种种伤害我国的行为，其欲割裂中国版图然后分而治之的阴谋，暴露无遗。日本施予中国日甚一日的政治羞辱与军事压力，引起中国朝野一致同仇敌忾，人民日益高涨的反日情绪，达到抛头颅洒热血，不惜一战的程度。
    1937年7月7日，日本驻屯军部队在北平市郊卢沟桥挑起事端，中日战争爆发，中国随即展开全面抗战。日本侵华之初，曾扬言“三个月内灭亡中国”，不料遭到中国军队的强烈抵抗，伤亡惨重。日本政府见军队陷入泥淖，亟欲抽身，遂改用和谈谋略，冀求早日结束战争。中国方面，上海、南京、广州相继失守，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斡旋失败，军事濒临严重逆转，国家大局危疑震撼之际，也出现透过谈判解决战事以减少人民生灵涂炭之苦的论调。
    抗战初期，一些对抗日前途忧心忡忡的教授们，时常聚集在一起谈论局势。他们认为政府高喊“长期抗战”、“焦土抗战”是“唱高调”，逐渐形成一个议论时政的小团体。胡适戏称他们的论调为“低调”。陶希圣在《八十自序》中写道：“抗战爆发之初，日军所谓木根津轰炸机队屡次空袭南京，均为中国空军所击败。南京中山路西流湾周佛海宅有防空洞可容十余人起坐。中枢党政友朋往来集聚其间，论及战况，探讨战讯，事本平常，有称之为‘低调俱乐部’者。”邦克在书中提到高宗武的说法，最为传神：
    胡适来高宗武家中午餐，在座有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还有高的友人和同事萧同兹、程沧波。胡向高寒暄：“高先生有何高见？”高答曰：“我的名字可能‘高’，但我的意见却很‘低’。”从此几个赞成以外交解决中日问题之人的聚集之所，得了个“低调俱乐部”之名。
    其实有“能和则和”想法的，大有人在。七七战事发生不久，胡适就曾鼓励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积极打通对日外交路线，并向蒋介石力荐高担此大任。他说：“外交路线不能断，应由宗武积极负责去打通此路线。”“外交事应寻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胡适1937年7月30、31日日记）。蒋介石曾于31日下午召见高宗武。
    8月6日，陶希圣与胡适联名密陈国是意见，由陈布雷转呈蒋委员长。陶建议采取“一刀两断”的作法，即放弃力所不及之失地，而收回并保持冀察之领土行政完整，并以外交手段收回平津；不轻启大战，亦不避免大战，以避免因大战而耗尽国家统一与现代化的力量。胡适则建议通过外交谈判“解决中日两国间一切悬案，根本调整中日关系，消除两个民族间敌对仇视的心理，建立两国间之友谊与合作，以建立东亚的长期和平。”
    陈布雷在致蒋介石的签呈中写道“……所言或未必有当，而其忠诚迫切，不敢不以上闻……”陶、胡二人提出的这种倾向避免战争，通过外交手段谋求和平的方案虽然未被蒋介石立即采纳，但次年2月高宗武被派往香港，9月胡适奉派出任驻美大使，这些举措似不无受到该建议的影响。
    高宗武就是在这种情势之下，奉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之命，前往香港刺探日本情报
    （三）高宗武：和平运动的先驱者
    高宗武﹙1906～1994﹚，浙江乐清人，留学日本八年，先毕业于九州帝国大学法科，后转入东京帝大，1931年结束学业归国。回国后在南京《中央日报》发表关于日本问题的文章，对日本政经与军事情势作细致分析，引起各方注意，随即被报馆特约为日本问题专栏及社论撰稿人，同时被聘为中央政治学校教授。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颇为欣赏高所写的有关日本问题之分析，特予延见长谈。次年，高进入军事委员会国防设计委员会任专员，负责日本问题研究。1933年为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延揽，进外交部任日本问题研究员。1934年初奉派赴日本考察，回程时又往伪满观察状况，返回南京后将考察所得呈报外交部及蒋委员长。5月任亚洲司科长，6月升亚洲司副司长，9月奉派往北平协助谈判伪满通邮案。1935年升任亚洲司司长，这时他还不满30岁。
    高宗武的从政生命很短。他的事业高峰是1934年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的三年。这三年之中他的主要工作是对日交涉，大大小小的谈判几乎占据了他全部时间。他在亚洲司副司长任内，以邮政总局主任秘书的身份协助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与日本关东军的代表谈判关内外通邮事务。虽然谈判成果并不理想，但高宗武坚守中央训令毫不退让的态度，获得敌我双方出席代表的肯定。高也因此声名大噪。
    其后，高参与了由四川成都和广东北海日人被袭两事件所引起的中日谈判。谈判内容牵涉甚广，双方剑拔弩张，几乎导致兵戎相见。高宗武在这轮谈判中益形沉着应付，手段成熟，获得蒋委员长的信任。
    抗战军兴之后，蒋介石采纳胡适的建议，命高辞去外交部的工作，以军事委员会官员的身分，去香港以日本研究所为掩护，刺探日本的和战动向。高从香港秘密去了一趟东京（1938年7月2日横滨登岸），见到几位主导诱降中国的首脑人物。日本人表示，政府既已公开声明“不以重庆为对手”，中国必须换人来谈判和平，而国民党的第二号领袖汪精卫是最好的人选。
    1938年12月19日汪精卫带了亲信从昆明飞河内时，高还在香港。日相近卫发表第三次声明，内容与前次所承诺的条件差距甚大，汪大为紧张。为了探听日本人的真正意向，他派高宗武再访东京（1939年2月21日长崎登岸）。高在东京见到几位重量级的人物，但得到的结论是他们说的是连自己都不相信的谎话。高回香港后写了一份报告给汪，强烈表示日本人没有诚意，不可一厢情愿。
    恰在此时（1939年3月21日凌晨），重庆枪手侵入汪在河内的住家，本欲刺杀汪，却误杀了汪最为依赖的亲信曾仲鸣。汪气急之下一头栽进日本人的诱降罗网。1939年5月6日汪乘日本轮船“北光号”（按：原文作“北满号”）到了上海，高从香港赴上海与汪等人会合。从此，高即身不由己，政治生涯从此走向下坡。
    在和汪相处的7个月时间里，高逐渐看透了日本人诱降的欺骗手法，以及欲灭亡中国的野心。他曾经多次力劝汪罢手，即使他把密约拍照秘藏之后，仍在劝汪悬缰勒马。他向汪提出三条出路：上策，立即出国公布密约；中策，搬到法租界不问世事；下策，留在日租界做个顺民。无奈汪此时已经骑虎难下，根本无法考虑高的任何建议。高早就想离开上海了，而且在杜月笙手下的协助下做了部署。
    1939年12月30日，汪在密约上签下了名。高没有出席，发现陶希圣也借故生病没有出席。当晚他去陶宅，用试探的语气探问陶有何打算，此时陶已决定出走，同样试探高。两人默契相通，当下决定相偕出逃。这是“高陶事件”中最具戏剧化的情节。
    高到香港不久，随即远走美国，在彼邦隐居数十年。
    研究高宗武早年从政事迹，似乎可以从先后不同的两个角度着眼。其一是自日本学成归国进入国民政府担任公职的5年（1933～1938），在这期间，高表现的对日谈判能力和周旋技巧，深得蒋介石、汪精卫、张群、胡适等人的赞赏，在短短的三四年中为当局不次拔擢，以不满30之龄，从外交部研究员，而亚洲司科长，而副司长至司长，以致于1938年2月由蒋介石派往香港工作。这期间，我们完全可以相信高是蒋的亲信，甚至同年7月高瞒着蒋介石密访东京，蒋得知后大发雷霆，高仍旧不认为那是对蒋的背叛，此所以后来他随汪精卫到了上海，汪还对他说“蒋介石不放弃你，你也忘不了他。”事实上从那年11月在上海和梅思平与日人今井武夫、影佐祯昭签订《重光堂协议》，及制定汪精卫的出走计划起，他已背叛了蒋。
    其二是从“重光堂”签约后，开始追随汪精卫推动和平运动，到1940年1月脱离汪为止。高在这短短的13个月中，心情是矛盾的。他由和平运动的先驱者一变而成为激烈的反对者，其分水岭在于1939年2月的第二次东京之行。?在东京听到从军事将领到首相所说的太多“自己相信，而别人都不相信的话；以及自己不相信，别人也不相信的话”。这些谎言令他“深信日本不诚实，日本理应懊悔中日战事，但那仅是某些特殊军人的外交辞令，不可信任”。而最刺激他的，是他自东京回香港五天后曾仲鸣在河内被杀，他深信那是日本人为离间汪蒋而使出的卑鄙手段。
    三、回忆录中没有记载的几项活动
    （一）董道宁赴日探路
    1938年1月14日，国府外交部亚洲司日本科科长董道宁，奉高宗武之命从武汉到上海，会见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探听日本的真正和平意向，并会见“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南京事务所”所长西义显、日本“同盟社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治等人。2月15日，董道宁由西义显的助手，“满铁”特派员伊藤芳男陪同抵达东京，会见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中将、第一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少将、军务课课长影佐祯昭、中国班班长今井武夫等人。多田、石原、影佐、今井四人都属于军部的所谓“统制派”，主张以“缓进”、“谈判”解决中国事变的少壮军人，他们私下建议以蒋介石下野、汪精卫上台的方式来解决近卫首相“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难题。董道宁离开东京时，影佐祯昭还写了亲笔信给他的日本士官学长何应钦和张群。
    （二）高宗武密访东京
    董道宁在东京逗留至3月7日，与西义显、伊藤芳男一同取道大连，于15日回到上海，会见已在上海等他的高宗武，二人随即前往香港，于4月2日同飞武汉汇报会谈内容。4月14日，两人飞回香港。6月22日，高宗武由伊藤芳男陪同，秘密登上“日本皇后号”邮船，途经上海，于7月2日抵达横滨。高等人22日在香港登船，23日出海，蒋介石立刻得到情报，在24日日记中写道：“高宗武荒谬妄动擅自赴倭此人荒唐然亦可谓大胆矣。”
    高宗武在东京期间，见到内阁参议松冈洋右（7月3日）、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4日）、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和同盟社社长岩永裕吉（7日）、首相近卫文麿（8日）。其余的日子则与松本重治、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犬养健等人在一起谈话。7月9日上午离开东京前往横滨搭船回上海。
    高在东京得到的印象，是日方领导人可以与重庆谈判，但先决条件是必须有人取代蒋介石。影佐直言，1月16日御前会议决定不以重庆政府为对手的态度至为明显，“如果蒋委员长下野，由汪主席出面负责收拾局面，则双方均有转圜余地，中国亦可保全面子”。
    高回香港后，于7月22日派周隆庠送报告到重庆，并呈一信给蒋介石：
委员长钧鉴：
    职于六月二十三日由香港秘密东渡，刻已平安返港。兹谨将职东渡日记及在东京会谈记录与职个人观感三项，分别呈阅。倘有可能以供钧座参考之处，则或可赎职擅赴之罪于万一。
    职高宗武谨呈
    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一日
    周佛海先把报告给汪，汪看到报告中提到日方希望汪出面言和的一段，不禁大为吃惊。他立即将原件转呈蒋介石。汪精卫对陶希圣说：“我单独对日言和，是不可能的事。我决不瞒过蒋先生。”高在信末说“或可赎职擅赴之罪于万一”，可见他自知赴东京是擅自决定的行为，可能不获蒋介石见谅。果然，蒋得悉高私访东京，非常生气，立刻停止高在香港活动的经费。这等于是撤销高宗武在香港的任务。
    （三）在香港的活动
    周佛海命周隆庠向高宗武转达蒋介石的态度，并派梅思平前往香港接替高的工作。高虽然名义上跟国内断绝了关系，实际上仍然不停地为和平运动奔走。从1938年8月29日到9月4日，梅思平、高宗武跟西义显、松本重治、犬养健等人会谈了五次，其主题为撤兵与承认满洲国两个问题。
    10月24日，梅思平从香港回重庆，向汪精卫报告在港与日人谈判的内容，包括日本希望“汪先生出马收拾局面”的意向，以及今后联络的方法。26日起，汪召集陈璧君、周佛海、陈公博、梅思平、陶希圣等人，在寓所讨论对日和平活动和离开重庆另外组织新政府等问题。30日，梅思平飞回香港，会同高宗武再去上海跟日本人作进一步的联系。
    （四）《重光堂协定》
    梅思平、高宗武分别于11月12、13日抵达上海。14日起，在上海虹口东体育会路七号（即所谓“重光堂”），与日方今井武夫就梅思平带来的中方最后定稿的和平基本条件展开会谈。这个草案与八、九月间梅思平与松本重治等人在香港多次讨论的内容差不多，但双方就细节进行反复研讨、辩论。
   
    18日，影佐、今井返回上海。西义显、伊藤芳男、犬养健同行。20日起继续谈判，下午七时双方签署了《日华协议记录》及《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两份文件。另外一份《日华秘密协议记录》则暂未签字，但为保证实行的事项（文件内容见附录一）。这三份文件后来得到御前会议的通过，是决定日本以汪精卫为对手，支持组织“新中央政府”，形成日后日本军方与汪组织谈判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的基础。他们四人还制定了一套汪精卫出国及近卫发表宣言的详细计划和日程。
    梅思平依照“重光堂”的约定，于11月26日密带协议文件返回重庆，向汪精卫、周佛海汇报。汪精卫随即召开会议详细研究协议内容，及讨论今后的行动步骤。11月30日，梅带了汪精卫的答复回到香港通知西义显。日本方面随即通知高宗武，表示日本政府对日华协议记录无异议。
    汪系人马于收到梅思平发自香港的隐语电报后，即分批到昆明会合。19日下午3时许，汪精卫夫妇一行人同乘包机离开昆明，五时半降落安南河内机场。
    从以上这些活动可见，尽管高宗武在回忆录中强调他自汪精卫到河内之后开始反对汪和日本人接触，反对汪去上海，反对汪继续谈判，力劝汪放弃运动返回重庆向国人认错……但至少在上述阶段，高不但是对日谈判的参与者，而且是推动和平运动的先行者。
    附带一提，高宗武在回忆录中非常蔑视伊藤芳男其人。事实上，董道宁和高宗武之能够顺利到东京，都是由伊藤安排及全程陪同；以后在香港的谈判，乃至在上海签订《日华协议记录》，伊藤都曾积极参与其事，两人互动密切。据说高与松本重治、西义显、伊藤芳男曾在香港结拜为把兄弟，高排名第四，取名“四郎”，伊藤是“三郎”，足见他们的关系非比寻常，不太像高所写的，伊藤是“假扮南满铁路职员的日军特务”，或“直到我认识伊藤，我真不知道日本人有多坏……”那样糟糕。
    四、随汪脱汪的转折
    曾经被誉为“日本通”而为层峰不次擢升重用的高宗武，在短短的七年从政生涯中，先是奉蒋介石之命赴香港与日本人周旋，复追随汪精卫倡导“和平运动”，并在第一线与日本军政人物密切接触，说他是对日和谈的先驱，甚至是此运动的始作俑者，应不为过。因为日本人欲以国府第二号人物汪精卫为和谈对象的讯息，是高宗武密访东京之后带回重庆的。此时汪还蒙在鼓里，闻讯不禁大惊失色。
    然而，谁也没想到，在汪系人马出走河内仅仅一年多之后，高宗武竟与汪精卫决裂，毅然偕陶希圣同赴香港，把汪日签订的密约公之于世。这对正在筹备建立南京伪国民政府的汪组织无疑是一沉重的打击，难怪周佛海在日记中写道：“高陶两动物，今后誓当杀之也。”从河内而香港而上海，高和汪为推行对日和平运动前后共事十三个月，包括在上海朝夕相处的七个月。高宗武是汪手下唯一懂得日文和日本文化的人，与日人接触频繁，了解对方的个性，在对日交涉与谈判事务上，汪倚靠甚深。为何一名曾经深入敌营为汪穿针引线的第一线人物，忽然一变而成为激烈的反对者？他的言行变化和心理转折，是否有脉络可循？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汪精卫等人到河内的第二天，日相近卫文麿以谈话的方式，就日华调整关系之基本政策，发表第三次声明。除标榜“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之外，并希图与“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 汪精卫遍查声明内容，竟找不到一个月前在重光堂“日华协议记录”中订定的有关撤兵和不要求赔款的文字，这么重要的承诺竟然没有见诸文字，他的震惊可想而知。然而事已至此，争执无益，只好依约响应。汪精卫亲自起草声明（即所谓“艳电”），呼吁重庆打开和议之门，并在文中自行加上“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无赔偿军费之要求”的字样，算是对国内交代及提醒近卫勿望此条。“艳电”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在香港《南华日报》发表，一时舆论哗然。次年元旦，中国国民党决定永远开除汪精卫的党籍及撤销一切职务。汪遭受本党同志如此严厉的惩罚，自然非常愤怒，适值此时（一九三九年一月四日）近卫首相突然宣布总辞，由平沼麒一郎继任首相，这个大动作更给予汪及其追随者难以承受的冲击。近卫在任内想方设法把他这位国民党元老弄到河内，自己却突然辞职不干，让汪觉得被日本人出卖了，其窝囊与失望可想而知。同时，汪精卫原来准备在云南或四川等非日本占领区建立政权的计划，因为预先估计可能参加和平运动的地方将领们并没有如预期的响应，而致全部落空，令他更加气馁。
    汪精卫处于内外交迫的风暴中，非常烦恼，时常问高宗武：“我能相信日本人吗？”高总是回答：“只有四成可信。”
    考虑到自己的生命安全，以及高宗武、陈公博、陶希圣等人极力反对任何在占领区组织政府的想法，汪精卫审时度势，权衡得失，原有就此远赴欧洲脱离事端，徐图再起的打算。不幸由于其他众人的反对，以及三月二十一日凌晨，枪手侵入河内住宅企图谋刺汪精卫而误杀曾仲鸣，使汪从此铁了心肠，决心前往日本占领区建立他的“新中央政府”。
    此时，随汪出走的人马已分为两派。高宗武、陈公博、陶希圣等人认为汪如出面组织新政府，应建立在日军占领地区之外，以避免日本的干扰；而以周佛海为首的另外一派，则认为汪既缺金钱又无武力，不能不靠日本支持在沦陷区的南京建立政府。
    陶希圣在《潮流与点滴》中写道：“此刻有一基本观点，在随汪出走之诸人的中间，颇有歧异。一部分人得知近卫声明的要点以后，主张汪精卫游欧，不应该进入日军占领地区组织政府；反之，另一部分力主到上海去，进行谈判。两种意见折中的结果，汪夫妇留在河内，其余诸人转往香港，暂为观望。”
    高宗武坚持不在沦陷区组织政府的底线。他认为，在敌区外组府，充其量只能算是对国民政府的背叛，反之便是卖国投敌，这是他绝对不能忍受的。然而事与愿违，“周佛海路线”逐渐占了上风，高、陈、陶等人的主张迭被排斥，高的心情开始消极低落。
    高宗武曾经三次前往东京。第一次（一九三八年七月二日横滨登岸）是未得许可私自去的，蒋介石震怒，斥之为胆大妄为，高宗武从此不敢回重庆；这次密访，高由伊滕芳男、西义显陪同会见了影佐祯昭、参谋次长多田、陆军大臣板垣、首相近卫等人，他向日本人表示，唯有日本放弃帝国主义政策，尊重中国为对等国家，中日之间才有实现和平的可能。他带回“日本人希望汪先生出马收拾时局”的讯息。
    第二次赴东京（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一日长崎登岸）是汪精卫出走河内后派他去探听虚实的，高在东京见到政府与军部的首脑人物如平沼首相、近卫、多田、板垣等人，并且与他们作长时间的会谈。他得到一个印象：日本人讲了许多不切实际，连自己都不相信的谎话。这些谎话令他“深信日本不诚实，日本理应懊悔中日战事，但那仅是某些特殊军人的外交辞令，不可信任”。高宗武回香港后，把报告交给陈璧君乘飞机带往河内。报告详列他跟日人的谈话内容，结论是“东京之行显示，日本还在使用从前在南京，我在外交部时的旧伎俩，一点都没变。实际上他们做的比从前更差，因为胜利撑大了他们的胃口”。
    上面所说的河内刺杀事件，便是高宗武回香港五天之后发生的，高怀疑日本人已经探悉他报告的内容而抢先下手，因而坚信暗杀行动是日本特务炮制的栽赃离间行为。汪夫妇恨透了蒋，气急之下一头栽进日本人的诱降罗网。因暗杀事件产生的愤怒，使汪精卫从此不顾一切地利用和平运动作为报复蒋介石的手段。
    四月底，汪精卫在日本人的保护之下离开河内前往上海。五月初，高宗武决定去上海与汪会合，离港前夕他去拜访杜月笙，杜劝他不要去，高回答说：“许多我的朋友已经在途中，他们是我多年的朋友，因此我也必须去。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他们去南京做傀儡，我不会跟着走。我不但不会做傀儡，我将采取断然措施。”
    第三次去东京（一九三九年五月三十一日军机从上海起飞经佐世保降落横须贺转）是随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董道宁、周隆庠等人一同去的。高对这次访问更加失望，他的言行引起日本人的注意，怀疑他是蒋介石的人，曾一度企图把他扣留在东京以观察他的动态，后为汪精卫所阻。高宗武也警觉到日本人对他的不友善，他写道：“我无意暗示所有日本人都没有人性，过去我有许多日本好朋友，可是一旦国家利益受到侵害，他们认为欺骗朋友是天经地义，甚至毒死他们也在所不惜。”
    十一月起汪日谈判在影佐祯昭的主导下登场。谈判期间，高宗武逐渐认清日本人的野心与不可信任，心情随之彷徨矛盾。他不常参加会议，参加也表现得漫不经心，若即若离。他藉机用相机偷拍了密约及附件的全部文件。
    看出高宗武的消极态度，梅思平说：“你不愿意跟我们一起工作，却又离不开上海。我们不懂你。”高回答说：“没错，我是个傻瓜。因为我的信念，所以我不愿跟你们工作；因为你们是我的朋友而又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不能离开你们。”
    汪精卫早就发过牢骚：“你反对我来上海，反对我去东京、去北平。现在，经过那么多困难，我们聚集了两百多名代表参加大会（按即伪国民党六中全会），你又反对。我真不懂你。问题是你亲重庆，蒋介石不放弃你，你?忘不了他。”
    到了十二月中旬，密约谈判已接近尾声，不久就要签字了。一晚，高宗武邀集陈公博、陶希圣去汪府密谈，他灰心地说，和平运动没法再走下去了，照他看汪有三条路可走：上策，马上离开上海，到达安全地方之后，公布日本人的条件，如此可以加强中国抵抗日本的决心，也可以澄清当初大家离开重庆的初衷，最低限度有勇气诚实面对国家。中策，立刻搬往法租界，告诉日本人承认错误，要求立刻停止所有的活动。下策，在日本人卵翼之下成立南京政权，做个溥仪第二，可是这样值得吗？最后高说：“这是我最后的忠告。只要你不背叛中国，我将追随你到底，即使是流亡天涯海角。如果你背叛中国，那么我们分手。”
    早在第二次去东京路过长崎之际，高宗武曾上岸拜见他父亲的老友、退休居住日本的黄群。黄反对汪精卫的所谓和平路线，劝高不要跟着走下去，高对他极为尊敬的这位父辈保证，无论发生何事，绝不会容许日本人操纵利用汪。不久黄去了香港，然后飞往重庆晋见蒋介石，陈述高宗武的活动及处境。蒋同意策反高宗武，命黄群回上海带消息给高，经由杜月笙的周密安排，高宗武与陶希圣两人于一九四○年一月三日秘密离开上海，两天后安全到达香港。一月二十二日，香港《大公报》以头条大篇幅披露汪日签订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
    杜月笙的大弟子万墨林奉命营救高、陶二人离开上海。他在《沪上往事》中写道：“我奉到杜先生的命令，护送两名重要人物，离沪赴港，我既不知道是哪两位先生，也不晓得内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所做的，只不过是预备两张民国二十九年元月四日（按应为三日），由上海驶往香港的胡佛号轮船船票，按照杜先生指定的方式，交到两位先生手里，从接过船票的一剎那起，出动弟兄，保护他们的安全，直到胡佛号离开上海为止。胡佛号上，则杜先生另有安排。……”
    今井武夫在回忆录中分析高宗武弃汪离沪的原因，认为高宗武和周佛海，都是从一开始就把汪兆铭的和平运动向日本方面提出的发起人，但高在跟随汪兆铭到上海前后的一段时间里，一直就在南京建立政权的问题上，和周佛海的意见发生矛盾。高在重光堂会谈时就一贯主张，新政府必须建立在日本占领地区以外，不过这个理想方案逼于形势不可能实现。由于这些冲突，干部们在决定重要政策时疏远了他，他也因此对和平运动丧失了热情。
    今井武夫写道：“高、陶二人认为和平政权将要改变成日本军的傀儡，觉得汪兆铭对实现真正的日华和平，又未必有足够的力量；同时对所谓的同志当中，又难以看到纯真无私的救国诚意，从而感到失望。如果结合以后汪政权的失败考虑的话，他们的心情反而有不少使人同情之处。从某种意义上又可说是起因于日本方面脱离了近卫声明，采取强硬的权益要求所致。也可以说是必然要发生的问题吧！”
    影佐祯昭在《曾走路我记》中写道：“高宗武是向日本方面建议汪的和平运动的人，但从汪由河内到达上海时起，他的态度已经为中国方面的人们所怀疑，在我的眼睛里也反映出可疑之处。然而陶的逃脱，从他真挚的性格看来，出于意外。可以认为，也许看到了日本方面提出的秘密条约草案，对和平运动前途产生悲观的缘故。”
    高宗武夫妇于三月下旬离港经欧洲赴美，五月底到达纽约，终其一生定居华盛顿。陶希圣留港办杂志，一九四一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港九陷日，次年二月回归重庆。

    前言
    我于1940年3月离开香港前来美国时，朋友们建议我利用时间写一本关于日本状况和日本领导人物性格的书。他们深信我和日本各阶层人物长期而密切的关系，具有做这件工作的最佳条件。长期关注远东局势的美国人，也一定会欢迎这样一本书。
    来美后不久，美日战争爆发。许多美国朋友和此间的中国朋友，包括一些身居要津者，跟我说：“你的日本以及日本人的经验与众不同，日本既然是我们的共同敌人，你应该把你所知，提供给我们。”
    我服务于中国外交部的三年多，的确是中日关系非常重要的一段时期，这段时期正好在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的前夕。在这之前，中国一直依赖国联解决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事件。不过，从1932年到七七事变，中日双方都有直接交涉。因此，我在外交部的职位，使我得以比任何人更直接更频繁地与日本人接触。1937年战争爆发之后，中国官员与敌方中止来往。然而，直到1940年汪精卫成为日本占领区傀儡之前，我和他的关系使我和日本领导人物之间，一直保持接触。因此我熟知敌国国内的状况。
    我的痛苦的日本经验基于：一、我身为中国外交部官员；二、我又是汪精卫投日之前的部属，加上书中即将述及的其它因素，使我相信我的信息和观点，对于战胜日本，以及防止该国再次?向侵略之路，具有一定的价值。
    由于不可控制的环境因素，致使本书延迟出版，我深表歉意。
第一章 代表中国政府
    一、说明
    在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的前三年，我在不同环境之下担任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角色——中国对日本领袖人物的主要谈判人。后来我又和汪精卫十分接近，他在战争爆发后，正在为该不该做那个如今在南京的、由日本人炮制的傀儡政权的首脑，而犹疑不决。
    和许多中国人一样，我曾经留学日本，蒋委员长和军政部长何应钦也是日本留学生。我在日本学习八年，日语说得跟日本人一样。我的时运不错，1931年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回国加入南京《中央日报》，在报上发表了好几篇关于日本现状的文章，引起蒋委员长和外交部长汪精卫的注意。虽然之前从未晋见过他们，但我依然于1932年夏受聘加入以委员长为主席的军事委员会。1934年春，我被任命为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从这时起，我的麻烦开始了。
    二、准备工作
    一些从日本回来的“归国学生”在南京组织一个日本学会，研究日本事务。它虽然是个民间机构，却得到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
    第一章代表中国政府
    我刚从日本毕业归国，日本学会便派我去韩国调查1931年发生的韩人屠杀几千中国人的案件。①我发现屠杀事件是日本人在幕后嗾使，以制造日军入侵中国东北三省的借口。②后来的发展，是这个“事件”之后的另一个事件，被日本人抓住借口进行武装占领东三省。
    我在韩国穿着帝大制服，不仅日本人以为我是日本人，而且帝大学生在日本人中拥有更崇高的地位。在日本有个说法：“如果他有帝大学位，我愿把女儿嫁给他。”
    日本警察从未怀疑我不是日本人，不过，同我一起旅行的中国官吏说的是中国式日语，我常常骗人说他喉咙痛不能说话。现在回想起来，我怀疑这个谎言到底有没有用。
    我于8月间回到南京，一个月后发生“沈阳事件”③，导致日本占领东北三省。日本军方说，中国士兵在一列快车到达之前，破坏了沈阳郊外两尺铁路，实际上是日本人“栽赃”。直到战争发生，日本人多年来一直在煽动或制造各种“事件”，或抓到小事把它扩大至面目全非，以推行他们侵略中国的计谋。
    列强调查九一八事变以抑制日本无效后，日本于1932年成立的傀儡“满洲国”造成极为深远的后果。调查失败鼓励了日皇裕仁的两个兄弟——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去侵扰“富”国，把国联贬成“纸老虎”，准备统治世界。
    下一个令人瞩目的“事件”发生在上海。1932年1月，三个日本人，其中一个是和尚，被爱国的中国人殴打。事件经由外国领事团出面调停。可是7小时之后，日本人破坏了协议，淞沪战事爆发。④后来一个由第三国人员组织的委员会出面调停达成停火。这是日本人最后一次允许第三国在中国协助调停“事件”。
    在正式签停火协议之前，我以私人身份去日本研究地下法西斯活动。我发现许多日本极端分子受到占领满洲的鼓舞，现在成了法西斯及亲军方分子；我也发现日本人对于三个月来中国军队在淞沪战争中的表现给予很高的评价。这是自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人认为中国军队不堪一击的态度的转变。日本人在我面前毫不掩饰地谈论，因为他们想不到在这个敏感时刻会有中国人来日本旅行，尤其我坐三等车厢。我从日本回国时，经过中国中部和北部几省，调查日本人的活动。
    1934年元旦，为了准备担任亚洲司副司长，我又去了一趟日本，然后去满洲。我把报告呈给蒋委员长和外交部长。
    日本军方于1934年（译按：应为1933年）1月把第四个东北省（热河）囊括入他们军事活动范围，同时攻击长城沿线据点，企图把东北四省从中国分离。从1月到5月，中国军队以陈旧的武器但高昂的士气，与装备精良的日军苦战。最后于5月31日，双方在天津郊外的塘沽谈判协议。我没有参加谈判，因为华北官员还不需要南京外交部协助应付日本人。
    《塘沽协定》刚刚签定，日本人即开始活动以“和平手段”控制华北五省。为了处理这些问题，地方官员最后要求外交部给予协助。
    三、豹子之宴
    这时，南京发生一起“事件”，使中国人在被所有驻在中国的日本官员长久屈辱之下，终于吐了一口怨气。不过起先几天，事情显得很严重。这就是所谓的“藏本事件”。
    1934年6月8日晚上，一名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的职员，藏本英明，突然失踪了。事情发生在中国首都，在中国的日本官员们立即认识到这是向中国提出严重交涉的好机会。日本一伙由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率领。须磨是个咄咄逼人、横眉竖眼、体重200磅、绝对令人讨厌的家伙。日本报纸在官方指引之下大幅报道失踪事件；须磨为了加大讨价筹码，在向记者谈话时刻意提高藏本的身分，说他是副领事或代理副领事，须磨坚持藏本为中国宪兵谋杀。谣言说日本陆海空军将于?天之内联合攻打南京；在南京的日本居民召开紧急会议，借口“即使在中国首都”都不能维持和平和秩序，决定集体回国。日本助理陆军武官和海军武官每天与须磨开会，要求日本派军队来南京逐屋搜查寻找藏本。
    藏本失踪的第四天，日本第三舰队参谋长乘坐战舰从上海到汉口向第三舰队司令长官⑤详细报告“事件”经过；日本派一艘炮艇来到上海示威，表达日本“深刻的关切”；一些日本人宣称这是自从1900年义和团动乱以来最严重的“事件”。怒不可遏的须磨，在日本公使有吉明的指示下照会中国外交部，指中国政府必须对藏本的失踪负完全责任，日本政府保留要求的权力。中国对战争一无准备，情势非常不利。
    第五天，几名中国警察在南京郊外的紫金山发现一名年约四十、瘦小懦弱的人在山脚徘徊，盘问之下，此人一阵犹豫，最后终于承认他就是藏本。他供称，搭载领事馆官员前往火车站为公使送行的汽车，没给他留座位，他的上司经常欺负他，那天早上又跟老婆吵架，于是他离开南京想去自杀。他到紫金山后，听到灌木丛中有豹子吼叫声，决定让这匹野兽把他吃掉，便脱掉衣服，但豹子似乎没有胃口。后来，他想来想去，爬上了树。
    实际上紫金山附近根本没有豹子。藏本听到草丛中发出声音的是一匹狼。南京人后来叫这匹狼做“爱国的狼”，因为如果藏本被他咬死吃掉了，那后果对中国将不堪设想。
    日本人和须磨当然大为狼狈。⑥虽然有些日本人敢于批评须磨，要政府召他回国，可是须磨在南京继续待了三年，然后升任日本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参事。
    四、北平谈判
    我第一次和日本人打交道是“藏本事件”三个月之后，负起恢复日本占领的满洲与中国邮政交通的沉重谈判责任。
    日本于1931年占领满洲之后，中国政府即下令中断两边邮政及通讯。1933年的《塘沽协定》中有一条，即中日代表应通过谈判恢复通邮。日本给予华北中国官员极大压力，逼迫他们早日解决日本提出的各种对日本有利的难题。压力背后永远是日本强大的军事力量。
    中国的华北首席官员是黄郛。⑦他处理日本问题的方式受到中国人的批评，说他软弱。⑧黄郛于是要求政府从南京派一名代表来北平处理通邮问题。
    1934年8月下旬的一天，我正在办公室工作，我的朋友、中国邮政总局长郭心菘来访。他说，政府已经答应黄郛的请求，决定选派我去担任这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那时我28岁。
    我对接受这份差事很犹豫。我知道我很可能被不满意的日本人杀掉，或因仅仅退让一寸，而被那些认为我软弱的中国人杀掉。但是为了延迟日军进一步的军事活动，以便我方做好军事准备，我可能被迫退让得比一寸更多。我提醒郭先生我对邮政一窍不通。他保证将派邮政专家陪同前往。
    9月20日，我秘密离开北平（由于中国民众的反对，谈判不得不秘密进行）。我的首要训令是必须在不涉及中国承认傀儡“满洲国”的前提下谈判。这当然是很不正常的，我们一面要说“我们不承认你”，一面又要说“我要跟你讨论重要事情”。不过，想到长久以来不能与在长城以南的兄弟姐妹、朋友亲戚们通信的东北四省同胞，我并不十分在乎这些。
    对方名义上的首席代表是“满洲国”邮政局长。但他不是满洲人，而是日本人。⑨事实上，东北四省三千多万人口大多数是汉人，所谓满洲人只有250多万，而他们如今与汉人并没有什么分别。在傀儡政权中所有有实权的官员都是日本人。邮政局长由仪我大佐和柴山中佐“协助”。⑩
    我们这边除了几位邮政专家之外，还有北平─沈阳铁路管理局的局长殷同，他因比其他中国人对日本人友善而谋得这个职位。在南京的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也答应支持我，他是仅次于委员长的第二号人物。汪兼任外交部长，曾在我离开南京前要我在谈判时直接向他咨询。
    日本人在我们第一次会议上的动作是典型的。还没有介绍完毕，他们便拿出三个详细书写的方案：《空中交通方案》、《电信交通方案》、《邮政交通方案》。
    我马上说，“我是来磋商邮政交通的。其他事情都在我权限之外。请撤回其他方案。”我接着说，“根据中国不承认‘满洲国’的政策，我们只能讨论邮政技术问题，不触及政治。如果我们达致协议，我们将完成这个协议，但不签名用印，只能以备忘录的形式作为以后的参考。”
    （左起）高宗武、钱大钧、蒋介石、今井武夫、
    日本大使馆武官等人日本人自然暴跳如雷。“你不能把‘不承认满洲国的政策’付诸文字，没有签字的文件不具约束力；光谈邮政交通没有用，日本的邮政包括电报和信件，即使航空问题不谈，至少电报的问题要包括在内。”他们的话像机枪子弹。
    头一天的谈判陷入僵局，以后几天的讨论也毫无进展。黄郛开始闷闷不乐，要我回南京请示，日本人也要回沈阳军部请示。我坚持日本人在我回南京之前必须接受我的初步条件。经过长时间的辩论，他们最后答应了。
    我回南京向汪精卫和交通部长报告。令我相当意外的是，两人都表示非常满意。他们要我继续和日本人谈，不要怕破裂。他们没有给我妥协的指令，这大大地加强了我个人的身手。
    重开谈判时，两方都说回去请示没有结果。不过还是有进步，我们只谈技术问题。
    许多问题中，最难的问题是傀儡“满洲国”在中国的不承认政策之下，到底要用什么样的邮票。中国不能接受印有“满洲国”字样的邮票；中国也要求在长城设立输送邮件的邮务代办所，以避免与“满洲国”邮局直接接触。
    谈判拖了两个月。黄郛和殷同要我退让一点点以使会议进展快些，但我不同意。于是日本人使出另一惯用的招式。
    仪我大佐给我电话，要求晚上来我旅馆单独谈一件重要事情。15分钟后他来了，解释他的造访是非官方的。他先表示，如果我愿意，他很热望与我建立永久友谊。然后他说我在谈判中坚定的态度是爱国的表现，日本军方非常钦佩。虽然我明知他之来有不可告人的动机，我表示愿意和他做个永久的朋友。
    仪我直截了当，立刻接着说，现在我们是好朋友了，他要告诉我一些他决不告诉别人的事情。那就是，虽然日本陆军（关东）钦佩我的不妥协态度，但他们也非常不满。他解释道，表示钦佩是日本人的精神，但表示不满是日本政策的一部分。因此，我的立场不但很难保持，而且非常危险。他明确地端出威胁，说：“连我都不完全知道关东军要做什么。举个例子，1928年日本陆军计划刺杀张作霖时，我是张的顾问，虽然我和张在同一列火车上，但张被炸死，事前我一无所知。幸亏我在另一节车厢里，否则怎么可能今天和你在一起？”虽然他不知道如果通邮谈判破裂，关东陆军计划怎么做，但他知道有一个计划。要我一定备加注意。
    说完友好谈话，他告诉我，梅津将军明天要到北平，他邀请我去日本大使馆晚餐。仪我说完话就立刻离开了。
    第二天晚餐席上，梅津将军谈话，希望双方就通邮问题各退一步，以免好不容易改善的中日关系被糟蹋了。如果那样，岂不是太不幸了？
    梅津的态度既亲切又斯文。他表情友善，面貌像个绅士，整个谈话之中他一次次主动说要在谈判中帮助我。他一再要我别担心，保证只要他当华北司令一天，决不容许出现新的问题。（次年，准许日本人在河北省靠近北平和天津等重要城市的地区制造一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就是这个梅津。）
    日本军方显然对我做过研究，知道我很顽固。他们遂决定以友谊、威逼、利诱来争取我。日本人这时还希望不动用武力来达到目的。
    日本人在谈判中?来是一人扮红脸，一人扮黑脸。在我们的谈判桌上，柴山和蔼，仪我强势。不过到了最后，柴山卸下了红面具，与仪我一起威胁我说，如果谈判失败，关东军将视中国为没有诚意，如果这样，前景将无法预料。我不得不承认，每当我独处时，那日本人丑恶的面孔一直在我面前晃动。
    三个晚上以后，两边又坐了下来。这一次日本人一改以前温和的声调，威胁说：“讨论已经拖了两个多月，今天晚上，我们要你们说到底是‘行’还是‘不行’。”
    这样谈，就是一百年也不会有结果。我冷静地把中国的立场再解释一遍，然后说：“不行”。
    显然我的“不行”说得很清楚，日本人神情十分惊讶。接着，表示谈判彻底破裂，他们起立，握手，然后退席。
    那天晚上，黄郛责备我，说我年轻调皮。殷同警告我，“这些谈判出不了英雄”。我以负全部责任来安抚黄郛，然后向胖胖的、圆眼睛瞪着我的殷同说：“我离开南京之前就知道不会成为英雄。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利用日本人的影响力来当个铁路局长。”殷同眼睛继续瞪着我，什么也没说。至于谦和勤奋的黄郛，我无意说他不爱国。他非常爱国。他不仅有经验，而且有能力，可是我们的观点存在太多矛盾，因此经常冲突。也许我们的年龄差距太大。
    这时，蒋委员长来到北平，住进协和医院做检查。可能出自黄郛的建议，他两次召见我。黄郛可能以为我比较听委员长的话，不过，两次晋见，委员长并没有给我任何指示。很显然他是支持我的立场的。
    谈判破裂后第三天，我收拾行囊准备回南京，这也许并不完全是中国人的手段。不过，不出所料，日本人派了个人来提议再开一次会，我当然同意。他们发现我并非虚张声势，因而做了一些让步。
    复会当晚，日本人又端出另外一个老套战略。他们在日本餐厅开了个大派对。为了这个派对，北平艺妓不够，还从天津进口了不少，那些天津来的艺妓绝对一流。在艺妓面前，日本人讨厌的面孔现在不大讨厌了。我不为酒色所动，日本人大失所望。
    三个星期后，没有签名的备忘录终于为双方接受。双方妥协的结果，中国自由区与日本占领区之间的邮递，至今通行无阻。换句话说，占领区的邮政制度，仍然在中国政府的管辖之下。
    我第二天去见黄郛。他的音调颇为不悦：“日本人真难伺候。邮政问题昨晚半夜才解决。今天一早仪我和柴山来说，‘邮政问题解决了很好。请赶快开始讨论电报和航空交通的问题’。”
    五、日本人的压力
    通邮问题解决后不久，我从亚洲司副司长晋升为司长。由于许多适合这个职位的官员年龄都比我大，资格也比我老，这个升迁毫无疑问是委员长的意思。升级带给我更多的困难，因为那意味着与日本更频繁的接触。没有一个中国人有我那么多与日本人谈话的次数。
    “事件”层出不穷。举个例，我本人曾为走私问题向日本人提出过三四十次口头抗议，外交部发出正式抗议二十多次。全都无效。
    自从1935年因塘沽协议而出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之后，走私，日本人美其名为“特殊贸易”，已猖獗至非常离谱的地步。冀东地区在天津以北有很长的海岸线，无数船只沿线卸货，从不缴税。日本人脸皮竟厚到强行解除中国海关缉私人员的武装。事实上在日本走私犯的强大武力之下，我方人员早已无所作为。
    我向日本大使抗议，他总推说只要中国降低关税，“特殊贸易”自然会消灭。当我问他，日本关税远比中国为高，如果其他国家也以走私来对日本贸易，日本要怎么办时，他含糊其辞地答应情况会有改善。然而情况一直持续到战争爆发。
    我们必须经常警惕人造事件。1935年春，日本最大报纸之一的东京《朝日新闻》，派了一架装载当天报纸的飞机，来到南京作“亲善”飞行。虽然中国新闻界对这个“亲善”活动并无多大兴趣，他们还是为来访者举行了午宴。在午宴上，一名自称为某个海外华侨通讯社记者的人突然起立，咬破手指在手绢上写下血书：“还我东北四省”，然后严辞谴责日本军国主义分子。
    日本大使馆立刻要求中国外交部正式道歉。日本军事武官认为这是对日本皇军的侮辱。我指出我们从未听过那名记者所说的通讯社，而日本当局提出的要求势必使《朝日新闻》的“亲善”飞行成为闹剧。一名《朝日新闻》的记者偷偷地警告我，日本人认为我的响应完全“无诚意”，上海的日本军方特别不满意。不过，日本人觉得在当前环境之下不应太过利用这个事件，最后不了了之。不久之后，一群日本第五纵队人士在南京集会时，那名所谓的记者也在座。后来查出他的“通讯社”根本不存在，那名记者是个不速之客，午宴事件完全是日本人自导自演的。
    有时候我们自己人也会做些触怒日本人的事。这也无可避免，因为所有中国人都恨日本人，而日本人也容易为芝麻小事动怒。1935年7月，上海出版的《新生周刊》刊载一篇关于外国领袖的文章，说日本天皇是个有名无实的领袖。其实这是所有国家，甚至许多日本人的共同看法。日本官方看出这是个进一步控制中国事务的好机会。日本报纸把这事大幅报道；官方向上海市政府和中国外交部提出要求关闭《新生周刊》，惩治“冒犯者”，以及“为了中日亲善关系”，中国政府必须昭告全国，今后不得再犯类似事件。由于军事尚未准备好，中国政府不得不接受全部条件，周刊主编被判刑七个月。当然，整个中国对日本的憎恨更是变本加厉。
    这段时间，与日本人打交道的中国官员处境危险。汪精卫吃了一名假扮摄影记者的中国人三颗子弹。他康复后脊椎骨里还卡着一颗弹头，直到十年后才被他的日本主人取出。汪被枪击后不久，外交部次长唐有壬被人用左轮枪暗杀。
    日本大使馆秘书曾经劝我辞去外交部的工作，他说：“对日交涉的中国官员，不管他多么能干，多么苦干，都不会有好结果的。”这位秘书是个相当斯文的家伙，我们是东京的同学，所以关系比较不同。他说：“说真的，英国和美国驻东京大使卡里其和格鲁，也在那里做我们在这里做的事。他们在安抚日本以尽量拖时间。可是你的工作更艰巨。”秘书似乎真的是出于私谊。他接着说，“一些中国政客认为一旦中日发生战争，西方列强会帮助中国。实际上，这是一厢情愿，对中国没有好处。我怀疑一旦中国被侵略，没有哪个国家会出来帮助中国。”现在我们看到，中日战争爆发已经4年多，美国和英国在它们的疆土被日本侵袭后，才向中国提供实质的援助。
    六、官员的变动
    在无穷困难的厌烦之中，新外交?长张群将军的任命来到部里。张群将军比较强硬，他直接要那位说话客气、个性软弱的日本大使有吉明开一张日本一切所要的详细清单。
    我们要有吉提供改进中日关系的具体计划。有吉很窘，他高高的颧骨发红，长而薄的下巴垮下。我们告诉他中国也准备送一份结算表给日本考虑。有吉不得不承认他是个没有实权的大使，实际上军方在操纵对华关系。我们当然已经知道日本外交官在中国只能处理一般事务，而政策操在军方手中，主要通过驻在中国各地的军事武官执行。
    日本大使们跟我们一样不喜欢谈判，不久有吉明便被有田八郎替换。有田给我们的印象是那酒醉后撞在热火炉上造成的、几乎覆盖半个脸颊的大疤。
    不久有田又由川越茂接任。我们猜想日本军方可能会一段时间比较满意他，因为他是大使馆武官矶谷廉介少将推荐的，后者技术上是川越的部属。
    我问川越为何日本至今没有提供我们向有吉要的清单，川越仅仅微笑说，“你的主意很好，可是日本绝不会提出详细要求给中国拿去做宣传。你记得《二十一条》？你看，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川越看来并不太坏。他的观点并不经常与军方相同。有一次他跟我开玩笑：“我刚刚想出了一个化解中日问题的妙法。如果蒋委员长能够兼任日本首相，那就天下太平了。日本没有伟大领袖，我们应该让委员长身兼二职。”他又急忙说道，“这仅仅是闲聊。如果日本大使提议要委员长兼任日本首相这种话漏了出去，那将引起严重后果。”川越到底还是个软弱的人。
    七、我最棘手的“案件”
    我并无意描述这些年来所发生的每一个“事件”和所有的难题。不过，从川越上任到卢沟桥事变引发战争的这段期间，有两个“事件”，由于它们的历史重要性，我必须予以讨论。它们是“成都事件”和“北海事件”。如果我们就这些事件“屈就”日本人的话，也许卢沟桥事件不会被日本军方拿来做发动战争的特别借口。日本人以为只要几个星期便可打败中国。不过，他们以后还是会利用其他“事件”的。
    1936年夏，日本政府突然要求重开因民众不满日本占领满洲而关闭的成都领事馆。成都是中国西部四川省的省会，战时首都重庆也在四川。领事馆的宗旨是照顾该国侨民，而成都并无日本人居住，因此中国政府照会日本，重开领事馆并无必要，而且那里民众反日情绪高涨，相当危险。8月24日，几个日本人突然在成都出现。民众的愤怒一发不可收拾，一些建筑物被破坏，四个日本人被殴，两人后来死亡。
    谈判还没开始，广东北海也发生日人被殴致死（9月3日）的事件。起码这对我们比较有利，因为两桩“事件”相继发生，可以合并谈判。
    在第一次会议上，日本人显然要扩大“事件”的严重性，以遂他们在中国的野心。“北海事件”两星期后，日本提出八项要求，包括一些他们多年来曾经使用各种不正当方法争取而未能到手，且与两个“事件”无关的要求。譬如，日本重新开放在占领满洲以前曾经要求过的上海—福冈（八幡附近）商业航线；重新“要求”中国降低进口关税；“期望”中国政府“自动”聘请日本人担任政府各部门的“顾问”；“希望”中国政府与日本合作采取联合计划以防止“共产思想”在远东蔓延。
    中国的立场坚定，愿意依照国际法负责对日本人在成都和北海的财产和人命损失作适当的赔偿，但也不会更多。现在回顾，日益坚定的立场最终导致日本军方于一年之内发动战争。
    外交部长张群和日本大使川越茂于9月20日再会面，中方竟“厚颜无耻”（日本人的说法）地向日本提出六条要求：废除纵容走私的冀东傀儡“政府”；取缔走私；废止飞往华北的非法航线；抑制反中印刷品和活动，特别要制止日本军人在华北的活动；禁止日本人在官方保护下贩卖毒品的非法活动；废除上海和塘沽协定，以及废除日本官方与中国地方政府签订的所有非法协议。
    中国外交部长读完中国的六点要求后，须磨面红耳赤，张大金鱼眼。他和日本大使同时要求我们撤回要求，声称只有通过他们的努力才可能谈判和延迟军事行动。须磨一面说一面拍桌子至杯碟乱跳。他的态度像个土匪。我真正相信如果他手上有把左轮，一定会扣扳机。
    我们拒绝撤回要求。我们相信能够与日本人寻求合理的解决，乃至准备使用适当武力，但觉得中止谈判比让日本人一方得益为佳。
    会议破裂，双方心情都很坏。我没回家而去一家旅馆睡觉，以避免日本人和外交部与我联系。凌晨二时，我给家里打电话，知道外交部长打过二十几通电话找我，我只好连忙穿好衣服奔往外交部。张群将军和几位部长都在坐着等我，大家都知道事情是火上加油了。由于蒋委员长在广州，于是决定两名部员和我坐专机去向他报告和请示。
    飞机于当天上午八时起飞，我只睡了两小时。晋见委员长后，我遵命回南京继续与日本人谈判，以遵守外交礼节。委员长给我的训令非常详细，以避免任何误解。同时，委员长也离开广州飞回南京加紧军事准备，这就是一面谈判一面准备抵抗的策略。我对委员长的坚定、透彻和见识，印象非常深刻。
    回到南京第二天，我与日本大使谈话一个多小时。经我要求，须磨没有出席。在所有日本人当中，我最讨厌须磨，所有中国人也一样。他办事虚伪，处理“事件”的手法绝对卑鄙。中国人一听到须磨的名字就变脸。
    我从川越那里听到日本人希望恢复谈判，问题是如何挽回日本人的面子。但是情势非常复杂，中国外交部长受到日本报纸严厉的抨击，许多中国人也同时批评他亲日和软弱。有些日本报纸甚至要求蒋委员长直接负起中国的外交责任。
    几天后，委员长回到南京。日本大使要求我安排一次晋见。我要他必须了解一点：他不能带任何人去，他了解我指的是须磨。为了9月20日他的愤怒反应，我故意要让须磨难堪。
    委员长接见川越，没有须磨。依照东方礼节，川越直到谈话快结束时才把谈判的问题提出来。当他犹豫地提出问题后，委员长告诉他，所有问题都可以跟外交部长谈。谈话就此结束。
    从这时（十月初）起直到12月3日川越最后提给张群外长一份备忘录，我跟大使馆官员就成都和北海事件及其余波，谈了不下五十次。自从9月20日那天日本人的恶劣表现之后，张将军似乎对外交部长这个职位意兴索然。过去他曾信誓旦旦要解决中日关系，那次事情之后，他显得被动。
    我经常被叫去设法化解日本人要求答复他们提出的各种方案的压力。除了日本外交官之外，陆军和海军武官，和他们的代表人，也时常来找我。包括冒充南满铁路局官员的西义一将军的弟弟（译按：指西义显）。对付不断的恐吓，我说：“我常住暴风海上，所以不怕晕船。”
    我常常希望日本外交官能像苏联外交官那样。我提到他们，是因为日本人非常怀疑他们。我的部门包括俄国和日本的事务。如果日本人发现我和苏联大使吃饭，他们会立刻来查问发生了什么事。苏联外交官遵守外交伦理：如果他们想见我，他们会在上午十时以后、下午四时以前来访。所有的事情都按部就班。可是日本人是不分昼夜，不论周日周末。
    我告诉张部长我不能这样干下去了。我提议利用日军袭击绥远我军部队为由，去华北一趟。张将军批准我的意见。
    那天晚上十一时，须磨来电，说他听说我要出门。须磨不顾我的婉拒，坚持马上就来。他来后说：“你一旦离开，我要跟谁讲话？川越先生和我认为你是谈判席上最重要的人之一。”
    我回答说，“我们谈同一件事已经谈了两个月，你们大概跟我一样疲惫不堪。我只离开一两个星期，从华北回来后，我们的头脑会比较清醒。”
    须磨说：“话不能这么说。如果你去北方，川越会离开南京去上海，那事情将会一团糟。”
    须磨时常向我吹牛说其他日本外交官只代表外交部，而他同时代表陆军。我取笑他说：“你是武装外交官，外交部和陆军海军都听你的。如果你不制造问题，那就不会有问题。”我接着说，“直到今晚我还不知道我的重要性，你知道，即使我去北方，外交部长和副部长都还在南京，他们都比我高级。”
    不过，须磨一再央求我别走。结果，我真的没走。
    我们辩论完毕时，已是凌晨二时。须磨的脸像秋天的云彩，每时每刻在变。现在它不是那么讨厌了。他说：“大使要我和你商量一件私事。”他一面说，一面从皮包里拿出一张照片递给我，接着说：“这是位北平名门小姐，非常美丽，她已故父亲曾经在北平当过内政部长。她目前在日本学习音乐，成绩很好。大使和我很关心你至今还未结婚，我们愿意替你和这位小姐做媒。”须磨的态度一本正经。
    我不想失礼，收下照片并谢谢他。但是我早就下定决心不接受日本人做的媒。照片里的姑娘的确很美，如果她不是经由日本大使的介绍，我可能慎重考虑娶她。后来须磨又来，把照片要了回去。
    12月3日，日本大使突然交给中国外交部长一件备忘录，它的内容跟我们谈判的方向很不相同。由于谈判已经拖了三个月毫无结果，日本人把备忘录作为以后谈判的基础。一个日本人说了一句很耐人寻味的话，虽然一些日本人此时想要动用武力强迫中国，但海军反对。
    委员长已经训令张将军绝对不接受任何书写文件。于是张正式把文件退回川越。后者说他决不收回拿出去的文件，也必须拒绝在任何条件下把文件收回。争论了三个小时，川越最后离开了，我们立即派信差把文件送回大使馆。午夜两点，文件又送了回来。只有日本人才会做出这样的事。
    最后我写了一封信给川越，告诉他备忘录与以前讨论的内容不一致，因此不能用作以后谈判的基础。这样结束了日本人利用成都和北海“事件”以得逞要求的设计。
    川越第二天去了上海。他不是个坏人。相对于须磨和其他日本人，川越聪明而公正。他承认日本压迫中国是错的。但他是个没有经验的大使，而且必须听命于军方。
    为确定日本人明白我们的立场，当我再次见到须磨时，我说：“你们的备忘录跟我们谈的完全不同。我必须很明确的告诉你，它不能作为以后任何谈判的基础。请你转告你们的大使。”须磨什么也没说。
    成都和北海“事件”降低至无关重要的层次。须磨和我不停地讨价还价。
    一天，一件不重要的事需要日方晚上以前作出决定。须磨在我的办公室，说要回大使馆电报东京，三小时内会有回电。我很难相信他，因为即使我们与北平通讯也没那么快。于是，当须磨离去之后，我连忙要求交通部立刻监控所有日本大使馆与东京和上海之间的电报和电话两小时。两小时后，交通部来电话说，没有收到任何从大使馆发出的电报，只有一通拨往上海的电话被借口忙线未通。我电话还没挂，办公室另外一只电话响了。那是须磨打来的，他说，他刚刚收到东京回电，正在译电中，要我在外交部等他。须磨来时，手里拿着电报，骄傲地大声叫道：“这才是有效率的做法。跟白人不一样。”
    我故作惊讶说：“真是不敢相信。为什么我们有时等北平的回电也要好几个钟头。真是太棒了。”
    第二天，我要求交通部派几个技术员找借口去了趟日本大使馆。他们回来报告，大使馆装有非法无线电台。我照会日本大使馆，他们悍然拒绝我的指控。不过，战争爆发后，警察在那里发现一座强力无线电台。
    12月30日，成都和北海“事件”终于以地方案件解决。日本的要求一件也未得逞。
    在签字之前，须磨为“私事”求见。我耽心是否又发生了什么“事件”。
    须磨比从前礼貌，“我要你特别帮忙。”他看起来很严肃，我以为又发生了什么大事。他接着说，“在赔偿清单上我忘了包括一架莱卡照相机的价钱。我可以现在加进去吗？，”
    我忍住惊愕，提醒他：“我们已经写好正式换文。你知道按照惯例，那是不能更改的。”
    须磨说：“可是这个问题只要300元就可解决。你一定可以帮忙。”
    我忍不住微笑，“这300元没法正式解决。不要说是300元，就是3块钱或3分钱我们都不能加。不过，我们可以从私人?点考虑这件事。”我第一次觉得和须磨在一起满不错。“是你忘了写这笔钱。理论上你应该自己掏腰包。如果我是你，我会这么做。不过，如果你不愿意付，那我可以替你付。”真的，我想这会连须磨都会觉得不好意思。“我们是老朋友了。当然，我会替你垫300元。但是这完全是出于你我私人友谊。完全是非正式的。”
    须磨很高兴，想要打断我，我继续说，“不过我要澄清两点。第一、你不能明天又来说忘了别的东西要我加上。第二、这300元不能出现在任何正式公文上。否则，你的食言可能影响我的职位和权威。”
    我错以为须磨会难为情。他起立和我猛力握手，说：“这是我四个月来与你相处最满意的一刻。”说完就走了。
    我满意地看着他离开。在三个多月的谈判中，须磨的体重从240磅掉到210磅。他的大胃口减低；睡眠不好。这些事是日本大使馆一名不喜欢须磨的三等秘书告诉我的。须磨的毛病可能主要在于他那攻击性的外交手段，当中国不让步时，他完全没有合度退却的空间。
    须磨目前是驻马德里公使。我敢打赌西班牙外交部不会喜欢他。不过，当然，随着日本的节节败退，他的态度可能不会那么蛮横了。
    我自己也疲倦透了。我向外交部请假，事实上我想辞职，可是张将军告诉我他即将离职。所有中国人都避免和日本人接触。张将军坦诚地告诉我，所有他的朋友都劝他把接触日本人的事留给我。曾经跟日本人打过交道的中国官员，不管他们多么爱国，风险都非常大，下场都很不好。
    八、战争来临
    1937年3月8日，王宠惠博士接替张将军为外交部长。
    那年春天是风雨前的宁静。因为成都和北海事件的谈判终结了日本借威胁占中国便宜的企图，他们现在认识到必须战争才能达到目的。表面上，局势似有进步。一个日本经济考察团，包括重要工业家和资本家，来华访问。但是，由于他们事事均须日本军方的批准，考察团一事无成。其实那时局势已经很紧张。
    7月7日，北平郊外的卢沟桥一个小小的射击争端，被日本军方用来发动战争。但不是立刻。他们考虑了几个星期。
    那时我正在上海。我因5月间轻微发烧而进入上海圣心医院（译按：今仁济医院所在地）。直到7月14日医生才准许我回南京。回家后，我在病床上接见了不少日本外交官，我在医院时也接见过他们。我虽卧床，但了解局势。几天后我奉命上庐山向委员长报告。之后立即回到南京。
    没有训令，我什么都不能做。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我们的军事准备尚不完备，应该尽量避免正面冲突。不过在8月初，上海的情势濒临爆炸。8月7日我奉委员长命令去上海，警告日本大使，如果战争在上海爆发，中国将抗战到底。那将不会再有什么“塘沽协定”或“上海协议”。川越仅仅说他会把委员长的“口信”转报政府。那是我最后一次与日本人的正式会晤。
    战争已经在华北爆发。日本人以为两个星期即可胜利。8月13日，战争在上海爆发。日本原来并没计划在上海发动战争。他们的战略是要分离，而不是团结中国。可是在上海的日本海军见到陆军顺利获得“荣耀”，也要为自己争取一份“荣耀”。于是在华北和华中都打起仗来了。日本分裂敌人的政策失败了。
    由于中国的坚定和团结，战争持续至今，已经超过七个年头了。
    ①1931年7月1日，长春市郊万宝山的朝鲜农民，为争夺水道与中国农民发生冲突，日警维护韩民，开枪击毙我农民3人，伤数10人，拘捕华民10余人严刑拷打，中方前往镇压的警察，也遭受伤亡。我外交部向日方提出抗议，是为“万宝山事件”。日本随即利用这个事端在韩国仁川煽动排华暴动，瞬即蔓延全韩，我居韩侨民受害伤亡达千余人。——译者（凡译者所注，一律注明“——译者”，与原注区别，以下同）。
    ②这三个省是：吉林、黑龙江和辽宁。另一东北省热河也经常包括在内。
    ③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一部分军人由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策划，阴谋在沈阳城外文官屯以南，柳条沟（湖）附近的南满铁路，制造爆破事件，诬指为中国军队所为。夜10时30分，日军突然进袭沈阳，并炮轰北大营营房，“九一八事变”爆发。——译者。
    ④1932年1月28日晚12时，日本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下令海军陆战队突然向闸北攻击，我守军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下令抵抗，与进犯日军展开激烈战斗，“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译者。
    ⑤日本驻上海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是挑起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的元凶。第三舰队参谋长是高须四郎。——译者。
    ⑥外交部于6月12日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请来日本驻华公使有吉明。外交部官员介绍藏本失踪和搜寻经过后，藏本随即出现在大庭广众面前。这个突如其来的举动，不啻晴天霹雳，把有吉明震得目瞪口呆，手足无措。中外记者齐把眼光移向有吉明和藏本身上，狼狈不堪的有吉明犹图辩解。外交部长张群起立讲话：“藏本失踪事件真相已大白，当事者自知其内情，连在座记者先生们亦能知其梗概。我趁此谢谢藏本先生协助我们尽快澄清了真相。藏本先生毫发无损，就请公使先生带回。”——译者。
    ⑦1933年成立由黄郛任委员长的“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是专为对日交 涉而设立的地方机构。黄郛于1936年逝世。
    ⑧黄郛的政敌称他为卖国贼。黄郛（1880～1936），字膺白，是中国近代史、中华民国史、中日关系史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他一生在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历史的几个关键阶段，都扮演了重要角色。——译者。
    ⑨“满洲国”代表为邮务长藤原保明、仪我诚也、柴山兼四郎，均以关东军嘱托身份出席。——译者。
    ⑩此时仪我诚也大佐是山海关特务机关长（译按：应该是关东军司令部付）；山海关在长城与海的交会处。柴山兼四郎是日本驻北平大使馆的助理武官。
    中方代表为邮政总局主任秘书高宗武、山西邮务长余翔麟、天津副邮务长曹鉴庭。殷同是北宁铁路局局长。——译者。
    交通部长朱家骅。——译者。
    满洲军阀张作霖元帅，因不肯仰承日方鼻息而被日本人谋杀。
    梅津美治郎少将那时是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他于1944年7月升任日本陆军参谋总长。
    上海《新生周刊》第二卷第15期（1935年5月）登载易?（艾寒松）的“闲话皇帝”，泛论中外君主制度，提到日本天皇，日本官方认为是讥笑诋毁天皇。日大使有吉明以“侮辱天皇，伤害邦交”为借口，向中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要求道歉、严办当事人、查封刊物、撤销上海市党部。中国政府迫于日方压力，于6月查封该刊，7月逮捕主编杜重远，判刑1年零2个月，并向日本道歉。这就是当时轰动全国的“新生事件”。其实在西方人的政治观中，天皇这个位置在国家体制中只是个“机构”（Organ），因而认为天皇有名无实（Figurehead）。当然，今天看来，日本昭和天皇当年绝非有名无实，而恰恰是发动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的最高决策者。——译者。
    日本宪法学者美浓部达吉博士（1873～1948）当年在东京帝国大学讲授“国家法人说”。他认为日本的统治权属于国家这一“法人”，而天皇只是作为国家的最高机关行使统治权。他指出：“天皇大权非属于天皇个人之私权，乃天皇作为国家元首而行使之权能”。按照这个“天皇机关说”，天皇权力并非神授，而是国家法律所授，从而将明治宪法加以民主性的解释。这一学说遭到以神学论为指导的宪法学家们的反对。随着日本政局的变化和法西斯势力的发展，其学说成了政治问题，受到贵族院的非难及贬斥，后竟遭到控告，他的有关著作《宪法撮要》被禁止发行和贩卖。日本大多数外交官是他的学生。——译者。
    1935年11月1日，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六中全会）开幕，汪兆铭于拍团体照时被乔装摄影记者的刺客（孙凤鸣）枪击受伤。——译者。
    外交部次长唐有壬于1935年11月17日调任交通部次长。12月25日在上海被刺殒命。——译者。
    松村喜寿。
    卡里其（Sir Robert Leslie Graigie），1937至1941期间为英国驻日大使；格鲁（Joseph C. Grew），1932至1941年间为美国驻日大使。——译者。
    因汪精卫受枪伤而需替换。
    有吉明于1935年从公使升任为第一任驻华大使。
    1915年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逼迫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时任大总统府机要及外交部参事的顾维钧，故意把条约内容泄漏给英国及美国驻华大使，这项消息的有意传播，使日本备受英美和舆论压力，终于有所顾忌而作出若干让步。——译者。
    1936年8月24日，成都发生反日暴动，殴毙日人渡边洸三郎、深川经二，另二人受伤，为军警救出（此4日人甫自重庆来）。——译者。
    1936年9月3日，日人中野顺三在广东北海为桂军翁照垣部所杀。——译者。

第二章 汪精卫飞往河内
    一、两个问题
    1937年7月，日本借口卢沟桥事件引发战争。17个月后，汪精卫秘密飞往印度支那（译按：安南，今越南），在距离中国云南边境约200英里的河内住下。后来，他成为日本占领下的中国“首都”南京政府的傀儡“主席”。
    汪精卫身为仅次于蒋委员长的中国第二号领导人，为什么要逃离中国？又为什么会去当日本的第一号傀儡？很多人都在问这两个问题。
    我很难回答这些问题。在中国政府中我曾经是汪多年的亲密政治伙伴，他十分信任我。他逃离中国之后，我继续追随他，继续得到他的信任，甚至对他有相当程度的影响力。然而，我的影响力功败垂成，没能劝阻他踏出充当日本傀儡的最后一步，终于与他分道扬镳。后来，他曾经想要暗杀我。
    二、中国的第二号人物
    1932年春天，我第一次见到汪。他写了张字条召见我。他要见我是为了我在南京《外交评论》上发表的一篇有关日本国内状况的文章。
    我们单独谈了两个半小时。跟其他人一样，我对他的魅力和美貌（像戏台上的英雄或童话中的王子）、活泼的脸部表情、沉静的仪态以及从而显示出的思想深度、生动感人的语气，为之印象深刻。五十岁的他，看来顶多三十出头，尽管那时他已为糖尿病所苦。
    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极容易被他的讲话技巧所折服。他会先就一个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然后问你的意见。最后，他会放弃大部分他的看法，来同意你的看法。你会因此非常感激他。
    这，也许恰好是汪最大的弱点。结果是他每每对最后跟他讲话的人最有印象，而前面所有的人提出的不同意见，都被抛诸脑后。这个毛病无疑是造成他犯大错误的因素之一。
    我去见他时，心中对他的传奇历史充满好奇。清朝末年他是一名革命志士，1910年3月的一个清晨，他在北京一座窄桥下埋藏炸弹，准备清廷摄政王①的轿子抬过时引爆。可惜因为狗叫而形迹败露，被捕下狱。
    按照清朝法律，汪必死无疑，然而谋刺对象摄政王介入了刑讯。在刑堂上，摄政王和众人为汪的翩翩丰采和优雅举止所感动。摄政王见汪伏地振笔写状，吩咐呈上一看，完美的书法令他激赏。摄政王表示，政府处决革命党会越杀越多，结果判决终身监禁。第二年革命成功，汪恢复自由。
    四五年后，汪又计划刺杀袁世凯。这个伪装的革命家阴谋登基自当皇帝。②汪的这个行刺计划被中国革命领袖孙中山劝阻。孙对汪说，暗杀是政治生命中最不道德的行为。
    汪参加革命之初原为左翼分子，后来成为极端反共分子。在两个角色之中，他滔滔不绝的辩才超越所有五亿同胞。由于他的辩才，蒋委员长屡次命他出任重要会议的主席。但也由于他在政治上翻来覆去，中国的青年人逐渐对他失去信任。这就是1935年一名年轻人乔装摄影记者向他背部开枪的原因。
    汪在无意识中自己破坏了自己的政治能量。1937年蒋委员长当选国民党主席，他实在没有理由痛恨。汪对于副主席一职非常不快，他认为自己比任何人更有资格担任党主席。这件事也影响了他最终的动向。
    三、航程
    汪的故事应该从他一生中被暗杀或未遂的暗杀说起。
    1938年12月22日，③汪秘密飞往越南。三个月后，在一座半法国式、半中国式的别墅中，发生了一件企图取他性命的暗杀行动。这件事在汪的生命线上划下了与班尼地?阿诺不相上下的深深伤痕。④
    在重庆时，汪对于自己屈居人下越来越不满意，也为抗日战争节节失利深感忧心。像当时大多数中国人一样，他深信中国无法战胜日本。日本军队迅速占领一个个中国城市，几百万中国民众颠沛流离，欧战尚未爆发，英美还在供应日本物资帮助侵略。⑤中国的前景一片黯淡。没有人能够预测三年后美国会因珍珠港被疯狂偷袭而卷入战争。汪一直希望能够劝服日本达成正义而公平的和平协议，由于日本军队在中国的状况比预期困难得多。和平将可停止中国的伤亡，至少可以减轻伤亡。
    汪与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取得联系。近卫是日本公爵，也是一名自认属于“自由派”的“君子”，与日皇甚为接近，环绕他四周的尽是些“自由派分子”和青年贵族。近卫同情中国似乎不假，但我们那时并不知道他与日本最有权力和野心的军事将领们也关系密切。
    犹如在昏暗中摸索，汪精卫跟日本人订立了出走越南的协议。⑥商定汪出走安南后，近卫立即发表和平声明，汪则以公开电报响应之。⑦汪认为那些沮丧的中国民众会支持他。
    汪计划趁委员长不在时离开重庆，但蒋忽然不期而回，这使汪不得不推迟行程以避免被怀疑。何况蒋一回来汪便离开也不合常规。汪必须秘密行动，委员长若被认为参与和平运动，必将牺牲他国家领导人的地位。
    等待一段时间之后，汪向委员长报告，他准备前往云南省会昆明演讲。汪乃演讲高手，因此此行并没有什么不正常之处。⑧汪到昆明之后，即偕同五名伙伴⑨登上飞机向南飞行。汪在机上非常紧张，怀疑委员长可能已经知道他的计划，将派飞机拦截，逼他降落重庆。他对同伴们说：“现在飞机是向南飞，阳光从右边进来。如果发现阴影有所移动，你们要马上跳进驾驶舱，强迫机师导正航向。”
    汪在重庆时并不十分相信近卫。为了到底要不要实行计划中的和平运动，他踌躇再三难以决定。一位汪的亲信后来告诉我，是性好支配的汪夫人陈璧君⑩最后劝他踏上走向南京之路的。我不敢说是汪夫人“强迫”他走向不归路，但我确实知道汪在做决定的时候最容易受身旁人的影响，而汪向来是优柔寡断的。
    可以确定，一些常说委员长也是和平运动的参与者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我个人认为汪决不是鲁道夫?赫斯的先行者。他在飞机上的表现证明此点。
    同样可以确定，汪过去的日本关系与促成他飞离中国或全面投降日本的动机无关。不错，汪曾经在日本留学，但委员长和其他政府高官也曾受过日本教育。汪在日本时曾参与推翻满清的活动，因此不可能专心读书。事实上汪读日文不灵光，会话仅限于一般吃饭喝酒的废话，别人说的倒还能领会一些。他当外交部长跟日本人谈话的时候，我经常是他的日语译员。
    汪抵达河内的当天，近卫发表了和平宣言（译按：指12月22日近卫第三次声明）。八天之后的1938年12月30日，汪公开发表响应近卫的电报。（译按：即所谓“艳电”，全文见附录二）
    我们终于恍然大悟，我们既害怕却又甘愿为之冒险的，是彻底虚伪的日本人。英国、美国、法国与荷兰，后来也明白了，日本人是贪得无厌的。
    四、暗杀
    汪在河内无所事事。蹉跎了3个月。
    在这期间汪颇觉轻松，因为法国势力还在。他曾经在法国待过很久。事实上他的法国背景可能影响他的对日和平运动。亨利?柯思密（Henry Cosme）在战争爆发后曾是法国驻中国大使（他现在是维琪政府驻日本大使）。柯思密曾经在汉口很诚恳地对汪说，中国必须与日本谈和，必须忍受日本的侵略。法国自从1870年普法战争以来，一直想要复仇，可是军事和外交尚未准备好，至今无法宣战。今天中国的实力，难道不远远落后于法国？
    汪最后一次去法国是1935年，他遭乔装记者枪击，一颗弹头卡在脊椎骨上，前往法国疗伤经年，直到蒋介石在西安被“绑架”才回国。
    3月20日午夜，四名枪手爬过汪租来的简单别墅的围墙。一名看门人听到花园有声音跑出来察看，立即遭到射击。
    屋子里的人都已各自回房。楼上的卧房，一间住着汪的两个外甥，另一间住着汪的内弟夫妇，第3间住着汪的秘书曾仲鸣夫妇，汪夫妇在第四间房中，正准备就寝。
    汪夫人头一天刚从香港回到河内。如果她没回来用她一贯的固执方式解读这次事件的动机，也许汪此后的生命动向可能不同。也许他今天不至于当上日本人的头号傀儡。
    汪夫人是一位杰出的女人，她对汪的影响力极其强大。她那咄咄逼人和刚强的态度，对于在汪身上显得有点女性化的美好容貌和轻柔动作来说，是一种过分的陪衬。来自南方的汪夫人皮肤黝黑，因她拒绝使用化妆品而使两人之间的失衡更形显著。
    汪担任外交部长的时候，我从未在正式宴会上见过汪夫人。她对应酬毫无兴趣。也许这样更好，因为她刻薄的语言常常得罪人。被得罪的人也许不会不安，可那些巴结者要是得罪了夫人，可就要大大的不安了。汪夫人会让得罪她的人永远见不到汪先生。这是她最大的权力来源。
    可以想象她有多么坚强的意志，欠缺女性美的她能够成功嫁给许多女性梦寐以求的理想美男子汪精卫。她的成功一部分归功于她和汪是当年在北京的革命同志。当汪企图刺杀摄政王时，她和汪已经订婚。汪曾经亲自告诉我，他被捕下狱后，未婚妻曾私送一封信进牢房，他读信的时候，一名狱卒走过来，他不得不把信吞掉以避免牵连未婚妻。这些事当然为他们的结合提供良好基础。不过，汪夫人一直讨厌汪的年轻相貌，因为她一辈子都被当作汪的母亲看待。
    枪击发生的当晚，河内别墅里住着四位汪夫人的亲戚，显示汪夫人的强烈家庭观念，这在中国是很正常的。战前在南京我常走访汪府，见到的人几乎清一色是汪夫人的亲戚，只有一位汪姓译电员，是汪先生的侄子。今天南京傀儡政权中重要的职位，有好几个都由汪夫人的亲戚担任。
    枪手身着西装配备武器，而汪府没有武器。法国警方说河内很安全，由便衣保护即可。不过为了保密，警察不知道别墅的门牌号码，只知道别墅的小区。
    枪手冲到楼上。有人，好像是仆人，关掉了电灯总开关，整个屋子一片漆黑。枪手一上二楼就在黑暗中用左轮枪四面乱射。汪关上房门趴在地上，两人合力以家具堵住房门，然后踡伏墙边。惊心动魄很久，枪手才离开。
    乱枪之下，汪夫人的一名侄子腿部受伤，汪的秘书曾仲鸣受了致命枪伤，次日不治身亡。曾夫人也受重伤。
    没人知道为何枪手消耗了全部子弹之后，还留在屋里一两个小时不走。他们没有进入汪的卧室，也没有做出更多的破坏。我只能猜想他们是在等候同伙送来更多子弹。最后等得不耐烦才离开。
    奇怪的延滞，和没人进入汪氏卧房这两件事，令我相信汪判断暗杀是蒋介石所为是错误的。再者，被杀死的是汪的秘书，这对蒋介石并不重要，却对日本非常重要。
    我深信曾仲鸣的被杀是日本特务所为。他们企图让汪相信蒋介石是幕后策划者，从而离间汪、蒋，以诱使汪一头栽入日本人的圈套。这就是事情的真相。
    五、曾仲鸣的重要性
    曾仲鸣这位秘书不仅仅是秘书。早年在法国的朋友当中，曾与汪相交多年，后来成为汪不可一日不见的密友。曾处理汪的全部财务，管理家务，陪同旅行，照料途中大小杂事。曾也是汪的重要顾问，因为肥胖喜欢玩的曾，向来都同意汪的观点。虽然汪少不了曾，两人的个性是不同的。曾是个奔放不羁的人，已有中国妻子，在巴黎学习艺术，喜欢酒、女人和夜生活。汪滴酒不沾，也从不劝别人喝酒，不喜欢夜生活，对强悍的妻子绝对忠实。
    汪精卫的亲信曾仲鸣 曾的死给汪沉重的打击。我怀疑自此以后他内心真正的想法。汪后来在南京着手筹组傀儡政府时，在一次演讲中提到曾，不禁流泪。他在退席时特别提醒听众，他最好的朋友曾仲鸣是被蒋介石的特务杀害的。
    后来进一步的证据证明那是日本人干的。暗杀后不久，日本军方宣布在上海抓到3名杀手。我决不相信凶手会愚蠢到自己跑到上海去束手就擒。除非那是日本阴谋的一部分。
    汪夫人确信——或自以为是——委员长是暗杀的幕后指使者。她一直向汪坚持她的判断。汪夫人对汪先生有绝大的影响力，而曾是汪不可或缺的左右手。
    以上是对为何汪成为日本头号傀儡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当然，汪在当时当地并没有做出明确的决定，他花了几个月时间踌躇不决，差不多一年之后才在日汪密约上签字。而曾仲鸣之死，一直是促成他这么做的原因。
    ①宣统皇帝溥仪的生父载沣。——译者。
    ②溥仪于1924年12月被冯玉祥驱逐出紫禁城，先住载沣王府，后逃入日本公使馆，由日本人护送至天津，1931年11月在土肥原的策划之下潜往东北，次年3月当上伪“满洲国”执政，1934年3月“登基”为伪“满洲帝国”皇帝。——译者。
    ③这个日子和陶希圣记的“12月中旬”，均不确；正确日期为12月19日，见该日周佛海日记。——译者。
    ④Arnold， Benedict（1741～1801），美国独立战争战功彪炳的名将，1777年国会不顾华盛顿的反对而擢升一批资浅将领压在他头上，1779年又因与地方不和被送上军事法庭，因而怀恨在心。1780年虽罪嫌消除出长西点军校，却暗中私通英国，1781年率领英军攻打美国。战后隐居英国和加拿大，备受唾弃，晚景凄凉。——译者。
    ⑤直到此时为止，中国只向美国借到二千万美元，还要提供各种担保。
    ⑥即1938年11月20日在上海重光堂签订的《日华协议记录》，又称《重光堂协议》。签字者为影佐祯昭、今井武夫、高宗武、梅思平。——译者。
    ⑦即汪精卫于1938年12月29日从河内发出的“致蒋总裁暨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声明”，亦即所谓“艳电”，于31日在香港见报。——译者。
    ⑧汪在昆明试图劝说与中央似有介蒂的云南省主席龙云参加他的和平运动，但没有成功。
    ⑨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陈春圃、曾仲鸣。——译者。
    ⑩陈璧君（1891~1959），广东新会人，出生于马来亚槟榔屿。1907年结识汪精卫，1910年与汪精卫在北京谋刺清摄政王事败，汪被捕入狱，1912年武昌起义后汪获释出狱，两人结为夫妇。后赴法国留学，及奉孙中山命赴美洲向华侨为国民党募款。1924年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1938年偕汪精卫赴河内。日伪时代任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等职。——译者。
    Hess， Rudolph（1894~1987），希特勒手下仅次于戈林（Goering）的第三号人物。赫斯突于1941年5月10日秘密驾驶单人战斗机飞往苏格兰上空跳伞落地，要求与英国谈判和平，结果被英军逮捕，战后被判终身监禁。1987年在牢中自杀，享年92岁。——译者。
    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Oskar Trautmann）于战争爆发后也敦促汪在战败之前与日本言和。托德曼告诉汪，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恢复非常困难，因为德皇把战争拖得太久。墨索里尼最近去世的女婿齐亚诺（Galeazzo Ciano），当时的意大利驻华大使，也透过中间人传话给汪说，中国唯一解脱“无望的困境”的出路是停止战争。
    即发生于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译者。
    楼房里的人：汪精卫、陈璧君；曾仲鸣、方君璧；汪的女儿女婿汪文惺、何文杰；陈璧君的弟弟陈昌祖；朱执信的女儿朱媺等人。——译者。
    汪夫人的弟弟陈道祖担任广东省主席，1944年被刺身亡，遗缺由汪夫人的侄子陈春圃继任，陈曾经当过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另一名侄子陈春晖担任实业部长；另一亲戚褚民谊任外交部长。
    如果法国警察听得到枪声，很可能已被重金收买远离现场。
    曾仲鸣（1896~1939），福建闽县人。1911年与方君瑛、君璧（黄花岗烈士方声洞胞妹）同赴法国留学。从中学、大学而进入里昂大学专攻法国文学，获文学博士学位。1921年任里昂中法大学秘书长（校长吴敬恒）。方君璧毕业于法国国立高等专门学校，其绘画曾获选在巴黎美术展览会展出，为中国女画家得列巴黎美展之第一人。1925年曾仲鸣偕妻返国，任广州广东大学法文教授，同年汪精卫任广州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兼主席，曾被任为秘书，自此随汪共进退。1932年汪任行政院院长，曾任行政院秘书长，旋调铁道部次长。1936年汪赴法国疗伤，曾随行。1937年随汪返国，任中央政治委员会副秘书长。七七事变后任国防最高会议秘书主任。1938年12月19日随汪精卫赴河内。1939年3月21日凌晨在河内被特务枪击重伤，下午不治去世。方君璧亦身受三枪。——译者。

第三章 代表汪精卫
    一、辞去公职
    上一章所叙述的事情发生时，我人在香港。
    战争爆发后，我随政府于1937年11月到了汉口。跟日本人的谈判结束后，我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一连串的“事件”终至引发了战争的大事件。
    在一次与委员长的谈话中，我向他报告我在外交部的工作不再有需要，我提议，鉴于目前政府对于日本人在幕后到底在想什么、做什么一点都不知道，我应该到香港和上海去。在那里，我可以从战前的日本朋友和旧识那里取得有价值的情报。委员长同意了。于是我离开汉口。几个星期后，我带回来一手情报。
    委员长于是批准我的第二个建议：我辞去外交部的职务，赴香港定居。①此后，我只会在有情报的时候才去汉口。为了不露痕迹，我和几个朋友在香港组织了一个日本问题研究所。②我们编辑了二十几部书，包括两巨册目前在中国使用的《日本名人录》。
    我在香港的时候，汪精卫还在重庆为出走越南的计划踌躇不决。他发电报询问我的意见。虽然我曾经帮助他和近卫公爵沟通，我仅仅回答：“我不能建议你做什么。”
    前面说过，汪飞抵河内的当天，近卫发表了他的和平宣言。足足等了八天之后，汪才发出公开响应的电报。那八天的延滞的原因，极其重要。
    第三章代表汪精卫
    汪和一批人到达河内两三天之后，由于河内的电讯设备简陋，汪夫人和三个人③带着一篇准备发表的电报稿到了香港。电报正文发给国民党党部和中华民国政府，副本发给香港、上海和重庆的报纸。汪亲笔起草这封电报稿，严格交代不可增删一个字。
    由于我不在河内，没有参与电报拟稿，但我非常不喜欢这篇电稿。电文中完全没有要求日本作出任何具体承诺。譬如说，汪应该要求近卫就战后日军撤兵的糢糊允诺，给予具有确切撤兵日期的承诺。
    我们打电报给汪，请他就电文再作考虑，但是汪坚持电文一字不改，迳行发出。
    发出电报后的主要后果为：（一）汪立即被国民党开除党籍，造成汪对蒋的痛恨；（二）连汪的和平运动同情者都批评那封电报。汪获得民众支持的希望彻底破灭。
    二、为汪去东京
    几天之后汪叫我去河内。从去年6月离开汉口之后我就没见过他。此时的汪，一条腿上了石膏。原来他走路不小心跌倒，造成轻微骨折。他显得非常忧郁。
    汪说他想去东京了解日本人的“真正态度”。我说我们目前除了等待日本的下一步之外，什么都不要做。在我和他相处的两星期中，汪曾经多次问我：“我能相信日本人吗？”每一次我都回答：“他们说的东西只有四成可信。”
    汪坚持我去一趟东京，我无法拒绝。他当外交部长时我是他的部属；过去数年来我一直是他的日本事务顾问；他待我极好。再者，我是他的七位亲信④中唯一能够做这件事的人，我深知我绝不会为国家带来更多的困难。
    汪要我带几封信给日本领导人物。⑤他在信中说，过去日本经常食言，逼使中国人决定为国家的生存奋起反抗。然而，如果日本真的想改变政策，为何两国不能找出一条出路？
    汪写这些信，内心的确相信他是为了中国和日本的最高利益，因为他不能使自己摆脱在中国彻底毀灭之前，两国还有可能恢复和平关系的期待。衡诸当时的国际局势，现在不能完全怪汪。很明显，中国不可能在孤立无援之下战胜日本。“假战争”⑥正在欧洲上演，有希望各退一步。美国并没有采取任何约束日本的强硬手段。
    我离开河内时，汪答应在看到我的报告之前，他不会有所行动。
    三、在日本
    二月下旬，我到了“蝴蝶夫人”的故乡长崎。我立刻去乡间看望黄群。黄先生六十出头，是我的温州同乡。我非常尊敬他的智慧和正直。他和我所认识的其他人不同。⑦
    在1920年代的北京旧国会时代，黄是财政部长的最高顾问。他后来弃政从商，在上海成立一间信托公司。结果生意失败，他退休来到长崎，住在郊外一座背靠云仙山麓、面向海洋的房子里。虽然他政治、商业两头失败，我非常重视他的意见。
    黄和我住入山上一间温泉旅馆，同住一间房。洗了澡、检查有无窃听设备后，我们开始谈话。我们谈到清晨四时。我们以与众不同的温州土话交谈。我怀疑除了中国人外，有人会有他乡遇故知的那种愉快的感觉。在大困难的时代，回到童年时用别人听不懂的方言交谈，那种契合，是别人无法想像的。
    清晨四时，我们得到必然的结论，无论发生何事，不能容许汪被日本人操纵利用，在东京，我只听而不作任何承诺。
    那年后来，汪和我在上海，黄从长崎来。⑧我带他见汪，他们谈了两小时。黄劝汪立即离开上海，不再任由日本人操纵。汪回答说，他宁死不屈。但他没能兑现他的诺言。
    我从长崎乘坐美国罗克希特的新飞机飞往东京。日本人要利用你的时候，会非常客气，向你九十度鞠躬，满足你任何要求。
    由于我还没有完全从两年前的病痛复元，我被驱车送往箱根湖一家昂贵的旅馆。旅馆主人以盖旅馆大楼报效国家。头一个礼拜，我每天同退休政治家的儿子或孙子们谈话。这些年轻人曾经是“自由派”的领袖人物，我们相处融洽。也许，日本军方想利用这些和蔼可亲的青年人的“自由主义”设置一个陷阱来探测我的弱点。
    这个礼拜可说是我一生中最不愉快的一个礼拜。我每天问自己：“为什么日本人一边在屠杀中国的士兵和百姓，一边又如此招待我？”过去我在中国和日本人谈判，有时候觉得是在与虎谋皮；现在，我发现我正深入虎穴之中。
    我在旅馆的行踪不久被记者发现，于是我被送回东京，住在一位不大出名的百万富翁家中。一两天后，我被告知已经安排好所有的约见时间。
    我觉得我和许多重要人物的谈话，有五次谈话值得记录下来。这些谈话将说明为甚么我要写那样的报告给汪。
    我见到的第一位高级官员是板垣征四郎中将。从中国和美国的观点看，他是一位很重要的人物。当时他位居陆军大臣，是负责攻下满洲和发动一连串侵略行动，最后引发太平洋战争的所谓“少壮军人”的领袖。这时他的副手是后来日本的战时首相东条英机。我几乎从未见过比他更有权势的官员。板垣和东条的权力来自他们“少壮军人”时代的活动，他们至今仍被视为领袖。虽然“少壮军人”是大佐和中佐级的军官，但他们两人一直是领袖人物。
    我们谈话时板垣大约55岁。他给我的印象极坏。面相像个粗人，说话带乡音。他在一本正经地说话时总是闭上眼睛，似乎在表达一种辛辛苦苦才抓住的思路，不允许有任何令他分心的干扰。
    我们的谈话在陆军大臣的官邸进行，一幢装置滑动纸门和榻榻米的日本式建筑。在日本，首相、阁员和许多高级官员都有随职位变动而转手的官邸。我相信在华盛顿，大概只有白宫才是这样。
    女仆倒茶后——在这种场合茶是不可或缺的——板垣很客气地开始谈话。他说：“我佩服你单独来到敌国的勇气。”
    这句话说得很轻，但我发觉在谈话中板垣对于使用何种腔调不很自然。声调太轻的话，我会不会低估日本军队的力量？如果声调太重，我会不会被吓倒而缩短在东京的停留？因此，在我们相处时，他的声调在轻重之间变换，和谈话内容毫无关系。
    我回答说，我这次来没有背负和谈任务，也不代表中国政府或任何人。我说：“如果你高兴的话，你可当我是来自敌国的采访记者。”
    板垣啜一口茶，发出有礼貌的响声，说了一段除日本人外人人都听得出的谎言：“日本没有攻击中国，日本是在和反日、亲英、亲美的中国政府作战。消灭中国政府，日本就可基本上解决它的问题。”
    我不懂他的话。回答说：“我不懂你的说法。将军，你在中国住过很久，然而很不幸，你没有和中国政府中比较年轻的分子接触过。对于反日情结，我向你保证，那是几十年来日本的侵略政策所造成的。”
    板垣岔开话题。“我不承认日本对中国采取任何侵略行动。反日情结是英国和美国为执行他们分离日本和中国的政策所造成的。我希望你不要相信他们。”
    我再次重复，中国人的反日情结来自他们亲身的经验。“中国人并非受到英、美的宣传。我从远方冒着生命危险来到这里，是因为我深深感觉到日本侵略政策的冲击。我的问题是：日本侵略能有停止的一天吗？”
    板垣痛苦地吸一口茶吞下去。“我很惊奇连你都有这种说法。只要中国跟日本无条件地诚恳合作，日本就会很容易地表现出她非侵略的态度。”
    日本有句谚语：“欲想当老大，须有三分笨。”这可能是从板垣进化而来的。
    我再次承认我不懂他这话的意思。“你的意思是要中国‘合作’以变成第二个‘朝鲜’或‘满洲’？我想知道日本的意图。日本目前在中国有几十万军队，而日本土地上没有一名中国士兵。在这种情況下，谁会相信日本的军事领袖所说的日本在满洲没有领土野心？如果日本不准备撤兵，那么即使中国单方面百分之一百二十的合作，那又有什么用？”
    “日本绝对没有意图”，板垣不管我的问题，回答说：“把中国变成满洲国第二。日本政策的核心是要提升亚洲国家地位，到和西方国家绝对平等。简单地说，我们的目的在欧洲和美国，不在中国。日本在精神上绝对平等对待中国。我希望中国与我们合作，共同对抗苏联，与我们经济合作，参加我们共同制裁英美的经济侵略。”他最后下结论说：“如果中国与日本共同捍卫亚洲，那将是最理想的。”
    与许多我曾经谈过话的日本人一样，板垣完全忽略他说词中的历史事实和真相。他好像完全没有料到我有日本在中国活动的一手资讯。他可能和一些第一次来到东方的无知西方人谈过话。这显现日本最有影响力的将领的心态的可怕。东条后来可能更有权力，但他的心态并无不同。
    经过了多次这种经验，我得到结论，说这种论调的日本人并非有意说谎，而是他们实际上相信这种谎言。
    我见到的第二个人是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我选择多田，而不是参谋总长闲院亲王（译按：载仁），是因为后者有名无实，只因他是日皇的叔叔。由皇帝的叔叔担任参谋总长，在人民眼中更有地位，也有更多的权威。
    多田将军与板垣明显不同。在日本人里边，多田算高的，身材瘦削，而板垣则身体结实，中等个子。多田有一张长长的学者型的面孔，说话流畅，逻辑性比板垣强。
    多田表示他同情中国，一个被他和他的同僚抢夺蹂躏的中国。他当然没有承认这一点。听到过他在华北的蛮橫行为，我很惊奇他有理的谈吐和斯文的外表。他说：“中日战争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真是远东的悲剧。”他甚至承认战争的开头日本不是没有责任的。或许他的态度是基于参谋本部比陆军省更想抓住作为傀儡的汪精卫。
    多田说日本曾经好几次想要寻求早日和平，声名狼籍的黑龙会首领头山满，曾经“发电报给中国政府提出和平建议。”多田说话时，让人想像一滴眼泪滴进了他的茶杯。
    “现在你来了，高先生”，他继续，“希望我们能够找出一个答案。否则两国的将来会很不幸。”这时他停顿了一下，接着急速地说，“……当然，中国会比日本更加不幸。”他开始有些严厉，像是对一个任性的孩子说话，“战争是怎么惹起的，很难一句话讲得清楚，但是其中一个原因是列强为制造我们两国之间的矛盾而搞出来的活动。希望你们不要容许自己被不可靠的列强所利用。”然后，显然担心他的同情心可能露出弱点，他加了点严峻，“但是你们决不能以为日本是由于目前的困难才要和平。”
    我向多田解释他已经知道的，那就是，我曾?处理日本事务多年，我感觉到如果两国能够各退一步找出一条路，那对中国的国家团结和发展将是极有帮助的。“我个人怎么看法不重要。实际上我很不喜欢日本过去的中国政策。过去我没能改善这个状况。我不敢希望将来能成功。”我接着解释，我已于去年春天辞去政府工作，出于个人安全以及避免被贴上卖国贼标签的观点考量，我最好什么都不做。“但是我的良知促使我以个人身份继续努力。我不得不要告诉你，我真的相信战争的主要起因在日本。”我接着描述我在第一章里所写的一些事情，日本是怎样一步进逼一步地侵略中国，直到中国忍无可忍。“中国得到的印象是日本迟早要征服中国。”
    不像板垣，就一个征服者来说，多田是亲切的，而且胸有成竹地承受指责。他说：“我相信你所说的一切。日本必须改革它的政策。日本有侵略后遗症，每个日本人的头上都需要一个冰袋。但是，你误解日本了。日本绝对没有征服中国的意图。第一，天皇陛下不会准许他的人民心怀这样一个政策。”这是乱说，因为军方制定政策是不需要事先报告日皇，而是事后由日皇“御准”的。“日本真正的目的是帮助中国，不是征服中国。”
    于是多田很“客气”地解释为什么：“日本陆军唯一的敌人是苏联。我们在华北和内蒙的利益仅限于开发天然资源，以防御及建立攻击苏联的基地。所有土地权利将归还中国。日本自然不能干涉中国的内政。”也许多田忘记了四年前在天津驻屯军司令官任上，他曾经印发题为《日本对中国的基本态度》的传单，提议华北经济独立于中央政府，停止上缴国库。也许多田忘记了发出传单后不久，他还是日本在华北的主要官员时，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以方便日本在华北进行“自由贸易”。
    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于是我问：“你怎么看战后问题的解决？”
    多田回答得很干脆，“日本没有领土野心，不会对中国提出无理要求。”他甚至说，“日本必须改正以前的错误。我真的相信，如果中国派出负责的代表，日本方面不会有问题。”
    我打岔说：“你可知道，如果我把你刚才所说的话在中国重复一遍，没有人会相信我？没有人会相信指挥中日战争的日本参谋本部次长，会说出这些话。”
    多田露出一个学者型的微笑。“即使日本人也不会相信我说过这些话。”
    这促使我说：“几年前，当你是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时，你公开抨击中国政府。今天我得到一个不同的多田将军的形象。我希望今天的印象是正确的，而以前的印象是错误的。”
    “至于中国对华北、内蒙和‘满洲国’的态度，与日本的态度是大不相同的。如果中国不要经济合作，谁能强迫它？因此，日本的渐进想法，在中国就看成是侵略的想法。我刚才所说的那些地域都是中国领土，不需要日本的‘仁慈帮助’。”
    我很惊奇多田没有发怒。他仅仅保持遥远而宽容的沉默。
    经过发现两位日本最有权力的陆军将领并不想改变延长中日战争后，再看文官领袖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不过，我还是继续下去。
    1939年3月的日本首相是平沼骐一郎男爵。他是个瘦高、平静的人，形象比我想像较弱，声调无力。
    他在首相官邸接待我。官邸是个小房子，在同一个花园中有一座法兰克?莱特⑨式的豪华官邸。可能大部分日本首相觉得住小房子比较自然。
    陪同我的是犬养健，前任首相的儿子，和影佐祯昭大佐（现在是中将）。我们一下车，犬养便说：“我的父亲就是在这里被暗杀的。”我和影佐的眼光相遇，我不能说什么。犬养毅于1932年5月15日被一群不满政府政策的青年军人所杀。⑩我记起在犬养毅被杀的一年前，我在中国发表第一篇关于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文章。
    我为这个儿子难过。犬养健是位比较亲切的日本人，也是少数几个懂得礼貌和尊重女人的日本人。
    平沼是个典型的东方人。他不明确表态。我们谈话一个小时，喝了三壶茶，但内容涵盖不多。他谈话无力而且重复。他说的可以总括如下：日本的中国政策包括两点：“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我把这几个字加上引号，是因为对日本人来说，它们的内蕴是跟别人不同的。他说：“日本的目的是团结所有亚洲国家对抗欧洲和美国。日本今天的外交政策着重于创造国际和平，由于不适当的宣传手法，外国也许不很懂这点。”
    针对他提出的“经济合作”，我举出一个特别的例子。我说：“我认识上海一位蔡姓商人，他毕业于东京帝大工学部。太太是日本人。他对于日本的行为总是给予最有利的解释。这一切都表示他对日本有很深的感情。他在上海有一家价值数百万元的工厂。日本占领上海之后，抢走了他的工厂。由于他有许多日本朋友，他以为可以设法收回工厂，可是他失败了。在经济合作的美名之下，工厂被没收了。结果蔡把太太送回日本，自己逃回重庆参加抗日。”
    平沼好像有些难为情。我接着说：“这仅仅是一个案例。还有太多这样的例子。如果日本人的朋友蔡某都会被如此对待，你可以想像其他人的遭遇。这就是中国老百姓眼中的所谓‘经济合作’。”
    平沼仅能微弱地回答：“我一点也不知道这些事情，不过我很感谢你跟我说这些老实话。”
    我接着转换话题到“防共”。首相再次觉得难为情。我说：“日本以‘防共’为名，侵犯中国的军事和内政主权。那其实是日本扩张军事控制中国的工具。毫无疑问，中国‘亲共’或‘反共’，是中国自己的事务，与日本无关。”
    平沼保持沉默。可以感觉到他的态度与板垣和多田不同。不过，一个首相的政策不能代表所有的首相，尤其在日本。
    虽然西方人认为平沼好战，是个强硬的法西斯分子，1941年还是被青年军国主义分子刺杀。
    我访谈的第四位是至今当过三次首相的近卫文麿公爵，1941年10月珍珠港事变前辞职。
    近卫其实是一个普通人，但是由于他几代显赫的身世、皇家血缘、庞大财富和出众相貌，日本人觉得他是个神秘的人。过去，他被倾向“自由派”的贵族青年人所围绕。十有八九的日本人认为他没有政治野心。在以前一次谈话中，他告诉我他非常惧怕当首相，那将没有个人自由。他常常装病逃避难题。不过，他虽然爱好自由，我却不相信他因此而没有政治野心。无论如何，他在日本政治圈子里是很有实力的。比如说，他喜欢跟各种人来往。虽然日本贵族在军国主义分子面前的表现不同，近卫的军方朋友众多，而且喜欢和他们来往。他家（他在东京有两个）的常客经常是一些最危险的军人：少佐和中佐。近卫是板垣和东条的密友。不过近卫最大的缺点，和大部分日本贵族一样，不够坚强。
    我们谈话的地点是东京郊外的荻洼。近卫穿着羽织长袖开襟外褂的正式和服。他穿着这种品味的服饰显得特别英俊。
    近卫一边喝茶，一边很友好地开始谈话。“我个人对贵国和贵国人民因战争至今不能结束表示遗憾。这真是由于我过去对中日问题的忽视。但是在日本，我们有一个‘雨后土硬’的谚语。也许悲剧之后两国人民将能更加互相了解，更加容易合作。”
    看来所有国家的贵族都有使用软性语言和避免现实的本领，在这种情況下，中国数千万人民只有受苦受难的份。
    近卫接着说：“过去，日本人以为中国人不爱国而不肯为国打仗。日本人错了。过去，中国人以为战争六个月，日本经济就会崩溃而引起革命。中国人错了。”
    “不错，日本的确遭遇很大的困难和因战争引起的痛苦（这和板垣说的正好相反）。你，高先生，是完全了解日本事务的人，而且谈话直率。1934年在北平参与过通邮谈判的柴山将军说过，你是个说一是一说二是二的人。他对你的直率印象深刻，你和一般政治人物不同。”
    三度担任日本首相的近卫文麿近卫优雅地坐得低一点，说：“让我们好好谈谈。你知道，日本人有个越挫越勇的怪脾气。贵国作战勇敢引起日本人民高度敬服。因此，目前情况虽属不幸，我们对前途还不至于悲观。”
    我相信近卫觉得他的用辞令我宽心。他啜了一口茶。“日本每天都在希望不幸的状况能够解決。天皇陛下每次接见我时都命令我停止交战。皇太后对于两国人民遭受苦难尤感悲痛。但是宿怨无法一夜解决。”
    这时我插嘴。“日本报纸经常使用‘中国，日本，满州国’这样的句子。中国人非常不满。‘满洲国’包含中国东北四个省。这样的用词是日本分裂统治的毒化政策。你认为‘满洲国’是个独立国家吗？”
    近卫对于我打断他流畅的措辞并无不快，他回答说：“一个像满洲国这样的国家是不正常的。那没有意义，它不是真正的国家。这当然是你我两人之的私话。如果被人听见，会有麻烦。不过我可以精确地说，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应该建立在友好互惠的基础上。但是在过渡时期，避免不满是相当困难的。我还可以说，增进中日关系是我祖先遗下的信条，我决不放弃。”我们的谈话在这个高音阶上结束。
    我要记录的第五次谈话，是和松冈洋右的谈话。松冈是个在美国极为活跃的日本人，1933年率领日本代表团退出国联，1941年在日本的盟友德国发动对苏战争之前，很不聪明地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基于这个错误，他从外务大臣下台。
    松冈请我到银座餐厅晚餐。饭后，他挥退艺妓。我不敢说我们这时开始了谈话，因为他是个自说自话的人。犬养健曾经告诉过我，他父亲当首相时，松冈经常求见，说：“我只要十分钟。”犬养毅首相回答说：“我只有半小时，那对你是不够的。”
    松冈喜欢夸张，他以为是他塑造了世界的命运。他为日本发明了这样的宣传语：“生命线”，如：“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蒙古是日本的生命线”等等。
    松冈开始说：“中日事变（战争的委婉语）是不能避免的命运。争论谁对谁错完全无益。当然日本曾有错误，这些将来必须改正。我敢老实说事变应该在没有赔偿和没有领土要求下解决。”
    关于近卫公爵，他说：“虽然近卫目前不是首相，但他的影响力极大而且公正，卢沟桥事变发生时，近卫想去南京面见蒋介石。但是有些日本人害怕这样的旅行不会有结果。于是放弃这个主意。”
    “中日事变可能拖延一段时间（从松冈谈话至今5年多过去了）。我可向你保证日本战胜后不会向中国提出无理要求。请你告诉中国人，日本的使命是给予，不是索取。”
    除了近卫，松冈跟其他和我谈过话的人一样猛烈攻击苏联，说日本不惜任何代价必须与苏联打一仗。这是他代表日本与苏联签署不适时的中立条约两年前说的话。他也攻击西方文明的个人主义，说“只有动物才能实行个人主义”。
    松冈和我分手时，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完成为我安排在东京的谈话之后，我急于向汪精卫报告。
    我没有对任何访谈高官作出承诺，也没有讨论可能的和平条件。我的宗旨是要亲眼看看这些日本领导人物，和感觉他们之间的气氛。我要得到直接的印象。
    这些人在与我谈话时似乎都保持最好的风度，我特别感到板垣和多田说的某些违背良知的、企图安慰我的话。他们都很急切地希望汪精卫参加他们，但谈到实质的条件时都会转换话题。他们保持高尚计划的“原则”。这都是战前他们在南京谈判时用的技巧。很明显，他们对中国的态度有所改变。至少他们很团结：他们企图控制汪精卫，利用他为武器，逼迫蒋介石谈和。如果他们没法达成和平，那么为了日本在海内外的威望，就得扶植汪为傀儡。
    运气很好，一艘美国轮船“加菲尔德总统号”即将自橫滨启航，我搭上此船可保持行踪隐秘。3月16日，我抵达香港。
    由于我旧病复发，我没能直接去河内。我把报告交给汪夫人坐飞机带往河内。报告详列我的谈话。另外我报告汪，所有日本人，包括了我的密友在内，都承认他们的中国政策错了，而如果有人能够诚恳地与日本交涉，所有问题都容易解決。对于这点，我写道：“我的东京之行显示，日本还在使用从前在南京，我在外交部时的旧伎俩，一点都没变。实际上他们做的比从前更差，因为胜利撑大了他们的胃口。”
    从这时起我想方设法劝汪中止与日本人谈判。我看出来日本人所有的允诺只有一个目的：要汪当他们的傀儡。
    香港《南华日报》发表社论谴责重庆。社论旁为汪精卫夫妇及曾仲鸣妻子方君璧刊登之讣文。
    很不幸，我的报告在枪手攻击汪府，杀死汪的秘书曾仲鸣的头一天才送到汪手中。我的报告原本可能发生的作用，都被这个悲剧抵消了。遭受攻击的第二天，汪打电报告诉我们在香港的人，他希望出面协助北平傀儡政权达成中日和平关系。
    我相信，如果河内的攻击事件是日本人策划的，那么，我怀疑攻击时间的准确设定是要破坏我的报告的效果。在东京的日本人肯定知道我极力反对他们的政策，同时对于中日关系的前景非常悲观。很可能，他们除了要把汪与委员长和中国政府彻底疏远之外，也要使我的调查结果起不了作用。
    ①我于1938年3月辞职。
    ②“日本问题研究所”隶属于“艺文研究会”下面的“国际问题研究所”。——译者。
    ③陶希圣、周佛海、陈公博。
    ④汪夫人、陶希圣、周佛海、陈公博、梅思平、曾仲鸣（后来被刺杀）和我。
    ⑤首相平沼骐一郎、前首相近卫文麿、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外务大臣有田八郎。
    ⑥1939年9月1日，德国侵略波兰，欧战爆发。9月17日，苏联从东方进攻波兰。10月5日波兰投降。虽然东边战事形势千变万化，西线的法德边境却毫无动静，双方直到1940年5月10日才爆发冲突。这段沉寂时期被德国人叫作“静坐战”（Sitzkrieg），西方则称之为“假战争”（Phony War）。——译者。
    ⑦黄群即黄溯初（1883～1945），字雪楼，浙江温州人，是高宗武父亲的挚友。1904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法。学成归国后，目睹清廷腐败，为匡救祖国，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后弃政从商。1939年春，高宗武为和平运动赴日，黄适在长崎养病，见面时力劝高及早脱离汪伪。后为高脱离上海，协助策划联系，出力甚多。不久亦移居香港。——译者。
    ⑧很久以后，日本人说黄在长崎出现，是我设计的、委员长参与的一个阴谋。黄群目前住在广西桂林。
    ⑨Frank Lloyd Wright（1889～1909），20世纪美国最富盛名的建筑设计大师。——译者。
    ⑩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日本首相为民政党第二次组阁的若规礼次郎（任期从1931年4月14日至12月13日），其后由政友会的犬养毅组阁（1931年12月13日至1932年5月26）。犬养毅采取不扩大之方针，抑制关东军及军部革新派的过激行动。军部少壮急进军人认为内阁无能，1932年（昭和七年）5月15日，一批急进分子于白昼闯入首相官邸，将犬养毅枪杀，是为“五一五事件”。——译者。
    此处论述有误。平沼一直是重臣，1945年日本投降那年还在枢密院议长任上，8月10日曾与近卫、冈田、广田参加天皇的重臣会议，14日参加讨论《波茨坦宣言》的御前会议。他是维护日本“国体”反对无条件投降的死硬派。——译者。

第四章随汪精卫往东京
    一、第一步：上海
    曾仲鸣被刺后，汪周围的人从七人减为六人。在这六人当中，汪夫人最有影响力；我对于日本事务最有经验。其他四人都在50岁左右。陶希圣①在卢沟桥事变之前是北平著名的中国政治思想及中国社会史教授。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后，他逐渐相信中国终将因战败带来苦难。这导致他追随汪精卫。但后来陶与我同时中止活动，他目前在重庆。另外三人选择留在汪身边，目前在南京傀儡政权担任高官。陈公博②的观点和我相似，我相信他之留在傀儡政权，完全是由于他与汪多年深厚的友谊和责任感。英俊，会吟诗、唱歌和写作的陈是聪明人，绝不会为个人的野心而甘附傀儡政权。只有感情因素才会让他走上那一步。另外两人，梅思平③和周佛海④，都拥有出众的事业。前者在法学课堂上经常名列前茅，后者是经济学家。两人都曾担任重要教职，后来从政。两人都感到中国在这次战争中毫无希望，因而追随汪精卫。但后来的发展证明，他们各自的内心深处，都怀有自己的打算和不顾一切的野心，而这种心态日益膨胀。
    汪的住宅被袭后，我认为汪已不能留在河内，理应远赴欧洲休养。我坚决反对他往东走——去上海，去北平——因为那将与溥仪往北走成为傀儡“满洲国皇帝”并无二致。
    陈公博认为袭击对汪的重大打击，使汪难以承受赴欧的旅途劳顿。他指出，汪过去旅行一直依靠曾仲鸣陪伴，如今没有了曾，汪在海外将会过得非常不愉快。陈认为唯一的去处是香港，甚至上海，但不能去北平。“这样，我们可以减轻汪的厌烦和悲痛，同时寻求永久的解决方案。也许我们能够劝他去海外。”
    那时觉得陈的建议合理。我们都赞同，虽然我心中有些疑虑。我们打电报给在河内的汪，告诉他我们计划转移他去香港或上海，要他放心。
    可是在我们的小团体中出现一些异议。有的人要快快走，有的人主张慢慢来。我站在谨慎的一边。于是我有两项任务：维持团体和谐与阻止汪太早去上海，如果非去不可的话。
    我们的立场因几名日本特务人员来到河内而更形复杂。那些人是在日本军队里做秘密工作的。在这个节骨眼上，犬养健和影佐祯昭既不通知我，也不知照我的同僚，即从东京首途前来河内。他们从船上发来电报，要我去河内会合。我回电拒绝，并劝他们不要去。我同时电报汪，劝他绝对不要接待他们。
    事情犹如雪上加霜，英国官方突然宣布，如果汪居留香港，他们无法保证他的安全。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汪拒绝去欧洲或沿途某些地方如仰光的话，上海成了唯一的选择。
    我非常不安。第二天，陈公博同意分别发电报给汪，劝他重新考虑他的决定，取消往东的行程，前往欧洲。我的电报发出了，但陈没有。
    这时犬养健和影佐已经到达河内，设法会见汪。我再次发电报给他们，力劝他们不要引诱汪去上海。我相信这封电报，促使日本人怀疑我的动机，意识到我是蒋委员长的间谍。我的电报是这样说的：“我的东京之行令我深信日本不诚实，日本理应懊悔中日战事，但那仅是某些特务人员的外交辞令，不可信任。北平的傀儡王克敏为他被日本人欺骗而每天以泪洗面，我不要我的朋友汪精卫成为王克敏第二，或溥仪第二。”我发另一电报给汪，再次要求他拒绝接见犬养或影佐。
    这时，周佛海和梅思平要我同他们一起去上海等待汪。上海的唯一好处是汪在法租界有一幢房子，而租界不会被认为是日本占领区。而且，汪和法国官方的关系很好。可是我仍然非常不安，继续暗中阻止汪东行。
    汪最后做出决定：他去上海，但有两项保留。一不坐日本船，二不住日本人控制的虹口。
    日本人此时暴露了明显的两手策略。一名和知鹰二大佐，交一份文件给中国政府驻香港某情报员，说是汪精卫写的“和平方案”。和知大佐说：“汪有明确的和平方案，蒋委员长最好跟日本和解，否则重庆完蛋。人人将会支持汪。”情报员把“方案”送往重庆，重庆竟把它公开发表，日本人为之大怒。当然，这个“方案”是伪造的，但日本人希望顺势使蒋委员长和汪疏远。
    汪原定4月27日（1939）离开河内往上海，但由于犬养和影佐多次请求，汪于出发前接见了他们。这两个日本人誓言唯有汪才能救中国、日本和整个东亚；只要汪出面，日本愿意做任何事，日本军方也愿意做任何事，无条件满足汪的任何要求。后来我听说，他二人说完话都泪流满面，汪也哭了，除了流泪，没有多说什么。他们如此这般了半个钟头，像在日本戏台上。那些眼泪可能促成了汪“最后决定”的最后决定。流泪是日本军人传统的策略。眼泪犹如他们的武器。犬养和影佐那天在河内圆满达成了任务。
    4月27日，汪离开了河内。5月3日，我离开香港往上海会见汪。离港之前，杜月笙来劝我不要去。读过约翰?根室所著《亚洲内幕》⑤的人都知道杜月笙是何许人。杜虽然读书不多，也不曾担任公职，但许多人尊敬他，许多人也惧怕他。他在上海极具影响力。⑥杜拍胸口极力劝我留在香港。
    我跟他说老实话：“我非去上海不可，许多我的朋友已经在途中。我们是多年的朋友，因此我也必须去。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他们去南京做傀儡，我不会跟他们走。我不但不会做傀儡，我将采取断然措施。”
    二、在上海
    我的伙伴周佛海和梅思平已经抵达上海，住在日租界的虹口，住宅四周把守着中国装束的日本宪兵。接船的日本人企图劝阻我前往法租界我的房子，说：“你在那边会被暗杀。”我问道：“你以为解决中日问题的人需要日本宪兵保护吗？”我也拒绝日本便衣跟随“保护”，虽然周和梅已经被这些人亦步亦趋。
    第二天，我们被告知汪的船已到，但他拒绝下船。于是周、梅和我，随着影佐少将上船。我们惊讶地发现他在日本货船“北满丸”⑦上，围绕着他的是汪夫人和早一步来迎接她的亲友。汪曾经说过他拒绝搭乘日本船。这是真话，他确实是搭乘一条七百吨的法国船离开安南的。那艘五千吨的北满丸，搭载着犬养健和影佐与汪的船同一天启航。三天之后遇到台风，小小的法国船被吹到一个驻有日军的小岛上。一名日本海军军官登船检查，不幸的结局是汪搭上“北满丸”到了上海。命运被日本人摆布了。
    汪见了我们，宣称他要搭原船续航到日本。船上的日本人很“友善”，他们没有打扰他，没有打听他的想法，也没有套取情报。他说：“如果在东京的日本人表示诚意并提供公正的解决方案，我们可以继续努力。”他转向我说：“你，宗武，替我决定。”
    我自然吓了一跳。我看到影佐面有难色。最后我说：“你去东京只有一个条件：你必须准备在拿到日本的和平条件之后，立刻直接从东京飞往重庆。如果没人愿意陪你，我愿意。否则，你不能去东京。”
    汪夫人尖声插嘴。“你要送汪先生去重庆受罪。那边的人要杀他没杀成，你还要他回去。我坚决反对你的主意。”
    我坚持除非汪放弃去东京的想法，否则别无选择。“至于去重庆，汪先生与其他人不同。我们必须对他的行动特别小心。如果有人要杀我们，那我们只有让他们杀。否则我们不能去东京。还有，我不相信重庆会有人要汪先生的命。如果他抱着正义精神前去，没有人会要杀他的。”
  
    我们的小团体气氛紧张，我们的争论毫无结果。最后，汪只好下船，不顾我要他住入法租界自己的房子的劝告，听从了日本人，住进了虹口的一幢房子。⑧
    我邀请犬养和影佐来到我家。我急切地说：“汪先生的和平运动基于政治理想。一些人批评他；另外一些人同情他。也许假以时日人们会了解他。”
    “不幸枪手在河内侵袭了汪的住宅，杀了他的秘书，又伤了几个人。这件事伤了汪的心，促使他改变所有计划。现在他住进了被所有中国人视为敌区的虹口。中国人不相信在日本人的保护下做的事情，会对中国有任何利益。他在虹口，很难把自己与在北平的那些被中国人称为汉奸的傀儡们区分。”
    影佐对我的说话没有反应；犬养似乎比较同情我所说的。
    我接着说：“如果日本人要利用汪先生，你们必须了解汪一住进虹口便失去所有价值。在那里他只能见到一些毫无用处，避居上海的无聊政客。由于河内的暗杀，汪先生已经不顾一切地利用和平运动作为报复蒋委员长的手段。”
    “我坚决反对他来上海，反对他住进虹口，反对他去东京。如果事情这样发展下去，什么都得不到。上海有句俗语：‘他跨过了桥’。意思是跨过四川路桥去到虹口的人，是个没有原则的人。而今天你们居然准许汪先生跨过了那座桥。”
    显然我的大声疾呼对日本人没起作用，汪在虹口住了三个礼拜。在那期间，许多声名狼籍的政客穿越门庭，赞美他是中国的救星，向他的耳朵灌输各种奉承的话。也有一些其他的人告诫他，日本人是多么的不可信任。
    汪时常显得气馁，时常要我和他谈话。我经常毫无保留地和他辩论。
    这时，一个从重庆行政院来的叫做张锐的年轻人来到上海。他是清华大学毕业生，曾经留学美国。许多美国外交官认识他，且尊敬他。汪邀请张参加和平运动。张来征询我的意见。我告诉他：“我在河内曾警告汪先生，日本人的话要打四折。现在我要打三折。作为我们这样担着极大被骗风险的人，我劝你不要参加和平运动。”
    张把我的话告诉了汪，说：“在你们中间，高与日本人的关系最好，也最了解日本。可是为什么你那么乐观，而他却那么悲观？”
    汪立刻和周、梅来兴师问罪。责怪我不但不劝人加入和平运动，反而把我们这边的人劝走。
    6月1日，我还在劝说汪别去东京；而他似乎真的被我说服。我于是走访影佐和犬养，告诉他们汪已经推迟行程，可能放弃行程。
    6月2日，汪又改变了主意。6月3日，他从上海飞去东京。我除了跟着他去，别无他法。
    三、与汪在东京
    周佛海、梅思平和我同去东京。我们的飞机在海军基地佐世保加油（佐世保于1944年7月首次被美国空军轰炸），然后在东京湾的海军基地横须贺降落。横须贺附近的山上有一座纪念碑，纪念1853年打开封建日本面向“西方文明”的裴里将军。⑨我们从横须贺坐汽车到东京，第一晚宿于一位日本大资本家的家里。他的花园之大，在东京无人匹敌。
    第二天，周和梅搬进旅馆，我则搬到一个名叫大谷的新兴工业家的家中。这意味日本人特别给我仅次于汪的礼遇。同时看得出他们对我有所怀疑。
    汪在飞机上曾告诉我，日本人对我的悲观甚为关切。一位有影响力的官员⑩问过他我与蒋委员长的关系是否很密切，以及我是否代表委员长比汪多些。他认为我的悲观可能是由于前任首相平沼男爵没能给我日本对华政策的正确印象所致。
    尽管他们怀疑，我住得很舒服。我的主人大谷在穿过东京的隅田川岸边有一片大庄园。他们夫妇年轻时离开贫穷的乡下来东京讨生活时，口袋里只有五角钱（那时值美金二角五分）。头一天他们花了一角钱买了些洋芋。第二天大谷开始拉人力车。每天省下一点钱存起来。每星期有一天从事“社会服务”。这一天，他站在一座小拱桥上免费帮着其他过桥的人力车推一把。过了些日子以后，大谷夫妇开了一家酒庄，太太推车子送酒。三年下来，他们积蓄了二万日元。大谷参加柔术比赛也赚了些钱。1917年，他把积蓄在东京投资一家机器工厂，不久即成为战时百万富翁。不幸，所有他努力工作的成果，均毁于1923年的大地震。大谷夫妇锲而不舍，把剩下的一点钱再做聪明的投资，买下了几间工厂，如今他的工厂遍布东京、大阪和满洲。通过购买他仿造及改进的某种美国机器，他与陆军省套上了交情。
    用不着说，这种交情让我住进了大谷的房子。他们仍然很节俭，感谢我离开房间时记得关灯。到我的居留快结束时，他们无条件地送我一百万日元，要帮我回上海开办自己的事业。也许那是陆军省想出的主意，不过我谢谢他们，没有接受。
    汪每天与日本领袖人物谈话。周、梅和我觉得退居幕后比较好，因此没有陪伴在旁。汪每次谈话?来，都会告诉我们谈了些什么。他一天比一天沮丧。
    日本人有时候很和善，有时候笑里藏刀。板垣的声调跟过去和我谈话时一样，时而强烈，时而低弱，语气与谈话内容无关。近卫还是“绅士王子”，优雅、富同情心、有运动员精神。松冈善辩、活泼，谈到白种人时酸味十足。所有这些领袖人物显然都说些自己相信、而别人都不相信的话；以及自己不相信、别人也不相信的话。
    黑龙会的老头头，头山满认为汪不应与蒋介石分道扬镳，虽然那正是头山满和其他日本领袖们想要达到的目标。板垣将军抱怨世界对日本太不公平，只批评日本在满洲的活动，而不批评英国在西藏，以及苏联在外蒙的活动。松冈鼓吹东方的“家庭制度”，当然，日本是老大。他抱怨西方人不了解为何日本女子会卖身妓院去帮助父母。他说，如果日本和西方开战，那将是东方的“家庭制度”和西方的个人主义的战争。
    汪精卫对日本人说，日本应该与蒋介石达成谅解，那是实现和平的最快途径。但是，如果日本人真正需要他，汪，而非蒋，他将竭尽所能不过有条件。汪说，如果他成为日本支持的中国“政府”的领袖，日本应该准许他建立一支50万人的中国陆军；中国“政府”成立后，日本应该尽快撤军；日本不应干涉中国内政；日本应立刻承认他的“政府”，并尽快取得德国和意大利的承认；日本应给他三亿日元的财务资助；汪，在“首都”南京，应有权控制华北。
    日本领导人物们都很高兴。他们说，只有汪能够实现和平，将尽可能满足他的“要求”。但他们对每项“要求”的接受，都加上了各种“倘若这”和“倘若那”的但书，使得汪“要求”的前景不太乐观。
    汪和近卫公爵的最后一次谈话，长达八小时。当汪向近卫探询日本的外交政策时，近卫回答说：“对于英国和美国，我们将假装准备战争，以逼迫他们作出让步。我们并无意跟他们打仗，但我们一定要消灭他们在远东的特权。至于苏联，所有日本人都一致认为迟早终须一战，因为我们不能在远东容许共产主义。”
    一天早上七点，汪来电话要我马上过去。我到后，汪意气消沉地说：“周和梅要我来日本，根本没用。”汪这话其实不太正确，因为他之去日本大部分出于他自己的决定，主要由于他的情绪混乱所致。不过，周和梅倒也没有劝阻他。
    当汪问我怎么办时，我已有答案。“你唯一要做的，是表示你要回中国，同时派我们其中一人正式通知日本，说明你和日本的看法差距太大，无法协调。告诉他们我们准备向我们的同胞报告真实的情况，支持抗战政策，我们寻求和平的企图已告中止。”
    这一次汪接受了我的建议。他送了一份声明给日本官方，同时要求为他准备一架飞机。
    日本人大为紧张。他们让了一点点步。10天后汪离开东京，直接飞往北平去与那边的傀儡谈判组织由汪为首的“中央政府”。
    这时日本人对我的怀疑益形增加。他们显然认为汪的动摇和不满是因为我。外务省和陆军省的官员们开了好几次会讨论我的立场和活动。据说，外务省的中国专家清水董三说过：“汪、周、梅的意见仅能代表他们个人，不能代表中国人民。可是另一方面，高对日本人的不信任，却正是代表中国人民。高正确地反映了他们的情感。”一位日本人告诉我，陆军最优秀的军官市田大佐，在会议上“没说一句话。”
    日本人不知道要把我怎么办。给我100万日元助我在上海办厂并不能打动我。
    一天上午犬养来访。他说：“你的朋友某君在医院，他想见你。”我回答说我马上去。某君是我的日本好友，聪明、高个子、英俊。事实上他更像中国人。当我在上海医院疗养时，他每天来看我，对我非常好。
    某君躺在医院病床上，太太在旁照顾。他跟我说实话，“你的处境非常危险。每个人都说你是蒋介石派来的人。我和朋友们都为你担忧。经过多次讨论，我们认为最安全的办法是劝你在日本多待一阵。你爱住哪儿都可以，如果你愿意，我们几个人愿意陪你住。你的健康不太好，这将是你休养的好机会。”
    他见我对他的提议不怎么感动，接着说，“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接你太太来。我太太可以去上海找你太太。在日本住一两个礼拜可以减轻人们对你的怀疑。不仅日本人怀疑你，一些中国人也在怀疑你。”
    他提到我太太，倒使我想起在我离开上海之前，日本军方也曾劝我带太太去东京。我现在看出他们的用意。我回答说：“我懂你的意思。一个月来我完全明了这种怀疑的存在。可是我为我的国家和朋友工作，这是无可避免的。当中国政府在南京的时候，我是支持在合理条件下和平解决争端的一员。我为什么现在要反对这种解决？我不认为我的同僚不爱国，我仅仅要说他们太感情用事。一时的冲动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某君插嘴说：“你知不知道有些日本人打算要你的命？另外一些人，你的朋友们，欣赏你的爱国情操，但是不喜欢你的悲观。他们并非反对你，他们只是希望你多些建设性。身为你的老友，我劝你在日本待一阵。”
    我不想争执下去。“说实话，我猜想你是奉军部的命令来欺骗我的。我看日本对我只有三个选择：一是在东京杀掉我；二是立刻用飞机送我回上海；三是在日本正式逮捕我。”
    “我明天就离开了。我一点也不怕会被日本人杀掉。我也不怕中国人唾弃我。如果我害怕后者，我不会参加汪精卫这个问题多多的和平运动。从此以后我不会再来日本。我对日本事务极为厌烦。老实说我从不知道日本人是这么不诚实。如果需要休息，我将在中国休息。”
    某君无话可说。他问道：“为什么汪那么难过，还一定要跟日本人达成谅解？”
    我很高兴他转换话题。我解释道：“汪在河内受到太大的刺激，这就是为什么他毫不考虑政策，而只渴望报复蒋介石的缘故。汪失去了政治家的名誉。”
    某君回答说：“一些日本人也这么想。”他显然想起我们的老交情，他说：“不要担心，宗武，我在这里，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不过，出于我对你的感情，我还是希望你不要回中国。最低限度，答应我你离开日本后去香港住下，不必去管别人干什么。”
    一时间我忘了某君是个日本人，还可能是军部的特务。我说：“我知道我为我的国家做不了什么事，但我是个负责任的人。如果我还能为我的朋友做些事，我还是要去做。直到什么都不可能的时候，我将我行我素。”
    离开医院后，我向汪及周、梅报告我和某君谈话的内容。他们都无话可说。后来，梅告诉我汪很欣赏我的勇气，知道我绝不会做傀儡。很显然，他们现在也在怀疑我。
    第二天，汪和几位次要部属飞往北平，仍然热衷于组织傀儡政府。周、梅和我于次日乘船离开横滨前往上海。
    四、回到上海
    我的老“朋友”西义显也在船上。我在南京时就认识他，那时他是日本军部的特务。他曾经努力试图向我套取情报，但没成功（见第一章）。西在甲板上向我走来，说：“我们都知道你不愿跟日本合作。我们尊敬你的爱国。然而中日合作是不可避免的。没有中国人会喜欢它，可那也没有办法。”说了一些细节，他问道：“你为什么不愿意住虹口？”
    我答道：“除非我被日本人抓起来，我决不住虹口。我完全清楚日本人认为我住法租界是跟委员长有默契。那好，那就让他们这么想。我不要住虹口。”
    西对我曾经有过经验，他放弃了。
    到达上海的那天，我先回法租界的家发了一通电报给陈公博，知道他急于想知道我们旅行的结果。我说，所有我们希望做到的事，在东京全部一事无成。想要跟日本人谈判救中国绝不可能。接下去我们要做的是拯救汪精卫。
    ①陶希圣（1899~1988），湖北黄冈人。抗战前任北大教授，为知名中国社会史学者。1938年12月随汪出走河内前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39年8月赴上海参加汪日谈判，1940年1月与高宗武脱离汪组织，在香港联名揭发汪日密约。后留港办《国际通讯》。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港九陷敌，次年初逃离香港，辗转回归重庆，旋受命任侍从室第二处（处长陈布雷）第五组组长、《中央日报》总主笔、中央宣传部社论委员会委员等职。——译者。
    ②陈公博（1892~1946），广东广州人。属国民党内改组派，曾任实业部长，1938年12月随汪出走河内前任国府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日伪时代任伪立法院院长、行政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等职。——译者。
    ③梅思平（1898~1946），浙江永嘉人。曾任江宁实验县县长、香港国际研究所委员，1938年11月和高宗武在上海与日本军部代表密商“日华协议记录”，12月随汪出走。日伪时代任伪国民政府工商部部长、实业部部长、浙江省政府主席、内政部部长等职。——译者。
    ④周佛海（1897~1948），湖南沅陵人。曾任国民党中央军事学校政治部主任。1938年12月随汪出走前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日伪时代任伪财政部部长、警政部部长、行政院副院长、中央储备银行总裁、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上海市市长等职。——译者。
    ⑤John Gunther约翰?根室（1901~1970），美国著名记者、作家，著作丰富，尤以“内幕”（如Inside Europe， Inside Asia…）报道脍炙人口，计出版《欧洲内幕》（1936）、《亚洲内幕》（1939）、《拉丁美洲内幕》（1941）、《美国内幕》（1947）、《非洲内幕》（1955）、《俄国今日内幕》（1958）、《欧洲今日内幕》（1961）、《南美内幕》（1967）等书。——译者。
    ⑥杜月笙于1937年日本占领上海之前逃到香港。日本于1941年12月占领香港时，他安然在重庆。
    ⑦一般文献都称这艘船为“北光丸”（Hokko Maru），本书原稿为“北满丸”）（Hokuman Maru）。——译者。
    ⑧先住虹口体育会路，不久迁往北四川路六三园，最后搬到沪西愚园路1136弄60号。——译者。
    ⑨美国海军准将裴里Commodore Matthew C. Perry （1794～1858）。1853年带军舰访问琉球，与日本谈判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打开封锁的日本门户。——译者。
    ⑩今井武夫大佐，当时任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
    海军大臣米内光政海军大将告诉汪，日本愿意跟蒋介石谈和，但是对于他亲英美的态度失望。

第五章 偷来的密约
    一、北平的挫折
    汪精卫从华北回到上海后，我去看他想知道发生了些什么事。汪告诉我他和王克敏谈过，但很泄气。王认为在日本人不诚实的情况下，汪没有成立“政府”的必要实力。汪也想要会见已退休、住在北平的1920年代的大军阀吴佩孚。①但汪坚持吴来，而吴坚持汪去，结果虚伪的自尊让他们会见不成。也许日本人在幕后操纵。
    听到这些不愉快的经过，我说：“我必须告诉你我反对你所有的做法。我没法再跟你走下去了。希望你原谅我，从今以后我不要负任何责任。”汪什么也没说。
    几天后，梅思平来我家。他很难过地说：“你不愿意跟我们一起工作，却又离不开上海。我们不懂你。”
    我说：“没错，我是个傻瓜。因为我的信念，所以我不愿跟你们工作；因为你们是我的朋友而又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不能离开你们。”
    犬养健来访。他终于了解我对虹口的想法。他说，好像我从来没有反驳过他似的，“如果汪继续在虹口住下去，恐怕将失去和平运动的价值，我们已经在沪西为他和朋友们找好了几所房子。”
    我说：“你们这是换汤不换药，是从锅里跳进火里。”上海的英文报纸经常形容沪西为“歹土”。在那里，日本流氓和中国罪犯的恶行无法无天。
    犬养属于那些拒绝新而合理思维的人。他转弯说：“人们说你敢住法租界是因为你和委员长有默契。否则没有日本保护，你早就被暗杀了。不过，我的想法正好相反，如果你真的是替委员长工作，为了避嫌，你会住在虹口。”
    犬养试图表达善意，但我没有反应。
    二、“六全大会”
    汪从华北回来不久后，和部属们在他的虹口住处举行“行政会议”，拟定计划成立一个和重庆真政府对抗的傀儡“政府”，和一个傀儡权力机构的“国民党”。
    大家都知道，国民党是中国自由地区由蒋委员长领导的唯一政党。直到如今日本人还在大呼要消灭国民党。现在知道终结国民党及其影响力不可能，他们采取准许汪精卫组织对抗“国民党”的政策，期望用以困扰中国人和外国人，以破坏真国民党的实力。
    起先，“行政会议”建树极微。“和平运动”的成员都分配了官衔。我的官衔是“外交委员”；周佛海是“财政委员”；陶希圣是“宣传委员”。此外，汪作了一次口若悬河的演讲，以微笑向他的听众灌输日本保证中日前景的“真诚鸦片”；讲到他最信任的朋友和秘书曾仲鸣被谋杀时，他泪流满面。
    我出席了会议但没有发言。之后我回到家里，很长时间没去见汪。
    总部在重庆的真正国民党，召开过五中全会。因此汪（和他的日本伙伴）决定假国民党在短期内召开“六中全会”。
    准备工作差不多快做好时，欧战爆发了。汪叫我去，像平常一样，问我的“意见”。由于我讲的话他很少听得进，因此现在把话加上引号。我说：“你应该把召开‘六全大会’的事缓一缓。你的和平运动也许有人同情，可是知识阶层不会有人支持你要做的事。你叫来参加大会的人都是些微不足道的无聊政客，也许叫他们‘要饭的’更为恰当，他们钻营的目的是要讨一份生活。”
    “现在是你活动的最坏时机。欧战对中国抗战将不会有立即帮助。可是整个世界情势在变化。还有，平沼内阁刚刚下台。你知道日本的新内阁往往急于变更前任的政策。野村就任外务大臣。②他可能要同英国和美国做某些妥协。这绝不是你出来站在日本一边的时候。”
    我恳切地对汪讲了很久，“华北傀儡王克敏亲自对我说，‘汪精卫将要加入日本人。我应该告诉他我所遭受的痛苦吗？如果我不说，我将如何面对他？他是我童年的好友。如果我说了，而他放弃一切，那会不会给我们两人带来很大的麻烦？’”
    “克敏是我们的先例。他已经发现日本人是多么的不可靠。”
    我希望这些重话能够说动汪。“日本人可能有一天会抛弃他们所签下的一切。那里面尽是但书。而你将会担负一切承诺。溥仪离开天津去当‘满洲国皇帝’以前，日本人曾经答应他不干涉内政。可你看看今天的满洲。”
    “克敏成为华北傀儡头目以前，多田骏将军写下八条承诺。多田说那些承诺是‘天皇’提出的，没有人能够违背。头一个月没有一条被违背，可到第二个月全都被违背了。”
    “你知道你今天所做的事和明天的计划，远远不同于一年前你计划要做的。”
    汪不喜欢我这么说，他说：“你反对我来上海，反对我去东京，去北平。现在，经过那么多困难，我们聚集了两百多名代表参加大会，你又反对。我真不懂你。问题是你亲重庆。蒋介石不放弃你，你也忘不了他。”
    我的答复是我做了我该做的事，因为他（汪）和他的追随者都是我多年的朋友。
    几天后举行的“六全大会”选出了代表。我出席了，但没参与。汪任主席，在开幕大会上呼吁：“许多人说日本人不会给中国人自由。你们有人看见会场里有日本人兵吗？有没有一个日本人？这证明我们有完全的自由。”
    会场上许多人高呼：“没有日本人！没有日本人！”
    我原以为没有日本人出现是日方事先安排好的给面子的做法。后来我步出会场，发现一个穿蓝色中国服装的日本人。我走过去用上级对下级的语气问他：“你们来了多少人？”
    他以为我是日本人，答道：“大约70人。”（70名日本便衣足够维持200名中国政客的秩序了。）
    “他们都穿中国衣服？”
    “是的，先生。”
    我问他懂不懂中国话，他说他懂。他问我懂不懂中国话，我点点头走开。
    一天，陶希圣来告诉我，汪和他的伙伴准备一两天之内去南京。他们是去会见北平傀儡政权的代表，商谈成立由汪为首的傀儡“中央政府”的事。部会职权也要分配。
    我马上去见汪，希望我也去南京。他很高兴，告诉其他人悲观的高宗武如今乐观起来了。其他人则以为我去南京是想在“中央政府”谋一个好差事。
    三、南京之旅
    9月19日（1939），我们从上海乘火车去南京。火车现在由日本人驾驶，但因郊外的中国游击队而误了点。从南京车站起到我们的住处——汪住日本军部会馆，我们住附近的房子——一路都由日本重兵把守。后来我才知道日本人下达了戒严令，以保护这帮即将成为傀儡的人免被中国爱国志士刺杀。
    在火车上发生一件很讽刺的事。为了汪和随从人员的安全，日本军方命令所有其他旅客留在他们的车厢内，绝对不准出来。一名被限制在车厢内的中国人，早自日本占领南京起便在地方傀儡政权工作，陶希圣轻蔑地说：“如果有一天我们也像他一样成为真正的傀儡，我们也可享受这种特殊待遇。”
    到达南京的第二天，汪派梅思平来劝我接受“中央政府”的一个职位。我回答说：“我不参加，也不离开。我既不能背叛我的国家，也不愿背叛我的朋友。”我解释道：“你们计划组织‘中央政府’，没那么简单。在上海有些日本人反对整个计划。”
    “华北临时政府”主席王克敏当然也来南京参加会议。我以前熟识他多年了，熟识到他曾间接告诉我要我娶他“最珍爱，最美丽的女儿”为妻。我知道他很看得起我。
    我给王克敏电话，要求一次私人谈话。我到他的住宅，立刻上二楼进入一个清静的房间。王克敏差不多全盲，戴着墨镜，形象不该如此阴沉。我开始说话：“我对这些会议完全没有兴趣。我来南京的目的只是要来看你，希望能够说服你阻止组织傀儡‘中国政府’，你我都很清楚日本人是在玩弄把中国分而治之的老套，这对中国非常有害。我这样做并非奉委员长的命令。我这样做是为了我和汪精卫的友谊。”
    克敏表示同意：“就我们的私人交情而言，我了解汪精卫比了解蒋介石多。但是为了中国，应该由蒋来处理这个局面。汪跟日本打交道太没经验，太容易动摇。不但中国人反对汪精卫组织政府，一些日本人也反对。”
    克敏叹了口气。任何人都看得出他是个极不快乐的人。“前途很黑暗。过去几年每次向日本人提出要求，都要激烈争吵。而每次我都失败。我绝对反对成立新政权。”
    后来，在一群现在傀儡和将来傀儡的会议上，王克敏真的站起来反对汪精卫组织新政权。可惜他的反对被认为是代表一部分反对汪精卫的日本人。否则，一个傀儡怎会有独立意志？
    汪精卫的南京之行徒劳无功。离开南京时，汪告诉我，他宁愿死在南京监牢里也不愿再跟日本人和傀儡们打交道。他大骂日本人“小日本”以泄心头之忿。
    令汪反感的部分原因，来自9月20日，汪离开南京前夕，日本华中司令部司令山田乙三中将为他举行的宴会上。山田现在是关东军总司令。
    这次宴会只有中国人和日本人出席。又矮又瘦的主人山田，有一张没有笑容的脸和凹颧骨，他机械式地用“精诚合作”、“汪精卫的和平”、“中日友谊”等宣传老套讲话。那些现在的傀儡和部分将来的傀儡围绕着他，极尽谄媚之能事。
    晚餐进行中，我开始感觉昏眩。渐渐地，昏眩越来越厉害，我差点要昏倒。坐在对面的周佛海悄悄过来扶我上楼倒在床上。他吩咐叫医生，不过医生来时我觉得好些了。
    我的昏倒可能是由于我的健康不良，但我从来没有昏倒过，以后也再没昏倒过。我相信那是山田身上的酒气和傀儡们的谄媚丑态造成的。周佛海现在是汪精卫傀儡政权的“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
    即使不想当傀儡的我，感觉都那么坏，那么像汪精卫那样极端敏感和情绪化的人，怎么能受得了？
    当天傍晚，我请陶希圣和梅思平来我的房间。他们来后，我力劝他们用尽一切方法阻止所谓“中国政府”的成立。陶一口答应，梅则不愿表态。梅借口时间太晚，明天一早要飞回上海而离开。梅现在是傀儡政权的“内政部长”。
    四、日本的条件
    回到上海之后，汪精卫为他在南京的活动感到非常后悔。他时常要我开导他，像个老人。这表示他对我的态度有所改进。不过无论汪怎么要求，我还是拒绝参加任何他和日本人的谈话。到这个时候，我把汪从日本人那边救出来的希望越来越渺茫。我知道，即使汪后悔，并不意味他会停止他的动向。虽然去了趟南京，最后的交易还没达成。
    10月30日，日本人向未来的傀儡们提出组织新“政府”的条件。这鼓励了我。汪指派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到虹口六三园去接收文件。③文件的标题是《中日关系调整基本要纲及附件》。影佐中将是日方的代表。交给文件时，他说：“这里包含日本所希望的全部条件。请坦诚讨论。”
    11月5日，汪召开“行政会议”。除了上述三人之外，汪和我都参加了。汪显然被条件的内容吓坏了。
    他一面摇头一面叹气说：“这些条款意味着我们国家独立的终结。看来那些坚持?日的人是对的，而我们错了。”
    犬养私下告诉我，在日本参谋本部起草的许多草案之中，这份草案算是最合理的。这份“最合理”的草案包括“新中国中央政府”承认“满洲国”，“新政府”各部会聘请日本“顾问”，“铲除共产党”，“环境许可时尽快撤兵”，日本在长江流域和华南海岸有驻兵和停泊战舰之权，日本在华北和外蒙有特别经济特权，“中国”实施“适当”的海关制度。这些以及许多其他条款，意味着日本只有一个目的：奴役中国。④
    我认为汪的反应给我一个拯救他、他的“朋友们”和日本人的机会。于是我说：“正如你刚才所说，如果我们接受这份文件，那我们的国家独立主权就完了。我们不能讨论它。事实上，我们已经犯下了可怕的错误，我们应该公开承认我们错了。”
    汪接着问我们该怎样处理这份文件。我回答说：“唯一的做法就是把文件退回，告诉日本人我们不可能考虑它。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告诉他们，我们现在已经完全了解他们的不诚实，所有近卫、平沼、头山满、板垣等人所说的，不论是私人的或官方的，全都是谎言，我们已经放弃了所谓的和平运动。”
    只有汪夫人赞成我的提议。其他人都没说话。
    我又失败了。汪说：“这份文件属于高度机密。日本人从来没有提出过这么详细和具体的条件。如果泄漏出去，日本人必定会视为最严重的事件。他们会解读为我们不具诚意。这非常重要，我要大家合作。”
    此后我们反复讨论这些条款。我们关起门开会。每次会议结束后，汪会收集所有文件带回自己的房间。
    我知道我被怀疑，所以每次都坐在汪的旁边。当其他人在文件上打转的时候，我试着默记它。我知道那不是容易的事，因为中文文件有几十页。不过当时我认为偷这份文件是不可能的。
    正当我想放弃默记这些放在汪面前的文件时，一个好机会来了。犬养告诉汪，文件的中译本文字比日文原本严厉，能不能找个人来更正一下？汪在下一次会议时提出这个问题，指定我做这件工作。我故意一再推辞，说我不喜欢那些条文，大家把这责任推给我太危险了，日本人可能会说我故意把条文改得比原文更加严厉。如我所料，我越推辞，大家越坚持，最后我接受了。不过很不幸，我必须在汪的家里工作。我不能把文件拿出去，更别说找机会偷偷抄写一份了。
    该来的还是来了。一天，一位突然从东京来上海的日本国会议员打电话到汪府找我。由于他是位重要人物，汪乃邀请他来汪府与正在修改中译稿的我见面。我们谈了两小时后，日本人说他要回旅馆。我自然要礼貌地送他。汪看见我们出门，却没看见我口袋里的文件。
    我从旅馆会客室拨电话给汪说，刚才匆忙间不小心把文件带了出来，可否马上派人来取回。要不然，我于一小时之内送回来。如我所希望的，汪说没关系。不急。
    我到旅馆门口告诉送我们来的司机有事耽搁，要他等一会儿。然后从旅馆后门出去，叫了一部出租车直奔回家。我不懂拍照，可我太太懂，她把全部文件拍了下来。没有她的帮忙，事情绝对办不好。
    文件拍照完毕，我坐出租车赶到一位朋友家，把底片交给他。⑤要他冲洗后为我绝密保存。然后，我回到旅馆后门，借故进入国会议员的房间随便问问，知道没人从汪府来电找我。于是从旅馆正门出去，上车吩咐司机开快点。
    我只离开了一个钟头。汪没有一点怀疑的迹象。他甚至说：“不必急着拿文件回来嘛，放在你那儿一会没关系的。”他的无辜让我产生罪恶感。这也表示从南京回来之后，他已不再怀疑我了。否则我不可能那么顺利的。
    这是十一月中的事。那时我并没有想到利用我得到的东西。我还在殷殷希望汪能回心转意。他还没有在草约上签字。不到那时我绝不放弃希望。
    五、最后的努力
    可能因为东京的内阁重组，日本人又开始注意我的态度。这时汪的一伙对日本人非常不满。有一天梅思平对我说：“如果你要找到强烈的抗日情绪，你可以在我们愚园路的家中找到。”梅甚至告诉一名假扮南满铁路职员的日军特务，“高先生是我们中间的先知。他曾一再向我们形容你们的真实态度”。没想到这位特务，伊藤芳男，竟答道：“高先生跟日本人的关系太好了。他跟你们不一样，他知道谁是坏日本人，谁是好日本人。而你们只知道像我这样的好日本人。”伊藤说这话时面无笑容。“所以，你们只知道期待好的结果。高先生比较有经验。”
    伊藤毕业于伦敦大学，说得一口流利英语。他的卖相可不怎么好——瘦小，一张长而黑、架着眼镜的脸——他起初对我特别殷勤，尊我为老大，常常九十度鞠躬，他甚至对我的仆人很礼貌。不过，我听说他就是最想要干掉我的那个人。他和影佐中将曾经计划用一名漂亮而有传染病的日本女郎来害我死于感染，以除掉我这个日本国家政策的“绊脚石”。伊藤这帮人可能至今还自称为“好日本人”。
    我必须承认，伊藤向梅夸我“有经验”是过奖了。因为直到我认识伊藤，我真不知道日本人有多坏。
    我无意暗示所有日本人都没有人性。过去我有许多日本好朋友。可是一旦国家利益受到侵害，他们认为欺骗朋友是天经地义。甚至毒死他们在所不惜。
    日本驻中国占领区大使加藤外松⑥邀请我到虹口吃饭。我拒绝了。我说我不能去那一部分的上海。最后的安排是他来我法租界家中用餐。不管是真心或假意，加藤对非日本人总是透着热情。这在他的同胞中是颇不寻常的。寒暄几句之后，他问我怎么解决中日关系的问题。我回答说：“汪精卫的做法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制造更多的冲突。当然，我可以在他计划的‘政府’中担任高官，尽管如此，我希望他失败。汪的成功将意味中国的失败。如果你们的陆军省坚持成立这个政权，我希望日本须以不承认来躲开不可避免的纷乱。”
    加藤答说：“占领区的政府永远是个傀儡政权。当然，我们不需要承认汪的政权。”
    但是我知道他对汪说的颇不相同。
    我接着说：“如果汪的和平运动真的能拯救中国，没有任何中国人会反对它。但是现在我完全了解这个运动救不了中国。因此我绝对反对它。”
    加藤后来把我的看法转述给日本陆军省，再转给汪精卫。汪和他的伙伴们非常愤怒。他们也曾经问向日本人公开表示对运动不满的周佛海，为何高要搞出这些麻烦。周回答说：“高的态度基本上并没有错。第一，高不愿意任由日本裂割中国；第二，他不愿意我们这么做；第三，他绝对不愿意帮助我们这么做。”也在座的陶希圣后来告诉我，汪说：“高的态度有些道理。”
    我个人的处境更加困难。
    我记得曾经在和一位在天津颇有名气的潘先生的一席谈话⑦，潘那时快70岁。我告诉他汪的运动救不了中国。他劝我立刻离开上海。他提议：“我可以跟你一起走。日本人和你的自己人都会对你不利。”
    我回答说：“我很了解这个情况，但是我离开的时机还没成熟。尽管环境危险，我还可以照顾自己。所以请你不要担心。时间到了时，我会走的。”
    现在看来走的时间快到了。很幸运，我的那些密约照片在绝对安全的地方。
    12月中旬，我要求汪邀请陈公博、陶希圣和我去他家中谈话。我准备作最后一次的努力。晚饭后我们上楼密谈。
    我开头：“这个和平运动不能再走下去了。照我看汪先生有三个选择。”
    “一，你设法马上离开这里。到达安全地方之后，公布日本人的条件。这样可以加强中国抵抗日本的决心，同时可以澄清你离开重庆的初衷。你记得1935年在南京时我曾经试图取得所有日本想要的东西的清单，而他们害怕我们会向海外公开而拒绝我（见第一章）？现在日本人给了我们他们的条件。我们也完全了解日本人的欺骗伎俩。如果我们公布这些要求，我们最低限度可以再面对我们的国家。这是最具打击性的上策。”
    那时我有信心，至今我仍有信心，如果汪采取这个方向，汪会被重庆原谅，可以回到后方自由地区，受到相当的尊重。
    汪没有反应。我接着说：“二，你马上搬到你在法租界的房子。从那里发信给日本人，告诉他们在过去几个月里，我们发现日本的态度不但与我们相差太远，而且自相矛盾。我们可以告诉他们，我们承认错误，准备立刻停止所有活动。同时，我们要求影佐和犬养离我们远点，别再来烦我们。这是中策。”
    “三，你可在上海的‘歹土’住下去。你拒绝所有访客，拒绝与日本人沟通。这是无法根本解决问题的下策，最好不要采用。”
    “如果你坚持成立南京政权，你只能做个溥仪第二。这样值得吗？”
    “这是我最后的忠告。只要你不背叛中国，我将追随你到底，即使是流亡天涯海角。如果你背叛中国，那么我们分手。”
    汪不愿给个明确答复。听了我的话后，仅仅要我尽量延迟傀儡政权的成立。不过，他自己去告诉影佐和犬养日本条文太苛刻。据汪说，两个日本人都流泪了，承认条文的确太过分，是“由于日本政治家欠缺远见”。他们谴责自己，答应立刻向东京报告。他们离开汪时还在流泪。
    东京日本参谋本部里有美国课、中国课、印度课，等等。我相信还有个流泪课。这个课的课员们的专长是用眼泪当武器，有时会达成效果。影佐将军曾经当过中国课的课长。我想他一定兼任过流泪课的课长。⑧
    六、分手
    1939年12月30日，汪精卫在密约上签了字。跟他一起签字的中方代表有周佛海和梅思平。日方签字的是影佐祯昭中将代表陆军、须贺彦次郎海军少将代表海军、犬养健代表“文官政府”。
    陈公博已经离开上海，没有签；陶希圣装病在家，没有签。
    为什么尽管日本人的条款那么苛刻，汪自己那么不满意，还要签字？他踌躇了好几个月，最后把名字写上条约。依我看，汪是害怕即使他不签，或放弃日本人，没有人会了解他。他害怕不管他怎么做，都会被唾弃。所以他说服自己走这条职衔高——虽然假、有钱——虽然脏、有权力——虽然空的路。
    有些人批评汪是个没有原则的人。这也许对。他的对或错的政治指标取决于成功或失败的衡量。因此他可以牺牲一切以取得某种成功。虽然他的追随者也跟我一样认为日本人不可信赖和前途黑暗，他们还是签了字。他们认为我太“理想主义”。汪的决定是个政治人物无可避免的那种悲剧。
    条约的签字使我认识到我必须离开。幸好我事先已经做好一切安排，虽然连我太太都不知道这事。
    签约的那天晚上我去看陶希圣。他也住在法租界。虽然我明知要做什么，我还是先问他：“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他反问我：“我们离开？”
    “那我们还等什么？”
    “1月1号、3号和7号有船离开。我们搭哪一条？”
    原来他跟我一样知道船期。不过在政治圈子里谁也不敢承担太多。于是我说：“这么大的事得慢慢来。你最好再考虑看看。明天告诉我你的最后决定。如果你决定走，我认为三号的‘柯立芝总统号’最好。日本人不大敢惹美国船，即使他们恨美国人。”
    虽然我早已买好他和我的船票，我补充说：“等你决定好了，我去给你买船票。”
    陶一直是我的好朋友，但是，我说过，政治是危险的。
    第二天，12月31日，陶派他的女儿⑨送来一封信，决定走。
    新年元旦，我六点起床，赶到汪府投名片，以恪守礼数。我很怕如果我们见了面，彼此都会不愉快。不过，上午11时，汪来电话，说今天是元旦，我们一定要聊聊。我实在不好拒绝。
    我跟他一起时感觉非常难过。为了我和他长久的友谊，我应该告诉他我快要离开了。可是一旦他知道了，事情搞得复杂而危险，我会走不成的。
    我实在很痛苦。我记得1937年我们从南京撤退时，汪很担心我弄不到江轮房舱，那时所有电话线都不通了。汪亲自去负责撤退的张群家里找他，愿意把自己的房舱让给我，事后他从未向我提起这件事。我是听别人说的。我也想起汪曾经为我和沈小姐证婚，和头一个请我们吃饭的往事。我知道我的离开会给予他多么沉重的打击。我从来没有这么伤心过。
    离开汪府后，我去周佛海家。他一个人在家，我试着引他谈话，说：“今天元旦，是个检讨过去一年来我们所作所为的好日子。你认为日本的态度怎样？”
    周虽然签了那份可耻的条约，我想如果他和其他人这时改变主意的话，仍旧为时不晚。如果他们决定退出，我会愿意推迟我的行程。周说：“你绝对不能相信日本人。”我于是问道：“那你为什么不从此不再理会他们？”他的回答是：“那行不通。”我见他无意改变主意，最后只好放弃。
    当天晚上我请了几位老朋友来家吃饭。那本是个惜别聚会，却是个奇怪的聚会，因为我不能告诉客人我要走了。想到即将长久别离，我很悲哀。没人知道我们何时能够再见，如果还有可能的话。那晚我一夜失眠。
    1月2日，汪夫人从香港来到上海，她通知我说想见我。我回复说目前家里有些事要料理，一两天之内会去见她。那天我收回朋友代管的密约照片。
    1月3日上午10时，我离家直奔柯立芝总统号。轮船准时启航，我却找不到陶。直到第二天才找到他。原来他也在找我。我们行前讲好为安全起见使用假名字，可我们都忘了对方的假名。
    不知道日本人或中国人的耳目有多厉害，我决定留在船舱中。我叫房舱仆欧送饭到房间来。
    仆欧问我：“你怎么不去大餐间用餐？”他是个漂亮的美国男孩，显然不知道舱位级别。
    我说：“我晕船。”
    “这么好的天气晕船？”
    “是的。”
    他有些不相信地看着我。
    我说：“给我拿一点食物。”我强调“一点”。
    仆欧到九点钟才送食物来。我已经很饿，把东西吃个精光。可能换了环境使我胃口大开。在上海时我一直消化不良。
    仆欧还是很好奇。“怎么晕船的人胃口这么好？”
    “我实在不知道，我也觉得奇怪。”
    第二天天气更好。风平浪静，海面如镜。我不敢再叫仆欧拿食物来。那天上午什么也没吃。中午我联络上陶，要他为我带些吃的来。那天晚上仆欧的态度变得极好。自告奋勇地问我想吃什么。我很高兴，也大为放心，但还是不敢点太多。我只说随便就行。正和我的希望相反，仆欧送来我一个人吃不完的餐点。从此以后再没有吃饭的问题。
    旅途中陶冒失地发了一通无线电报给上海家里报平安。这增加了我的不安。幸好日本人没有发觉。
    离开上海之前我留了一封信给一位朋友，托他于1月5日，我们到达香港的那天，转交给汪精卫。后来我才知道直到看到那封信，汪还不知道我已离开。之后，他在床上躺了两天。我想到我给他的打击非常难过。
    后来我听说，我的两位亲戚被日本军部软禁。幸亏外国租界的巡捕来得快，他们没被带走。
    七、公布
    到香港后第一位去看的是陈公博。他的头一句话是：“宗武，我知道你会离开。”
    在上海时，陈离开之前，我曾告诉他不管汪同不同意，我都要离开。现在陈告诉我他曾经把这句话复述给汪，而汪说：“告诉宗武，如果他愿意参加新政府，他的职位将和周佛海、梅思平同等。如果他不愿意，他可以在法租界住下去。我不会勉强他。”
    我们在香港谈话一个星期后，陈公博去了上海，当上了傀儡。
    忘不了汪对我的种种关爱，我决定试着从香港再劝他一次。于是陶和我发给他一封电报：
    弟等主张“和平”迄今三载此志不渝，切望其成不愿其败，其所以退休，乃鉴于条件之不能接受，组“府”之不堪尝试，若以为如此尚可谓“和平”，如此尚可以“建国”，殊足寒心。为我公计，何必就“维新政府”之既成局面，插入我亲爱之同人，而自诩为独立自主“新政权”。此种政权，除签订亡国条件外毫无意义，既为事实，非口舌所能争。所望我公及同人能于愤慨之余，重加思索，勿以爱公为仇公。不别而行，乃痛于30日签字之迅速，深知别即不能行，故出于此。⑩
    汪在他的回复中只谴责陶和我的离开。几天后，他派一位秘书来香港劝我们回上海。秘书带来一封汪的信，信里说：“如果你们回来，什么事都可以商量。”但是他没有提到条约，也没提组织政府的事。
    陶和我终于知道我们除了公布我带到香港我太太拍下的条约照片之外，别无选择。
    我们把照片副本送给在重庆、上海、香港主要的中国、美国和英国报馆，附上一封致编者的信，说明我们原以为战争持久下去，日本终必了解将遭受何种灾难，但我们最终看到的，是日本政策分歧，且全在军方控制之下。即使如此，我们对补救现状还抱有一丝希望，仍旧继续帮助汪精卫。接着，11月5日日方提出条件，内容至为苛酷，与近卫声明的内容亦大相径庭，其直欲夷我国于附庸，制我国于死命的目的至为明显。我们继续说明，我曾有机会把日本文件拍下照片，待汪迷途已深签下条约后，即把照片带到香港。我们希望编者披露这批照片，俾世人皆周知，勿使真相长期淹没，以至于不可挽救。
    我们同时发出最后电报给汪精卫夫妇和他们的亲信，再度指出他们活动的可怕意义，劝他们放弃他们对自己和国家不利的做法。
    1940年1月21日，条约文字在香港见报，22日，条约文字在重庆和上海见报。
    日本的反应是立即召开内阁会议。他们没有质疑已公布的条约的真实性，因为没有公开否认。当然，日本和上海日本占领区的报纸不可能报道这个事件的经过。
    中国后方的反应非常良好。委员长给我一封信。当我加入汪精卫协助他那注定失败的和平运动时，委员长曾经很愤怒。现在愤怒已消，他表示非常赞赏我的动作。他说，浙江有理由为我骄傲。我的家乡是浙江温州，浙江也是委员长的故乡。
    ①吴佩孚退休后，1940年死于北平（译按：原注年代有误）。吴佩孚（1874～1939），山东人，北洋军阀中直系军阀首领。“九一八事变”后居住北平，批评伪满为日本附庸，一直拒绝与日本人合作，后被日本人设计毒死；1940年国府追赠上将衔，以显其保存晚节。——译者。
    ②野村吉三郎海军大将，珍珠港事变时任日本驻华府大使。
    ③六三园（Rokusan Garden）原址在老江湾路，即今西江湾路240号处。建于20世纪初，占地二三十亩，是日本人白石六三郎经营的一座日本式花园。六三郎有时自署为鹿三郎，故该园亦被称作“鹿园”。游园者多为日本及欧美各国文化界人士。上海沦陷期间，该园曾改作日军高级军妓院。抗战胜利后园废，原址现已建多层住宅。参阅上海地方志办公室《上海园林志》。——译者。
    ④文件副本见附件III。（译者按：此文件不在档案中，应系指《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
    ⑤这位朋友的最大优点是绝对可靠。由于种种原因我不能说出他的名字。
    ⑥加藤外松，非常英俊，有一位漂亮的太太，30年代初期是驻华盛顿华大使馆参事，在华府颇有名气。珍珠港事变时他是驻法国大使。珍珠港事变后几个星期，他从巴黎大使馆二楼窗口跌下死亡。轴心国广播不同的经过。加藤之死似乎不能说不是自杀，因为他看出日本政策的错误。
    ⑦在天津的潘启贤相当于在上海的杜月笙。
    ⑧高陶二氏后来在香港为公布密约写给《大公报》编者的信中有“敌方武人，颐指气使，迫令承受，或花言巧语，涕泪纵横……”等语。——译者。
    ⑨陶希圣的大女儿陶琴薰（1921~1978）。时年十八岁。——译者。
    ⑩此文摘自1940年1月23日重庆《大公报》，陶希圣著《日本对所谓新政权的条件》原文。——译者。
    高宗武、陶希圣致香港《大公报》编者的信（1940年1月22日香港《大公报》第一版）。——译者。
    高宗武、陶希圣致汪精卫夫妇及其干部的电报（1940年1月23日重庆《大公报》）。——译者。
    密约见报的正确日期是1940年1月22日。《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全文见附录五。——译者。
    蒋介石事后曾写亲笔信给高宗武，称高为“浙中健者”。——译者。

第六章 傀儡付出代价
    虽然日本政府没有否认被公布的密约的真实性，可是这事引起的混乱推迟了汪精卫“中央政府”成立典礼的日期，最后敲定1940年4月1日。可是快到这天时，一些日本人发现4月1日是西方国家的“愚人节”。这太荒唐了，于是匆忙间把日期提前至3月30日。
    汪精卫得到了什么？没有荣耀，因为所有中国人，包括为日本人工作的中国人，都恨透了日本人。没有治安，傀儡们时时刻刻提心吊胆，惧怕被中国爱国分子，或利用操纵傀儡以争夺权力的日本派系分子刺杀。没有自由，无论住家、上街、看戏、赴宴，或办事，都得由武装保镖保护。没有利益，现在的日元买不到快乐，而将来日本战败后更买不到幸福。没有安宁，傀儡们的儿女会被送往东京，表面上是学习，实际上是人质。
    我个人的一些经验与傀儡们的遭遇正好相反。在我带着密约照片离开上海去香港之前，我租下了三栋房子。如果恨我公布密约的日本人或某些中国人要来我家攻击我的话，我可以偷偷溜到另外一所房子躲藏。如果他们追到，我还有第三个地方躲避。像在玩游戏，可是个严重的游戏。
    我回到香港之后，汪精卫派一名特务来香港准备刺杀我。他带着一封交代他如何处置我的信，和识别我的照片。在这种环境之下常会有人被错杀。
    这名特务是上海某个杀人集团的一员。这个集团是日本宪兵专为报复来自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制裁傀儡和日本人的爱国志士而设立的。它的头头是个变节的中国人丁默邨。①
    日本人每月给丁30万法币。这个组织于1938年在虹口成立，1939年搬到沪西“歹土”的极司菲尔路76号。这个屠宰场是上海最为臭名昭彰的地方。汪精卫投日后，丁默邨向他靠拢，不过他仍然直接受日本宪兵指挥。没人知道到底有几千名中国爱国分子死于这个谋杀集团。
    我记得曾经于1939年5月在汪精卫家中见过丁默邨。丁向我抱怨杀一个人有多么困难。从他奉命刺杀某人到完成任务，平均要三至六个月。他先要研究被害人的习惯，确认被害人的相貌以免杀错人；如果要用炸弹的话，得花很长时间在指定场所置放炸弹。丁经常活在害怕被中国爱国分子杀掉的恐惧之中。
    来香港追杀我的特务先去拜访我的朋友杜月笙。我前面说过，杜曾经是上海极有势力的人物。很幸运，那名特务变了卦，他把我的照片给杜看，说：“我对这种事厌恶透了，对日本人也厌恶透了。我要到后方去。”他说完就把指令和我的照片扔掉，离开了。后来我听说他在去重庆的路上。我希望他在那边过新的生活，打日本人。
    前面说过，我在上海的两位亲戚被日本人监禁了几个钟头。事情是这样的：1月5日，汪精卫接到我告诉他此信到时，我已安全抵达香港的信。他通知了日本军方，日本宪兵部立刻派了二十几名宪兵到我父亲家中，想抓他为人质逼我回来。很幸运，我的父亲已经逃到安全地方。但是，受我拜托照看房子的两位远房女亲戚可没那么幸运。
    我父亲的房子正好在日本宪兵的管辖之下。不过，大门前的街道，却属于公共租界警察的管区。这里由美国和英国警察控制。日本宪兵一进房屋就把两位女人逮住。宪兵的响声惊动了一位公共租界警员的邻居，他立刻打电话报警，不一会儿，二十多名全副武装、带着机关枪的公共租界警员开到现场。他们向日本宪兵指出，虽然我父亲的房子归日本人管，可是他们通过公共租界的街道进屋，是绝对不许可的。因此，日本宪兵必须原路退回。如果还要进屋的话，必须从别的方向进入。而且，他们在通过适当路线进屋之前，必须释放两名女人。鉴于公共租界警察的优势武器，日本宪兵只好悻悻离去。于是，前来营救的公共租界警员带着我父亲的两位亲戚，送她们到安全处所。
    日本人目前在中国土地上有四个傀儡政权。
    在南京，汪精卫的“中国中央政府”，名义上仅控制华中和华南。现在汪正在东京治病。他于1943年12月去东京，由日本外科医生开刀取出1934年被暗杀时卡在脊椎骨里的那颗子弹。他的病情不允许他回南京。不过依我看来，不能回去的精神原因高于身体原因。我不知道他眼看日本日益接近败亡，心里在想什么。②
    在满洲，溥仪“皇帝”坐在傀儡皇座上。曾经住在北京华丽皇宫的满清末代皇帝，如今蛰居于风沙遍野的满洲中部城市，长春市（日本人叫它新京）的一个简陋的楼房中。溥仪的太太是满洲人，没有子女。日本人找了个日本女孩做溥仪弟弟的老婆。③如果日本人不被驱出满洲的话，那后来坐在傀儡皇位上的统治者将是半个日本?，最终将是个百分之百的日本人。如果溥仪有了儿子，他将永远活不到成熟。（与韩国相似，韩国于1910年被日本兼并后，日本当局把一名公主嫁给韩国国王。如果，即将战败的日本给予韩国名义上的独立以安抚韩国人民的话，那韩国的皇后将是日本人。）
    在内蒙，德王替日本军人和外来的马路政客们“统治”内蒙。这位蒙古王子看到他可怜的子民为供养皇军而被日本人赶尽杀绝，剥削殆尽。④
    在华北，王克敏是所有傀儡中的典型人物。⑤一些傀儡在日本人手下工作是为了养家活口，另一些则在日本人的死亡威胁下，为了家庭不得不甘为“叛徒”，还有一些假冒傀儡的重庆工作人员。可是王克敏和不少主要傀儡投靠日本人却另有原因。⑥
    任何国家的统治阶层，不管多么开明，总会有一部分不满者。在中国，蒋委员长北伐成功统治全中国后，许多政治人物被赶出政府。这些失业、不满、经济困难，而仍旧野心勃勃的前政府官员们，潜伏在条约口岸或日本人控制的城市里等待翻身的机会。如今时来运转，日本军队来了。这些人出来为日本人工作以交换空头官衔。一部分人并不那么容易屈服于日本人的淫威之下。譬如王克敏，1937年七七事变时他退休在上海。喜多诚一少将劝他复出当华北的傀儡。⑦王逃往香港避免喜多纠缠。喜多跟到香港，结果王被他的甜言蜜语骗昏了头。王就任三个月就后悔了，一直后悔到如今。
    这四名主要傀儡都不会说日语。如果某名中国人甘愿被利用，那日本人不管他是什么货色，都会用他。老实说，在日本求过学的中国人多倾向不喜欢日本人，甚至比从来没去过日本的中国人更不喜欢。留学日本的中国人发现日本自夸的文明包含从中国和西方借来的文明，而日本报章杂志则仅报道贬损中国的讯息；自以为了不起的日本人轻视中国人，同时又因嫉妒而阻止他们接受完整的教育。举例来说，东京陆军士官学校不准中国学生与日本学生同堂听课，而另外设班教学。日本人已经完全忘记，当第一段铁路在日本筑成，第一条电线在日本架起的时候，日本人说：“中国的典籍里没有这些东西，我们不要。”于是铁路和电线都被拆掉。
    日本人常跟我说起，留学美国和英国的学生都亲美英，而留学日本的学生都反日。日本外务省文化事务局曾经花极大功夫来改善这种状况，但不成功。局长曾经问我是亲英、亲美、亲俄或亲日。我回答说我亲中，他大失所望。他希望我会说“亲日”。
    并非所有傀儡都很差劲。原先七人追随者之中目前留在傀儡政府中的三位，都是聪明能干的人。不过，也有不少傀儡是没有能力的。我要特别谈一谈汪夫人的亲戚，南京政权的外交部长褚民谊⑧。1934年，当汪精卫还是忠心耿耿的行政院长时，汪夫人逼他用褚民谊担任秘书长那么重要的职位。一天晚上，汪因忙于繁重公务很晚回家，汪夫人暴躁地埋怨：“为什么你身为行政院长要工作那么长的时间？”汪反驳道：“那是因为你介绍的秘书长太能干了。”
    空有头衔的傀儡们往往因为主管他们的日本人的个性，而日子不好过。一个最杰出的例子，是和傀儡们一起工作的土肥原贤二。他和板垣征四郎从东京陆军士官学校同班毕业，土肥原在中国住了30年，会说几种中国方言。他研究中国心理学，特别是那些在蒋委员长统一中国之前的无聊政客和有权力的军阀们。⑨他常在中国人面前表示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政策痛心，及严厉批评日本军中不同派系的活动。实际上他是日本军官中最应为谋杀张作霖负责，以及把溥仪从天津诱拐到满洲登基的人。在战前，中国人说，土肥原所到之处必有麻烦。但是不管他做了多少坏事造成多少痛苦，他始终声称他爱中国，中国人太误解他了。他名字的前部“土肥”被中国人读成“土匪”，而后部“原”的意思是“原装”。于是中国人称他为“头号土匪”。
    我只知道一件关于他名符其实的往事。1935年，在幕后企图想不用武力扩张华北势力的土肥原会见天津市长⑩。他坐在市长桌子对面，阴险地炫耀着象牙制的骷髅头袖钮，说：“如果你不接受我的条件，我将切腹自杀，我不能失败回总部。”市长也是个军人，他拔出手枪，说：“如果我接受你的条件，我除了自杀别无他途。”土肥原一时说不出话来。市长接着说：“我们一起来解开僵局，你开枪打我，我也同时开枪打你。如果你同意，我马上就干，我只希望你别打不中我。”土肥原不懂这样的中国人，连忙表示歉意：“干嘛把事情看得这么严重。慢慢来，我们再把条件研究研究。”
    我在前面讲过日本人对中国人提出的一些说法：日本人自己似乎相信的谎言，和连日本人自己都不相信的谎言。日本人大放厥词，傀儡们毫无招架之力。
    1939年，日本驻美大使斋藤博去世。美国把他的骨灰由阿古斯塔号巡洋舰运回日本。许多中国人对于美国对日本的友好姿态表示遗憾，因为中日战争已经持续快两年。甚至中国的傀儡们也希望美国对日本的侵略应该强硬些。日本人会在中国人的伤口上划上一刀，说：“你看，美国人拍日本的马屁。而那些住在公共租界和英国殖民地香港过着豪华日子的高等华人，还以为美国会援助中国。这些中国人真是错得可怜。西方人多么现实，多么没有原则。”他们还会说：“那些依靠美国黄金坐汽车，养小老婆的中国人，对中国后方的政治仍旧有影响力。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还在打仗。他们把家小送去美国，然后说：‘我们要抗战到底，我们要牺牲一切。’那些‘勇敢’的中国人住洋房，说英语，花美金，喝美国鸡尾酒。中国快打败了，他们还在过好日子。现在你想想看为什么美国要用美国巡洋舰‘友善’地运回斋藤的骨灰？”
    日本人控制的报章杂志天天在说这些话，直到一年以前，傀儡们几乎没有任何指望。现在他们知道麦克阿瑟将军从南边打过来了，海尔赛海军上将从东边打来了，B-29轰炸机从西边飞到日本上空。由于欧战即将结束，傀儡们甚至希望苏联军队从北方进逼。然而，傀儡们深知，即使同盟国胜利，他们将无处可去，甚至无处藏身。
    即使傀儡鞠躬尽瘁，也不能期望日本主子善待他。“满洲国”第一个傀儡总理郑孝胥，在1932年当总理之前，是溥仪的老师和著名学者。到了1935年，他已老到不能为日本人做什么事情了。于是日本人劝他退休，开一张50万美元支票，交给他的右手。同时，日本人又交给他的左手几张慈善捐款的支票要他签字。他签的那几张支票的总额正好是50万美元。
    中国人在当傀儡之前，日本人会告诉他日本所要的只是培养友谊。他们对天发誓他们是真诚的，甚至愿意切腹以表示诚意。那愿意受骗的中国人，有一天会发现他的儿女被送往东京学习去了。这不是什么新策略。17世纪德川幕府将军们征服对手统一日本时，就用过这种手段。大名们的儿子们必须住在东京都，以使他们的父亲们不敢造反。当傀儡的子女们在东京时，傀儡自己只能更加被主子牵着鼻子走。汪精卫两位忠实追随者周佛海和梅思平的子女们，目前都在东京。这使他们不得安心。
    对于有些拒绝当傀儡的中国人，日本人会使出手段算计他。如果此人和日本人有些来往，譬如邻居，那日本人会故意让他们在公共场合被人看见，然后造谣散布他们的“友谊”，直到他被同胞怀疑，不受欢迎，逐渐被逼违反自己的意志，当上傀儡。
    1939年春，我在南京与北平来的傀儡们谈话。我问他们对“东亚新秩序”的看法。他们回答说，可以用几个字形容，“毒品、娼妓、赌博”，这些都是日本人给中国人带来的东西。日本军队到哪里，就鼓励中国人吸海洛因，这种毒品比鸦片更毒。日本军队所到之处，娼妓和赌博便随之滋生。我不敢说那是日本人使沦陷区的中国人堕落的既定政策，但那起码就是结果。傀儡只有坐视“他们的”同胞被他们的“小日本”主子奴役和糟蹋。“他们的”同胞，极大部分生活在贫穷线以下，因为所有粮食都被拿去供养皇军，而所剩无几的教育完全日本化。男人女人都被拉去做苦工。工业不论大小，都被没收。个人法定权利不存在，人们对海内外朋友的想法都被毒化。
    1938年春，我在上海问一位日本朋友：“为什么日本不在占领区设立军政府，而要设立傀儡政府？两者之间，中国人可能比较能够容忍军政府。”他回答说：“在法律上，日本不能成立军政府，因为日本还没有正式向中国宣战。至于真正原因，你可以猜。”
    所有日本在中国的各种活动，都源于分裂和统治的政策。利用傀儡，日本人可以说出空洞的假话，即和平来临后，日本将把占领的土地归还给傀儡政权，日本没有领土野心。当然，他们这种说法是想掩盖日本真正的意图。也许日本人在想——或者以为——这种说法可以欺骗外国或一些中国人。日本希望模仿17世纪满洲人涌入关内统治中国的技巧：权力抓在满人手中，政府官员让汉人来做。日本今天已经认识到，它已经连帝国都无法保全。
    珍珠港事变之后，日本人很明显地在开始施行安抚傀儡和占领区人民的政策。1942年东条首相到上海和南京，以日本最高首长的身分向“中国中央政府”“致敬”。同时，日本政府也把汪精卫于1939年提出投降条件的三亿日元兑了现。在那年，上海公共租界也“移交”给了傀儡当局。当然，事实上，控制权仍旧在日本人手中。日本甚至印一本小册子分发到军中，告诉他们要善待中国人。
    日本人在占领区的这些做法和类似的活动到底有什么效用，我无法得到第一手讯息。不过我确信，不论日本人做出哪些让步，他们永远学不会如何正确地对待被征服的人民；不论日本人怎么努力试图赢得占领区中国人的效忠，所有中国人都在耐心地等待着同盟国的最后胜利。
    ①这个上海人谈虎色变的特务魔窟就是沪西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76号的“特工总部”，隶属由周佛海任主任委员的“国民党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主任是丁默邨，副主任李士群。举凡与黑势力有关的重大罪恶活动，都与“76号”脱不了干系。因此，在特工总部所在地的沪西地区，也就成为有名的“歹土”。——译者。
    ②汪被刺及赴日就医日期均误。1935年11月1日，中国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开幕。会前，全体中央委员在礼堂门口集合照相（总裁蒋中正没有参加，副总裁汪兆铭坐第一排中间）。拍照完毕众人起立之际，一名记者（孙凤鸣）突然闪出，掏出手枪向汪连开三枪。汪送医抢救，取出脸部和手臂二颗弹头，但另一颗弹头夹在背部肋骨之间无法取出。从此这颗弹头就留在汪的身上，时常引起疼痛发炎，最终造成汪的死亡。1943年12月初，汪枪伤复发入南京日军医院，19日开刀顺利取出背部弹头，然至1944年1月底，创口开始恶化，高烧不退。3月1日，日本神经外科权威斋藤真教授奉日相东条之命抵南京会诊。3日，日本派专机送汪至名古屋，入帝国大学附属医院，次日由斋藤主刀动手术。术后病势不稳持续高烧，至8月转剧。11月9日，盟军出动150架轰炸机空袭名古屋，院方乃把奄奄一息的汪连人带床送进地下室。11月10日病况剧变，下午四时，汪精卫在寒冷的地下室中去世。——译者。
    ③伪满皇帝溥仪之弟溥杰与日本贵族女子嵯峨浩子结婚。——译者。
    ④德王（1902~1966），即德穆楚克栋鲁普亲王，内蒙古的王公。七七事变后，关东军占领包头，扶植德王为蒙古军政府的傀儡首脑，1938年成立“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任主席。——译者。
    ⑤王克敏（1879~1945），浙江杭州人。民国初年曾任中国银行总裁、财政部长等要职。1931年任北平财政处理委员会的副委员长，1935年任国民政府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东北政务委员会、北平政务委员等要职。七七事变后，日本扶植傀儡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王出任行政委员长。1940年3月，与维新政府同时并入汪精卫的南京国民政府，改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译者。
    ⑥汪精卫为了“中央政府”在华北的版图看起来比较大，将“华北临时政府”改名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实际上汪精卫对华北毫无权力。
    ⑦喜多诚一至今仍任驻中国武官。
    ⑧褚民谊（1884~1946），浙江吴兴人。曾留学日本及法国，早年参加同盟会，为国民党元老。抗战初期在上海参加和平运动。1940年3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汪任行政院院长，褚任副院长兼外交部长，10月任驻日大使，一年后回南京复任外交部长，并兼任多项职务。——译者。
    ⑨日本军方最大的错误是认为这些政客和军阀的精神和心态代表所有中国人。
    ⑩这位市长应该是张廷谔（1890~1973），河北丰润人。1934~1935年任天津市代市长；1945~1946年任天津市市长。——译者。
    麦克阿瑟将军（Gen Douglas MacArthur，1880~1964），盟军太平洋战区最高司令官。海尔赛将军（Admiral William Halsey，1882~1959），西太平洋战区司令（1942）及第三舰队司令（1944）；他的旗舰是1945年9月2日在东京湾受?的密苏里号主力舰（U.S.S. Missouri）。——译者。
    举个例子，中国傀儡们说：“如果同盟国胜利，我们没多少米可吃，而如果日本胜利，我们只有水喝。”他们又说：“蒋介石抗战越强，日本人对我们越好。”
    郑孝胥（1860~1938），福建闽侯人。前清举人及朝廷官员，属改革派，曾参与戊戍变法。民国成立后以遗老身份担任过溥仪的内务大臣，并与日本人接触致力于溥仪的复辟。九一八事变后，与日本人合作参与建立“满州国”，1932年满州国成立，出任总理兼陆军大臣、文教部长。后来因为反对日本对满洲国的压制，而于1935年失势。1938年逝世于长春，传言是被毒杀。郑孝胥是一位工于楷书的书法家。——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