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祺：“胡温裂变”正在开始——谈“政改”表现温家宝的“无权、无法、无奈”

严家祺：“胡温裂变”正在开始——谈“政改”表现温家宝的“无权、无法、无奈”
10:05 2010-10-04 （美）严家祺   

公开分歧、搅动政治
    十月一日，温家宝在北京“国庆”招待会上又一次谈及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在这之前的九月下旬，温家宝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在纽约接受中文媒体采访时，温家宝也大讲政治体制改革。温家宝说，“政治体制改革最重要的就是保证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的各项自由和权利，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是民主的主要内涵”。温家宝在深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也讲政治体制改革。
    温家宝一次又一次讲政改是他的“个人行为”，还是整个“中央”的“集体行为”？现在看来，温家宝讲的次数愈多，胡锦涛和他的“党中央”就愈不理睬。温家宝如果再讲十次，不讲“政改”具体内容，人们就会认为他“白讲”，知道温家宝“不中用”。与邓小平不同，当年邓小平讲政治体制改革，付诸了行动，如一九八二年修改宪法，规定国家主席、总理连任限制、一九八七年“十三大”通过“党政分开”的决定。温家宝讲政治体制改革，在中国国内外引起很大注意。如果温家宝讲“政改”而不见可以称得上“政改”的实际动作，这样下去，温家宝就真成了政治舞台上的“影帝”。
    在没有新闻自由的中国，中国党政最高领导人公开言论上的重大分歧，通常会引起种种猜测并搅动中国政治。在胡锦涛一心想着“十八大”后三连任“军委主席”、完全不思改革的今天，温家宝大讲政改，会产生什么后果，只有拭目以待。温家宝的这种行为，是今天他和胡锦涛关系的产物，可以从今天中国“党政关系”中找到原因。
政治舞台“怕的铁律”
    人们常常把政治称为“舞台”，把政治人物看作“演员”。确实，民众像在台下观看，政治人物像在台上表演。那些蹩脚的政客在政治舞台上的表演，一下子被民众看出他的“虚情假意”和做作，这同一个没有与“角色”融合的演员的拙劣表演一样。
    在“政治”这一“大舞台”上，政治家与政客、真实动作与表演动作并没有明显的界线。江泽民也喜欢“作秀”，因为太笨，常常“露出马脚”。当江泽民为了有一个更好“形象”在西班牙国王面前梳头时，他不知道政治舞台没有“后台”、“前台”之分。政治舞台与战场一样，任何公开行为都不是单纯的“表演”，作秀、刻意表演也是“真实动作”。政治上的“假冒伪劣”，在公众面前是无法掩盖的。
    政治是智慧和勇气的较量。林彪怕毛泽东、邓小平不怕江青，赵紫阳怕邓小平，温家宝似乎不怕胡锦涛。“权力颠峰尽狭路，狭路相逢勇者胜”。当一个人“怕”另一个人时，前者就一定是后者的手下败将，这是政治舞台的“怕的铁律”。可以说，政治舞台是不流血的战场，当政治舞台上洒满鲜血时，政变、战争就发生了。一九八九年五月，北京天安门广场学生的绝食不是“演出”，五月十九日早晨，赵紫阳在天安门广场带着无可奈何的情绪向学生讲话，为了表演他的“无权、无法、无奈”，李鹏在当天晚上宣佈“戒严”声嘶力竭的“表演”，是表现他对邓小平的“忠诚”，是货真价实的政治动作。
    当民众看着这一幕又一幕“演出”时，到六月四日，北京西长安街上就血流成河了。“六四”一声枪响，把马克思主义送出了中国。“六四”是一场流血的政变，中国从此就走上了旧式的、早期的、原始积累时期的资本主义道路。“六四”为中国拉开了新的一幕，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进入了无正义、无是非、无公正的“三无”的“江胡时代”。
温家宝的“无权、无法、无奈”
    现在总书记胡锦涛与总理温家宝的关系，是经常“不同调”的关系，两人在表面上维持着“合作关系”，实际上各吹各的调。毛泽东、邓小平是“强人政治”，他们的权力凌驾于政府之上。胡锦涛的政治是“非人政治”，他喜怒不形于色，他不讲人情，又不敢公开地对与他不同调的政治局常委和委员表示他的不满和愤怒，他害怕政治局中的“多数”会把他赶下台，害怕他三连任军委主席的愿望会落空。温家宝想到自己在“十八大”后反正不会连任，对胡锦涛又毫无惧怕之心，因此，把过去邓小平关于政治改革的话拿过来大讲特讲。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胡锦涛担任“全国青联”主席时，我任常委，对胡锦涛有一些直接印象。我在赵紫阳、鲍彤领导的政治改革办公室工作期间，温家宝是政治体制改革小组“党政分开”专题负责人。胡锦涛和温家宝的行为模式很不同，胡锦涛对人彬彬有礼，不当面让人难看，为了明哲保身，该讲的话他就是不讲。但他擅长讲“官话”、“空话”，出口成章，但不办实事。温家宝是一个有办事能力的人，让他办事，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八九学运”期间，作为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对总书记赵紫阳已决定的事，他竟然还要请示邓小平，这就是温家宝后来还能当总理的原因。
    当温家宝当了总理，他与胡锦涛共事时，温家宝发现，在总理职权范围内的事，经常受到胡锦涛的牵制，不能独自决策，而自己又要承担总理的责任。温家宝在一些场合的“刻意表演”，是为了表现他的“无权、无法、无奈”，是要向民众说明，作为总理的他，由于没有足够的权力，他只能流泪、只能表示同情。“文革”中江青也喜欢作秀，有时有“刻意表演”成份，但温家宝“作秀”比不上当过演员的江青，使人们看到他做得不自然，明显在“刻意表演”。
    胡锦涛会见外国政要，照相时有作秀成份，但很少人说他作秀。他只求表面风光，只是为了作好一次一次会见、一次一次演说，不善学习，不深入钻研问题。他担任国家主席十年下来，仍然对经济、对国际金融、对军事战略、对国际政治事务缺乏切身感受，不瞭解中国和世界的宗教、民族问题的严重性。对被迫离开祖国五十年的达赖喇嘛一次一次要求回国的讲话，他竟然可以不顾世界舆论，置若罔闻。他不知道世界上有“动态稳定”和危险的“刚性稳定”之分，为了“稳定”，竟然不懂得要让社会有“出气洞”，连“上访”的民众都要用警察手段对付。胡锦涛的僵硬个性使中国“党凌驾在政府之上”的体制更形僵硬。
    毛泽东在政治问题上，对人毫不留情，但对周恩来职权范围的事，干预不多，即使干预，不开什么政治局会议，只是用“批示”讲理的方式进行，周恩来对毛泽东又敬又畏，使周恩来总按毛泽东指示办事。胡锦涛一没有毛泽东的胸怀和气魄，二没有毛泽东的智慧和手段，温家宝对胡锦涛既不“敬”，又不“畏”。温家宝年近七十，作为总理，必须亲临重大灾难的灾区，往往吃力不落好。对胡锦涛假“常委集体决策”牵制干预温家宝职权范围内事务，两人共事八、九年下来，可以说，愤怒到了极点，温家宝采取了一种“敢言不敢怒”的做法，在多种公开场合，大谈政治体制改革，也是为了表现他的“无权、无法、无奈”。
    温家宝在深圳、在纽约大讲政治体制改革。他说，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不会取得彻底成功。在我看来，这话首先是针对胡锦涛肆意干预总理职权范围内事务说的。
体操运动员桑兰为什么会瘫痪？
    中国政治改革的核心问题是怎样从今天的专制政治，和平地转变为民主政治。民主政治离不开新闻自由和组党自由，但作为国家政治制度的民主，是指“权为民所赋”——“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政治家有了“权为民所赋”的权，就无需作秀，他对赋予他权力的民众的责任心，使他无需去“刻意表现”。除了个别小国在多党制下采取特殊制度外，民主政治仍需要“最高行政决策权”的集中。在总统制下，“最高行政决策权”由总统掌握；在议会制下，属于总理或首相。
    美国总统的权力受到宪法限制，但作为行政首脑也是美国武装力量统帅，不容另外一个“军委主席”与总统分权。里根出身于演员，他当总统，大权在握，无需作秀。欧巴马一当上总统，他虽然一开始不瞭解军事，但他知道自己有美国全国武装力量的统帅权，自己有责任作好各种军事决策，欧巴马同样无需去作秀。美国各部部长，必须与总统“保持一致”，如果不同意总统政策，就得辞职。
    行政权不同于立法权和司法权，是一种“立即行动”的权力。中国的政治局常委，由于他们不是“权为民所赋”，缺乏责任心，许多人对经济问题、特别是国际金融，对资本流动、浮动汇率，对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一窍不通、没有感觉，他们连有关“汇率”问题的“不可能三角”（经济学家向松祚认为中文应译为“蒙代尔不相容三位一体”）也没有听说过，但他们对温家宝的决定掌握着“不同意权”或“否决权”。这就是共产党标榜的“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
    驾驶车辆轮船、进行精密外科手术、高速体育运动，都不容许“民主投票”、“集体领导”、不容许“两个头脑”同时起作用，不容外界干预。中国体操运动员桑兰在纽约体操表现时严重受伤而导致瘫痪，就是一位外国教练在桑兰起跳时，动了一下地毯、进行了“胡锦涛式干预”的结果。胡锦涛假政治局常委会的“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干预总理行使权力，不仅违反中国现行宪法，而且是使中国经济改革遭遇重重困难的原因。
“温吞水”加“温吞水”还是“温吞水”
    “胡温裂变”会发展到什么程度？现在还很难说。胡温与毛邓不同，毛邓为了“打天下”，性格中有刚烈的一面，胡温是在毛邓的专制权力下成长的。在毛邓的专制权力下，参与政治又性格刚烈的人，不是彭德怀、林彪的下场，就是胡耀邦、赵紫阳的结果。专制政治是培育人“假、恶、忍”的温床。出身平民、能够在毛邓专制权力下爬上今天权力的顶峰，如果没有“忍”的精神，是做不到的。胡温两人都是“刚烈不足、温顺有馀”，两人都是“温吞水”，很难想像他们的“裂变”会发展到“毛林裂变”或“邓赵裂变”的程度。胡锦涛知道温家宝是“温吞水”，不是洪水猛兽，没有什么可怕；温家宝知道胡锦涛是“温吞水”，所以，敢一再谈“政治体制改革”。但温家宝再谈十次政治体制改革，胡锦涛反正只当没有听见，反正“温吞水”加“温吞水”还是“温吞水”，只要胡锦涛大权在握，中国就不可能有什么政治改革。温家宝从总理职位上下来后，如果胡锦涛继续掌权，温家宝就不会有多少好果子吃了。
    当然，温家宝大谈政治体制改革也可能起作用。温家宝的话会在中国慢慢发酵，成为未来中国政治改革或政治变革的潜在因素。
废除中国式“三权分立”
    中国摆脱计划经济的普遍贫穷后，中国的市场经济也逃脱不了资本主义经济周期规律的作用。中国高速增长正在制造巨大的“经济泡沫”，未来若干年后，中国即将发生第一次大的经济危机。如果胡锦涛坚持自己要第三次连任军委主席，继续掌握中国最高权力，面对严重的经济危机，如果未来的总理还是一个“温吞水”总理，那么，当这位“温吞水”总理为解决危机“起跳”时，很可能就会因“起跳”时的“干预”而导致中国经济的瘫痪。
    中国的宪法明文规定，国务院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为什么中国的总理没有“最高行政权”？是因为总理权力不是“权为民所赋”、而是来源于“换届党代会”前二、三个人的安排，是因为中国“党在国上”、“一党专政”这种体制。
    温家宝已经认识到这种体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危害性。从中国前途着想，“十八大”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谁当国家主席、谁当军委主席、谁当总书记的问题，而是不能重蹈一九八九年前后“国家主席、军委主席、总书记”“三权分立”的覆辙（我在一九八二年中国修改宪法的讨论时，就不主张“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权力分开的“第四种模式”，见《光明日报》一九八二年五月五日《从长远的观点看宪法》）。这种中国式的“三权分立”，不仅是引发中国政治风暴的制度因素，而且是妨碍经济改革和有效经济决策的根源。
    中国目前这种状况，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不可能改变的。为了中国的前途，为了和平地实现从专制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变，在“十八大”前，第一要做的是，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都不能“三连任”。欧巴马没有担任过军事职务，他当选总统后就是美国全国武装力量统帅。“十八大”后，国家主席有必要兼任军委主席，掌握全国武装力量统帅权；第二要做的就是“党政分开”，在“十八大”后，让国务院总理按照宪法规定掌握军权以外的最高国家行政权。这样做后，温家宝“政改”谈话才能慢慢发酵，中国才能实实在在地进行全面的政治体制改革。
    写于二○一○年十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