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地坛
史铁生
一
我在好几篇小说中都提到过一座废弃的古园，实际就是地坛。
许多年前旅游业还没有开展，园子荒芜冷落得如同一片野地，很少被人记起。
地坛离我家很近。或者说我家离地坛很近。总之，只好认为这是缘分。地坛在我出生前四百多年就座落在那儿了，而自从我的祖母年轻时带着我父亲来到北京，就一直住在离它不远的地方——五十多年间搬过几次家，可搬来搬去总是在它周围，而且是越撤离它越近了。我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四百多年。
它等待我出生，然后又等待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四百多年里，它一面剥蚀了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坍记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砌雕栏，祭坛四周的老柏树愈见苍幽，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得自在坦荡。
这时候想必我是该来了。十五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它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那时，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正越来越大，也越红。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身影。
自从那个下午我无意中进了这园子，就再没长久地离开过它。
我一下子就理解了它的意图。正如我在一篇小说中所说的：“在人口密聚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
两条腿残废后的最初几年，我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我就摇了轮椅总是到它那儿去，仅为着那儿是可以逃避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我在那篇小说中写道：“没处可去我便一天到晚耗在这园子里。跟上班下班一样，别人去上班我就摇了轮椅到这儿来。园子无人看管，上下班时间有些抄近路的人们从园中穿过，园子里活跃一阵，过后便沉寂下来。”
“园墙在金晃晃的空气中斜切下—溜荫凉，我把轮椅开进去，把椅背放倒，坐着或是躺着，看书或者想事，撅一杈树枝左右拍打，驱赶那些和我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来这世上的小昆虫。”“蜂儿如一朵小雾稳稳地停在半空；蚂蚁摇头晃脑捋着触须，猛然间想透了什么，转身疾行而去；瓢虫爬得不耐烦了，累了祈祷一回便支开翅膀，忽悠一下升空了；树干上留着一只蝉蜕，寂寞如一间空屋；露水在草叶上滚动，聚集，压弯了草叶轰然坠地摔开万道金光。”
“满园子都是草木竟相生长弄出的响动，悉悉碎碎片刻不息。”这都是真实的记录，园子荒芜但并不衰败。
除去几座殿堂我无法进去，除去那座祭坛我不能上去而只能从各个角度张望它，地坛的每一棵树下我都去过，差不多它的每一米草地上都有过我的车轮印。无论是什么季节，什么天气，什么时间，我都在这园子里呆过。有时候呆一会儿就回家，有时候就呆到满地上都亮起月光。记不清都是在它的哪些角落里了。我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样想过之看我安心多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比如你起早熬夜准备考试的时候，忽然想起有一个长长的假期在前面等待你，你会不会觉得轻松一点？并且庆幸并且感激这样的安排？剩下的就是怎样活的问题了，这却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就能完全想透的、不是一次性能够解决的事，怕是活多久就要想它多久了，就像是伴你终生的魔鬼或恋人。所以，十五年了，我还是总得到那古园里去、去它的老树下或荒草边或颓墙旁，去默坐，去呆想、去推开耳边的嘈杂理一理纷乱的思绪，去窥看自己的心魂。
十五年中，这古园的形体被不能理解它的人肆意雕琢，幸好有些东西的任谁也不能改变它的。譬如祭坛石门中的落日，寂静的光辉平铺的—刻，地上的每一个坎坷都被映照得灿烂；譬如在园中最为落寞的时间，—群雨燕便出来高歌，把天地都叫喊得苍凉；譬如冬天雪地上孩子的脚印，总让人猜想他们是谁，曾在哪儿做过些什么、然后又都到哪儿去了；譬如那些苍黑的古柏，你忧郁的时候它们镇静地站在那儿，你欣喜的时候它们依然镇静地站在那儿，它们没日没夜地站在那儿从你没有出生一直站到这个世界上又没了你的时候；譬如暴雨骤临园中，激起一阵阵灼烈而清纯的草木和泥土的气味，让人想起无数个夏天的事件；譬如秋风忽至，再有——场早霜，落叶或飘摇歌舞或坦然安卧，满园中播散着熨帖而微苦的味道。味道是最说不清楚的。味道不能写只能闻，要你身临其境去闻才能明了。味道甚至是难于记忆的，只有你又闻到它你才能记起它的全部情感和意蕴。所以我常常要到那园子里去。
二
现在我才想到，当年我总是独自跑到地坛去，曾经给母亲出了一个怎样的难。
她不是那种光会疼爱儿子而不懂得理解儿子的母亲。她知道我心里的苦闷，知道不该阻止我出去走走，知道我要是老呆在家里结果会更糟，但她又担心我一个人在那荒僻的园子里整天都想些什么。我那时脾气坏到极点，经常是发了疯一样地离开家，从那园子里回来又中了魔似的什么话都不说。母亲知道有些事不宜问，便犹犹豫豫地想问而终于不敢问，因为她自己心里也没有答案。她料想我不会愿意她限我一同去，所以她从未这样要求过，她知道得给我一点独处的时间，得有这样一段过程。她只是不知道这过程得要多久，和这过程的尽头究竟是什么。每次我要动身时，她便无言地帮我准备，帮助我上了轮椅车，看着我摇车拐出小院；这以后她会怎样，当年我不曾想过。
有一回我摇车出了小院；想起一件什么事又返身回来，看见母亲仍站在原地，还是送我走时的姿势，望着我拐出小院去的那处墙角，对我的回来竟一时没有反应。待她再次送我出门的时候，她说：“出去活动活动，去地坛看看书，我说这挺好。”许多年以后我才渐渐听出，母亲这话实际上是自我安慰，是暗自的祷告，是给我的提示，是恳求与嘱咐。只是在她猝然去世之后，我才有余暇设想。当我不在家里的那些漫长的时间，她是怎样心神不定坐卧难宁，兼着痛苦与惊恐与一个母亲最低限度的祈求。现在我可以断定，以她的聪慧和坚忍，在那些空落的白天后的黑夜，在那不眠的黑夜后的白天，她思来想去最后准是对自己说：“反正我不能不让他出去，未来的日子是他自己的，如果他真的要在那园子里出了什么事，这苦难也只好我来承担。”在那段日子里——那是好几年长的一段日子，我想我一定使母亲作过了最坏的准备了，但她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你为我想想”。事实上我也真的没为她想过。那时她的儿子，还太年轻，还来不及为母亲想，他被命运击昏了头，一心以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一个，不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她有一个长到二十岁上忽然截瘫了的儿子，这是她唯一的儿子；她情愿截瘫的是自己而不是儿子，可这事无法代替；她想，只要儿子能活下去哪怕自己去死呢也行，可她又确信一个人不能仅仅是活着，儿子得有一条路走向自己的幸福；而这条路呢，没有谁能保证她的儿子终于能找到。——这样一个母亲，注定是活得最苦的母亲。
有一次与一个作家朋友聊天，我问他学写作的最初动机是什么？他想了一会说：“为我母亲。为了让她骄傲。”我心里一惊，良久无言。回想自己最初写小说的动机，虽不似这位朋友的那般单纯，但如他一样的愿望我也有，且一经细想，发现这愿望也在全部动机中占了很大比重。这位朋友说：“我的动机太低俗了吧？”我光是摇头，心想低俗并不见得低俗，只怕是这愿望过于天真了。他又说：“我那时真就是想出名，出了名让别人羡慕我母亲。”我想，他比我坦率。我想，他又比我幸福，因为他的母亲还活着。而且我想，他的母亲也比我的母亲运气好，他的母亲没有一个双腿残废的儿子，否则事情就不这么简单。
在我的头一篇小说发表的时候，在我的小说第一次获奖的那些日子里，我真是多么希望我的母亲还活着。我便又不能在家里呆了，又整天整天独自跑到地坛去，心里是没头没尾的沉郁和哀怨，走遍整个园子却怎么也想不通：母亲为什么就不能再多活两年？为什么在她儿子就快要碰撞开一条路的时候，她却忽然熬不住了？莫非她来此世上只是为了替儿子担忧，却不该分享我的一点点快乐？她匆匆离我去时才只有四十九呀!有那么一会，我甚至对世界对上帝充满了仇恨和厌恶。后来我在一篇题为“合欢树”的文章中写道：“我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闭上眼睛，想，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很久很久，迷迷糊溯的我听见了回答：'她心里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我似乎得了一点安慰，睁开眼睛，看见风正从树林里穿过。”小公园，指的也是地坛。
只是到了这时候，纷纭的往事才在我眼前幻现得清晰，母亲的苦难与伟大才在我心中渗透得深彻。上帝的考虑，也许是对的。
摇着轮椅在园中慢慢走，又是雾罩的清晨，又是骄阳高悬的白昼，我只想着一件事：母亲已经不在了。在老柏树旁停下，在草地上在颓墙边停下，又是处处虫鸣的午后，又是乌儿归巢的傍晚，我心里只默念着一句话：可是母亲已经不在了。把椅背放倒，躺下，似睡非睡挨到日没，坐起来，心神恍惚，呆呆地直坐到古祭坛上落满黑暗然后再渐渐浮起月光，心里才有点明白，母亲不能再来这园中找我了。
曾有过好多回，我在这园子里呆得太久了，母亲就来找我。她来找我又不想让我发觉，只要见我还好好地在这园子里，她就悄悄转身回去，我看见过几次她的背影。我也看见过几回她四处张望的情景，她视力不好，端着眼镜像在寻找海上的一条船，她没看见我时我已经看见她了，待我看见她也看见我了我就不去看她，过一会我再抬头看她就又看见她缓缓离去的背影。我单是无法知道有多少回她没有找到我。有一回我坐在矮树丛中，树丛很密，我看见她没有找到我；她一个人在园子里走，走过我的身旁，走过我经常呆的一些地方，步履茫然又急迫。我不知道她已经找了多久还要找多久，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决意不喊她——但这绝不是小时候的捉迷藏，这也许是出于长大了的男孩子的倔强或羞涩？但这倔只留给我痛侮，丝毫也没有骄傲。我真想告诫所有长大了的男孩子，千万不要跟母亲来这套倔强，羞涩就更不必，我已经懂了可我已经来不及了。
儿子想使母亲骄傲，这心情毕竟是太真实了，以致使“想出名”这一声名狼藉的念头也多少改变了一点形象。这是个复杂的问题，且不去管它了罢。随着小说获奖的激动逐日暗淡，我开始相信，至少有一点我是想错了：我用纸笔在报刊上碰撞开的一条路，并不就是母亲盼望我找到的那条路。年年月月我都到这园子里来，年年月月我都要想，母亲盼望我找到的那条路到底是什么。
母亲生前没给我留下过什么隽永的哲言，或要我恪守的教诲，只是在她去世之后，她艰难的命运，坚忍的意志和毫不张扬的爱，随光阴流转，在我的印象中愈加鲜明深刻。
有一年，十月的风又翻动起安详的落叶，我在园中读书，听见两个散步的老人说：“没想到这园子有这么大。”我放下书，想，这么大一座园子，要在其中找到她的儿子，母亲走过了多少焦灼的路。多年来我头一次意识到，这园中不单是处处都有过我的车辙，有过我的车辙的地万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
三
如果以一天中的时间来对应四季，当然春天是早晨，夏天是中午，秋天是黄昏，冬天是夜晚。如果以乐器来对应四季，我想春天应该是小号，夏天是定音鼓，秋天是大提琴，冬天是圆号和长笛。要是以这园子里的声响来对应四季呢？那么，春天是祭坛上空漂浮着的鸽子的哨音，夏天是冗长的蝉歌和杨树叶子哗啦啦地对蝉歌的取笑，秋天是古殿檐头的风铃响，冬天是啄木鸟随意而空旷的啄木声。以园中的景物对应四季，春天是一径时而苍白时而黑润的小路，时而明朗时而阴晦的天上摇荡着串串扬花；夏天是一条条耀眼而灼人的石凳，或阴凉而爬满了青苔的石阶，阶下有果皮，阶上有半张被坐皱的报纸；秋天是一座青铜的大钟，在园子的西北角上曾丢弃着一座很大的铜钟，铜钟与这园子一般年纪，浑身挂满绿锈，文字已不清晰；冬天，是林中空地上几只羽毛蓬松的老麻雀。以心绪对应四季呢？春天是卧病的季节，否则人们不易发觉春天的残忍与渴望；夏天，情人们应该在这个季节里失恋，不然就似乎对不起爱情；秋天是从外面买一棵盆花回家的时候，把花搁在阔别了的家中，并且打开窗户把阳光也放进屋里，慢慢回忆慢慢整理一些发过霉的东西；冬天伴着火炉和书，一；遍遍坚定不死的决心，写一些并不发出的信。还可以用艺术形式对应四季，这样春天就是一幅画，夏天是一部长篇小说，秋天是一首短歌或诗，冬天是一群雕塑。以梦呢？以梦对应四季呢？春天是树尖上的呼喊，夏天是呼喊中的细雨，秋天是细雨中的土地，冬天是干净的土地上的一只孤零的烟斗。
因为这园子，我常感恩于自己的命运。
我甚至现在就能清楚地看见，一旦有一天我不得不长久地离开它，我会怎样想念它，我会怎样想念它并且梦见它，我会怎样因为不敢想念它而梦也梦不到它。
四
现在让我想想，十五年中坚持到这园子来的人都是谁呢？好像只剩了我和一对老人。
十五年前，这对老人还只能算是中年夫妇，我则货真价实还是个青年。他们总是在薄暮时分来园中散步，我不大弄得清他们是从哪边的园门进来，一般来说他们是逆时针绕这园子走。男人个子很高，肩宽腿长，走起路来目不斜视，胯以上直至脖颈挺直不动；他的妻子攀了他一条胳膊走，也不能使他的上身稍有松懈。
女人个子却矮，也不算漂亮，我无端地相信她必出身于家道中衰的名门富族；她攀在丈夫胳膊上像个娇弱的孩子，她向四周观望似总含着恐惧，她轻声与丈夫谈话，见有人走近就立刻怯怯地收住话头。我有时因为他们而想起冉阿让与柯赛特，但这想法并不巩固，他们一望即知是老夫老妻。两个人的穿着都算得上考究，但由于时代的演进，他们的服饰又可以称为古朴了。他们和我一样，到这园子里来几乎是风雨无阻，不过他们比我守时。我什么时间都可能来，他们则一定是在暮色初临的时候。刮风时他们穿了米色风衣，下雨时他们打了黑色的雨伞，夏天他们的衬衫是白色的裤子是黑色的或米色的，冬天他们的呢子大衣又都是黑色的，想必他们只喜欢这三种颜色。他们逆时针绕这园子一周，然后离去。
他们走过我身旁时只有男人的脚步响，女人像是贴在高大的丈夫身上跟着漂移。我相信他们一定对我有印象，但是我们没有说过话，我们互相都没有想要接近的表示。十五年中，他们或许注意到一个小伙子进入了中年，我则看着一对令人羡慕的中年情侣不觉中成了两个老人。
曾有过一个热爱唱歌的小伙子，他也是每天都到这园中来，来唱歌，唱了好多年，后来不见了。他的年纪与我相仿，他多半是早晨来，唱半小时或整整唱一个上午，估计在另外的时间里他还得上班。我们经常在祭坛东侧的小路上相遇，我知道他是到东南角的高墙下去唱歌，他一定猜想我去东北角的树林里做什么。我找到我的地方，抽几口烟，便听见他谨慎地整理歌喉了。他反反复复唱那么几首歌。文化革命没过去的时侯，他唱“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我老也记不住这歌的名字。文革后，他唱《货郎与小姐》中那首最为流传的咏叹调。“卖布——卖布嘞，卖布——卖布嘞！”我记得这开头的一句他唱得很有声势，在早晨清澈的空气中，货郎跑遍园中的每一个角落去恭维小姐。
“我交了好运气，我交了好运气，我为幸福唱歌曲……”然后他就一遍一遍地唱，不让货郎的激情稍减。依我听来，他的技术不算精到，在关键的地方常出差错，但他的嗓子是相当不坏的，而且唱一个上午也听不出一点疲惫。太阳也不疲惫，把大树的影子缩小成一团，把疏忽大意的蚯蚓晒干在小路上，将近中午，我们又在祭坛东侧相遇，他看一看我，我看一看他，他往北去，我往南去。日子久了，我感到我们都有结识的愿望，但似乎都不知如何开口，于是互相注视一下终又都移开目光擦身而过；这样的次数一多,便更不知如何开口了。终于有一天--一个丝毫没有特点的日子，我们互相点了一下头。他说：“你好。”我说：“你好。”他说：“回去啦？”我说：“是，你呢？”他说：“我也该回去了。”我们都放慢脚步(其实我是放慢车速)，想再多说几句，但仍然是不知从何说起，这样我们就都走过了对方，又都扭转身子面向对方。
他说：“那就再见吧。”我说：“好，再见。”便互相笑笑各走各的路了。但是我们没有再见，那以后，园中再没了他的歌声，我才想到，那天他或许是有意与我道别的，也许他考上了哪家专业文文工团或歌舞团了吧？真希望他如他歌里所唱的那样，交了好运气。
还有一些人，我还能想起一些常到这园子里来的人。有一个老头，算得一个真正的饮者；他在腰间挂一个扁瓷瓶，瓶里当然装满了酒，常来这园中消磨午后的时光。他在园中四处游逛，如果你不注意你会以为园中有好几个这样的老头，等你看过了他卓尔不群的饮酒情状，你就会相信这是个独一无二的老头。他的衣着过分随便，走路的姿态也不慎重，走上五六十米路便选定一处地方，一只脚踏在石凳上或土埂上或树墩上，解下腰间的酒瓶，解酒瓶的当儿迷起眼睛把一百八十度视角内的景物细细看一遭，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倒一大口酒入肚，把酒瓶摇一摇再挂向腰间，平心静气地想一会什么，便走下一个五六十米去。还有一个捕鸟的汉子，那岁月园中人少，鸟却多，他在西北角的树丛中拉一张网，鸟撞在上面，羽毛戗在网眼里便不能自拔。他单等一种过去很多面现在非常罕见的鸟，其它的鸟撞在网上他就把它们摘下来放掉，他说已经有好多年没等到那种罕见的鸟，他说他再等一年看看到底还有没有那种鸟，结果他又等了好多年。早晨和傍晚，在这园子里可以看见一个中年女工程师；早晨她从北向南穿过这园子去上班，傍晚她从南向北穿过这园子回家。事实上我并不了解她的职业或者学历，但我以为她必是学理工的知识分子，别样的人很难有她那般的素朴并优雅。当她在园子穿行的时刻，四周的树林也仿拂更加幽静，清淡的日光中竟似有悠远的琴声，比如说是那曲《献给艾丽丝》才好。我没有见过她的丈夫，没有见过那个幸运的男人是什么样子，我想象过却想象不出，后来忽然懂了想象不出才好，那个男人最好不要出现。她走出北门回家去。
我竟有点担心，担心她会落入厨房，不过，也许她在厨房里劳作的情景更有另外的美吧，当然不能再是《献给艾丽丝》，是个什么曲子呢？还有一个人，是我的朋友，他是个最有天赋的长跑家，但他被埋没了。他因为在文革中出言不慎而坐了几年牢，出来后好不容易找了个拉板车的工作，样样待遇都不能与别人平等，苦闷极了便练习长跑。那时他总来这园子里跑，我用手表为他计时。他每跑一圈向我招下手，我就记下一个时间。每次他要环绕这园子跑二十圈，大约两万米。他盼望以他的长跑成绩来获得政治上真正的解放，他以为记者的镜头和文字可以帮他做到这一点。第一年他在春节环城赛上跑了第十五名，他看见前十名的照片都挂在了长安街的新闻橱窗里，于是有了信心。第二年他跑了第四名，可是新闻橱窗里只挂了前三名的照片，他没灰心。第三年他跑了第七名、橱窗里挂前六名的照片，他有点怨自已。第四年他跑了第三名，橱窗里却只挂了第一名的照片。第五年他跑了第一名--他几乎绝望了，橱窗里只有一幅环城容群众场面的照片。那些年我们俩常一起在这园子里呆到天黑，开怀痛骂，骂完沉默著回家，分手时再互相叮嘱：先别去死，再试着活一活看。现在他已经不跑了，年岁太大了，跑不了那么快了。最后一次参加环城赛，他以三十八岁之龄又得了第一名并破了纪录，有一位专业队的教练对他说：“我要是十年前发现你就好了。”他苦笑一下什么也没说，只在傍晚又来这园中找到我，把这事平静地向我叙说一遍。不见他已有好几年了，现在他和妻子和儿子住在很远的地方。
这些人现在都不到园子里来了，园子里差不多完全换了—批新人。十五年前的旧人，现在就剩我和那对老夫老妻了。有那么一段时间，这老夫老妻中的一个也忽然不来，薄暮时分唯男人独自来散步，步态也明显迟缓了许多，我悬心了很久，怕是那女人出了什么事。幸好过了一个冬天那女人又来了，两个人仍是逆时针绕着园子定，一长一短两个身影恰似钟表的两支指针；女人的头发白了许多，但依旧攀着丈夫的胳膊走得像个孩子。“攀”这个字用得不恰当了，或许可以用“搀”吧，不知有没有兼具这两个意思的字。
五
我也没有忘记一个孩子——一个漂亮而不幸的小姑娘。十五年前的那个下午，我第一次到这园子里来就看见了她，那时她大约三岁，蹲在斋宫西边的小路上捡树上掉落的“小灯笼”。那儿有几棵大梨树，春天开一簇簇细小而稠密的黄花，花落了便结出无数如同三片叶子合抱的小灯笼，小灯笼先是绿色，继尔转白，再变黄，成熟了掉落得满地都是。小灯笼精巧得令人爱惜，成年人也不免捡了一个还要捡一个。小姑娘咿咿呀呀地跟自己说着话，一边捡小灯笼；她的嗓音很好，不是她那个年龄所常有的那般尖细，而是很圆润甚或是厚重，也许是因为那个下午园子里太安静了。我奇怪这么小的孩子怎么一个人跑来这园子里？我问她住在哪儿？她随便指一下，就喊她的哥哥，沿墙根一带的茂草之中便站起一个七八岁的男孩，朝我望望，看我不像坏人便对他的妹妹说：“我在这儿呢”，又伏下身去，他在捉什么虫子。他捉到螳螂，蚂蚱，知了和蜻蜒，来取悦他的妹妹。有那么两三年，我经常在那几棵大梨树下见到他们，兄妹俩总是在一起玩，玩得和睦融洽，都渐渐长大了些。之后有很多年没见到他们。我想他们都在学校里吧，小姑娘也到了上学的年龄，必是告别了孩提时光，没有很多机会来这儿玩了。这事很正常，没理由太搁在心上，若不是有一年我又在园中见到他们，肯定就会慢慢把他们忘记。
那是个礼拜日的上午。那是个晴朗而令人心碎的上午，时隔多年，我竟发现那个漂亮的小姑娘原来是个弱智的孩子。我摇着车到那几棵大栾树下去，恰又是遍地落满了小灯笼的季节；当时我正为一篇小说的结尾所苦，既不知为什么要给它那样一个结尾，又不知何以忽然不想让它有那样一个结尾，于是从家里跑出来，想依靠着园中的镇静，看看是否应该把那篇小说放弃。我刚刚把车停下，就见前面不远处有几个人在戏耍一个少女，作出怪样子来吓她，又喊又笑地追逐她拦截她，少女在几棵大树间惊惶地东跑西躲，却不松手揪卷在怀里的裙裾，两条腿袒露着也似毫无察觉。
我看出少女的智力是有些缺陷，却还没看出她是谁。我正要驱车上前为少女解围，就见远处飞快地骑车来了个小伙子，于是那几个戏耍少女的家伙望风而逃。小伙子把自行车支在少女近旁，怒目望着那几个四散逃窜的家伙，一声不吭喘着粗气。脸色如暴雨前的天空一样一会比一会苍白。这时我认出了他们，小伙子和少女就是当年那对小兄妹。我几乎是在心里惊叫了一声，或者是哀号。世上的事常常使上帝的居心变得可疑。小伙子向他的妹妹走去。少女松开了手，裙裾随之垂落了下来，很多很多她捡的小灯笼便洒落了一地，铺散在她脚下。她仍然算得漂亮，但双眸迟滞没有光彩。她呆呆地望那群跑散的家伙，望着极目之处的空寂，凭她的智力绝不可能把这个世界想明白吧？大树下，破碎的阳光星星点点，风把遍地的小灯笼吹得滚动，仿佛暗哑地响着无数小铃挡。哥哥把妹妹扶上自行车后座，带着她无言地回家去了。
无言是对的。要是上帝把漂亮和弱智这两样东西都给了这个小姑娘，就只有无言和回家去是对的。
谁又能把这世界想个明白呢？世上的很多事是不堪说的。你可以抱怨上帝何以要降请多苦难给这人间，你也可以为消灭种种苦难而奋斗，并为此享有崇高与骄傲，但只要你再多想一步你就会坠人深深的迷茫了：假如世界上没有了苦难，世界还能够存在么？要是没有愚钝，机智还有什么光荣呢？要是没了丑陋，漂亮又怎么维系自己的幸运？要是没有了恶劣和卑下，善良与高尚又将如何界定自己又如何成为美德呢？要是没有了残疾，健全会否因其司空见惯而变得腻烦和乏味呢？我常梦想着在人间彻底消灭残疾，但可以相信，那时将由患病者代替残疾人去承担同样的苦难。如果能够把疾病也全数消灭，那么这份苦难又将由(比如说)像貌丑陋的人去承担了。就算我们连丑陋，连愚昧和卑鄙和一切我们所不喜欢的事物和行为，也都可以统统消灭掉，所有的人都一样健康、漂亮、聪慧、高尚，结果会怎样呢？怕是人间的剧目就全要收场了，一个失去差别的世界将是一条死水，是一块没有感觉没有肥力的沙漠。
看来差别永远是要有的。看来就只好接受苦难——人类的全部剧目需要它，存在的本身需要它。看来上帝又一次对了。
于是就有一个最令人绝望的结论等在这里：由谁去充任那些苦难的角色？又有谁去体现这世间的幸福，骄傲和快乐？只好听凭偶然，是没有道理好讲的。
就命运而言，休论公道。
那么，一切不幸命运的救赎之路在哪里呢？设若智慧的悟性可以引领我们去找到救赎之路，难道所有的人都能够获得这样的智慧和悟性吗？我常以为是丑女造就了美人。我常以为是愚氓举出了智者。我常以为是懦夫衬照了英雄。我常以为是众生度化了佛祖。
六
设若有一位园神，他一定早已注意到了，这么多年我在这园里坐着，有时候是轻松快乐的，有时候是沉郁苦闷的，有时候优哉游哉，有时候栖惶落寞，有时候平静而且自信，有时候又软弱，又迷茫。其实总共只有三个问题交替着来骚扰我，来陪伴我。第一个是要不要去死？第二个是为什么活？第三个，我干嘛要写作？现在让我看看，它们迄今都是怎样编织在一起的吧。
你说，你看穿了死是一件无需乎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的事，便决定活下去试试？是的，至少这是很关健的因素。为什么要活下去试试呢？好像仅仅是因为不甘心，机会难得，'不试白不试，腿反正是完了，一切仿佛都要完了，但死神很守信用，试一试不会额外再有什么损失。说不定倒有额外的好处呢是不是？我说过，这一来我轻松多了，自由多了。为什么要写作呢？作家是两个被人看重的字，这谁都知道。为了让那个躲在园子深处坐轮椅的人，有朝一日在别人眼里也稍微有点光彩，在众人眼里也能有个位置，哪怕那时再去死呢也就多少说得过去了，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想，这不用保密，这些现在不用保密了。
我带着本子和笔，到园中找一个最不为人打扰的角落，偷偷地写。那个爱唱歌的小伙子在不远的地方一直唱。要是有人走过来，我就把本子合上把笔叼在嘴里。我怕写不成反落得尴尬。我很要面子。可是你写成了，而且发表了。人家说我写的还不坏，他们甚至说：真没想到你写得这么好。我心说你们没想到的事还多着呢。我确实有整整一宿高兴得没合眼。我很想让那个唱歌的小伙子知道，因为他的歌也毕竟是唱得不错。我告诉我的长跑家朋友的时候，那个中年女工程师正优雅地在园中穿行；长跑家很激动，他说好吧，我玩命跑．你玩命写。这一来你中了魔了，整天都在想哪一件事可以写，哪一个人可以让你写成小说。是中了魔了，我走到哪儿想到哪儿，在人山人海里只寻找小说，要是有一种小说试剂就好了，见人就滴两滴看他是不是一篇小说，要是有一种小说显影液就好了，把它泼满全世界看看都是哪儿有小说，中了魔了，那时我完全是为了写作活着。结果你又发表了几篇，并且出了一点小名，可这时你越来越感到恐慌。我忽然觉得自己活得像个人质，刚刚有点像个人了却又过了头，像个人质，被一个什么阴谋抓了来当人质，不走哪天被处决，不定哪天就完蛋。你担心要不了多久你就会文思枯竭，那样你就又完了。凭什么我总能写出小说来呢？凭什么那些适合作小说的生活素材就总能送到一个截瘫者跟前来呢？人家满世界跑都有枯竭的危险，而我坐在这园子里凭什么可以一篇接一篇地写呢？你又想到死了。我想见好就收吧。当一名人质实在是太累了太紧张了，太朝不保夕了。我为写作而活下来，要是写作到底不是我应该干的事，我想我再活下去是不是太冒傻气了？你这么想着你却还在绞尽脑汁地想写。我好歹又拧出点水来，从一条快要晒干的毛巾上。恐慌日甚一日，随时可能完蛋的感觉比完蛋本身可怕多了，所谓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我想人不如死了好，不如不出生的好，不如压根儿没有这个世界的好。可你并没有去死。我又想到那是一件不必着急的事。可是不必着急的事并不证明是一件必要拖延的事呀？你总是决定活下来，这说明什么？是的，我还是想活。人为什么活着？因为人想活着，说到底是这么回事，人真正的名字叫作：欲望。可我不怕死，有时候我真的不怕死。有时候，--说对了。不怕死和想去死是两回事，有时候不怕死的人是有的，一生下来就不怕死的人是没有的。我有时候倒是伯活。可是怕活不等于不想活呀？可我为什么还想活呢？因为你还想得到点什么、你觉得你还是可以得到点什么的，比如说爱情，比如说，价值之类，人真正的名字叫欲望。这不对吗？我不该得到点什么吗？没说不该。可我为什么活得恐慌，就像个人质？后来你明白了，你明白你错了，活着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是为了活着。你明白了这一点是在一个挺滑稽的时刻。那天你又说你不如死了好，你的一个朋友劝你：你不能死，你还得写呢，还有好多好作品等着你去写呢。这时候你忽然明白了，你说：只是因为我活着，我才不得不写作。或者说只是因为你还想活下去，你才不得不写作。是的，这样说过之后我竟然不那么恐慌了。就像你看穿了死之后所得的那份轻松？一个人质报复一场阴谋的最有效的办法是把自己杀死。我看出我得先把我杀死在市场上，那样我就不用参加抢购题材的风潮了。你还写吗？还写。你真的不得不写吗？人都忍不住要为生存找一些牢靠的理由。你不担心你会枯竭了？我不知道，不过我想，活着的问题在死前是完不了的。
这下好了，您不再恐谎了不再是个人质了，您自由了。算了吧你，我怎么可能自由呢？别忘了人真正的名字是：欲望。所以您得知道，消灭恐慌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消灭欲望。可是我还知道，消灭人性的最有效的办法也是消灭欲望。那么，是消灭欲望同时也消灭恐慌呢？还是保留欲望同时也保留人生？我在这园子里坐着，我听见园神告诉我，每一个有激情的演员都难免是一个人质。每一个懂得欣赏的观众都巧妙地粉碎了一场阴谋。每一个乏味的演员都是因为他老以为这戏剧与自己无关。
每一个倒霉的观众都是因为他总是坐得离舞台太近了。
我在这园子里坐着，园神成年累月地对我说：孩子，这不是别的，这是你的罪孽和福扯。
七
要是有些事我没说，地坛，你别以为是我忘了，我什么也没忘，但是有些事只适合收藏。不能说，也不能想，却又不能忘。它们不能变成语言，它们无法变成语言，一旦变成语言就不再是它们了。它们是一片朦胧的温馨与寂寥，是一片成熟的希望与绝望，它们的领地只有两处：心与坟墓。比如说邮票，有些是用于寄信的，有些仅仅是为了收藏。
如今我摇着车在这园子里慢慢走，常常有一种感觉，觉得我一个人跑出来已经玩得太久了。有—天我整理我的旧像册，一张十几年前我在这圈子里照的照片—一那个年轻人坐在轮椅上，背后是一棵老柏树，再远处就是那座古祭坛。我便到园子里去找那棵树。我按着照片上的背景找很快就找到了它，按着照片上它枝干的形状找，肯定那就是它。但是它已经死了，而且在它身上缠绕着一条碗口粗的藤萝。有一天我在这园子碰见一个老太太，她说：“哟，你还在这儿哪？”她问我：“你母亲还好吗？”
“您是谁？”“你不记得我，我可记得你。有一回你母亲来这儿找你，她问我您看没看见一个摇轮椅的孩子？……”我忽然觉得，我一个人跑到这世界上来真是玩得太久了。有一天夜晚，我独自坐在祭坛边的路灯下看书，忽然从那漆黑的祭坛里传出-阵阵唢呐声；四周都是参天古树，方形祭坛占地几百平米空旷坦荡独对苍天，我看不见那个吹唢呐的人，唯唢呐声在星光寥寥的夜空里低吟高唱，时而悲怆时而欢快，时面缠绵时而苍凉，或许这几个词都不足以形容它，我清清醒醒地听出它响在过去，响在现在，响在未来，回旋飘转亘古不散。
必有一天，我会听见喊我回去。
那时您可以想象—个孩子，他玩累了可他还没玩够呢。心里好些新奇的念头甚至等不及到明天。也可以想象是一个老人，无可质疑地走向他的安息地，走得任劳任怨。还可以想象一对热恋中的情人，互相一次次说“我一刻也不想离开你”，又互相一次次说“时间已经不早了”，时间不早了可我—刻也不想离开你，一刻也不想离开你可时间毕竟是不早了。
我说不好我想不想回去。我说不好是想还是不想，还是无所谓。我说不好我是像那个孩子，还是像那个老人，还是像一个热恋中的情人。很可能是这样：我同时是他们三个。我来的时候是个孩子，他有那么多孩子气的念头所以才哭着喊着闹着要来，他一来一见到这个世界便立刻成了不要命的情人，而对一个情人来说，不管多么漫长的时光也是稍纵即逝，那时他便明白，每一步每一步，其实一步步都是走在回去的路上。当牵牛花初开的时节，葬礼的号角就已吹响。
但是太阳，他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他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他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辉之时。那一天，我也将沉静着走下山去，扶着我的拐杖。
有一天，在某一处山洼里，势必会跑上来一个欢蹦的孩子，抱着他的玩具。
当然，那不是我。
但是，那不是我吗？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炼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计。（完）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史铁生
北方的黄牛一般分为蒙古牛和华北牛。华北牛中要数秦川牛和南阳牛最好，个儿大，肩峰很高，劲儿足。华北牛和蒙古牛杂交的牛更漂亮，犄角向前弯去，顶架也厉害，而且皮实、好养。对北方的黄牛，我多少懂一点。这么说吧：现在要是有谁想买牛，我担保能给他挑头好的。看体形，看牙口，看精神儿，这谁都知道；光凭这些也许能挑到一头不坏的，可未必能挑到一头真正的好牛。关键是得看脾气，拿根鞭子，一甩，“嗖”的一声，好牛就会瞪圆了眼睛，左蹦右跳。这样的牛干起活来下死劲，走得欢。疲牛呢？听见鞭子响准是把腰往下一塌，闭一下眼睛。忍了。这样的牛，别要。我插队的时候喂过两年牛，那是在陕北的一个小山村儿——清平湾。
我们那个地方虽然也还算是黄土高原，却只有黄土，见不到真正的平坦的塬地了。由于洪水年年吞噬，塬地总在塌方，顺着沟、渠、小河，流进了黄河。从洛川再往北，全是一座座黄的山峁或一道道黄的山梁，绵延不断。树很少，少到哪座山上有几棵什么树，老乡们都记得清清楚楚；只有打新窖或是做棺木的时候，才放倒一、两棵。碗口粗的柏树就稀罕得不得了。要是谁能做上一口薄柏木板的棺材，大伙儿就都佩服，方圆几十里内都会传开。
在山上拦牛的时候，我常想，要是那一座座黄土山都是谷堆、麦垛，山坡上的胡蒿和沟壑里的狼牙刺都是柏树林，就好了。和我一起拦牛的老汉总是“唏溜唏溜”地抽着旱烟，笑笑说：“那可就一股劲儿吃白馍馍了。老汉儿家、老婆儿家都睡一口好材。”
和我一起拦牛的老汉姓白。陕北话里，“白”发“破”的音，我们都管他叫“破老汉”。也许还因为他穷吧，英语中的“poor”就是“穷”的意思。或者还因为别的：那几颗零零碎碎的牙，那几根稀稀拉拉的胡子。尤其是他的嗓子——他爱唱，可嗓子像破锣。傍晚赶着牛回村的时候，最后一缕阳光照在崖畔上，红的。破老汉用镢把挑起一捆柴，扛着，一路走一路唱：“崖畔上开花崖畔上红，受苦人①过得好光景……”声音拉得很长，虽不洪亮，但颤微微的，悠扬。碰巧了，崖顶上探出两个小脑瓜，竖着耳朵听一阵，跑了：可能是狐狸，也可能是野羊。不过，要想靠打猎为生可不行，野兽很少。我们那地方突出的特点是穷，穷山穷水，“好光景”永远是“受苦人”的一种盼望。天快黑的时候，进山寻野菜的孩子们也都回村了，大的拉着小的，小的扯着更小的，每人的臂弯里都着个小篮儿，装的苦菜、苋菜或者小蒜、蘑菇……孩子们跟在牛群后面，“叽叽嘎嘎”地吵，争抢着把牛粪撮回窑里②去。
越是穷地方，农活也越重。春天播种；夏天收麦；秋天玉米、高粱、谷子都熟了，更忙；冬天打坝、修梯田，总不得闲。单说春种吧，往山上送粪全靠人挑。一担粪六、七十斤，一早上就得送四、五趟；挣两个工分，合六分钱。在北京，才够买两根冰棍儿的。那地方当然没有冰棍儿，在山上干活渴急了，什么水都喝。天不亮，耕地的人们就扛着木犁、赶着牛上山了。太阳出来，已经耕完了几垧地。火红的太阳把牛和人的影子长长地印在山坡上，扶犁的后面跟着撒粪的，撒粪的后头跟着点籽的，点籽的后头是打土坷拉的，一行人慢慢地、有节奏地向前移动，随着那悠长的吆牛声。吆牛声有时疲惫、凄婉；有时又欢快、诙谐，引动一片笑声。那情景几乎使我忘记自己是生活在哪个世纪，默默地想着人类遥远而漫长的历史。人类好像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清明节的时候我病倒了，腰腿疼得厉害。那时只以为是坐骨神经疼，或是腰肌劳损，没想到会发展到现在这么严重。陕北的清明前后爱刮风，天都是黄的。太阳白蒙蒙的。窑洞的窗纸被风沙打得“唰啦啦”响。我一个人躺在土炕上……
那天，队长端来了一碗白馍……
陕北的风俗，清明节家家都蒸白馍，再穷也要蒸几个。白馍被染得红红绿绿的，老乡管那叫“zi chui”。开始我们不知道是哪两个字，也不知道什么意思，跟着叫“紫锤”。后来才
知道，是叫“子推”，是为纪念春秋时期一个叫介子推的人的。破老汉说，那是个刚强的人，宁可被人烧死在山里，也不出去做官。我没有考证过，也不知史学家们对此作何评价。反正吃一顿白馍，清平湾的老老少少都很高兴。尤其是孩子们，头好几天就喊着要吃子推馍馍了。春秋距今两千多年了，陕北的文化很古老，就像黄河。譬如，陕北话中有好些很文的字眼：“喊”不说“喊”，要说“呐喊”；香菜，叫芫菜；“骗人”也不说“骗人”，叫作“玄谎”……连最没文化的老婆儿也会用“酝酿”这词儿。开社员会时，黑压压坐了一窑人，小油灯冒着黑烟，四下里闪着烟袋锅的红光。支书念完了文件，喊一声：“不敢睡！大家讨论个一下！”人群中于是息了鼾声，不紧不慢地应着：“酝酿酝酿了再……”这“酝酿”二字使人想到那儿确是革命圣地，老乡们还记得当年的好作风。可在我们插队的那些年里，“酝酿”不过是一种习惯了的口头语罢了。乡亲们说“酝酿”的时候，心里也明白；球是不顶！可支书让发言，大伙总得有个说的；支书也是难，其实那些政策条文早已经定了。最后，支书再喊一声：“同意啊不？”大伙回答：“同意——”然后回窑睡觉。
那天，队长把一碗“子推”放在炕沿上，让我吃。他也坐在炕沿上，“吧达吧达”地抽烟。“子推”浮头用的是头两茬面，很白；里头都是黑面，麸子全磨了进去。队长看着我吃，不言语。临走时，他吹吹烟锅儿，说：“唉！‘心儿’家不容易，离家远。”“心儿”就是孩子的意思。
队里再开会时，队长提议让我喂牛。社员们都赞成。“年轻后生家，不敢让腰腿作下病，好好价把咱的牛喂上！”老老小小见了我都这么说。在那个地方，担粪、砍柴、挑水、清明磨豆腐、端午做凉粉、出麻油、打窑洞……全靠自己动手。腰腿可是劳动的本钱；唯一能够代替人力的牛简直是宝贝。老乡把喂牛这样的机要工作交给我，我心里很感动，嘴上却说不出什么。农民们不看嘴，看手。
我喂十头，破老汉喂十头，在同一个饲养场上。饲养场建在村子的最高处，一片平地，两排牛棚，三眼堆放草料的破石窑。清平河水整日价“哗哗啦啦”的，水很浅，在村前拐了一个弯，形成了一个水潭。河湾的一边是石崖，另一边是一片开阔的河滩。夏天，村里的孩子们光着屁股在河滩上折腾，往水潭里“扑通扑通”地跳，有时候捉到一只鳖，又笑又嚷，闹翻了天。破老汉坐在饲养场前面的窑顶上看着，一袋接一袋地抽烟。“‘心儿’家不晓得愁，”他说，然后就哑着个嗓子唱起来：“提起那家来，家有名，家住在绥德三十里铺村……”破老汉是绥德人，年轻时打短工来到清平湾，就住下了。绥德出打短工的，出石匠，出说书的，那地方更穷。
绥德还出吹手。农历年夕前后。坐在饲养场上，常能听到那欢乐的唢呐声。那些吹手也有从米脂、佳县来的，但多数是绥德人。他们到处串，随便站在谁家窑前就吹上一阵。如果碰巧那家要娶媳妇，他们就被推去，“呜哩哇啦”地吹一天，吃一天好饭。要是运气不好，吹完了，就只能向人家要一点吃的或钱。或多或少，家家都给，破老汉尤其给得多。他说：“谁也有难下的时候”。原先，他也干过那营生，吃是能吃饱，可是常要受冻，要是没人请，夜里就得住寒窑。“揽工人儿难，哎哟，揽工人儿难；正月里上工十月里满，受的牛马苦，吃的猪狗饭……”他唱着，给牛添草。破老汉一肚子歌。
小时候就知道陕北民歌。到清平湾不久，干活歇下的时候我们就请老乡唱，大伙都说破老汉爱唱，也唱得好。“老汉的日子熬煎咧，人愁了才唱得好山歌。”确实，陕北的民歌多半都有一种忧伤的调子。但是，一唱起来，人就快活了。有时候赶着牛出村，破老汉憋细了嗓子唱《走西口》，“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也难留，手拉着哥哥的手，送哥到大门口。走路你走大路，再不要走小路，大路上人马多，来回解忧愁……”场院的婆姨、女子们嘻嘻哈哈地冲我嚷，“让老汉儿唱个《光棍哭妻》嘛，老汉儿唱得可美！”破老汉只做没听见，调子一转，唱起了《女儿嫁》：“一更里叮当响，小哥哥进了我的绣房，娘问女孩儿什么响，西北风刮得门栓响嘛哎哟……”往下的歌词就不宜言传了。我和老汉赶着牛走出很远了，还听见婆姨、女子们在场院上骂。老汉冲我眨眨眼，撅一条柳条，赶着牛，唱一路。
破老汉只带着个七、八岁的小孙女过。那孩子小名儿叫“留小儿”。两口人的饭常是她做。
把牛赶到山里。正是晌午。太阳把黄土烤得发红，要冒火似的。草丛里不知名的小虫子“磁——磁——”地叫。群山也显得疲乏，无精打采地互相挨靠着。方圆十几里内只有我和破老汉，只有我们的吆牛声。哪儿有泉水，破老汉都知道：几镢头挖成一个小土坑，一会儿坑里就积起了水。细珠子似的小气泡一串串地往上冒，水很小，又凉又甜。“你看下我来，我也看下你……”老汉喝水，抹抹嘴，扯着嗓子又唱一句。不知道他又想起了什么。
夏天拦牛可不轻闲，好草都长在田边，离庄稼很近。我们东奔西跑地吆喝着，骂着。破老汉骂牛就像骂人，爹、娘、八辈祖宗，骂得那么亲热。稍不留神，哪个狡猾的家伙就会偷吃了田苗。最讨厌的是破老汉喂的那头老黑牛，称得上是“老谋深算”。它能把野草和田苗分得一清二楚。它假装吃着田边的草，慢慢接近田苗，低着头，眼睛却溜着我。我看着它的时候，田苗离它再近它也不吃，一副廉洁奉公的样儿；我刚一回头，它就趁机啃倒一棵玉米或高粱，调头便走。我识破了它的诡计，它再接近田苗时，假装不看它，等它确信无虞把舌头伸向禁区之际，我才大吼一声。老家伙趔趔趄趄地后退，既惊慌又愧悔，那样子倒有点可怜。
陕北的牛也是苦，有时候看着它们累得草也不想吃，“呼嗤呼嗤”喘粗气，身子都跟着晃，我真害怕它们趴架。尤其是当年那些牛争抢着去舔地上渗出的盐碱的时候，真觉得造物主太不公平。我几次想给它们买些盐，但自己嘴又馋，家里寄来的钱都买鸡蛋吃了。
每天晚上，我和破老汉都要在饲养场上呆到十一、二点，一遍遍给牛添草。草添得要勤，每次不能太多。留小儿跟在老汉身边，寸步不离。她的小手绢里总包两块红薯或一把玉米粒。破老汉用牛吃剩下的草疙节打起一堆火，干的“噼噼啪啪”响，湿的“磁磁”冒烟。火光照亮了饲养场，照着吃草的牛，四周的山显得更高，黑魆魆的。留小儿把红薯或玉米埋在烧尽的草灰里；如果是玉米，就得用树枝拨来拨去，“啪”地一响，爆出了一个玉米花。那是山里娃最好的零嘴儿了。
留小儿没完没了地问我北京的事。“真个是在窑里看电影？”“不是窑，是电影院。”“前回你说是窑里。”“噢，那是电视。一个方匣匣，和电影一样。”她歪着头想，大约想象不出，又问起别的。“啥时想吃肉，就吃？”“嗯。”“玄谎！”“真的。”“成天价想吃呢？”“那就成天价吃。”这些话她问过好多次了，也知道我怎么回答，但还是问。“你说北京人都不爱吃白肉？”她觉得北京人不爱吃肥肉，很奇怪。她仰着小脸儿，望着天上的星星；北京的神秘，对她来说，不亚于那道银河。
“山里的娃娃什么也解③不开，”破老汉说。破老汉是见过世面的，他三七年就入了党，跟队伍一直打到广州。他常常讲起广州：霓虹灯成宿地点着、广州人连蛇也吃、到处是高楼、楼里有电梯……留小儿听得觉也不睡。我说：“城里人也不懂得农村的事呢。”“城里人解开个狗吗？”留小儿问，“咯咯”地笑。她指的是我们刚到清平湾的时候，被狗追得满村跑。“学生价连犍牛和生牛也解不开，”留小儿说着去摸摸正在吃草的牛，一边数叨：“红犍牛、猴④犍牛、花生牛……爷！老黑牛怕是难活⑤下了，不肯吃！”“它老了，熬了⑥。”老汉说。山里的夜晚静极了，只听得见牛吃草的“沙沙”声，蛐蛐叫，有时远处还传来狼嗥。破老汉有把破胡琴，“吱吱嘎嘎”地拉起来，唱：“一九头上才立冬，阎王领兵下河东，幽州困住杨文广，年太平，金花小姐领大兵，…”把历史唱了个颠三倒四。
留小儿最常问的还是天安门。“你常去天安门？”“常去。”“常能照着⑦毛主席？”“哪的来，我从来没见过。”“咦？！他就生⑧在天安门上，你去了会照不着？”她大概以为毛主席总站在天安门上，像画上画的那样。有一回她扒在我耳边说：“你冬里回北京把我引上行不？”我说：“就怕你爷爷不让，”“你跟他说说嘛，他可相信你说的了。盘缠我有。”“你哪儿来的钱？”“卖鸡蛋的钱，我爷爷不要，都给了我，让我买褂褂儿的。”“多少？”“五块！”“不够。”“嘻——我哄你，看，八块半！”她掏出个小布包，打开，有两张一块的，其余全是一毛、两毛的。那些钱大半是我买了鸡蛋给破老汉的。平时实在是饿得够呛想解解馋，也就是买几个鸡蛋。我怎么跟留小儿说呢？我真想冬天回家时把她带上。可就在那年冬天，我病厉害了。
其实，喂牛没什么难的，用破老汉的话说，只要勤谨，肯操心就行。喂牛，苦不重⑨，就是熬人，夜里得起来好几趟，一年到头睡不成个囫囵觉。冬天，半夜从热被窝里爬出来的滋味可不是好受的。尤其五更天给牛拌料，牛埋下头吃得香，我坐在牛槽边的青石板上能睡好几觉。破老汉在我耳边叨唠：黑市的粮价又涨了，合作社来了花条绒、留小儿的袄烂得露了花……我“哼哼哈哈”地应着，刚梦见全聚德的烤鸭，又忽然掉进了什刹海的冰窟窿，打了个冷颤醒了，破老汉还没唠叨完。“要不回窑睡去吧，二次料我给你拌上，”老汉说。天上划过一道亮光，是流星。月亮也躲进了山谷。星星和山峦，不知是谁望着谁，或者谁忘了谁，“这营生不是后生家做的，后生家正是好睡觉的时候，”破老汉说，然后“唉，唉——”地发着感慨。我又迷迷糊糊地入了梦乡。
碰上下雨下雪，我们俩就躲进牛棚。牛棚里尽是粪尿，连打个盹的地方也没有。那时候我的腿和腰就总酸疼。“倒运的天”！破老汉骂，然后对我说：“北京够咋美，偏来这山沟沟里作什么嘛。”“您那时候怎么没留在广州？”我随便问。他抓抓那几根黄胡子，用烟锅儿在烟荷包里不停地剜，瞪着眼睛愣半天，说：“咋！让你把我问着了，我也不晓得咋价日鬼的。”然后又愣半天，似乎回忆着到底是什么原因。“唉，毬毛擀不成个毡，山里人当不成个官。”他说，“我那阵儿要是不回来，这阵儿也住上洋楼了，也把警卫员带上了。山里人憨着咧，只要打罢了仗就回家，哪搭儿也不胜窑里好。毬！要不，我的留小儿这阵儿还愁穿不上个条绒袄儿？”
每回家里给我寄钱来，破老汉总嚷着让我请他抽纸烟。
“行！”我说：“‘牡丹’的怎么样？”“唏——‘黄金叶’的就拔尖了！”“可有个条件，”我凑到他耳边，“得给‘后沟里的’送几根去。”“憨娃娃！”他骂。“后沟里的”指的是住在后沟里的一个寡妇，比破老汉小十九岁，村里人都知道那寡妇对破老汉不错。老汉抽着纸烟，望着远处。我也唱一句：“你看下我来，我也看下你……”递给他几根纸烟，向后沟的方向示意。他不言传，笑眯眯地不知道想了什么。末了，他把几根纸烟装进烟荷包，说：“留小儿大了嫁到北京去呀！”说罢笑笑，知道那是不沾边儿的事。
在后山上拦牛的时候，远远地望着后沟里的那眼土窑洞，我问破老汉：“那婆姨怎么样？”“亮亮妈，人可好。”他说。我问：“那你干嘛不跟她过？”“唏——老了老了还……”他打岔，“算了吧！”我说：“那你夜里常往她窑里跑。”我其实是开玩笑。“咦！不敢瞎说！”他装得一本正经。我诈他：“我都看见了，你还不承认！”他不言传了，尴尬地笑着。其实我什么也没看见。
破老汉望着山脚下的那眼窑洞。窑前，亮亮妈正费力地劈着一疙瘩树根；一个男孩子帮着她劈，是亮亮。“我看你就把她娶了吧，她一个人也够难的。再说就有人给你缝衣裳了。”“唉，丢下留小儿谁管？”“一搭里过嘛！”“她的亮亮也娇惯得危险⑩，留小儿要受气呢。后妈总不顶亲的。”“什么后妈，留小儿得管她叫奶奶了。”“还不一样？”山里没人，我们敞开了说。亮亮家的窑顶上冒起了炊烟。老汉呆呆地望着，一缕蓝色的轻烟在山沟里飘绕。小学校放学的钟声“当当”地敲响了。太阳下山了，收工的人们扛着锄头在暮霭中走。拦羊的也吆喝着羊群回村了，大羊喊，小羊叫“咩咩”地响成一片。老汉还是呆呆地坐着，闷闷地抽烟。他分明是心动了，可又怕对不起留小儿。留小儿的大⑾死得惨，平时谁也不敢向破老汉问起这事，据说，老汉一想起就哭，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听说，都是因为破老汉舍不得给大夫多送些礼，把儿子的病给耽误了；其实，送十来斤米或者面就行。那些年月啊！
秋天，在山里拦牛简直是一种享受。庄稼都收完了，地里光秃秃的，山洼、沟掌里的荒草却长得茂盛。把牛往沟里一轰，可以躺在沟门上睡觉；或是把牛赶上山，在山下的路口上坐下，看书。秋山的色彩也不再那么单调：半崖上小灌木的叶子红了，杜梨树的叶子黄了，酸枣棵子缀满了珊瑚珠似的小酸枣……尤其是山坡上绽开了一丛丛野花，淡蓝色的，一丛挨着一丛，雾蒙蒙的。灰色的小田鼠从黄土坷垃后面探头探脑；野鸽子从悬崖上的洞里钻出来，“扑楞楞”飞上天；野鸡“咕咕嘎嘎”地叫，时而出现在崖顶上，时而又钻进了草丛……我很奇怪，生活那么苦，竟然没人逮食这些小动物。也许是因为没有枪，也许是因为这些鸟太小也太少，不过多半还是因为别的。譬如：春天燕子飞来时，家家都把窗户打开，希望燕子到窑里来作窝；很多家窑里都住着一窝燕儿，没人伤害它们。谁要是说燕子的肉也能吃，老乡们就会露出惊讶的神色，瞪你一眼：“咦！燕儿嘛！”仿佛那无异于亵渎了神灵。
种完了麦子，牛就都闲下了，我和破老汉整天在山里拦牛。老汉闲不着，把牛赶到地方，跟我交待几句就不见了。有时忽然见他出现在半崖上，奋力地劈砍着一棵小灌木。吃的难，烧的也难，为了一把柴，常要爬上很高很陡的悬崖。老汉说，过去不是这样，过去人少，山里的好柴砍也砍不完，密密匝匝的，人也钻不进去。老人们最怀恋的是红军刚到陕北的时候，打倒了地主，分了地，单干。“才红了⑿那阵儿，吃也有得吃，烧也有得烧，这咋会儿，做过啦⒀！”老乡们都这么说。真是，“这咋会儿”，迷信活动倒死灰复燃。有一回，传说从黄河东来了神神，有些老乡到十几里外的一个破庙去祷告，许愿。破老汉不去。我问他为什么，他皱着眉头不说，又哼哼起《山丹丹开花红艳艳》。那是才红了那阵儿的歌。过了半天，使劲磕磕烟袋锅，叹了口气：“都是那号婆姨闹的！”“哪号？”我有点明知故问。他用烟袋指指天，摇摇头，撇撇嘴：“那号婆姨，我一照就晓得……”如此算来，破老汉反“四人帮”要比“四·五”运动早好几年呢！
在山里，有那些牛做伴即便剩我一个人，也并不寂寞。我半天半天地看着那些牛，它们的一举一动都意味着什么，我全懂。平时，牛不爱叫，只有奶着犊子的生牛才爱叫。太阳偏西，奶着犊儿的生牛就急着要回村了，你要是不让它回，它就“哞——哞——”地叫个不停，急得团团转，无心再吃草。
有一回，我在山洼洼里，睡着了，醒来太阳已经挨近了山顶。我和破老汉吆起牛回村，忽然发现少了一头。山里常有被雨水冲成的暗洞，牛踩上就会掉下去摔坏。破老汉先也一惊，但马上看明白，说：“没麻搭，它想儿了，回去了。”我才发现，少了的是一头奶犊儿的生牛。离村老远，就听见饲养场上一声声牛叫了，儿一声，娘一声，似乎一天不见，母子间有说不完的贴心话。牛不老⒁在母亲肚子底下一下一下地撞，吃奶，母牛的目光充满了温柔、慈爱，神态那么满足，平静。我喜欢那头母牛，喜欢那只牛不老。我最喜欢的是一头红犍牛，高高的肩峰，腰长腿壮，单套也能拉得动大步犁。红犍牛的犄角长得好，又粗又长，向前弯去；几次碰上邻村的牛群，它都把对方的首领顶得败阵而逃。我总是多给它拌些料，犒劳它。但它不是首领。最讨厌的还是那头老黑牛，不仅老奸巨猾，而且专横跋扈，双套它也会气喘吁吁，却占着首领的位置。遇到外“部落”的首领，它倒也勇敢，但不下两个回合，便跑得比平时都快了。那头老生牛就好，虽然比老黑牛还老，却和蔼得很，再小的牛冲它伸伸脖子，它也会耐心地为之舔毛……和牛在一起，也可谓其乐无穷了，不然怎么办呢？方圆十几里内看不见一个人，全是山。偶尔有拦羊的从山梁上走过，冲我呐喊两声。黑色的山羊在陡峭的岩壁上走，如走平地，远远看去像是悬挂着的棋盘；白色的绵羊走在下边，是白棋子。山沟里有泉水，渴了就喝，热了就脱个精光，洗一通。那生活倒是自由自在，就是常常饿肚子。
破老汉有个弟弟，我就是顶替了他喂牛的。据说那人奸猾，偷牛料；头几年还因为投机倒把坐过县大狱。我倒不觉得那人有多坏，他不过是蒸了白馍跑到几十里外的水站上去卖高价，从中赚出几升玉米、高粱米。白面自家舍不得吃。还说他捉了乌鸦，做熟了当鸡卖，而且白馍里也掺了假。破老汉看不上他弟弟，破老汉佩服的是老老实实的受苦人。
一阵山歌，破老汉担着两捆柴回来了。“饿了吧？”他问我。“我把你的干粮吃了，”我说。“吃得下那号干粮？”他似乎感到快慰，他“哼哼唉唉”地唱着，带我到山背洼里的一棵大杜梨树下。“咋吃！”他说着爬上树去。他那年已经五十六岁了，看上去还要老，可爬起树来却比我强。他站在树上，把一杈杈结满了杜梨的树枝撅下来，扔给我。那果实是古铜色的，小指盖儿大小，上面有黄色的碎斑点，酸极了，倒牙。
老汉坐在树杈上吃，又唱起来：“对面价沟里流河水，横山里下来些游击队……”那是《信天游》。老汉大约又想起了当年。他说他给刘志丹抬过棺材，守过灵。别人说他是吹牛。破老汉有时是好吹吹牛。“牵牛牛开花羊跑春，二月里见罢到如今……”还是《信天游》。我冲他喊：“不是夜来黑喽⒂才见罢吗？”“憨娃娃，你还不赶紧寻个婆姨？操心把‘心儿’耽误下！”他反唇相讥。“‘后沟里的’可会迷男人？”“咦！亮亮妈，人可好！”“这两捆柴，敢是给亮亮妈砍的吧？”“谁情愿要，谁扛去。”这话是真的，老汉穷，可不小气。
有一回我半夜起来去喂牛，借着一缕淡淡的月光，摸进草窑。刚要揽草，忽然从草堆里站起两个人来，吓得我头皮发麻，不禁喊了一声，把那两个人也吓得够呛。一个岁数大些的连忙说：“别怕，我们是好人。”破老汉提着个马灯跑了过来，以为是有了狼。那两个人是瞎子说书的，从绥德来。天黑了，就摸进草窑，睡了。破老汉把他们引回自家窑里，端出剩干粮让他们吃。陕北有句民谣：“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老汉和两个瞎子长吁短叹，唠了一宿。
第二天晚上，破老汉操持着，全村人出钱请两个瞎子说了一回书。书说得乱七八糟，李玉和也有，姜太公也有，一会是伍子胥一夜白了头，一会又是主席语录。窑顶上，院墙上，磨盘上，坐得全是人，都听得入神。可说的是什么，谁也含糊。人们听的那么个调调儿。陕北的说书实际是唱，弹着三弦儿，艾艾怨怨地唱，如泣如诉，像是村前汩汩而流的清平河水。河水上跳动着月光。满山的高粱、谷子被晚风吹得“沙沙”响，时不时传来一阵响亮的驴叫。破老汉搂着留小儿坐在人堆里，小声跟着唱。亮亮妈带着亮亮坐在窑顶上，穿得齐齐整整。留小儿在老汉怀里睡着了，她本想是听完了书再去饲养场上爆玉米花的，手里攥着那个小手绢包儿。山村里难得热闹那么一回。
我倒宁愿去看牛顶架，那实在也是一项有益的娱乐，给人一种力量的感受，一种拼搏的激励。我对牛打架颇有研究。
二十头牛（主要是那十几头犍牛、公牛）都排了座次，当然不是以姓氏笔划为序，但究竟根据什么，我一开始也糊涂。我喂的那头最壮的红犍牛却敬畏破老汉喂的那头老黑牛。红犍牛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肩峰上的肌肉像一座小山，走起路来步履生风，而老黑牛却已显出龙钟老态，也瘦，只剩了一副高大的骨架。然而，老黑牛却是首领。遇上有哪头母牛发了情，老黑牛便几乎不吃不喝地看定在那母牛身旁，绝不允许其它同性接近。我几次怂恿红犍牛向它挑战，然而只要老黑牛晃晃犄角，红犍牛便慌忙躲开。我实在憎恨老黑牛的狂妄、专横，又为红犍牛的怯懦而生气。后来我才知道，牛的排座次是根据每年一度的角斗，谁夺了魁，便在这一年中被尊崇为首领，享有“三宫六院”的特权，即便它在这一年中变得病弱或衰老，其它的牛也仍为它当年的威风所震慑，不敢贸然不恭。习惯势力到处在起作用。可是，一开春就不同了，闲了一冬，十几头犍牛、公牛都积攒了气力，是重新较量、争魁的时候了。“男子汉”们各自权衡了对手和自己的实力，自然地推举出一头（有时是两头）体魄最大，实力最强的新秀，与前冠军进行决赛。那年春天，我的红犍牛处在新秀的位置上，开始对老黑牛有所怠慢了。我悄悄促成它们决斗，把它们引到开阔的河滩上去（否则会有危险）。这事不能让破老汉发觉，否则他会骂。一开始，红犍牛仍有些胆怯，老黑牛尚有余威。但也许是春天的母牛们都显得愈发俊俏吧，红犍牛终于受不住异性的吸引或是轻蔑，“哞——哞——”地叫着向老黑牛挑战了。它们拉开了架势，对峙着，用蹄子刨土，瞪红了眼睛，慢慢地接近，接近……猛地扭打到一起。这时候需要的是力量，是勇气。犄角的形状起很大作用，倘是两支粗长而向前弯去的角，便极有利，左右一晃就会顶到对方的虚弱处，然而，红犍牛和老黑牛都长了这样两支角。这就要比机智了。前冠军毕竟老朽了，过于相信自己的势力和威风，新秀却认真、敏捷。红犍牛占据了有利地形（站在高一些的地方比较有利），逼得老黑牛步步退却，只剩招架之功。红犍牛毫不松懈，瞧准机会把头一低，一晃一冲，顶到了对方的脖子。老黑牛转身败走，红犍牛追上去再给老首领的屁股上加一道失败的标记。第一回合就此结束。这样的较量通常是五局三胜制或九局五胜制。新秀连胜几局，元老便自愿到一旁回忆自己当年的骁勇去了。
为了这事，破老汉阴沉着脸给我看。我笑嘻嘻地递过一根纸烟去。他抽着烟，望着老黑牛屁股上的伤痕，说：“它老了呀！它救过人的命……”
据说，有一年除夕夜里，家家都在窑里喝米酒，吃油馍，破老汉忽然听见牛叫、狼嗥。他想起了一头出生不久的牛不老，赶紧跑到牛棚。好家伙，就见这黑牛把一只狼顶在墙旮旯里，黑牛的脸被狼抓得流着血，但它一动不动，把犄角牢牢地插进了狼的肚子。老汉打死了那只狼，卖了狼皮，全村人抽了一回纸烟。
“不，不是这。”破老汉说，“那一年村里的牛死的死，杀的杀（他没说是那年），快光了。全凭好歹留下来的这头黑牛和那头老生牛，村里的牛才又多起来。全靠了它，要不全村人倒运吧！”破老汉摸摸老黑牛的犄角。他对它分外敬重。“这牛死了，可不敢吃它的肉，得埋了它。”破老汉说。可是，老黑牛最终还是被人拖到河滩上杀了。那年冬天，老黑牛不小心踩上了山坡上的暗洞，摔断了腿。牛被杀的时候要流泪，是真的。只有破老汉和我没有吃它的肉。那天村里处处飘着肉香。老汉呆坐在老黑牛空荡荡的槽前，只是一个劲抽烟。
我至今还记得这么件事：有天夜里，我几次起来给牛添草，都发现老黑牛站着，不卧下。别的牛都累得早早地卧下睡了，只有它喘着粗气，站着。我以为它病了。走进牛棚，摸摸它的耳朵，这才发现，在它肚皮底下卧着一只牛不老。小牛犊正睡得香，响着均匀的鼾声。牛棚很窄，各有各的“床位”，如果老黑牛卧下，就会把小牛犊压坏。我把小牛犊赶开（它睡的是“自由床位”），老黑牛“噗通”一声卧倒了。它看着我，我看着它。它一定是感激我了，它不知道谁应该感激它。
那年冬天我的腿忽然用不上劲儿了，回到北京不久，两条腿都开始萎缩。
住在医院里的时候，一个从陕北回京探亲的同学来看我，带来了乡亲们捎给我的东西：小米、绿豆、红枣儿、芝麻……我认出了一个小手绢包儿，我知道那里头准是玉米花。那个同学最后从兜里摸出一张十斤的粮票，说是破老汉让他捎给我的。粮票很破，渍透了油污，中间用一条白纸相连。
“我对他说这是陕西省通用的。在北京不能用，破老汉不信，说：‘咦！你们北京就那么高级？我卖了十斤好小米换来的，咋啦不能用？！’我只好带给你。破老汉说你治病时会用得上。”
唔，我记得他儿子的病是怎么耽误了的，他以为北京也和那儿一样。
十年过去了。前年留小儿来了趟北京，她真的自个儿攒够了盘缠！她说这两年农村的生活好多了，能吃饱，一年还能吃好多回肉。她说，黑肉⒃真的还是比白肉好吃些。
“清平河水还流吗？”我糊里巴涂地这样问。
“流哩嘛！”留小儿“咯咯”地笑。
“我那头红犍牛还活着吗？”
“在哩！老下了。”
我想象不出我那头浑身是劲儿的红犍牛老了会是什么样，大概跟老黑牛差不多吧，既专横又慈爱……
留小儿给他爷爷买了把新二胡。自己想买台缝纫机可没买到。
“你爷爷还爱唱吗？”
“一天价瞎唱。”
“还唱《走西口》吗？”
“唱。”
“《揽工调》呢？”
“什么都唱。”
“不是愁了才唱吗？”
“咦？！谁说？”
关于民歌产生的原因，还是请音乐家和美学家们去研究吧。我只是常常记起牛群在土地上舔食那些渗出的盐的情景，于是就又想起破老汉那悠悠的山歌：“崖畔上开花崖畔上红，受苦人过得好光景……”如今，“好光景”已不仅仅是“受苦人”的一种盼望了。老汉唱的本也不是崖畔上那一缕残阳的红光，而是长在崖畔上的一种野花，叫山丹丹，红的，年年开。
哦，我的白老汉，我的牛群，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完）
①受苦人，即庄稼人的意思。陕北方言。
②窑里，即家里之意。陕北方言。
③解：陕北方言中读ｈａｉ。
④熬：累。
⑤活：病。
⑥猴：小。
⑦生：住。
⑧照着：望见。
⑨苦不重：活儿不重。
⑩危险：严重、厉害之意。
⑾大：爹。
⑿才红了：指红军刚到陕北。
⒀做过啦：弄糟了。
⒁牛不老：牛犊。
⒂夜来黑喽：昨天晚上。
⒃黑肉：瘦肉或精肉。白肉：肥肉。
有关庙的回忆
史铁生
据说，过去北京城内的每一条胡同都有庙，或大或小总有一座。这或许有夸张成分。但慢慢回想，我住过以及我熟悉的胡同里，确实都有庙或庙的遗迹。
在我出生的那条胡同里，与我家院门斜对着，曾经就是一座小庙。我见到它时它已改作油坊，庙门、庙院尚无大变，惟走了僧人，常有马车运来大包小包的花生、芝麻，院子里终日磨声隆隆，呛人的油脂味经久不散。推磨的驴们轮换着在门前的空地上休息，打滚儿，大惊小怪地喊叫。
从那条胡同一直往东的另一条胡同中，有一座大些的庙，香火犹存。或者是庵，记不得名字了，只记得奶奶说过那里面没有男人。那是奶奶常领我去的地方，庙院很大，松柏森然。夏天的傍晚不管多么燠热难熬，一走进那庙院立刻就觉清凉，我和奶奶并排坐在庙堂的石阶上，享受晚风和月光，看星星一个一个亮起来。僧尼们并不驱赶俗众，更不收门票，见了我们惟颔首微笑，然后静静地不知走到哪里去了，有如晚风掀动松柏的脂香似有若无。庙堂中常有法事，钟鼓声、铙钹声、木鱼声，噌噌……，那音乐让人心中犹豫。诵经声如无字的伴歌，好像黑夜的愁叹，好像被灼烤了一白天的土地终于得以舒展便油然地飘缭起雾霭。奶奶一动不动地静听，但鼓励我去看看。我迟疑着走近门边，只向门缝中望了一眼，立刻跑开；那一眼印象极为深刻。现在想，大约任何声音、光线、形状、姿态，乃至温度和气息，都在人的心底有着先天的响应，因而很多事可以不懂但能够知道，说不清楚，却永远记住。那大约就是形式的力量，气氛或者情绪，整体地袭来，它们大于言说，它们进入了言不可及之域，以至使一个五六岁的孩子本能地审视而不单是看见。我跑回奶奶身旁，出于本能我知道了那是别一种地方，或通向着另一种地方；比如说树林中穿流的雾霭，全是游魂。奶奶听得入神，摇撼她她也不觉，她正从那音乐和诵唱中回想生命，眺望那另一种地方吧。我的年龄无可回想，无以眺望，另一种地方对一个初来的生命是严重的威胁。我钻进奶奶的怀里不敢看，不敢听也不敢想，惟觉幽瞑之气弥漫，月光也似冷暗了。这个孩子生而怯懦，禀性愚顽，想必正是他要来这人间的缘由。
上小学的那一年，我们搬了家，原因是若干条街道联合起来成立了人民公社，公社机关看中了我们原来住的那个院子以及相邻的两个院子，于是他们搬进来我们搬出去。我记得这件事进行得十分匆忙，上午一通知下午就搬，街道干部打电话把各家的主要劳力都从单位里叫回家，从中午一直搬到深夜。这事很让我兴奋，所有要搬走的孩子都很兴奋，不用去上学了，很可能明天和后天也不用上学了，而且我们一齐搬走，搬走之后依然住在一起。我们跳上运家具的卡车奔赴新家，觉得正有一些动人的事情在发生，有些新鲜的东西正等着我们，可惜路程不远，完全谈不上什么经历新家就到了。不过微微的失望转瞬即逝，我们冲进院子，在所有的屋子里都风似的刮一遍，以主人的身份接管了它们。从未来的角度看，这院子远不如我们原来的院子，但新鲜是主要的，新鲜与孩子天生有缘，新鲜在那样的季节里统统都被推崇，我们才不管院子是否比原来的小或房子是否比原来的破，立刻在横倒竖歪的家具中间捉迷藏，疯跑疯叫，把所有的房门都打开然后关上，把所有的电灯都关上然后打开，爬到树上去然后跳下来，被忙乱的人群撞倒然后自己爬起来，为每一个新发现激动不已，然后看看其实也没什么……最后集体在某一个角落里睡熟，睡得不醒人事，叫也叫不应。那时母亲正在外地出差，来不及通知她，几天后她回来时看见家已经变成了公社机关，她在那门前站了很久才有人来向她解释，大意是：不要紧放心吧，搬走的都是好同志，住在哪儿和不住在哪儿都一样是革命需要。
新家所在之地叫“观音寺胡同”，顾名思义那儿有一座庙。那庙不能算小，但早已破败，久失看管。庙门不翼而飞，院子里枯藤老树荒草藏人。侧殿空空。正殿里尚存几尊泥像，彩饰斑驳，站立两旁的护法天神怒目圆睁但已赤手空拳，兵器早不知被谁夺下扔在地上。我和几个同龄的孩子就捡起那兵器，挥舞着，在大殿中跳上跳下杀进杀出，模仿俗世的战争，朝残圮的泥胎劈砍，向草丛中冲锋，披荆斩棘草叶横飞，似有堂吉诃德之神采，然后给寂寞的老树“施肥”，擦屁股纸贴在墙上……做尽亵渎神灵的恶事然后鸟儿一样在夕光中回家。很长一段时期那儿都是我们的乐园，放了学不回家先要到那儿去，那儿有发现不完的秘密，草丛中有死猫，老树上有鸟窝，幽暗的殿顶上据说有蛇和黄鼬，但始终未得一见。有时是为了一本小人书，租期紧，大家轮不过来，就一齐跑到那庙里去看，一个人捧着大家围在四周，大家都说看好了才翻页。谁看得慢了，大家就骂他笨，其实都还识不得几个字，主要是看画，看画自然也有笨与不笨之分。或者是为了抄作业，有几个笨主作业老是不会，就抄别人的，庙里安全，老师和家长都看不见。佛嘛，心中无佛什么事都敢干。抄者蹶着屁股在菩萨眼皮底下紧抄，被抄者则乘机大肆炫耀其优越感，说一句“我的时间不多你要抄就快点儿”，然后故意放大轻松与快乐，去捉蚂蚱、逮蜻蜓，大喊大叫地弹球儿、扇三角，急得抄者流汗，蹶起的屁股有节奏地颠，嘴里念念有词，不时扭起头来喊一句：“等我会儿嘿！”其实谁也知道，没法等。还有一回专门是为了比赛胆儿大。“晚上谁敢到那庙里去？”“这有什么，嘁！”“有什么？有鬼，你敢去吗？”“废话！我早都去过了。”“牛×！”“嘿，你要不信嘿……今儿晚上就去你敢不敢？”“去就去有什么呀，嘁！”“行，谁不去谁孙子敢不敢？”“行，几点？”“九点。”“就怕那会儿我妈不让我出来。”“哎哟喂，不敢就说不敢！”“行，九点就九点！”那天晚上我们真的到那庙里去了一回，有人拿了个手电筒，还有人带了把水果刀好歹算一件武器。我们走进庙门时还是满天星斗，不一会儿天却阴下来，而且起了风。我们在侧殿的台阶上蹲着，挤成一堆儿，不敢动也不敢大声说话，荒草摇摇，老树沙沙，月亮在云中一跳一跳地走。有人说想回家去撒泡尿。有人说撒尿你就到那边撒去呗。有人说别的倒也不怕，就怕是要下雨了。有人说下雨也不怕，就怕一下雨家里人该着急了。有人说一下雨蛇先出来，然后指不定还有什么呢。那个想撒尿的开始发抖，说不光想撒尿这会儿又想屙屎，可惜没带纸。这样，大家渐渐地都有了便意，说憋屎憋尿是要生病的，有个人老是憋屎憋尿后来就变成了罗锅儿。大家惊诧道：是吗？那就不如都回家上厕所吧。可是第二天，那个最先要上厕所的成了惟一要上厕所的，大家都埋怨他，说要不是他我们还会在那儿呆很久，说不定就能捉到蛇，甚至可能看看鬼。
有一天，那庙院里忽然出现了很多暗红色粉末，一堆堆像小山似的，不知道是什么，也想不通到底何用。那粉末又干又轻，一脚踩上去“噗”的一声到处飞扬，而且从此鞋就变成暗红色，再也别想洗干净。又过了几天，庙里来了一些人，整天在那暗红色的粉末里折腾，于是一个个都变成暗红色不说，庙墙和台阶也都变成暗红色，荒草和老树也都变成暗红色，那粉末随风而走或顺水而流，不久，半条胡同都变成了暗红色。随后，庙门前挂出了一块招牌：有色金属加工厂。从此游戏的地方没有了，蛇和鬼不知迁徙何方，荒草被锄净，老树被伐倒，只剩下一团暗红色满天满地逐日壮大。再后来，庙堂也拆了，庙墙也拆了，盖起了一座轰轰烈烈的大厂房。那条胡同也改了名字，以后出生的人会以为那儿从来没有过庙。
我的小学，校园本也是一座庙，准确说是一座大庙的一部分。大庙叫柏林寺，里面有很多合抱粗的柏树。有风的时候，老柏树浓密而深沉的响声一浪一浪，传遍校园，传进教室，使吵闹的孩子也不由得安静下来，使朗朗的读书声时而飞扬时而沉落，使得上课和下课的铃声飘忽而悠扬。
摇铃的老头儿，据说曾经就是这庙中的和尚，庙既改作学校，他便还俗做了这儿的看门人，看门兼而摇铃。老头儿极和蔼，随你怎样摸他的红鼻头和光脑袋他都不恼，看见你不快活他甚至会低下头来给你，说：想摸摸吗？孩子们都愿意到传达室去玩，挤在他的床上，挤得密不透风，没大没小地跟他说笑。上课或下课的时间到了，他摇起铜铃，不紧不慢地在所有的窗廊下走过，目不旁顾，一路都不改变姿势。丁当丁当棗丁当丁当棗那铃声在风中飘摇，在校园回荡，在阳光里漫散开去，在所有孩子的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那铃声，上课时摇得紧张，下课时摇得舒畅，但无论紧张还是舒畅都比后来的电铃有味道，浪漫，多情，仿佛知道你的惧怕和盼望。
但有一天那铃声忽然消失，摇铃的老人也不见了，听说是回他的农村老家去了。为什么呢？据说是因为他仍在悄悄地烧香念佛，而一个崭新的时代应该是无神论的时代。孩子们再走进校门时，看见那铜铃还在窗前，但物是人非，传达室里端坐着一名严厉的老太太。老太太可不让孩子们在她的办公重地胡闹。上课和下课，老太太只在按钮上轻轻一点，电铃于是“哇棗哇”地响起来，不分青红皂白，把整个校园都吓得仿佛昏眩。在那近乎残酷的声音里，孩子们懂得了怀念：以往的铃声，它到哪儿去了？惟有一点是确定的，它随着记忆走进了未来。在它飘逝多年之后，在梦中，我常常又听见它，听见它的飘忽与悠扬，看见那摇铃老人沉着的步伐，在他一无改变的面容中惊醒。那铃声中是否早已埋藏下未来，早已知道在它飘逝之后的事情呢？
多年以后，我21岁，插队回来，找不到工作，等了很久还是找不到，就进了一个街道生产组。我在另外的文章里写过，几间老屋尘灰满面，我在那儿一干7年，在仿古的家具上画些花鸟鱼虫、山水人物，每月所得可以糊口。那生产组就在柏林寺的南墙外面。其时，柏林寺已改作北京图书馆的一处书库。我和几个同是待业的小兄弟常常就在那面红墙下干活儿。老屋里昏暗而且无聊，我们就到外面去，一边干活儿一边观望街景，看来来往往的各色人等，时间似乎就轻快了许多。早晨，上班去的人们骑着车，车后架上夹着饭盒，一路吹着口哨，按响车铃，单那姿态就令人羡慕。上班的人流过后，零零散散地有一些人向柏林寺的大门走来，多半提个皮包，进门时亮一亮证件，也不管守门人看不看得清楚便大步朝里面去，那气派更是让人不由得仰望了。并非什么人都可以到那儿去借书和查阅资料的，小D说得是教授或者局级才行。“你知道？”“废话！”小D重感觉不重证据。小D比我小几岁，因为小儿麻痹一条腿比另一条腿短了3厘米，中学一毕业就到了这个生产组。很多招工单位也是重感觉不重证据，小D其实什么都能干。我们从早到晚坐在那面庙墙下，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不用看表也不用看太阳便知此刻何时。一辆串街的杂货车，“油盐酱醋花椒大料洗衣粉”一路喊过来，是上午9点。收买废品的三轮车来时，大约10点。磨剪子磨刀的老头儿总是星期三到，瞄准生产组旁边的一家小饭馆，“磨剪子来嘿棗抢菜刀棗！”声音十分洪亮；大家都说他真是糟蹋了，干吗不去唱戏？下午3点，必有一群幼儿园的孩子出现，一个牵定一个的衣襟，咿咿呀呀地唱着，以为不经意走进的这个人间将会多么美好，鲜艳的衣裳彩虹一样地闪烁，再彩虹一样地消失。四五点钟，常有一辆囚车从我们面前开过，离柏林寺不远有一座著名的监狱，据说专门收容小偷。有个叫小德子的，十七八岁没爹没妈，曾经和我们一起在生产组干过。这小子能吃，有一回生产组不知惹了什么麻烦要请人吃饭，吃客们走后，折箩足足一脸盆，小德子买了一瓶啤酒，坐在火炉前稀里呼噜只用了半小时脸盆就见了底。但是有一天小德子忽然失踪，生产组的大妈大婶们四处打听，才知那小子在外面行窃被逮住了。以后的很多天，我们加倍地注意天黑前那辆囚车，看看里面有没有他；囚车呼啸而过，大家一齐喊“小德子！小德子！”小德子还有一个月工资未及领取。
那时，我仍然没头没脑地相信，最好还是要有一份正式工作，倘能进一家全民所有制单位，一生便有了依靠。母亲陪我一起去劳动局申请。我记得那地方廊回路转的，庭院深深，大约曾经也是一座庙。什么申请呀，简直就像去赔礼道歉，一进门母亲先就满脸堆笑，战战兢兢，然后不管抓住一个什么人，就把她的儿子介绍一遍，保证说这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孩子其实仍可胜任很多工作。那些人自然是满口官腔，母亲跑了前院跑后院，从这屋被支使到那屋。我那时年轻气盛，没那么多好听的话献给他们。最后出来一位负责同志，有理有据地给了我们回答：“慢慢再等一等吧，全须儿全尾儿的我们这还分配不过来呢！”此后我不再去找他们了。再也不去。但是母亲，直到她去世之前还在一趟一趟地往那儿跑，去之前什么都不说，疲惫地回来时再向她愤怒的儿子赔不是。我便也不再说什么，但我知道她还会去的，她会在两个星期内重新积累起足够的希望。
我在一篇名为《合欢树》的散文中写过，母亲就是在去为我找工作的路上，在一棵大树下，挖回一棵含羞草；以为是含羞草，越长越大，其实是一棵合欢树。
大约1979年夏天，某一日，我们正坐在那庙墙下吃午饭，不知从哪儿忽然走来了两个缁衣落发的和尚，一老一少仿佛飘然而至。“哟？”大家停止吞咽，目光一齐追随他们。他们边走边谈，眉目清朗，步履轻捷，颦笑之间好像周围的一切都变得空阔甚至是虚拟了。或许是我们的紧张被他们发现，走过我们面前时他们特意地颔首微笑。这一下，让我想起了久违的童年。然后，仍然是那样，他们悄然地走远，像多年以前一样不知走到哪里去了。
“不是柏林寺要恢复了吧？”
“没听说呀？”
“不会。那得多大动静呀，咱能不知道？”
“八成是北边的净土寺，那儿的房子早就翻修呢。”
“没错儿，净土寺！”小D说，“前天我瞧见那儿的庙门油漆一新我还说这是要干吗呢。”
大家愣愣地朝北边望。侧耳听时，也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声音传来。这时我才忽然想到，庙，已经消失了这么多年了。消失了，或者封闭了，连同那可以眺望的另一种地方。
在我的印象里，就是从那一刻起，一个时代结束了。
傍晚，我独自摇着轮椅去找那小庙。我并不明确为什么要去找它，也许只是为了找回童年的某种感觉？总之，我忽然想念起庙，想念起庙堂的屋檐、石阶、门廊，月夜下庙院的幽静与空荒，香缕细细地飘升、破碎。我想念起庙的形式。我由衷地想念那令人犹豫的音乐，也许是那样的犹豫，终于符合了我的已经不太年轻的生命。然而，其实，我并不是多么喜欢那样的音乐。那音乐，想一想也依然令人压抑、惶恐、胆战心惊。但以我已经走过的岁月，我不由得回想，不由得眺望，不由得从那音乐的压力之中听见另一种存在了。我并不喜欢它，譬如不能像喜欢生一样地喜欢死。但是要有它。人的心中，先天就埋藏了对它的响应。响应，什么样的响应呢？在我(这个生性愚顽的孩子)，那永远不会是成就圆满的欣喜，恰恰相反，是残缺明确地显露。眺望越是美好，越是看见自己的丑弱，越是无边，越看到限制。神在何处？以我的愚顽，怎么也想象不出一个无苦无忧的极乐之地。设若确有那样的极乐之地，设若有福的人果真到了那里，然后呢？我总是这样想：然后再往哪儿去呢？心如死水还是再有什么心愿？无论再往哪儿去吧，都说明此地并非圆满。丑弱的人和圆满的神，之间，是信者永远的路。这样，我听见，那犹豫的音乐是提醒着一件事：此岸永远是残缺的，否则彼岸就要坍塌。这大约就是佛之慈悲的那一个悲字。慈呢，便是在这一条无尽无休的路上行走，所要有的持念。
没有了庙的时代结束了。紧跟着，另一个时代到来了，风风火火。北京城内外的一些有名的寺庙相继修葺一新，重新开放。但那更像是寺庙变成公园的开始，人们到那儿去多是游览，于是要收门票，票价不菲。香火重新旺盛起来。但是有些异样。人们大把大把地烧香，整簇整簇的香投入香炉，火光熊熊，烟气熏蒸，人们衷心地跪拜，祈求升迁，祈求福寿，消灾避难，财运亨通……倘今生难为，可于来世兑现，总之祈求佛祖全面的优待。庙，消失多年，回来时已经是一个极为现实的地方了，再没有什么犹豫。
在那样的年月里，我遇见过一个老人，不是在庙宇寺观，是在一面墙下。我曾在《墙下短记》一文中写过，那是在一座古园。一个冬夜，大雪之后，恶劣的心情把我引去那里，引去那寂寞的老墙下面……月光朦胧，车轮吱吱唧唧轧着雪路，是园中惟一的声响。这么走着，听见一缕悠沉的箫声远远传来，在老柏树摇落的雪雾中似有似无，尚不能识别那曲调时已觉其悠沉之音恰好碰住我的心绪。侧耳屏息，听出是《苏武牧羊》。曲终，心里正有些凄怆，忽觉墙影里一动，才发现一个老人背壁盘腿端坐在石凳上，黑衣白发，有些玄虚。雪地和月光，安静得也似非凡。竹箫又响，还是那首流放绝地、哀而不死的咏颂。原来箫声并不传自远处，就在那老人唇边。也许是气力不济，也许是这古曲一路至今光阴坎坷，箫声若断若续并不高亢，老人颤颤的吐纳之声亦可悉闻。一曲又尽，老人把箫管轻横腿上，双手摊放膝头，看不清他是否闭目。我惊诧而至感激，以为是天喻或是神来引领，一遍遍听那箫声和箫声断处的空寂……听出那箫声是唱着“接受”。接受天命的限制，接受残缺，接受苦难，接受墙的存在。
1996年春天，我坐了八九个小时飞机，到了很远的地方，地球另一面，一座美丽的城市。一天傍晚，会议结束，我和妻子在街上走，一阵钟声把我们引进了一座小教堂(庙)。那儿有很多教堂，清澈的阳光里总能听见飘扬的钟声。那钟声让我想起小时候我家附近有一座教堂，我站在院子里，最多两岁，刚刚从虚无中睁开眼睛，尚未见到外面的世界先就听见了它的声音，清朗、悠远、沉稳，仿佛响自天上。此钟声是否彼钟声呢？当然，我知道，中间隔了八千公里并四十几年。我和妻子走进那小教堂，在那儿拍照，大声说笑，东张西望，毫不吝惜地按动快门……这时，我看见一个中年女人独自坐在一个角落，默默地朝向耶稣的雕像(后来，在洗印出来的照片中，在我和妻子身后，我又看见了她)。她的眉间似有些愁苦，但双手放松地摊开在膝头，心情又似非常沉静，对我们的喧哗一无觉察，或者是我们的喧哗一点也不能搅扰她。我心里忽然颤抖棗那一瞬间，我以为我看见了我的母亲。
我一直有着一个凄苦的梦，隔一段时间就会在我的黑夜里重复一回：母亲，她并没有死，她只是深深地失望了，对我，或者尤其对这个世界，完全地失望了，困苦的灵魂无处诉告，无以支持，因而她走了，离开我们到很远的地方去了，不再回来。在梦中，我绝望地哭喊，心里怨她：“我理解你的失望，我理解你的离开，但你总要捎个信儿来呀，你不知道我们会牵挂你不知道我们是多么想念你吗？”但就连这样的话也无从说给她，只知道她在很远的地方，并不知道她到底在哪儿。这个梦一再地走进我的黑夜，驱之不去，我便在醒来时、在白日的梦里为它作一个续：母亲，她的灵魂并未消散，她在幽冥之中注视我并保佑了我多年，直等到我的眺望在幽冥中与她会合，她才放了心，重新投生别处，投生在一个灵魂有所诉告的地方了。
我希望，我把这个梦写出来，我的黑夜从此也有了皈依了。
（1999年6月15日二稿完）
答自己问
史铁生
一 人为什么要写作？
最简要的回答就是：为了不至于自杀。为什么要种田呢？为什么要做工吃饭呢？为了不至于饿死冻死。好了，写作就是为了不至于自杀。人之为人在于多一个毛病，除了活着还得知道究竟活的什么劲儿。种田做工吃饭乃是为活着提供物质保证，没有了就饿死冻死；写作便是要为活着找到可靠的理由，终于扰不到就难免自杀或还不如自杀。
区分人与动物的界线有很多条，但因其繁复看似越来越不甚鲜明了，譬如“思维和语言”，有些科学家说“人类可能不是唯一能思维和说话的动物”，另一些科学家则坚持认为那是人类所独有的。若以我这非学者的通俗眼光看，倒是有三条非常明显又简便的区分线摆在这儿：会不会自杀（是会不会，不是有没有）。这天地间会自杀的只有人类。除了活着还要问其理由的只有人类。丰衣足食且身体健康忽一日发现没有了这样继续下去的理由从而想出跳楼卧轨吃大量安眠药等等千条妙计的只有人类。最后，会写作的只有人类。
鲸的集体上岸“自杀”呢？我看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杀、我猜这准是相当于醉后的坠入茅坑之类，真正的自杀是明确地找死，我看鲸不是。倘若有一天科学家们证明鲸是真正的自杀，那么我建议赶紧下海去买它们的书，我认为会自杀的类都是会写作的类。
去除种种表面上的原因看，写作就是要为生存找一个至一万个精神上的理由，以便生活不只是一个生物过程，更是一个充实、旺盛、快乐和镇静的精神过程：如果求生是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生物的本能，那么人比其它生物已然又多了一种本能了，那就虽不单要活还要活得明白。若不能明白则还不如不活那就干脆死了吧。所以人会自杀，所以人要写作，所以人是为了不致自杀而写作。这道理真简单，简单到容易被忘记。
二 历史上自杀了的大作家很多，是怎么回事？是自杀意识导致写作行为呢还是相反？
先说后面一个问题。至少文化革命提供了一个证明：在允许自由写作的地方和时期固然仍有自杀的事情发生，但在不允许自由写作的地方和时期，自杀的事情就更多。
可是，文革中多数的自杀者并不是因为不允许其写作呀？而被剥夺了写作权利的人倒是多数都没有自杀呀？我想必是这样的：写作行为不一定非用纸笔不可，人可以在肚子里为生存找到理由。不能这样干的人不用谁来剥夺他他也不会写作，以往从别人那儿抄来的理由又忽失去。
自己又无能再找来一个别样的理由、他不自杀还干什么？被夺了纸笔却会写作的人则不同了，他在肚子里写可怎么剥夺？以往的理由尽可作灰飞烟灭但他渐渐看出了新的理由，相信了还不到去死的时候。譬如一个老实巴交的工人，他想我没干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你们打我一顿又怎么样人活的是一个诚实!--这便是写作，他找到的理由是诚实，且不管这理由后来够不够用。一个老干部想，乌云遮不住太阳事情早晚会弄清楚的到头来看谁是忠臣谁是好佞吧--这是他的作品。志士从中看见了人类进步的艰难，不走过法西斯胡同就到不了民主大街和自由广场，不如活着战斗。哲人则发现了西绪福斯式的徒劳，又发现这便是存在，又发现人的意义只可在这存在中获取，人的欢乐唯在这徒劳中体现。先不论谁的理由更高明，只说人为灵魂的安宁寻找种种理由的过程即是写作行为，不非用纸笔不可。
既如此，又何以在不允许自由写作的地方和时期里自杀事情会更多呢？原因似有三：一是思想专制就像传染性痴呆病，能使很多很多的人变得不会自由写作甚至不知道为什么要自由写作，他们认定生存的理由只有专制者给找来的那一个，倘不合适，则该死的是自己而绝不可能是那理由，二是，它又像自身免疫性疾病，自由的灵魂要抵抗专制，结果愤怒的抗体反杀了自己：或是明确地以死来抗议，或是不明确地让生命本能的愤而自杀来抗议。第三，它又像是不孕症和近亲交配造成的退化，先令少数先进分子的思想不能传播不能生育，然后怂恿劣种遗传。
值得放心的是，人类数十万年进化来的成果不会毁于一旦，专制可以造成一时的愚钝与困惑，但只要会自杀的光荣犹在就不致退回成猴子去，有声的无声的以死抗议一多，便等于在呼唤自由便注定导致重新寻找生的理由。自由写作躲在很多个被窝里开始然后涌上广场，迎来一个全新的创造。这创造必定五花八门，将遗老遗少大惊得失色。
顺便想到一种会用纸笔却从不会自由写作的人，他们除了会发现大好形势外就再发现不了别的。他们不会自杀，他们的不会自杀不是因为找到了理由，而是不需要理由，随便给他个什么理由他也可以唱，就像鹦鹉。
再说前面的问题——为什么很多大作家自杀了？换一种情况看看：你自由地为生存寻找理由，社会也给你这自由，怎么样呢？结果你仍然可能找不到。这时候，困难已不源于社会问题了，而是出自人本的问题的艰深。譬如死亡与残病，譬如爱情和人与人的不能彻底沟通，譬如对自由的渴望和人的能力的局限，譬如：地球终要毁灭那么人的百般奋斗究竟意义何在？无穷无尽地解决着矛盾又无穷无尽地产生着矛盾，这样的生活是否过于荒诞？假如一个极乐世界一个共产主义社会真能呈现，那时就没有痛苦了吗？没有痛苦岂不等于没有矛盾岂不是扯谎？现代人高考落第的痛苦和原始人得不到一颗浆果的痛苦，你能说谁轻谁重？痛苦若为永恒，那么请问我们招谁惹准了一定要来受此待遇？人活着是为了欢乐不是为了受罪，不是吗？如是等等，大约就是那些自杀了的大作家们曾经面对的问题，他们没找到这种困境中活下去的理由，或者他们相信根本就没有理由如此荒唐地活下去。他们自杀了，无疑是件悲哀的事（也许他们应该再坚持一下）。可也是件令人鼓舞的事——首先，人的特征在他们身上这样强烈这样显著，他们是这样勇猛地在人与动物之间立了一座醒目的界碑。其次，问题只要提出（有时候单是问题的提出就要付死的代价，就像很多疾病是要靠死来发现的），迟早就会有答案，他们用不甘忍受的血为异化之途上的人类指点迷律，至少是发出警号。假如麦哲伦葬身海底，那也不是羞耻的事，谁会轻蔑牛顿的不懂相对论呢？为人类精神寻找新大陆的人，如果因为孤军奋战而死那也是光荣。他们面对的敌人太强大了，不是用一颗原子弹可以结束的战争：他们面对的问题大严峻太艰深了，时至今日人类甚至仍然惶惑其中：所幸有这些不怕死的思考者，不怕被杀，也不怕被苦苦的追寻折磨死，甚至不怕被麻木的同类诬为怪人或疯子。我时常觉得他们是真正的天使，苍天怜恤我们才派他们来，他们（像鲁迅那样）爱极了也恨透了，别的办法没有便洒一天一地自己的鲜血，用纯真的眼睛问每一个人：你们看到了吗？
我看他们的死就是这样的。虽然我们希望他们再坚持一下不要急着去死。但我们没法希望人类在进步的途中不付死的代价。
在这种时候，也可以说是写作行为导致了自杀意识的。其实这就像阴阳两极使万物运动起来一样，人在不满与追寻的磁场中不得停息，从猿走来，向更人的境界走去。“反动”一词甚妙，谁不允许人们追寻进而不允许人们不满，谁自是反动派。
这儿没有提倡自杀的意思，我想这一点是清楚的。长寿的托尔斯泰比自杀了的马雅可夫斯基更伟大，至于那些因一点平庸的私欲不得满足便去自杀的人，虽有别于动物但却是不如了动物，大家都这样干起来，人类不仅无望进步，反有灭种的前途；
三 有人说写作是为了好玩
大概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他活的比较顺遂，以写作为一项游戏，以便生活丰富多彩更值得一过。这没什么不好，凡可使人快乐的事都是好事，都应该。问题在于，要是实际生活已经够好玩了，他干嘛还要用写作来补充呢？他的写作若仅仅描摹已经够好玩了的实际生活，他又能从写作中得到什么额外的好玩呢？显而易见，他也是有着某类梦想要靠写作来实现，也是在为生存寻找更为精彩的理由。视此寻找为好玩，实在比把它当成负担来得深刻（后面会说到这件事）。那么，这还是为了不致自杀而写作吗？只要想想假如取消他这游戏权利会怎么样，就知道了。对于渴望好玩的人来说，单调无聊的日子也是凶器。更何况，人自打意识到了“好玩”，就算中了魔了，“好玩”的等级步步高升哪有个止境？所以不能不想想究竟怎样最好玩，也不能不想想到底玩的什么劲儿，倘若终于不知道呢？那可就不是玩的了。只有意识不到“好玩”的种类，才能永远玩得顺遂，譬如一只被娇惯的狗，一只马戏团里的猴子，所以人在软弱时会羡慕它们，不必争辩说谁就是这星球上最灿烂的花朵，但人不是狗乃为基本事实，上帝顶多对此表示歉意，事实却要由无辜的我们承当。看人类如何能从这天定的困境之中找到欢乐的保障吧。
另一种情况是：他为生存寻找理由却终于看到了智力的绝境——你不可能把矛盾认识完，因而你无从根除灾难和痛苦；而且他豁达了又豁达还是忘不了一件事——人是要死的，对于必死的人（以及必归毁灭的这个宇宙）来说，一切目的都是空的。他又生气又害怕。他要是连气带吓就这么死了，就无话好说，那未必不是一个有效的归宿。他没死他就只好镇静下来。向不可能挑战算得傻瓜行为，他不想当傻瓜，在沮丧中等死也算得傻瓜行为，他觉得当傻瓜并不好玩，他试着振作起来，从重视目的转而重视了过程，唯有过程才是实在，他想何苦不在这必死的路上纵舞欢歌呢？这么一想忧恐顿消，便把超越连续的痛苦看成跨栏比赛，便把不断地解决矛盾当作不尽的游戏。无论你干什么，认其为乐不比叹其为苦更好吗？现在他不再惊慌，他懂得了上帝的好意：假如没有距离人可怎么走哇？（还不都跟史铁生一样成了瘫子？但心路也有距离，方才提到的这位先生才有了越狱出监的机会。而且！人生主要是心路的历程。）他便把上帝赐予的高山和深渊都接过来，“乘物以游心”，玩它一路，玩得心醉神迷下绊不羁创造不止灵感纷呈。这便是尼采说的酒神精神吧？他认为人生只有求助于审美而获得意义。看来尼采也通禅机，禅说人是“生而为艺术家”的，“是生活的创造性的艺术家”。当人类举着火把，在这星球上纵情歌舞玩耍，前仆后继，并且镇静地想到这是走在通向死亡的路上时，就正如尼采所说的，他们既是艺术的创造者和鉴赏者，本身又是艺术品。他们对无边无际的路途既敬且畏，对自己的弱小和不屈又悲又喜（就如《老人与海》中的桑提亚哥），他们在威严的天幕上看见了自己泰然的舞姿，因而受了感动受了点化，在一株小草一颗沙砾上也听见美的呼唤，在悲伤与痛苦中也看出美的灵光，他们找到了生存的理由，像加缨的西绪福斯那样有了靠得住的欢乐，这欢乐就是自我完善，就是对自我完善的自赏。他们不像我这么夸夸其谈，只是极其简单他说道：呵，这是多么呼玩。
那么死呢？死我不知道，我没死过。我不知道它好玩不好玩。我准备最后去玩它，好在它跑不了。我只知道，假如没有死的催促和提示，我们准会疲疲塌塌地活得没了兴致没了胃口，生活会像七个永远唱下去的样板戏那样让人失却了新奇感。上帝是一个聪明的幼儿园阿姨，让一代一代的孩子们玩同一个游戏，绝不让同一个孩子把这游戏永远玩下去，她懂得艺术的魅力在于新奇感。谢谢她为我们想得周到。这个游戏取名“人生”，当你老了疲惫了吃东西不香了娶媳妇也不激动了，你就去忘川走上一遭，重新变成一个对世界充满了新奇感的孩子，与上帝合作重演这悲壮的戏剧。我们完全可以视另一些人的出世为我们的再生。得承认，我们不知道死是什么（死人不告诉我们，活人都是瞎说），正因如此我们明智地重视了生之过程，玩着，及时地玩好它。便是为了什么壮丽的理想而被钉上十字架，也是你乐意的，你实现了生命的骄做和壮美，你玩好了，甭让别人报答。
这是我对“好玩”的理解。
四 不想当大师的诗人就不是好诗人吗
我一会儿觉得这话有理，一会儿又觉得这是胡说。
“一个人，写小说，无所谓写什么只要能发表他就写，只要写到能发表的程度他就开心极了。他写了一篇四万字的小说，编辑说您要是砍下一万五去咱们就发，他竟然豁达到把砍的权利也交给编辑，他说您看着砍吧编辑，就是砍去两万五也可以。然后他呢，他已摸清了发表的程度是什么程度，便轻车熟路己然又复制出若干篇可供编辑去砍的小说了。——这时候，也仅仅在这种时候，我觉得那句话是有道理的。
其余的时候我觉得那句话是胡说。它是“不想当元帅的士兵就不是好士兵”的套用，套用无罪，但元帅和诗人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就像政治和艺术）。元帅面对的是人际的战争，他依仗超群的智力，还要有“一代天骄”式的自信甚至狂妄，他的目的很单纯——压倒一切胆敢与他为敌的人，因此元帅的天才在于向外的征战，而且这征战是以另一群人的屈服为限的。一个以这样的元帅为楷模的士兵，当然会是一个最有用的士兵。诗人呢？为了强调不如说诗人的天才出于绝望（他曾像所有的人一样向外界寻找过幸福天堂，但“过尽千帆皆不是”，于是诗人才有了存在的必要），他面对的是上帝布下的迷阵，他是在向外的征战屡遭失败之后靠内省去猜斯芬克斯的谜语的，以便人在天定的困境中得救。他天天都在问，人是什么？人到底是什么要到哪儿去？因为已经迷茫到了这种地步，他才开始写作。他不过是一个不甘就死的迷路者）他不过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为灵魂寻找归宿的流浪汉。他还有心思去想当什么大师么？况且什么是大师呢？他能把我们救出到天堂么？他能给我们一个没有苦难没有疑虑的世界么？他能指挥命运如同韩信的用兵么？他能他还写的什么作？他不能他还不是跟我们一样，凭哪条算作大师呢？不过绝境焉有新境？不有新境何为创造？他只有永远看到更深的困苦，他才总能比别人创造得更为精彩；他来不及想当大师，恶浪一直在他脑际咆哮他才最终求助于审美的力量，在艺术中实现人生。不过确实是有大师的，谁创造得更为精彩谁就是大师。有一天人们说他是大师了，他必争辩说我不是，这绝不是人界的谦恭，这仍是置身天界的困惑－－他所见出的人的困境比他能解决的问题多得多，他为自己创造的不足所忧扰所蒙蔽，不见大师。也有大师相信自己是大师的时候，那是在伟大的孤独中的忧愤的自信和自励，而更多的时候他们是在拼死地突围，唱的是“我们是世界，我们是孩子”（没唱我们是大师）。你也许能成为大师也许成不了，不如走自己的路置大师于不顾。大师的席位为数极少，群起而争当之，倒怕是大师的毁灭之路。大师是自然呈现的，像一颗流星，想不想当它近乎一句废话。再说又怎么当法呢？遵照前任大师的路子去走？结果弄出来的常是抄袭或效颦之作。要不就突破前任大师的路子去走？可这下谁又知道那一定是通向大师之路呢？真正的大师是鬼使神差的探险家，他喜欢看看某一处被众人忘却的山顶上还有什么，他在没有记者追踪的黑夜里出发，天亮时，在山上，99％的可能是多了一具无名的尸体。只有：％的机会显现一行大师的脚印。他还可能是个不幸的落水者，独自在狂涛里垂死挣扎，99％的可能是葬身鱼腹连一个为他送殡的人也没有，只有１％的机会他爬上一片新的大陆。还想当吗？还想当！那就不如把那句话改为：不想下地狱的诗人就不是好诗人。尽管如此，你还得把兴趣从“好诗人”转向“下地狱”，否则你的欢乐没有保障，因为下了地狱也未必就能写出好诗来。
中国文坛的悲哀常在于元帅式的人际征服，作家的危机感多停留在社会层面上，对人本的困境太少觉察。“内圣外王”的哲学，单以“治国齐家平天下”为己任；为政治服务的艺术必仅仅是一场阶级的斗争；光是为四个现代化呐喊的文学呢，只是唤起人在物界的惊醒和经济的革命，而单纯的物质和经济并不能使人生获得更壮美的实现。这显然是不够的。这就像见树木不见森林一样，见人而不见全人类，见人而不见人的灵魂，结果是，痛苦只激发着互相的仇恨与讨伐，乐观只出自敌人的屈服和众人的拥戴，追求只是对物质和元帅的渴慕，从不问灵魂在暗夜里怎样号啕，从不知精神在太阳底下如何陷入迷途，从不见人类是同一支大军他们在广袤的大地上悲壮地行进被围困重重，从不想这颗人类居住的星球在荒凉的宇宙中应该闪耀怎样的光彩，元帅如此，不可苛求，诗人如此便是罪过，写作不是要为人的生存寻找更美的理由吗？
这是没有贬低元帅的意思，元帅就是元帅否则就不是元帅。而我们见过，元帅在大战之后的陈尸万千的战场上走过，表情如天幕一般沉寂，步态像伴着星辰的运行，没有胜利者的骄狂，有的是思想者的迷偶，他再不能为自己的雄风叱咤所陶醉，他像一个樵夫看见了森林之神，这时的元帅已进入诗人境界，这时他本身己成诗章。而诗人进入元帅的境界，我总觉得是件可怕的事，是件太可怕太荒唐的事。
五 文学分为几种、以及雅俗共赏
我看是有三种文学：纯文学、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
纯文学是面对着人本的困境。譬如对死亡的默想、对生命的沉思，譬如人的欲望和人实现欲望的能力之间的永恒差距，譬如宇宙终归要毁灭那么人的挣扎奋斗意义何在等等，这些都是与生俱来的问题。不依社会制度的异同而有无。因此它是超越着制度和阶级，在探索一条属于全人类的路。当约翰逊跑出九秒八三的时候，当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的时候，当大旱灾袭击非洲的时候，当那个加拿大独腿青年跑遍全球为研究癌症募捐的时候，当看见一个婴儿出生和一个老人寿终正寝的时候，我们无论是欢呼还是痛苦还是感动还是沉思，都必然地忘掉了阶级和制度，所有被称为人的生物一起看见了地狱并心向天堂。没有这样一种纯文学层面，人会变得狭隘仍至终于迷茫不见出路。这一层面的探索永无止境，就怕有人一时见不到它的社会效果而予以扼杀。
人当然不可能无视社会、政治、阶级，严肃文学便是侧重于这一层面。譬如贫困与奢华与腐败：专制与民主与进步，法律与虚伪与良知等等，这些确实与社会制度等等紧密联系着。文学在这儿为伸张正义而呐喊，促进着社会的进步，这当然是非常必要的，它的必要性非常明显。
通俗文学主要是为着人的娱乐需要，人不能没有娱乐。它还为人们提供知识，人的好奇心需要满足。
但这三种文学又常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他，难以划一条清晰的线。有一年朋友们携我去海南岛旅游，船过珠江口，发现很难在河与海之间划一条清晰的线，但船继续前行，你终于知道这是海了不再是河。所以这三种文学终是可以分辨的，若分辨，我自己的看法就是依据上述标准。若从文学创作是为人的生存寻找更可靠的理由，为了人生更壮美地实现这一观点看，这三种文学当然是可以分出高下的，但它们存在的理由却一样充分，因为缺其一则另外两种也为不可，文学是一个整体，正如生活是一部交响乐，存在是一个结构。
那么是不是每一部作品都应该追求雅俗共赏呢？先别说应不应该，先问可不可能。事实上不可能！雅俗共赏的作品是一种罕见的现象，而且最难堪的是，既便对这罕见的现象，也是乐其俗者赏其俗、知其雅者赏其雅。同一部《红楼梦》，因读者之异，实际上竟作了一俗一雅两本书。既然如此又何必非把雅俗捆绑在一部作品里不可呢？雅俗共赏不在于书而在于读者，读者倘能兼赏雅俗，他完全可以读了卡夫卡又读梁羽生，也可以一气读全了《红楼梦》。雅是必要的，俗也是必要的，雅俗交融于一处有时也是必要的，没有强求一律的理由。一定要说兼有雅俗的作品才是最好的作品，那就把全世界的书都装订在一起好了。这事说多了难免是废话。
六 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生命力最强吗？
我想现实主义肯定是指一种具体的写作方法（或方式），绝非是说“源于现实反映现实”就是现实主义，否则一切作品岂不都是现实主义作品了？因为任何一部作品都必曲曲折折地牵涉着生活现实，任何一位作家都是从现实生活中获取创作的灵感和激情的。只要细细品味就会明白，不管是卡夫卡还是博尔赫斯，也不管是科幻小说还是历史小说，都不可能不是“源于现实反映现实”［注〕的。甚至说到历史，都是只有现实史，因为往事不可能原原本本地复制，人们只可能根据现实的需要和现有的认识高度来理解和评价历史。所以现实主义显然是单指一种具体的写作方法了。
这种写作方法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把形式和内容分开来对待的，认为内容就是内容是第一位的，形式单是形式位在其次，最多赞成内容与形式的和谐（但这仍然是分开来对待的结果）。总之最关键的一点——它认为内容是装在形式里面的，虽然应该装得恰当。这就让人想起容器，它可以装任何液体，只要保护得好、这容器当然永远可用。现实主义是一种容器，可以把所有的故事装于其中讲给我们大家听，故事在不断地发生着，它便永远有的可装，尽管有矮罐高瓶长脚杯也仍然全是为着装酒装油装水用，用完了可以再用还可以再用，只要其中液体常新，便不为抄袭，确凿是创造，液体愈加甘甜醇香，故事愈加感人深刻，便是无愧的创造。这就是现实主义写作方法长命的原因吧。
而以“形式即内容”为特征的一些现代流派，看似倒是短命，一派派一种种一代代更迭迅速，有些形式只被用过一次至几次便告收场，谁胆敢再用谁就有抄袭之嫌人家一眼就认出你卖的是哪路拳脚，因而黯然而无创造之光荣了。这有时弄得现代派们很是伤心窝火。细想其实不必。形式即内容，形式即非容器，它毋宁说是雕塑，它是实心的是死膛的，它不能装酒装水装故事，它什么都不能装，它除了是它自己之外没别的用场可派，它的形式就是内容你用它的形式岂不就是抄袭它的内容吗？所以一般它不讲故事，讲故事也不在于故事而在于讲。我想《李自成》换一种讲法也还是可以的，而且用这种方法还可以讲无数的故事。而《去年在马里昂巴》你就没办法给它换个形式，要换就只好等到“明年在马里昂巴”，而且你用这种形式所能讲的故事也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既作了“形式即内容”的一派，就必须要在形式上不断地创新，否则内容也一同沦为老朽，这不值得伤心窝火，对创造者来说这正是一派大好天地。正如把内容作首位的一派也必须在内容上时时更新一样。
这好像没什么，这不过是两条路没什么可争执的了。你能说谁比谁更有生命力呢？你一定要拿“形式即容器”的形式来和“形式即内容”的形式做比较，是不公正的，是叫风马牛拜天地。应该以前者的内容和后者的形式来比较，就清楚了，它们都需要不断地更新创造，它们也都有伟大的作品流传千古。
写到这儿又想起另外一个问题。我总以为“脱离时代精神”的罪名是加不到任何艺术流派头上的，因为艺术正是在精神迷茫时所开始的寻找，正是面对着现实的未知开始创造，没有谁能为它制定一个必须遵守的“时代精神”。它在寻找它在创造它才是艺术，它在哪个时代便是哪个时代的时代精神的一部分。
七 有意味的形式从何而来？
有意味的形式，这指的当然不是“形式即容器”的形式，当然是“形式即内容”的形式。这内容不像装在容器里的内容那般了然，不是用各种逻辑推导一番便可以明晰的，它是超智力的，但你却可以感觉到它无比深广的内涵，你会因此而有相应深广的感动，可你仍然无能把它分析清楚。感觉到了的东西而未能把它分析清楚，这样的经验谁都有过，但这一回不同了，这一回不是“未能分析清楚”，而是人的智力无能把它分析清楚。甚至竟是这样：你越是分析越是推理你就越是离它远，你干脆就不能真正感觉到它了。这儿是智力的盲点，这儿是悟性所辖之地。你要接近它真正感觉到它，就只好拜在悟性门下。（举个例子：死了意味着什么？没人能证明，活人总归拿不出充分的证据，死人坚决不肯告诉我们，这可怎么分析又怎么分析得清楚？我说死后灵魂尚存，你怎么驳倒我？你说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我承认我也拿你没办法。智力在这儿陷入绝境，便只好求助于悟性，在静悟之中感到死亡不同层次不同程度的意味，并作用于我们的生存。）所以将此种东西名之为“意味”，以区别装在容器里的那些明晰的内容。
意味者，可意会不可言传也。意味就不是靠着文字的直述，而是靠语言的形式。语言形式并不单指词汇的选择和句子的构造，通篇的结构更是重要的语言形式。所以要紧的不是故事而是讲。所以真正的棋家竟不大看重输赢，而非常赞叹棋形的美妙，后者比前者给棋家的感动更为深广。所以歌曲比歌词重要，更多的大乐曲竟是无需乎词的，它纯粹是一个形式，你却不能说它没有内容，它不告诉你任何一件具体的事理，你从中感到的意味却更加博大深沉悠远。所以从画册上看毕加索的画与在美术馆垦看他的原作，感受会大大地不同，尺寸亦是其形式的重要因素。在照片上看海你说哦真漂亮，真到了海上你才会被震慑得无言以对。所以语言可以成为乐曲，可以成为造型，它借助文字却不是让文字相加，恰恰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它以整体的形式给你意味深长的感动，你变了它的形式就变了甚至灭了它的意味。当然当然，语言有其不可克服的局限。没有没有局限的玩艺儿。
一切形式，都是来自人与外部世界相处的形式。你以什么样的形式与世界相处，你便会获得或创造出什么样的艺术形式。你以装在世界里的形式与世界相处，它是它我是我，它不过容纳着我，你大概就仅相信“形式即容器”，你就一味地讲那些听来的见来的客观故事，而丝毫不觉察你的主观与这故事的连接有什么意味。当你感到人与世界是融为一体的，天人合一，存在乃是主客体的共同参与时，你就看到“形式即内容”了，孤立的事物是没有的，内容出于相关的结构，出于主客体的不可分割，把希特勒放在另一种结构里看，他也许不单是一名刽子手，而更是一只迷途的羔羊。你讲不清这结构都包含什么内容和多少内容，但你创造出与此同构的形式来，就全有了，全有了并不是清晰，只是意味深长随你去感动和发抖吧，浮想联翩。
“有意味的形式”各种各样，它们被创造出来，我猜不是像掷骰子那样撞到的运气，也是出自人与世界相处的不同形式，你仅仅在社会层面上与世界相处，倘由你来把《红楼梦》改编成电视剧的话，你当然会把贾宝玉的结局改为沿街乞讨之类。你以人类大军之一员的形式与世界相处，你大概才能体会，最后的战场为什么形同荒漠、教堂的尖顶何以指望苍天。你以宇宙大结构之一点的形式参与着所谓存在这一优美舞蹈，你就会感动并感恩于一头小鹿的出生、一棵野草的勃勃生气、一头母狼的呼号，以及风吹大漠雪落荒原长河日下月动星移和灯火千家，你泰然面对生死苦乐知道那是舞蹈的全部，你又行动起来不使意志沦丧，像已经出现了的“绿党”那样维护万物平等的权力，让精神之花于中更美地开放。所以我想，有意味的形式不是像玩七巧板那样玩出来的，它决定于创作者对世界的态度，就是说你与世界处于什么样的形式之中，就是说你把自己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
人与世界相处的形式是无穷多的，就像一个小圆由一个大圆包含着，大圆又由更大圆包含着，以至无穷。我们不理解的东西大多了，我们的悟性永无止境。我们不会因为前人的艺术创造已然灿烂辉煌而无所作为，无穷的未知将赐予我们无穷的创造机会。感恩吧，唯此我们才不寂寞。
八 美是主观的
我相信美是主观的。当你说一个东西是美的之时，其实只是在说明你对那东西的感受，而不是那东西的客观性质。美（或丑）是一种意义，一切意义都是人的赋予。没有主体参与的客体是谈不上意义的，甚至连它有没有意义这个问题都无从问起。若是反过来问呢：没有客观参与的主体又能谈得上什么意义呢？问得似乎有理，但我看这是另一个命题，这是关于存在的命题，没有客体即没有存在，因为没有客体，主体也便是没有依着无从实现的空幻，主客体均无便成绝对的虚空而不成存在。而现在的命题是，存在已为确定之前提时的命题，就是说主客体已经面对，意义从何而来？美从何而来？如果它是客体自身的属性，它就应该像化学元素一样，在任何显微镜下都得到一声同样的赞叹，倘若赞叹不同甚或相反得了斥骂，我们就无法相信它是客体自身的属性。你若说这是观察的有误，那就好了，美正是这样有误的观察。它是不同主体的不同赋予，是不同感悟的不同要求。漂亮并不是美。大家可以公认甲比乙漂亮，却未必能公认甲比乙美。随便一个略具风姿的少女都比罗丹的“老娼妇”漂亮，但哪一个更具美的意义却不一定，多半倒是后者。漂亮单作用于人的生理感观，仅是自然局部的和谐，而美则是牵涉着对生命意义的感悟，局部的不和谐可以在这个整体的意义中呈现更深更广的和谐。所以美仍是人的赋予，是由人对生命意义的感悟之升华所决定的。一个老娼妇站在街头拉客大约是极不漂亮的，但罗丹把这个生命历程所启示的意义全部凝固在一个造型中，美便呈现了。当然，谁要是把生命的意义仅仅理解成声色犬马加官进禄，“老娼妇”的美也便不能向谁呈现。美是主观的，是人敬畏于宇宙的无穷又看到自己不屈的创造和升华时的骄傲与自赏。
我差不多觉得上述文字都是废话，因为事情过于明白了。但是一涉及到写作，上述问题又似乎不那么明白了，至少是你明白我明白而某些管我们的人不明白。譬如：凭什么要由某人给我们规定该写什么和不该写什么呢？如果美单出自他一个人的大脑当然也可以，但已经没人相信这是可能的事了。如果美是唯一的一碗饭，这碗饭由他锁在自己的柜橱里，在喜庆的日子他开恩拨一点在我们的碗里让我们也尝尝，如果是这样当然就只好这样。但可惜不是这样。很不凑巧美不是这样的一碗饭。美是每一个精神都有能力发展都有权去创造的，我们干嘛要由你来告诉我们？尤其我们干嘛要受你的限制？再譬如深入生活，凭什么说我们在这儿过了半辈子的生活是不深入的生活，而到某个地方呆三个月反倒是深入的？厂长知道哪儿有什么土特产令采购员去联系进货，李四光懂得哪儿有石油带工人们去钻井，均收极佳效果。但美不是哪方土特产也不是矿物，处处皆有美在正像人人都可作佛，美弥漫于精神的弥漫处。渴望自由的灵魂越是可以在那儿痛享自由，那儿的美便越是弥漫得浓厚，在相反的地方美变得稀薄。进一步说，美的浓厚还是稀薄，决定于人的精神的坚强还是孱弱，不屈还是奴化，纯净还是污秽，生长创造还是干涸萎缩，不分处所。你被押送到地狱，你也可以燃起悲壮的烈火，你人云亦云侥幸得上天堂，你也可能只是个调戏仙女的猪八戒。与通常说到真理时的逻辑一样，美也是在探索与创造中，她不归谁占有因而也不容谁强行指令。“天蓬元帅”因要强占造化之美，结果只落得个嘴长耳大降为人间的笑料。
美除了不畏强权不以物喜之外，还不能容忍狡猾智力的愚弄。她就是世界她就是孩子——原始艺术之美的原因大约就在于此，他们从天真的梦中醒来，还不曾沾染强权、物欲和心计的污垢，只相信自己心灵的感悟；无论是敬仰日月、赞颂生命，畏于无常，祈于歌舞，都是一味的纯净与鲜活。而原始艺术一旦成为时髦，被人把玩与卖弄，真的，总让人想起流氓。除非她是被真正的鉴赏家颤抖着捧在怀中被真正的创造者庄严地继承下去！原始的艺术在揪心地看着她的儿孙究竟要走一条什么路。儿孙们呢，他们遥想人类的童年仿佛告别着父母，看身前身后都是荒芜，便接过祖先的梦想，这梦想就是去开一条通往自由幸福之路——就是这么简单又是这么无尽无休的路。
九 童心是最美的呜？
假如人不至于长大，童心就是最美的一直是最美的。可惜人终归要长大，从原始的纯朴走来必途经各类文明，仅具童心的稚拙就觉不够。常见纯朴的乡间一旦接触了外界的文明，便焦躁不安民风顿转；常见敦厚的农民一已为商人的伎俩所熏染，立刻变得狡狯油猾。童心虽美却娇嫩得不可靠。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有一种怕孩子长大失了质朴干脆就不让孩子长大的倾向，这是极糟糕的事。我在另一篇文章中写过这样的话：“企图以减欲来逃避痛苦者，是退一步去找和谐，但欲望若不能消灭干净便终不能逃脱痛苦，只好就一步步退下去直至虽生犹死，结果找到的不是和谐而是毁灭。中国上千年来的步步落后肯定与此有关。譬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譬如闭关自守，譬如倘爱情伴着痛苦便不如不要爱情而专门去制造孩子，倘世上有强奸犯便恨天下人何以不都是太监。世界上的另一种文化则主张进一步去找和谐，进一步而又进一步，于是遥遥地走在我们前头，而且每进一步便找到一步的和谐，永远进一步便永在和谐中。”我想这就是东西方文化最大的不同点之一。还是让孩子长大吧，让他们怀着亘古的梦想走进异化的荒原中去吧，在劫难逃。真正的悟性的获得，得在他们靠了雄心勃勃的翅膀将他们捧上智力的天空翱翔之后重返人间之时。他们历经劫难不再沾沾自喜于气壮山河，知困苦之无边，知欢乐乃为无休止的超越，知目的即是过程，知幸福唯在自我的升华与完善，知物质无非为了精神的实现所设置，知不知者仍是无穷大唯心路可与之匹敌，那时他们就已长大，重归大地下凡人间了。他们虽已长大却童心不泯绝无沮丧，看似仍一如既往覆地翻天地追求追求追求，但神情已是泰然自若，步履已是信马由缰，到底猜透了斯芬克斯的谜语。他们在宇宙的大交响乐中隐形不见，只顾贪婪地吹响着他们的小号或拉着大提琴，高昂也是美哀伤也是美，在自然之神的指挥下他们挥汗如雨，如醉如痴直至葬身其中。这不再只是童心之美，这是成熟的人的智慧。
这时再回过头去看那原始艺术，才不至于蜂拥而去蛮荒之地以为时髦，才不至于卖弄风情般地将远古的遗物缀满全身，这时他们已亲身体会了祖先的梦想，接过来的与其说是一份遗产毋宁说是一个起点，然后上路登程，漂泊创造去了。
十 美于人道主义
关于人道主义，我与一位朋友有过几次简短的争论。我说人道主义是极好的，他说人道主义是远远不够的。我一时真以为撞见了鬼。说来说去我才明白，他之所以说其不够，是因为旧有的人道主义已约定俗成仅具这样的内涵：救死扶伤、周贫济困、怜孤恤寡等等，这显然是远远不够。我们所说的极好的人道主义是这样的：不仅关怀人的肉体，更尊重和倡导人的精神自由实现。倘仅将要死的人救活，将身体的伤病医好，却把鲜活的精神晾干或冷冻，或加封上锁牵着她游街，或对她百般强加干涉令其不能自由舒展，这实在是最大的不人道。人的根本标志是精神，所以人道主义应是主要对此而言。于是我的朋友说我：你既是这样理解就不该沿用旧有的概念，而应赋予它一个新的名称。以便区分于旧有概念所限定的内涵。我想他这意见是对的。但我怎么也想不出一个新的名称。直到有一天我见一本书上说到黑泽明的影片，用了“空观人道主义”这么一个概念，方觉心中灵犀已现。所谓“空观人道主义”大概是说：目的皆是虚空，人生只有一个实在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唯有实现精神的步步升华才是意义之所在。这与我以往的想法相合。现在我想，只有更重视了过程，人才能更重视精神的实现与升华，而不致被名利情的占有欲（即目的）所痛苦所捆束。精神升华纯然是无休止的一个过程，不指望在任何一个目的上停下来，因而不会怨天之不予地之不馈，因而不会在怨天尤人中让恨与泪拥塞住生命以致营营琐琐。肉体虽也是过程，但因其不能区分于狗及其它，所以人的过程根本是心路历程。可光是这样的“空观”似仍不够。目的虽空但必须设置，否则过程将通向何方呢？哪儿也不通向的过程又如何能为过程呢？没有一个魂牵梦绕的目标，我们如何能激越不已满怀豪情地追求寻觅呢？无此追求寻觅，精神又靠什么能获得辉煌的实现呢？如果我们不信目的为真，我们就会无所希冀至萎靡不振。如果我们不明白目的为空，到头来我们就难逃绝望，既不能以奋斗的过程为乐，又不能在面对死亡时不惊不悔。这可真是两难了。，也许我们必得兼而做到这两点。这让我想起了神话。在我们听一个神话或讲一个神话的时候，我们既知那是虚构，又全心沉人其中，随其哀乐而哀乐，伴其喜怒而喜怒，一概认真。也许这就是“佛法非佛法，佛法也”吧。神话非神话，神话也——我们从原始的梦中醒来，天地间无比寂寞，便开始讲一个动人的神话给生命灌入神彩，千万个泥捏的小人才真的活脱了，一路走去，认真地奔向那个神话，生命也就获得了真实的欢愉。就是这样。但我终不知何以名之，神话人道主义？审美人道主义？精神人道主义？空观人道主义？不知道。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第二个最糟糕的东西就是仅把人生看成生物过程，仅将人当作社会工具，而未尊重精神的自由权利与实现，极好的人道主义绝不该是这样的。
说到传统，也许不该把它理解为源，而应理解为流。譬如老子的原话究竟是什么意思，这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它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以什么意义在起作用。将其理解为流还有一个好处，即是说它还要发展还要奔流，还要在一个有机的结构中起到作用，而不是把旧有的玩意儿搬出来硬性拼凑在现实中。
以上文字与“学术”二字绝不沾边，我从来敬畏那两个字，不敢与之攀亲，正在这时来了一位朋友，向我传达了一位名入的教导：“人一思索，上帝就发笑。”我想就把我这篇喃喃自语题为“答自己问”吧，《作家》愿意刊用，我也很高兴，供上帝和人民发笑。
猛地想起一部电视片中的一段解说词：“有一天，所有被关在宠子里驯养的野生动物，将远离人类，重现它们在远古时代自由自在的生活，那一天就是野生动物的节日。”我想，那一天也将是人类的节日，人不再想统治这个世界了，而是要与万物平等和睦地相处，人也不再自制牢笼，精神也将像那欢庆节日的野生动物一样自由驰骋。譬如说：一只鼹鼠在地下喃喃自语，一只苍鹰在天上嗤嗤发笑，这都是多么正常，霸占真理的暴君已不复存在。
（1987年10月23日）
（注）说“反映”不如说“实现”。写作不是为了反映生活，而是以寻找以创造去实现人生，生命就是一个寻找和创造的过程，人以此过程而为人。因此它甚至不是一项事业，它更像一个虔诚而庄严的礼拜。“反映”只是脚印，人走路不是为了留下脚印，但人走路必会留下脚印，后人可以在这脚印上看出某种“反映”。
秋天的怀念
史铁生
双腿瘫痪后，我的脾气变得暴怒无常。望着望着天上北归的雁阵，我会突然把面前的玻璃砸碎；听着听着李谷一甜美的歌声，我会猛地把手边的东西摔向四周的墙壁。母亲就悄悄地躲出去，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偷偷地听着我的动静。当一切恢复沉寂，她又悄悄地进来，眼边红红的，看着我。“听说北海的花儿都开了，我推着你去走走。”她总是这么说。母亲喜欢花，可自从我的腿瘫痪后，她侍弄的那些花都死了。“不，我不去！”我狠命地捶打这两条可恨的腿，喊着：“我活着有什么劲！”母亲扑过来抓住我的手，忍住哭声说：“咱娘儿俩在一块儿，好好儿活，好好儿活……”可我却一直都不知道，她的病已经到了那步田地。后来妹妹告诉我，她常常肝疼得整宿整宿翻来覆去地睡不了觉。
那天我又独自坐在屋里，看着窗外的树叶“唰唰啦啦”地飘落。母亲进来了，挡在窗前：“北海的菊花开了，我推着你去看看吧。”她憔悴的脸上现出央求般的神色。“什么时候？”“你要是愿意，就明天？”她说。我的回答已经让她喜出望外了。“好吧，就明天。”我说。她高兴得一会坐下，一会站起：“那就赶紧准备准备。”“唉呀，烦不烦？几步路，有什么好准备的！”她也笑了，坐在我身边，絮絮叨叨地说着：“看完菊花，咱们就去‘仿膳’，你小时候最爱吃那儿的豌豆黄儿。还记得那回我带你去北海吗？你偏说那杨树花是毛毛虫，跑着，一脚踩扁一个……”她忽然不说了。对于“跑”和“踩”一类的字眼儿。她比我还敏感。她又悄悄地出去了。
她出去了。就再也没回来。
邻居们把她抬上车时，她还在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我没想到她已经病成那样。看着三轮车远去，也绝没有想到那竟是永远的诀别。
邻居的小伙子背着我去看她的时候，她正艰难地呼吸着，像她那一生艰难的生活。别人告诉我，她昏迷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那个有病的儿子和我那个还未成年的女儿……”又是秋天，妹妹推我去北海看了菊花。黄色的花淡雅、白色的花高洁、紫红色的花热烈而深沉，泼泼洒洒，秋风中正开得烂漫。我懂得母亲没有说完的话。妹妹也懂。我俩在一块儿，要好好儿活……（完）
理想的当代文学批评
史铁生
无病之病
听说有这样的医生，对治病没什么兴趣，专长论文，虽医道平平，论文却接二连三地问世。无病之病他们也接诊病人，也查阅病历，却只挑选“有价值”的一类投以热情。据说那是为了科研。毫无疑问我们都应当拥护科研，似不该对其挑选心存疑怨。但是，他们的挑选标准却又耐人寻味：遇寻常的病症弃之，见疑难的病症避之，如此淘汰之余才是其论文的对象。前者之弃固无可非议，科研嘛。但是后者之避呢，又当如何解释？要点在于，无论怎么解释都已不妨碍其论文的出世了。
以上只是耳闻，我拿不出证据，也不通医道。尤其让我不敢轻信的原因是，“寻常”与“疑难”似有非此即彼的逻辑，弃避之余的第三种可能是什么呢？第三种热情又是靠什么维系的？但如果注意到，不管是在什么领域，论文的数量都已大大超过了而且还在以更快的速度超过着发明与发现，便又可信上述耳闻未必虚传。于是想到：论文之先不一定都是科研的动机。论文也可以仅仅是一门手艺。
世上有各种手艺：烧陶、刻石、修脚、理发、酿酒、烹饪、制衣、编席……所以是手艺，在于那都是沿袭的技术，并无创见。一旦有了创见，大家就不再看那是手艺，而要赞叹：这是学问！这是艺术啊！手艺，可以因为创造之光的照耀，而成长为学问或艺术。反之，学问和艺术也可以熟谙成一门手艺。比如文学作品，乃至各类文章，常常也只能读出些熟而生巧的功夫。
其实，天下论文总归是两类动机：其一可谓因病寻医问药；其二，是应景，无病呻吟。两类动机都必散布于字里行间，是瞒不过读者的。前一种，无论其成败，总能见出心路的迷惑，以及由之而对陌生之域的惊讶、敬畏与探问。后一种呢，则先就要知难而避，然后驾轻车行熟路。然而，倘言词太过庸常，立论太过浅显，又怕轻薄了写作的威仪，不由得便要去求助巧言、盛装，甚至虎皮。
还以前述那类医生做比——到底什么病症才对他们“有价值”呢？不是需要医治的一种，也不是值得研究的一种，而是便于构筑不寻常之论文的那一种。方便又不寻常，这类好事不可能太多，但如果论文的需求又太多太多呢？那就不难明白，何以不管在什么领域，都会有那么不寻常的自说自话了。它们在“寻常”与“疑难”之间开辟了第三种可能，在无病之地自行其乐。
“寻常”，是已被榨干说尽的领域，是穷途，是一种限制。“疑难”尚为坚壁，或者说不定还是陷阱，是险径，也是限制。而限制，恰恰是方便的天敌，何苦要与它过不去呢？(正像一句流行的口头禅所劝导的：哥们儿你累不累？)所以要弃之与避之。这样，方便就保住了，只缺着不寻常。然而不寻常还有什么不方便么？比如撒一泡旷古的长尿(听说在所谓的“行为艺术”中出现过这类奇观)。对于论文，方便而又不寻常的路在哪儿？在语言市场上的俏货，在理论的叠床架屋并浅入深出，在主义的相互帮忙和逻辑的自我循环，在万勿与实际相关，否则就难免又碰上活生生的坚壁或陷阱--势必遭遇无情的诘问。所以，魔魔道道的第三种热情，比如说，就像庸医终于逃脱了患者的纠缠，去做无病的诊治游戏，在自说自话中享受其论说的自由。
我没说论文是这样。我只是说有些论文是这样，至少有些论文让人相信论文可以是这样：有富足的智力，有快乐的心理，惟不涉精神的疑难。其病何在？无病之病是也。
写到这儿，我偶然从《华人文化世界》上读到一篇题为“当代医学的挑剔者”的文章(作者王一方)，其中提到一位名叫图姆斯的哲学家，以其自身罹病的经验，写了一本书：《病患的意义》。文中介绍的图姆斯对现代医学的“挑剔”，真是准确又简洁地说出了我想说而无能说出的话。
在图姆斯看来，现代医学混淆了由医生(客体)通过逻辑实证及理性建构的医学图景与病患者(主体)亲自体验的异常丰富的病患生活世界的界限。前者是条理近乎机械、权威(不容怀疑)的“他们”的世界，后者是活鲜、丰富的“我”的世界；前者是被谈论的、被研究的、被确认的客观世界，后者是无言的体验、或被打断或被告知不合逻辑的、荒诞不经的主观世界。正是这一条条鸿沟，不仅带来医、患之间认识、情感、论理判断及行为等方面的冲突，也使得医学只配作为一堆“知识”、“信息”、“技术项目”，而不能嵌入生命与感情世界。为此，患者图姆斯为现代医学开出了药方，一是建议医学教育中重视医学与文学的沟通，鼓励医科学生去阅读叙述疾病过程与体验的文学作品，以多重身份去品味、体悟、理解各种非科学的疾患倾诉；二是亲自去体验疾病。……古人“三折肱而为良医”，图姆斯的“折肱”……却为现代医学的精神困境送去了一支燃烧着的红烛。
以上所录图姆斯对现代医学的“挑剔”和药方，我想也可以是照亮现代文学、艺术和评论之困境的红烛吧。况且精神的病患甚于生理的病患，而生理病患的困苦终归是要打击到精神上来，才算圆满了其魔鬼的勾当。——图姆斯大约也正是基于这一点而希望医学能与文学沟通的。
我记得，好像是前两年得了诺贝尔奖的那个诗人帕斯说过：诗是对生活的纠正。我相信这是对诗性最恰切的总结。我们活着，本不需要诗。我们活着，忽然觉悟到活出了问题，所以才有了“诗性地栖居”那样一句名言。诗性并不是诗歌的专利，(有些号称诗歌的东西，其中并无诗性)，小说、散文、论文都应该有，都应该向诗性靠近，亦即向纠正生活靠近。而纠正生活，很可能不是像老师管教学生那样给你一种纪律，倒更可能像似不谙世故的学生，捉来一个司空见惯却旷古未解的疑问，令老师头疼。这类疑问，常常包含了生活的一种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因而也常常指示出现实生活的某种沉疴痼疾。
（1997年3月21日）
写作四谈
史铁生
１、我其实未必合适当作家，只不过命运把我弄到这一条路上来了。左右苍茫时，总也得有条路走，这路又不能再用腿去 ，便用笔去找。而这样的找，后来发现利于此一铁生，利于世间一颗最为躁动的心走向宁静。
我的写作因此与文学关系疏浅，或者竟是无关也可能。我只是走得不明不白，不由得唠叨；走得孤单寂寞，四下里张望；走得怵目惊心，便向着不知所终的方向祈祷。我仅仅算是一个写作者吧，与任何“学”都不沾边儿。学，是挺讲究的东西，尤其需要公认。数学、哲学、美学，还有文学，都不是打打闹闹的事。写作不然，没那么多规矩，痴人说梦也可，捕风捉影也行，满腹狐疑终无所归都能算数。当然，文责自负。
２、我想，何妨就把“文学”与“写作”分开，文学留给作家，写作单让给一些不守规矩的寻觅者。文学或有其更为高深广大的使命，值得仰望，写作则可平易些个，无辜而落生斯世者，尤其生来长去还是不大通透的一类，都可以不管不顾地走一走这条路。没别的意思，只是说写作可以跟文学不一样，不必拿种种成习去勉强它。
３、写作者，未必能够塑造真实的他人，只可能塑造真实的自己。———— 前人也这么说过。你靠什么来塑造他人？你只可能像我一样，以史铁生之心度他人之腹，以自己心中的阴暗去追查张三的阴暗，以自己心中的光明去拓展张三的光明，你只能以自己的血肉和心智去塑造。那么，与其说这是塑造，倒不如说是受造，与其说是写作者塑造了张三，莫如说是写作者经由张三而有了新在。
４、因此我向往着这样的写作———史铁生曾称之为“写作之夜”。当白昼的一切明智与迷障都消散了以后，黑夜要我用另一种眼睛看这世界。很可能是第五只眼睛，第三他不是外来者，第四他也没有特异功能，他是对生命意义不肯放松的累人的眼睛。如果还有什么别的眼睛，尽可都排在他面前，总之这是最后的眼睛，是对白昼表示怀疑而对黑夜素有期盼的眼睛。这样的写作或这样的眼睛，不看重成品，看重的是受造之中的那缕游魂，看重那游魂之种种可能的去向，看重那徘徊所携带的消息。因为，在这样的消息里，才能看清一个人，一个犹豫、困惑的人，一个受造者；比如说我才有可能看看史铁生到底是什么，并由此对他的未来保持住兴趣和信心。
幸亏写作可以这样，否则他轮椅下的路早也就走完了。有很多人问过我：史铁生从20岁上就困在屋子里，他哪儿来的那么多可写的？借此机会我也算作出回答：白昼的清晰是有限的，黑夜却是辽阔无边。（完）
姻缘
史铁生
（编者按：前些日子得知，史铁生又患尿毒症，当下心中一片恻然，这种时候感到好人一生平安这种话是多麽苍白无力。不管怎麽说，希望他能够少受些折磨，毕竟他的苦难太多太多了——艾斯苔尔）
1、我在陕北的一处小山村插过队。我写过那地方，叫它作“清平湾”，实际的名称是关家庄，因为村前的河叫清平河，清平河冲流淤积出的一道川叫清平川。清平川蜿蜒百余里，串联起几十个村落。在关家庄上下的几个村子插队的，差不多都是我的同学，曾在同一所中学甚至同一个班级念书。也有例外，男士A不是我的同学但是和我们一起来到清平川插队，他是为了和我的同学男士B插在一处。但是阴差阳错，到了清平川，公社知青办的干部们将我和B等几个同学分配在关家庄，却把A与我的另几个同学安置在另一个村。费几番周折也没能改变命运的意图。这样男士A便在另一个村中与我的同学C相识，在同一个灶上吃饭，在同一块地里干活，从同一眼井中担水，走同一条路去赶集，数年后二人由恋人发展成夫妻，在同一个屋顶下有了同一个家。有一回我跟他们开玩笑说“可记得你们的媒人是谁吗？是B！”大家楞了一下，笑道“不，不是B，是公社知青办那几位先生。”大家笑罢又有了进一步觉悟，说“不不还是不对，不是B也不是那几位先生，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若非他老人家的战略部署，A和C缘何相识呢？”思路如此推演开去，疑为A和C的媒人者纷云而至成几何级数增长，且无止境。
2、我难得登高望远，坐轮椅正坐至第二十个年头，尚无终期。
某一日，电梯载我升上几十层高搂，临窗俯瞰，见城市喧嚣浩瀚比以前更大得触目惊心，楼堂房舍鳞次栉比也更多彩多姿，纵横交织的街道更宽阔美丽。唯如蚁的人群一如既往地埋头奔走，动机莫测出没无常；熙来攘往擦肩而过，就象互相绕开一棵树或一面墙；忽而也见二三位远远的扑来一处交头接耳，之后又分散融入人流再难辨认；一串汽车首尾相接飞驰向东，当中一辆不知瞬间受了什麽引诱，减速出列掉头改道又急驶向西了；飘飘扬扬的一缕红裙，飘飘扬扬的分外醒目，但蓦的永远不见了，于原来的地位上顶替以一位推车的老太；老人缓缓的走，推的是一辆婴儿车，车厢里的小孩顾自酣甜的睡着……我想，这老人这小孩恰是人间亿万命途的象征，来路和去向仍是一贯的神秘。
居高而望这宏大的人间，很可能正象量子力学家们对微观世界的测验和观察吧。书上说，经典力学具有完全确定的性质，即给出力和质量以及初始位置和速度，就能够精确的预言运动客体的未来或过去的性状。但是，在量子力学中，海森伯测不准原理指出微观离子的位置和动量是不能同时精确测定的；因此牛顿定律不能适用于原子范围。量子力学定律并不描述离子轨道的细节，它只能给出可能发生的事件及其在不同情况下发生的相对几率。书上说，后来，物理学家把一切物质都看作具有波粒二象性。我想，人也是这样也具有波粒二象性吧。米每一个瞬间都处于一个位置都是一个粒子，但你每时每刻都在运动你的历史正是一条不间断的波，因而你在任何瞬间在任何位置，都一样是运途难厕，书上说，物质世界是由同时存在着的无穷大的场构成。那麽人间社会料必也是如此；在几十亿条命运轨道无穷多的交织组合之间，一个人的命运真可谓朝不虑夕了。你能知道你现在正走向什麽？你能知道什麽命运正向你走来吗？
我坐在十几层高楼的窗前，想起往日的一个男孩。那男孩七岁事有一次问他的母亲：“什麽是结婚？”母亲说：“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们想要在一起生活。”七岁的男孩于是问父亲：“你结婚了吗？”父亲说：“如果我是你的父亲，我肯定是结过婚了。”男孩迷茫的想了一会，说：“我不结婚。”母亲笑道：“你现在当然不要结，但将来你会结。”“为啥？”“因为，一般来说，所有的人都要结婚。”为此男孩郑重其事的想了一下午，晚上他又问母亲：“那我和谁结婚呢？”母亲说：“这现在谁也不知道。不过那个女孩可能正在向你走来。”男孩于是独自到阳台上去，俯看街上埋头奔走的人流，很想辨出那个女孩，他想看见她从哪走来……
这时我忽然想起问我妻子：“我七岁那年，你在哪？”她正在读一本书，抬头望了望我，说：“下次别再忘了——又过了三年我才出生。”她笑了。可我没笑。“那麽那时你的父母，他们在哪？”“很可能那时，”她一边重新埋下头去，“我的父母还不相识。”
3、从上海来的一位朋友对我说，夏夜的外滩，情侣的密度当属世界之最。骄阳落去，皎月初升，江风习习吹开熏蒸的溽热之时你瞧吧，沿江的栅栏边，情男恋女伏栏面水倾诉衷肠，一条大队直排出几里，仿佛对黄浦江夹道的欢迎与欢送；一对紧挨一对，一对一对一对甚至互相不能留出间隙，一男一女一男一女一男一女，倘忽略每一颗头的扭向让你猜哪两个是一对，你有50%的可能错点了鸳鸯。我对他的描述略表怀疑，“怎麽你不信？”我的这位富于想象力的朋友笑道：“这麽说吧，要是这时有谁下一道命令，譬如喊一二三，或者吹一声口哨，情男恋女们无须移动位置只要一齐转头180度，便可在全新的组合中继续谈情说爱。”
“很可能，”我说，“这样的命令已经下过了。”
“下过了？”这一回轮到他怀疑。
“下过了，但是你没听见。”
“你听见了？”
“我有时感到我听见了。在你去外滩之前很久上帝的哨子已经吹过了，因此你看见了你所看到的情景，你看见了你只能看到的一种组合。”
不久前我读一本书，书上说到洗牌。一局牌开始，首先要洗牌。连续的输家抱怨手气不好，尤其要洗牌，别人洗过了他还不放心，一定要自己再洗，一面把牌打乱一面心中祈祷好运的来临。那本书的作者说，当然这会改变他的牌运，但是，到底是改变的更好了还是更坏了却永远不能知道。被你洗掉了的种种排列，未及存在就已消逝，上帝只取其中一种与你遭遇。
（1992年春节）
病隙碎笔
史铁生
我是史铁生——很小的时候我就觉得这话有点怪，好像我除了是我还可以是别的什么。这感觉一直不能消灭，独处时尤为挥之不去，终于想懂：史铁生是别人眼中的我，我并非全是史铁生。
多数情况下，我被史铁生减化和美化着。减化在所难免。美化或出于他人的善意，或出于我的伪装，还可能出于某种文体的积习——中国人喜爱赞歌。因而史铁生以外，还有着更为丰富、更为浑沌的我。这样的我，连我也常看他是个谜团。我肯定他在，但要把他全部捉拿归案却非易事。总之，他远非坐在轮椅上、边缘清晰齐整的那一个中年男人。白昼有一种魔力，常使人为了一个姓名的牵挂而拘谨、犹豫，甚至于慌不择路。一俟白昼的魔法遁去，夜的自由到来，姓名脱落为一张扁平的画皮，剩下的东西才渐渐与我重合，虽似朦胧缥缈了，却真实起来。这无论对于独处，还是对于写作，都是必要的心理环境。
我其实未必合适当作家，只不过命运把我弄到这一条（近似的）路上来了。左右苍茫时，总也得有条路走，这路又不能再用腿去趟，便用笔去找。而这样的找，后来发现利于此一铁生，利于世间一颗最为躁动的心走向宁静。
我的写作因此与文学关系疏浅，或者竟是无关也可能。我只是走得不明不白，不由得唠叨；走得孤单寂寞，四下里张望；走得怵目惊心，便向着不知所终的方向祈祷。我仅仅算一个写作者吧，与任何“学”都不沾边儿。学，是挺讲究的东西，尤其需要公认。数学、哲学、美学，还有文学，都不是打打闹闹的事。写作不然，没那么多规矩，痴人说梦也可，捕风捉影也行，满腹狐疑终无所归都能算数。当然，文责自负。
写作救了史铁生和我，要不这辈子干什么去呢？当然也可以干点别的，比如画彩蛋，我画过，实在是不喜欢。我喜欢体育，喜欢足球、篮球、田径、爬山，喜欢到荒野里去看看野兽，但这对于史铁生都已不可能。写作为生是一件被逼无奈的事。开始时我这样劝他：你死也就死了，你写也就写了，你就走一步说一步吧。这样，居然挣到了一些钱，还有了一点名声。这个愚顽的铁生，从未纯洁到不喜欢这两样东西，况且钱可以供养“沉重的肉身”，名则用以支持住孱弱的虚荣。待他孱弱的心渐渐强壮了些的时候，我确实看见了名的荒唐一面，不过也别过河拆桥，我记得在我们最绝望的时候它伸出过善良的手。
我的写作说到底是为谋生。但分出几个层面，先为衣食住行，然后不够了，看见价值和虚荣，然后又不够了，却看见荒唐。荒唐就够了么？所以被送上这不见终点的路。
残疾与爱情，这两种消息，在史铁生的命运里特别地得到强调。对于此一生性愚顽的人，我说过，这样强调是恰当的。我只是没想到，史铁生在四十岁以后也慢慢看懂了这件事。
这两种消息几乎同时到来，都在他二十一岁那年。
一个满心准备迎接爱情的人，好没影儿的先迎来了残疾——无论怎么说，这一招是够损的。我不信有谁能不惊慌，不哭泣。况且那并不是一次光荣行为的后果，那是一个极为普通的事件，普通得就好像一觉醒来，看看天，天还是蓝的，看看地，地也并未塌陷，可是一举步，形势不大对头——您与地球的关系发生了一点儿变化。是的，您不能有以脚掌而是要以屁股，要不就以全身，与它磨擦。不错，第一是坐着，第二是躺着，第三是死。好了，就这么定了，不再需要什么理由。我庆幸他很快就发现了问题的要点：没有理由！你没犯什么错误，谁也没犯什么错误，你用不着悔改，也用不上怨恨。让风给你说一声“对不起”吗？而且将来你还会知道：上帝也没有错误，从来没有。
我记得，当爱情到来之时，此一铁生双腿已残，他是多么地渴望爱情呵，可我却亲手把“不能进入”写进了他心里。事实上史铁生和我又开始了互相埋怨，睡不安寝食不甘味，他说能，我说不能，我说能，他又说不能。糟心的是，说不能的一方常似凛然大义，说能的一对难兄难弟却像心怀鬼胎。不过，大凡这样的争执，终归是鬼胎战胜大义，稍以时日，结果应该是很明白的。风能不战胜云吗？山能堵死河吗？现在结果不是出来了？——史铁生娶妻无子活得也算惬意。但那时候不行，那时候真他娘见鬼了，总觉着自己的一片真情是对他人的坑害，坑害一个倒也罢了，但那光景就像女士们的长袜跳丝，经经纬纬互相牵连，一坑就是一大片，这是关键：“不能”写满了四周！这便是残疾最根本的困苦。
这不见得是应该忍耐的、狭隘又渺小的困苦。失去爱情权利的人，其他的权利难免遭受全面的损害，正如爱情被贬抑的年代，人的权利普遍受到了威胁。
说残疾人首要的问题是就业，这话大可推敲。就业，若仅仅是为活命，就看不出为什么一定比救济好；所以比救济好，在于它表明着残疾人一样有工作的权利。既是权利，就没有哪样是次要的。一种权利若被忽视，其它权利为什么肯定有保障？倘其权利止于工作，那又未必是人的特征，牛和马呢？设若认为残疾人可以（或应该，或不得不）在爱情之外活着，为什么不可能退一步再退一步认为他们也可以在教室之外、体育场之外、电影院之外、各种公共领域之外……而终于在全面的人的权利和尊严之外活着呢？
是的是的，有时候是不得不这样，身体健全者有时候也一样是不得不呀，一生未得美满爱情者并不只是残疾人呵！好了，这是又一个关键：一个未得奖牌的人，和一个无权参赛的人，有什么不一样吗？
可是且慢。说了半天，到底谁说了残疾人没有爱情的权利呢？无论哪个铁生，也不能用一个虚假的前提支持他的论点吧！当然。不过，歧视，肯定公开地宣布吗？在公开宣布不容歧视的领域，肯定已经没有歧视了吗？还是相反，不容歧视的声音正是由于歧视的确在？
好吧，就算这样，可爱情的权利真值得这样突出地强调吗？
是的。那是因为，同样，这人间，也突出地强调着残疾。
残疾，并非残疾人所独有。残疾即残缺、限制、阻障。名为人者，已经是一种限制。肉身生来就是心灵的阻障，否则理想何由产生？残疾，并不仅仅限于肢体或器官，更由于心灵的压迫和损伤，譬如歧视。歧视也并不限于对残疾人，歧视到处都有。歧视的原因，在于人偏离了上帝之爱的价值，而一味地以人的社会功能去衡量，于是善恶树上的果实使人与人的差别醒目起来。荣耀与羞辱之下，心灵始而防范，继而疏离，终至孤单。心灵于是呻吟，同时也在呼唤。呼唤什么？比如，残疾人奥运会在呼唤什么？马丁·路得·金的梦想在呼唤什么？都是要为残疾的肉身续上一个健全的心途，为隔离的灵魂开放一条爱的通路。残疾与爱情的消息总就是这样萦萦绕绕，不离不弃，无处不在。真正的进步，终归难以用生产率衡量，而非要以爱对残疾的救赎来评价不可。
但对残疾人爱情权利的歧视，却常常被默认，甚至被视为正当。这一心灵压迫的极例，或许是一种象征，一种警告，以被排除在爱情之外的苦痛和投奔爱情的不熄梦想，时时处处解释着上帝的寓言。也许，上帝正是要以残疾的人来强调人的残疾，强调人的迷途和危境，强调爱的必须与神圣。（完）
史铁生作品鉴赏
经历过那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的人们中间，涌现出了一批善于反思、勤于思考的作家，形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值得记载，颇有建村的新文学流派——知青文学。其中有以描写知青为主体的《今夜有暴风雪》、《蹉跎岁月》等，以其轰轰烈烈、悲悲怆怆的效果憾动人心。写出了这些动荡年代中的年轻人，在理想与现实、精神与肉体的冲撞中的迷惘、苦闷、执着等多种心态，对这场波及全国，使千千万万人投身其中的运动进行了艺术的阐释。与此同时，另一些从这条路上走过的人们，把视角转向了他们曾经洒过汗水和泪水的那片土地上至今仍默默生存着的人们，而将知青作为媒介，从他们的眼中观察这片古老而贫瘠的土地，发掘出了整个民族生存的底蕴。从而将知青文学的触角探伸得更远，使这一部分的创作在经历了重复的危机之后又写出了新意，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史铁生这篇《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就是跳出了以往的旧框子，经过十年的积淀，终于将这些不能忘却的记忆写出来。正如史铁生所说，刻意想写插队的生活，编排了一些情节，反到弄巧成拙，被人怀疑他是否插过队。“倒是每每说起那些散碎的往事，所有的人都听得入神、感动；说到最后，大家都默然，分明都在沉恩”。或许这就是生活的真实中所蕴藏的艺术的美感吧？作者虽将小说取名为“遥远的清平湾”，但读罢令人感到，清平湾实在并不遥远，它就在作者的心里，在读者的眼前。那一道道的黄土高坡，那一群群慢慢行进的牛群，那一孔孔窑洞中住着的婆姨娃娃，那整天价唱个不停的破老汉，都让人觉得那么亲近，甚至嗅到了那里的黄土味儿。破老汉是个为新中国的建立出过力的人，他曾跟着队伍一直打到广州，若不是恋着家乡的窑洞，他就不是现在这个撅一很树枝赶着牛，走一路唱一路的破老汉了，也不会让他的留小儿吃不上白肉，穿不上条绒袄了。这些当年老革命根据地的乡亲们仍过着穷日子，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一股劲儿吃白馍馍了。老汉儿家、老婆儿家都睡一口好棺材。”留小儿羡慕城里人啥时想吃肉就吃，不明白为什么北京人不爱吃白肉。难得热闹一回的事情就是两个瞎子来说书，虽然把李玉和、伍子胥、主席语录、姜太公都搅到一块儿，什么也听不清楚，可人们还是爱听那调调，喜欢那个气氛。陕北说书是弹着三弦、哀哀怨怨地唱，如泣如诉，人们就被这调调吸引了，似乎抒发了胸中那么一股子闷气。作者用充满感情的笔触写了陕北的古风。那里保留着2000多年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承袭着勤劳质朴的品德，人们没有过多的奢望和要求，心里熬煎得受不住了，就放开嗓门唱一段。用他们的话说“人愁了才唱得好山歌”。陕北的民歌都有一种忧伤的调子，什么时候才唱得红红火火、快快活活的呢？这是让读者深思的问题。破老汉不是那种混混沌沌、只知干活吃饭困觉的老式农民，他怀念当年红军到陕北的日子，晓得现今上头的事“都是那号婆姨闹的！”他将所想所思，所烦所恼还有所爱所恋，都变成了一曲曲《信天游》，时不时的就哼上一两句，人也就变得快活一些儿。十年过去，留小儿--这黄土高原的新一代，能攒够了盘缠上北京，还给爷爷买了一把新二胡。日子好过了，破老汉还是成天价瞎唱，大概这调调要一直唱到老吧？它已变成了破老汉思想的代言者了。读罢全篇，仍觉耳边回荡着破老汉唱出的民歌，那调儿是深沉的、厚重的，有一份悲哀也有一份雄浑。那里的土地和那里的人民，就像小说里写到的老黑牛一样，为了让卧在身下熟睡的小牛犊睡得更香甜，在劳累了一天之后，仍然挣扎着喘着粗气站立着。这就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民族的脊梁。史铁生抛掉了个人的苦闷和感伤，从清平湾那些平凡的农民身上看到了美好、纯朴的情感，看到了他们从苦难中自寻其乐的精神寄托，看到了坚韧不拔的毅力和顽强的生命力。使那些还沉湎在个人创伤中，咀嚼着生活曾一度带给他们的苦果，将那场运动单纯地视为炼狱般的苦难的知青们，从旧日的伤口上面抬起头来，思考一下生活的锤炼毕竟还留给我们一些别人永远无法悟到的真谛；为那些祖祖辈辈生存在这块土地上的几亿农民想想，我们是否应该为此做些什么？即使有些遥远。这就是史铁生的清平湾带给我们的一些联想。（执笔：冉弢）
宁静的史铁生
作者：蒋子丹
1998年初史铁生因尿毒症不得不依靠透析维持生命，他是一位对生命特别有感悟的作家，可能是身有残疾，所以……！我看过一些他的文章，虽然很平实，但是却很值得思考！
史铁生是经常能给我们以惊异的那种作家，也许因为他特殊的身体状况给了他人所不及的感悟力。
史铁生的出语惊人并不表现为壮怀激烈与慷慨陈词，他总是很平静甚至很低调地写一些平事实的文章，然后令你大吃一惊，这有点像有人用近乎耳语的声音，宣布与大伙生命相关的消息，并不因为其音量小而被忽视。比如他在<<我与地坛>>里对我们说：“死是一件无须乎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了的事，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史铁生的苦难是显而易见的，不仅因为他有一具残疾的身体，更因为他有一副健全过人的大脑。这么多年来他在轮椅上年复一年地沉思默想，这么多年了度过绝望的青年生活，也成熟了他中年的深厚思想。思想本来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一切思想必定是忧郁的，何况如史铁生这样从第一天得知自己将永远不能再站立起来的时候，就一刻也不能停顿地冥思苦想着的人。这时候，我们忘了在人的生命活动中最沉思的时刻，才是敏锐富有也是最强大的时刻，这大约是我们每个人都能体验到的，只是由于肢体的完整，由于行动的灵便，由于俗务的纠缠，更由于欲望的循循善诱沉思的机会，会于我们越来越远，史铁生则不然，他有的是机会让自己强大，尽管他被迫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唯其强大，才可能这样的谈论死亡。
史铁生当然算的上是经历过绝境绝境从来是这样，要么把人击垮要么使人归于宁静。
宁静是一种品格很高的品质。庄子说：“人莫鋻于流水，而鋻于止水，意思是要对一个人作出判断观其动不如观其静，自古以来，心如止水，以不变应万变等说法，都表现了对宁静心态的某种尊敬。
真正获得宁静的人非但不是麻木的生硬的，反而是极其敏感极其温厚也是极其丰富极其坚韧的，他可能为草的凋零或者为树叶的飘落而伤感，也可能替以为素不相识的弱智女孩而担忧，他激赏刘易斯不态的美感，他对牙去世的母亲怀有深深地歉疚，对一直关心和帮助自己的朋友和亲人充满感激之情，他思考过怎样生也思考过怎样死，说到生的时候他有那么多山重水复的烦恼和柳暗花明的喜悦，讲到死的时候他事无巨细，从心态方式和墓地全都娓娓道来更谈笑风生……我们从史铁生的文字可以看出一个人内心无一日止息的起伏，同时也在这个人内心起伏中解读了宁静。
愧对史铁生
作者：牧歌
我全面阅读铁生的作品，始于他的新著《对话练习》，该书囊括了他所有的散文精品。该书虽没有直面当下的现实，也没有理论和主义的缠绕，但却直逼人生、直逼人性、直逼人的灵魂，铁生对生命的解读，对宗教精神的阐释，对文学和自然的感悟，构成了真正的哲学。铁生说：“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就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他很早就认识到，“在科学的迷茫之处，在命运的混沌之点，人惟有乞灵于自己的精神。不管我们信仰什么，都是我们自己的精神的描述和引导。”尽管他也想到过死，但哲学般的生死观解放了他，让他身残却心智健全，这一点要比芸芸众生虽有健康的体魄却心智并不健康的人可贵得多。在《给盲童朋友》的一封信中，他说：“我们是朋友，但并不因为我们都是残疾人我们才是朋友，所有健全人其实都是我们的朋友，一切人都应该是朋友。我们除了比别人少两条腿或少一双眼睛之外，除了比别人多一辆轮椅或多一根盲杖之外，再不比别人少什么和多什么，再没有什么特殊于别人的地方，我们不因为残疾就忍受歧视，也不因为残疾去摘取殊荣……我们靠货真价实的工作赢得光荣。当然，我们也不能没有别人的帮助，自尊不意味着拒绝别人的好意……”谁说这不是一种境界？
正因如此，才焕发出他对生命无比的热爱。他幻想在草地上踱着方步晒太阳，脚踩在软软的草地上的感觉，踢一颗路边的石子的感觉。他最喜欢的运动是田径和足球，他能随口说出所有田径项目的世界纪录是多少，是由谁保持的。他说：“我越来越相信，人生是苦海，是惩罚，是原罪。对惩罚之地的最恰当的态度，是把它看成锤炼之地。”过程才是生命，两端全是死亡，他敬仰西绪弗斯。作为一个环保主义者，他最痛心的事是：森林消失，草原沙化，河流干涸，海洋污染……因此他才多次呼吁发起一个“百名文化名人拒穿羊绒衫运动”。表现在爱人方面，正好有他在《悼少诚》中淡泊从容的文字为证：“最后听到少诚的声音，是在去年的除夕夜。他打来电话，问我干嘛呢？我说看电视呢。他说好看吗？我说咳，看看呗，你干嘛呢？他说和了一天泥，真冷，这会儿喝点酒。就你一个人？大过年的，吃什么？煮了一锅肉，快熟了……。”
其实，文学、艺术、思想的本质是相通的。在铁生的文字中，表面上对社会现实没有发言，但骨子里同样追求的是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他说：“世上的紧张空气多是出于瞎操心，由瞎操心再演变为穷干涉。我们尤其要注意：任何以自己的观念干涉别人的行为，都只是一股逆流。”“所有你能遇到的意识形态都是为了去掉你的天性。……很多理论，其出发点未必是为生命的意义而焦虑，甚至可能只是为了话语的权利而争夺。”“旧有的人道主义已约定俗成仅具有这样的内涵：救死扶伤、周贫济困、怜孤恤寡等等。这显然是远远不够。我们所说的极好的人道主义是这样的：不仅关怀人的肉体，更尊重和倡导人的精神自由实现。倘仅将要死的人救活，将身体的伤病医好，却把鲜活的精神晾干或冷冻，或加封上锁牵着她游街，或对她百般强加干涉令其不能自由舒展，这实在是最大的不人道。”这难道不深刻？
对当下的文坛，他同样痛心疾首：“中国文坛的悲哀常在于元帅式的人际征服，作家的危机感多停留在社会层面上，对人本的困境太少觉察。……在我们满心的爱情被'魔法'，镇慑、性爱被它劫掠去越来越广泛地变成商品时，文学经常沦为艺妓的表演！”关于所谓“玩文学”的人，他同样掩饰不住自己的愤怒：“世上的事，一旦不认真就可怕了。认真是灵魂获取酬劳的惟一途径。小说是关乎灵魂的勾当，一旦失魂落魄，一切'玩儿玩儿'技法的构想，都与洗肠和导尿的意义无二。”文学的真义在于追求精神自由和宣扬真、善、美，人类最高的理想是人道主义，自由平等和博爱。
可以肯定地说，在中国作家中，能达到铁生这样精神境界的人真可谓凤毛麟角。甚至于连林贤治这样的思想者也仅仅停留在铁生拙朴的文字表面上，岂不悲哉？难怪乎贾平凹式的“腐朽”、王朔式的“反动”和余秋雨式的“矫情”会泛滥成灾。
真是愧对史铁生啊。
走过苦难——记我无比敬慕的作家史铁生
作者：宋秋雁
有位哲人说：人生的本质就是痛苦。痛苦联结着生活和生命，它是一个看不见底的深渊。痛苦无论多和少，大家都一样无法超越它，必须经历它。痛苦是一本书，研究它，体味它，咀嚼它，会有诸多独特的感觉。痛苦是深沉的土地，它孕育着生命，感染着灵魂。在痛苦里，我们认识了这纷繁的世界。
我曾经设想没有苦难的生活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这种生活的意义何在。没有经历过痛苦的人生是幸福的人生吗？没有经历过痛苦的人是幸运还是不幸？反复思考“痛苦”这个字眼，我试图从这个字眼里寻求一种滋味，我想感受那些经历过大苦大难的人所体味到的人生况味和所获得的人生价值。
于是，我便想起了史铁生。他是一位我无比敬慕的作家。他写了很多作品，但让我始终难以忘怀的是他的《我与地坛》。最初读《我与地坛》是在一个黄昏，凄冷的夕阳弥漫在窗前，那深深的红里有一种悲壮的色调。我沿著文字翻动书页，我的泪水也悄悄涌满了眼睛。史铁生到延安地区的清平湾插队时得了一场大病，从此便高位截瘫了。当他活到最狂妄的年龄时，他的双腿忽然残疾了。他从此坐上了轮椅，永远离开了正常人的生活。
这是一份多么沉重的苦难？有谁能随意地经受这种苦难呢？一个本是活蹦乱跳的男孩子，突然间不能走路了，只有靠两手摇着轮椅去自己想去的地方。
史铁生不能走路了。于是他与北京地坛公园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每天摇着轮椅去地坛读书，他说：“没处可去我便一天到晚耗在这园子里。跟上班下班一样，别人去上班我摇了轮椅到这儿来。”地坛公园弥漫着沉静的光芒，它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准备了这样一处安静的地方。树荫和夕阳笼罩着他的身影。
史铁生的母亲也是一位活得最苦的母亲。每次摇出轮椅动身前，他的母亲便无言地帮他上轮椅，母亲看着他摇车拐出小路，每一次她都是伫立在门前默然无语地看着儿子走远。有一次，他想起一件事又返身回来，看见母亲仍然站在原地，还是那样一动不动地站着，仿佛在看儿子的轮椅摇到哪里了，对儿子的回来竟然一时没有反应。她一天又一天送儿了摇着轮椅出门去，站在阳光下，站在冷风里。后来，她猝然去世了，因为儿子的痛苦，她活不下去了。这是她唯一的儿子，她希望儿子能有一条路走向自己的幸福，而她没有能够帮助儿子走向这条路，儿子长到２０岁上忽然截瘫了。她心疼得终于熬不住了，她匆匆离开儿子时只有49岁。
史铁生在一篇题为《合欢树》的文章中写道：“我坐在小公园(指地坛)安静的树林里，闭上眼睛，想，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很久很久，迷迷糊糊的我听见了回答：'她心里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我似乎得了一点安慰，睁开眼睛，看见风正从树林里穿过。”
我读史铁生那些苍凉的文字，那些文字来自他的心灵深处。没有经历过痛苦的人是写不出那样凝重悲壮的文字来的，也永远感受不到在那苍茫的底色下而汨汨滚落的热流。
“我摇着车向这园子里慢慢走， 这园子是一片朦眬的温馨与寂寥，是一片成熟的希望与绝望， 谁又能把这世界想个明白呢？世上的很多事是不说的 ”？《我与地坛》？
史铁生，你这不堪说的是什么呢？
我又想起了凡·高。他是一位画家，荷兰人。弥留之际他躺在病榻上，说，“人生便是痛苦。”37岁，他怀着一颗痛苦的心灵告别了这个世界。凡·高笔下那幅在当代价值8000多万美金的充满着勃勃生机的《向日葵》，是曲生命的赞歌。凡·高始终热爱着——生活、生命和人生。而这个世界对他却是那样冷酷无情。
他深深爱着女孩子阨修拉，他爱得那么虔诚执着和深沉，他用自己整个身心在爱她。阨修拉却说：“走开。”然后“砰”地将大门关上了。那天是圣诞节，到处是欢声笑语。那一夜，凡·高一直靠在阨修拉房外的一棵树上，痛楚地看阨修拉家客厅的灯光，那灯光在深夜终于熄灭了。凡·高心痛如绞，精疲力竭，踉踉跄跄地离开了那间房子。
后来他又爱上了他的表姐凯，他爱得那么疯狂和固执，他的生命因为凯都鲜活了起来。但是凯却说：“不，决不，决不？”然后，凯穿过田野，向大路上奔跑而去，将凡·高一人留在了空旷的田野上。那一整夜，他没有合眼，他的眼睛里闪着凯的影子，闪动着那个惨痛的场面。他的心里是绝望的痛苦。后来，为了凯，为了排解这份苦痛，他将自己的手背放在烛焰上，烛焰把他手背的皮肤熏成了黑色。而凯的父亲，凡·高的姨夫斯特里克牧师惊愕地目睹了这个场面之后却吼道：“快滚，再也不要来这里？”苦涩的巨浪淹没了凡·高，他捂住嘴，将哭声压在手心里。凡·高的一生几乎没有享受过真正的爱情，然而他对爱情却是那么珍重和执着。
读过《凡·高传》的人都深深知道，凡·高是一位多么可爱的人。他善良得让人心疼，他宁愿四五天不吃饭也要将自己的一点钱物分给那些矿工，那些穷人。他经常许多天吃不上饭，饿着肚子拼命作画，他常常饿得头晕目眩，甚至饿得一病不起。这个世界几乎没有人理解他，关心他，只有他的弟弟泰奥像兄长像父亲像恋人一样地疼爱着他，帮助他，于是才让悲伤的读者心里有了一些安慰，而他的弟弟却在遥远的巴黎很少能知道他的状况。
这个世界对凡·高太不公平了。凡·高短暂的一生充满了难以忍受的种种磨难和巨大悲痛，那种强烈的疼痛是从心中的一道道伤口发出的，那痛楚甚至让读者也感到了不可抑制的刺痛，从而在心底发出一声声呻吟。
凡·高开枪自杀了，他患的是精神分裂症。不公平的命运使他太苦了。他闭上了眼睛，他满头棕红色的头发，那突兀的前额，那坚韧的下巴，那不屈的头颅，却仿佛依然在和苦难抗争。
苦难在人生的每一个角落，伴随着世间的每一个人。至今我还记得台湾李黎女士写的《悲怀四简》。文章写尽了一位母亲最深痛的悲伤，每一个字都像是一汪泪水和一汪热血，每一个字，都让人心疼得颤抖，无法抑制悲伤的情绪。李黎的儿子是１３岁去世的。那一天黄昏，儿子在离家不远的小公园里跟小朋友玩得正开心，忽然倒下。死因是心脏冠状动脉有个先天性的不正常急转弯，在激烈运动时，这条血管的弯曲处就会被两旁扩张的心血管和肺血管夹住，血液进不了左心房，最后窒息而死。她的儿子是一个懂事的孩子，李黎在文章中叙述一个细节：有一次，妈妈给儿子买了个“随身听”，妈妈知道他在心里想要了好久的。他高兴极了，可是竟说：“妈咪，你会宠坏我的。”妈妈听了这话心疼地搂住他，说：“不要紧，你是宠不坏的。”
那一天，出事前的三个小时，这孩子才刚表演完钢琴，老师宣布他将入围参加两周后洛杉矶漱魌氶C孩子回到家，帮着妈妈把车洗干净了，跑进屋去向正在读报的妈妈说：“妈咪，我现在可以出去玩了吗？”妈妈说：“好的。”谁能想到这是母亲向儿子说的最后一句话。一个多小时之后，儿子倒在那个公园旁的人行道上，再也没有起来。李黎在文章中写道：“孩子走了17天才让我梦见他。他好端端地躺在地上，絮絮不停地柔声说着话--就像平素晚上睡前他喜欢我伴他一阵，听他躺着告诉我一天里发生的有趣故事--可是我根本听不进他在讲些什么，只是狂喜地亲吻抚摸着他的小脸蛋，一边吻他一边心想：'天哪，好长好可怕的梦总算过去了，他还是活着的--可别讲给他听，免得吓着了孩子。' 第二天指尖唇上抚他亲他的感觉好像还在，他那伸着手指聪明好奇的模样也仍似在眼前，一整天想到那熟悉可爱的模样就心口涨得发疼。”
这是一位怎样悲痛的母亲？这孩子可算来到世上骗了她这么多年。可她还要活下去，她说我要学会“摆脱这种情绪，我不能在自己已经太沉重的痛苦的天平上再加砝码”。她用鲜花和音乐把儿子的丧礼安排成一个很美的告别会，她向孩子说：“孩子，旅行愉快？爸爸妈妈以后会来同你一起的。”
痛苦？究竟什么是痛苦？慈悲的佛陀说：“生是痛苦。衰老、疾病和死亡也是痛苦。与不亲者合与亲者离也是痛苦。总之，对尘世事物的 依恋都是痛苦。”我们的生活真正是痛苦构成的。
我又记起了一个秋日。一位年轻人告诉我，他常常在痛苦至极时对着窗子大吼一声，然后，让那种痛苦的滋味继续浸着心脾默默生活。他还是一个孩子，他是在怎样承受这份磨难。一个人，独自地不对任何人诉说这种折磨是一种怎样的折磨。我看着他信中那沉重的文字，我的心里流着酸楚。一个人独自咀嚼痛苦更是一份悲壮，然而，意味深长的是，我们还能从痛苦中再咀嚼出一些别的什么吗？
生活果真像一张网，痛苦是网上的绳结。经历过一次次痛苦，这张网才会负重。痛苦是一笔财富。痛苦是一份辉煌。经历过痛苦的人生才能称得上辉煌的人生。
我为痛苦感动。
（摘自《青年文学》）
2011年1月23日星期日
吴仁华：英年早逝的“六四”抗命将领张明春少将
吴仁华：英年早逝的“六四”抗命将领张明春少将
吴仁华 23:23 2011/1/20
“六四”事件后，不愿执行镇压命令的陆军第二十八集团军政委张明春少将在历经半年审查之后，遭降职处分，调离野战军，任吉林军区副政委，一年后鬱鬱而终，英年早逝，终年五十三岁。
张明春少将“六四”抗命的事迹长期不为外界所知。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现任国防大学政委的刘亚洲中将，在担任武汉军区空军政委期间给云南某空军基地营级以上军官作题为“信念与道德”的内部演讲中，透露了陆军第二十八集团军消极抗命内幕，但只提到军长何燕然的名字。笔者为了写作《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一书，多方搜集资料，终于瞭解到张明春少将的抗命事迹以及英年早逝的不幸遭遇。
没能按预定时间进入北京城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中共当局宣布北京戒严，时任陆军第二十八集团军政委的张明春少将与军长何燕然少将奉命率领部队从驻地山西省大同市紧急赴京执行戒严任务，驻扎在北京市延庆县。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戒严指挥部命令第二十八集团军全副武装立即向天安门广场开进，参加清场行动。当天傍晚，军长何燕然、军政委张明春率领部队乘车从延庆县驻地出发，向北京城开进。一路上不断受到民众阻拦，始终未采取包括开枪在内的强制措施，开进行动迟缓，没能按预定时间进入北京城。
直至六月四日清晨五时三十分天安门广场清场行动结束后，第二十八集团军车队才进入北京城，沿西长安街向广场进发，正好遇上抗议高潮，清晨七点钟左右，被数以万计被屠杀所激怒的民众堵截在木樨地一带。军政委张明春与军长何燕然没有率领部队强行突进，部队车队陷于人海之中。民众不分男女老少，纷纷向官兵哭诉屠杀情景，展示死难者血衣，导致部队军心动摇，弃车而不顾，包括三十一辆装甲车和两辆通讯电台车在内的七十四辆军车被烧毁，是军车被烧最多的一支戒严部队。
张明春和何燕然不愿执行武力镇压民众的命令，始终没有下令强行突进。约中午十二点三十分，戒严部队指挥部总指挥刘华清命令空军司令员王海派遣一架军用直升机，在木樨地一带上空盘旋，用高音喇叭反复向停滞不前的第二十八集团军部队呼喊：“军委首长有令，军队不能受阻，受阻坚决反击！”这实际上是在下达开枪命令。但第二十八集团军部队置之不理，没有再前进一步。到了下午五点钟，第二十八集团军部队全部撤走了，有一部分撤入了附近的军事博物馆，成为戒严部队中唯一一支成建制没有抵达上级所指定位置的部队。
中共眼中表现最差的部队
在中共当局眼中，陆军第二十八集团军是十四个奉命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的陆军集团军中表现最差的部队。“六四”事件后，中共当局对其进行了历时半年的清查整顿。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军一级指挥官均被调离野战军部队，何燕然降职调任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张明春降职调任吉林省军区副政委，参谋长邱金凯调任贵州省军区参谋长。一位资深的第二十八军副军长（曾任军参谋长）的女儿（原第二十八集团军步兵第八十二师炮兵团军医）透露说：“何燕然、张明春因八九年‘六四’动乱指挥错误，双双降职。”
目前所知，在“六四”后清查整顿过程中表现不佳的第二十八集团军高级军官，只有步兵第八十二师师长林尊龙，为了个人前程，有不良行为，后来升任第二十七集团军参谋长。一些当年第二十八集团军的营、团级军官至今对林尊龙有微言。
与徐勤先一样，何燕然、张明春本来属于前途看好的少壮派将领，都是刚在一九八八年九月晋升少将军衔，仕途正处于上升时期。何燕然于一九八八年十一月由天津警备区副司令员升任第二十八集团军军长，张明春于一九八八年二月由第二十四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升任第二十八集团军政委，两个人都升迁新职不久。张明春潇洒倜傥、口才极佳，深受部属喜爱。
张明春出生于一九三八年五月，黑龙江省呼兰县人。一九五五年八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历任战士、副排长、排长、作战训练参谋、干部科助理员、干事、秘书、干部处副处长、师政治部主任、师政委，第二十四集团军政治部主任。
（本文作者著有《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和《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两本书）
吴仁华 23:23 2011/1/20
“六四”事件后，不愿执行镇压命令的陆军第二十八集团军政委张明春少将在历经半年审查之后，遭降职处分，调离野战军，任吉林军区副政委，一年后鬱鬱而终，英年早逝，终年五十三岁。
张明春少将“六四”抗命的事迹长期不为外界所知。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现任国防大学政委的刘亚洲中将，在担任武汉军区空军政委期间给云南某空军基地营级以上军官作题为“信念与道德”的内部演讲中，透露了陆军第二十八集团军消极抗命内幕，但只提到军长何燕然的名字。笔者为了写作《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一书，多方搜集资料，终于瞭解到张明春少将的抗命事迹以及英年早逝的不幸遭遇。
没能按预定时间进入北京城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中共当局宣布北京戒严，时任陆军第二十八集团军政委的张明春少将与军长何燕然少将奉命率领部队从驻地山西省大同市紧急赴京执行戒严任务，驻扎在北京市延庆县。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戒严指挥部命令第二十八集团军全副武装立即向天安门广场开进，参加清场行动。当天傍晚，军长何燕然、军政委张明春率领部队乘车从延庆县驻地出发，向北京城开进。一路上不断受到民众阻拦，始终未采取包括开枪在内的强制措施，开进行动迟缓，没能按预定时间进入北京城。
直至六月四日清晨五时三十分天安门广场清场行动结束后，第二十八集团军车队才进入北京城，沿西长安街向广场进发，正好遇上抗议高潮，清晨七点钟左右，被数以万计被屠杀所激怒的民众堵截在木樨地一带。军政委张明春与军长何燕然没有率领部队强行突进，部队车队陷于人海之中。民众不分男女老少，纷纷向官兵哭诉屠杀情景，展示死难者血衣，导致部队军心动摇，弃车而不顾，包括三十一辆装甲车和两辆通讯电台车在内的七十四辆军车被烧毁，是军车被烧最多的一支戒严部队。
张明春和何燕然不愿执行武力镇压民众的命令，始终没有下令强行突进。约中午十二点三十分，戒严部队指挥部总指挥刘华清命令空军司令员王海派遣一架军用直升机，在木樨地一带上空盘旋，用高音喇叭反复向停滞不前的第二十八集团军部队呼喊：“军委首长有令，军队不能受阻，受阻坚决反击！”这实际上是在下达开枪命令。但第二十八集团军部队置之不理，没有再前进一步。到了下午五点钟，第二十八集团军部队全部撤走了，有一部分撤入了附近的军事博物馆，成为戒严部队中唯一一支成建制没有抵达上级所指定位置的部队。
中共眼中表现最差的部队
在中共当局眼中，陆军第二十八集团军是十四个奉命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的陆军集团军中表现最差的部队。“六四”事件后，中共当局对其进行了历时半年的清查整顿。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军一级指挥官均被调离野战军部队，何燕然降职调任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张明春降职调任吉林省军区副政委，参谋长邱金凯调任贵州省军区参谋长。一位资深的第二十八军副军长（曾任军参谋长）的女儿（原第二十八集团军步兵第八十二师炮兵团军医）透露说：“何燕然、张明春因八九年‘六四’动乱指挥错误，双双降职。”
目前所知，在“六四”后清查整顿过程中表现不佳的第二十八集团军高级军官，只有步兵第八十二师师长林尊龙，为了个人前程，有不良行为，后来升任第二十七集团军参谋长。一些当年第二十八集团军的营、团级军官至今对林尊龙有微言。
与徐勤先一样，何燕然、张明春本来属于前途看好的少壮派将领，都是刚在一九八八年九月晋升少将军衔，仕途正处于上升时期。何燕然于一九八八年十一月由天津警备区副司令员升任第二十八集团军军长，张明春于一九八八年二月由第二十四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升任第二十八集团军政委，两个人都升迁新职不久。张明春潇洒倜傥、口才极佳，深受部属喜爱。
张明春出生于一九三八年五月，黑龙江省呼兰县人。一九五五年八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历任战士、副排长、排长、作战训练参谋、干部科助理员、干事、秘书、干部处副处长、师政治部主任、师政委，第二十四集团军政治部主任。
（本文作者著有《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和《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两本书）
官场瞭望：太子结盟藉民粹重铸合法性——习近平挺薄熙来的政治解读
官场瞭望：太子结盟藉民粹重铸合法性——习近平挺薄熙来的政治解读
官场瞭望 23:22 2011/1/20
随着中国各类危机日益深化和表面化，十八大前夕中共高层的内部分歧和斗争也浮上台面。中国目前的发展格局面临的重大危机是邓小平发展模式造成的。七十年代中期毛泽东病逝，中国有了机会更改难以为继的政治运动治国的极权模式。一些中共元老试图恢复被毛的革命推翻的斯大林模式及其变种。而中国的年轻人提出要全面改革，回归被共产党革命打断的政治民主、经济市场和文化人道的人类进步文明主流模式。邓小平则主张暴力维稳经济开放促高速发展的跛脚改革模式。
邓模式尽头：胡恶化所有问题
经过十年左右的激烈冲突，在九十年代初，邓小平模式确立为中共主导发展模式。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为邓小平建立在精英腐败结盟基础上的威权政体扫平了意识形态的障碍，一个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支持暴力维稳的社会结构成形。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指导建立的和谐社会，其具体政治制度建树是进一步强化党国机器，党重新绝对控制社会各组织，恢复国家对社会的压倒性优势。
邓小平模式确实促进了中国的疯狂发展，但这一模式无法解决和避免产生所有高度集权的模式一样导致的问题：绝对权力导致腐败和滥用权力；在一个威权政体和灰色市场的社会中，腐败、社会不公、治安紊乱、道德沦丧等问题都快速恶化。少数掌握权力的权贵集团垄断发展的机会和红利，而广大大众承担发展的代价和恶果。这样的模式激起大众强烈不满。二十一世纪头十年中，各种矛盾日趋尖锐。最初，在胡温建立和谐社会的允诺下，民众试图通过党政系统内信访和司法架构中的维权活动，表达意愿，解决问题。但这些体制内的努力被黑社会化的地方政权打压。愤怒和绝望的民众转而采取集体暴力抵抗，去年群体事件达二十五万起之多。
从官民冲突博弈角度看，这些事件一再突破纪录。二○○八年，瓮安百姓逼迫当局转换唯暴力策略，要求党政领导解决问题；北京青年杨佳手刃上海十警，六死四伤；二○○九年，邓玉娇案件中民间获得博弈胜利；石首事件中百姓第一次街头击溃武警；通钢事件中工人活活打死企业高管，上千武警公安无力干预；二○一○年，福建三网民案件的全国围观策略和艾未未将抗争行为艺术化，使得反抗由代价超出常识理性的昂贵抗争变为娱乐活动，因而在年轻人中急剧扩展影响；二○一○年，富士康十二跳及其后郭台铭的反应表明，冲突由落后地区和阶层，发展到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和曾经享受高速发展红利而支持邓小平模式的外企白领阶层和民营企业家。
在问题急速恶化、暴力冲突剧增的形势下，中国各界都感到需要调整邓小平模式。胡锦涛集团除继续强化党国体制外，还通过打造形象盛会、制造景气，并将警察国家和毛泽东的群众联防方式结合，强化维稳。中国民间力量则以律师、记者等专业力量和草根活动家、网民意见领袖为主，在宪政民主的旗帜下集结，力图通过公共讨论和司法解决冲突，保障民权，并在博弈中逐步改变现有制度运行机制。还有老左派，希望通过恢复毛泽东的革命理念和治国模式，解决问题。
薄熙来唱红打黑藏玄机
由于腐败暴政不公都是通过党国高度垄断的权力和资源得以实现，胡锦涛的模式是恶化所有问题。自由派在暴政打压下，一方面无法在现体制空间中发展，另一方面愤怒的民众日益失去耐心，民间合法解决问题和变革制度的希望渺茫。而毛派虽然有民粹民意做继承，但缺乏现实中产阶层以上阶层的支持，虽有压力但实际上没有形成政治力量的现实空间。此时，中共内部出现两种新的努力。温家宝总理疾呼政治改革，认同普世价值，得到支持自由民主的民间力量的支持，但缺乏权力核心层的具体支持，因而仅仅成为政坛上的一阵清风。另一个动向就是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
关于薄熙来的唱红打黑，仅仅开始浮出，具体模式细节和发展路径还要时间和机会进一步展示。但我们现在从已有的作为举措中，可以勾画出架构。第一，薄熙来不依靠党国现有制度架构和集团，因为这些党国机器内部的程序会限制他施展个人抱负。他用公安作为杠杆，将党国打造成自己绝对权威下的机器。这与胡锦涛不同；胡想在现有党国机器中解决党国问题。第二，薄熙来厌恶民间力量和公民社会，因为民间社会不听从他的指挥。他打黑，其实是打压中间阶层。从经济上扶植国有经济承担发展要角，限制民间经济。政治上采取黑道加强权的方式，排挤记者和律师等现代专业力量。第三，薄熙来在文化上倡导红色文化，不仅内容，而且说唱形式也是沿用毛时代的红色文化。最后，薄熙来政治动员的手段和利用心理，是民粹主义的运动方式。
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料得知，薄熙来内心中的政治理念是什么。但可以在历史上找到一些参考的事例。在中国政治史上，雍正皇帝是个暴君，他以苛刑厉法树立个人绝对权威，严惩贪官和豪强，保护民众不受侵害。但他同时大开文字狱，镇压异议人士。在现代西方政治史上可以参照的例子是法西斯主义。通过民粹主义运动，建立一个强权，压制、打击和取缔各类不受控制的力量，维持一个统治者迎合民粹看法而认为的清明社会。
薄习联盟的基础和实质
本来，薄熙来在目前政治态势中，从朝野各方看，都是个异数。胡温当然不喜欢他，江泽民和曾庆红力挺的习近平最初也讨厌他。当薄熙来开始唱红打黑时，习近平撰写长文，只字不提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这是对台戏。但最近习近平视察重庆，力挺薄熙来模式，并且动议薄熙来担任北京市委书记，不顾胡锦涛提出的人选胡春华。
习近平的转向，一反过去人们的印象和期待。习近平父亲是八十年代的改革派要员，是九十年代后中共高层不多的公开坚持理念的元老。习近平本人从福建做官，经由浙江、上海，进入北京，应当是开明的改革者，但突然转向挺薄熙来的唱红打黑，使得边缘化的薄熙来成为中共和中国政治变局中值得注意的选项。
习近平为什么这样做，是理解薄习联盟的基础和实质以及判断中国未来政治斗争和政局走势的重要因素。有两种解释：
第一种解释，习近平的政治支持基本上来自江泽民和曾庆红，而人事布局是曾庆红的工作。作为政治斗争的高手，曾庆红也许让习近平与薄熙来结盟，争取十八大前政治角逐中占优势及十八大后的政治支持。如果这样，习薄结盟，就是暂时的政治交易，不具有共产党执政模式和全国政局演变的指向意义。习近平挺薄熙来消息传出后，立即有人在博讯网上以习的亲信的口气介绍习的这种苦衷。
然而，习近平与薄熙来结盟，也可能有更深的用意和原因，这会影响到未来中国大陆政局走势。目前各种问题导致认同中共的人危机感深重，“太子党”就是这样的群体之一。如果中共江山覆灭，那些因老子血统而做官的太子们会被人民追究两代人在打江山和吃江山中腐败残暴的政治和道义责任，保住红色江山，已经是这些在位太子党们思考政治乃至人身安全的近忧远虑。近年来，他们竟摈弃父辈间你死我活相互残杀的前嫌，在血统身份认同的基础上发展私谊，甚至卷入那些沦为平民困境的和厌恶权贵意识的红色后代。薄熙来本来是毛泽东革命的受害者，早年不幸使其内心对社会冷漠，现在他竟然唱红打黑，为仇敌歌功颂德，此悖逆人情之举，其实是为了挽救红色江山、保住自己的既得权位和利益。
血统身份认同的政治结盟
唱红打黑，是薄氏政治举措中最炫人眼目的特点，形象地凸显出薄氏的政治谋略的深刻心机：为保红色江山打压民间社会。这可以迎合民粹主义的不满和企盼，重建红色江山的合法性。本来，中国目前局势中唯一的出路是，倡言符合基本人性和常识良知的普世价值，实施宪政改革，在公民授权的基础上建立符合普世价值的新政体，以根治腐败和暴政。这需要限制党国的权力，支持专业力量在法治架构中维护民众利益，与腐败和暴政斗争。但薄熙来却采取封建帝王铁腕权谋，破坏所有的博弈规则，消灭新兴专业力量，利用民众仇恨腐败和渴盼安全的心理，以正统的红色意识形态和民粹式的动员方式，建立个人绝对权威。习近平挺薄熙来，是太子们在血统身份认同的基础上重建红色江山的合法性，保存自己的安全和权位。
任用自己的后代，执掌国家管理和维持要害部门，是陈云在八十年代初期就为保中共江山而动议的人事路线。那时，改革开放之初进入大学的年轻大学生们表现出追求合理和正义社会、认同普世价值和人类文明进步主流以及改革厌恶共产党传统政治的热情，让陈云忧虑世纪之交的红色江山的安全。但邓小平当时没有接纳陈云的动议，他还相信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发展足够共产党重建维护统治和暴力维稳的合法性。一九八九年的“六四”镇压造成的合法性危机和苏东红色江山变色在中国重演的恐惧感，才使得邓小平接受陈云的思想，大规模启用太子党。今天，身居要位的太子们正在血统身份认同的基础上，政治结盟，利用民间仇恨腐败和暴政的心态，抵制普世价值和政治民主化，重建红色江山。这将不仅使得中国政治进入当代人类政治中最反动的政体类型，而且彻底背离二十世纪的共产党革命的承诺，使这场红色革命沦为彻头彻尾的政治罪行和笑话。
（作者为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
官场瞭望 23:22 2011/1/20
随着中国各类危机日益深化和表面化，十八大前夕中共高层的内部分歧和斗争也浮上台面。中国目前的发展格局面临的重大危机是邓小平发展模式造成的。七十年代中期毛泽东病逝，中国有了机会更改难以为继的政治运动治国的极权模式。一些中共元老试图恢复被毛的革命推翻的斯大林模式及其变种。而中国的年轻人提出要全面改革，回归被共产党革命打断的政治民主、经济市场和文化人道的人类进步文明主流模式。邓小平则主张暴力维稳经济开放促高速发展的跛脚改革模式。
邓模式尽头：胡恶化所有问题
经过十年左右的激烈冲突，在九十年代初，邓小平模式确立为中共主导发展模式。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为邓小平建立在精英腐败结盟基础上的威权政体扫平了意识形态的障碍，一个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支持暴力维稳的社会结构成形。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指导建立的和谐社会，其具体政治制度建树是进一步强化党国机器，党重新绝对控制社会各组织，恢复国家对社会的压倒性优势。
邓小平模式确实促进了中国的疯狂发展，但这一模式无法解决和避免产生所有高度集权的模式一样导致的问题：绝对权力导致腐败和滥用权力；在一个威权政体和灰色市场的社会中，腐败、社会不公、治安紊乱、道德沦丧等问题都快速恶化。少数掌握权力的权贵集团垄断发展的机会和红利，而广大大众承担发展的代价和恶果。这样的模式激起大众强烈不满。二十一世纪头十年中，各种矛盾日趋尖锐。最初，在胡温建立和谐社会的允诺下，民众试图通过党政系统内信访和司法架构中的维权活动，表达意愿，解决问题。但这些体制内的努力被黑社会化的地方政权打压。愤怒和绝望的民众转而采取集体暴力抵抗，去年群体事件达二十五万起之多。
从官民冲突博弈角度看，这些事件一再突破纪录。二○○八年，瓮安百姓逼迫当局转换唯暴力策略，要求党政领导解决问题；北京青年杨佳手刃上海十警，六死四伤；二○○九年，邓玉娇案件中民间获得博弈胜利；石首事件中百姓第一次街头击溃武警；通钢事件中工人活活打死企业高管，上千武警公安无力干预；二○一○年，福建三网民案件的全国围观策略和艾未未将抗争行为艺术化，使得反抗由代价超出常识理性的昂贵抗争变为娱乐活动，因而在年轻人中急剧扩展影响；二○一○年，富士康十二跳及其后郭台铭的反应表明，冲突由落后地区和阶层，发展到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和曾经享受高速发展红利而支持邓小平模式的外企白领阶层和民营企业家。
在问题急速恶化、暴力冲突剧增的形势下，中国各界都感到需要调整邓小平模式。胡锦涛集团除继续强化党国体制外，还通过打造形象盛会、制造景气，并将警察国家和毛泽东的群众联防方式结合，强化维稳。中国民间力量则以律师、记者等专业力量和草根活动家、网民意见领袖为主，在宪政民主的旗帜下集结，力图通过公共讨论和司法解决冲突，保障民权，并在博弈中逐步改变现有制度运行机制。还有老左派，希望通过恢复毛泽东的革命理念和治国模式，解决问题。
薄熙来唱红打黑藏玄机
由于腐败暴政不公都是通过党国高度垄断的权力和资源得以实现，胡锦涛的模式是恶化所有问题。自由派在暴政打压下，一方面无法在现体制空间中发展，另一方面愤怒的民众日益失去耐心，民间合法解决问题和变革制度的希望渺茫。而毛派虽然有民粹民意做继承，但缺乏现实中产阶层以上阶层的支持，虽有压力但实际上没有形成政治力量的现实空间。此时，中共内部出现两种新的努力。温家宝总理疾呼政治改革，认同普世价值，得到支持自由民主的民间力量的支持，但缺乏权力核心层的具体支持，因而仅仅成为政坛上的一阵清风。另一个动向就是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
关于薄熙来的唱红打黑，仅仅开始浮出，具体模式细节和发展路径还要时间和机会进一步展示。但我们现在从已有的作为举措中，可以勾画出架构。第一，薄熙来不依靠党国现有制度架构和集团，因为这些党国机器内部的程序会限制他施展个人抱负。他用公安作为杠杆，将党国打造成自己绝对权威下的机器。这与胡锦涛不同；胡想在现有党国机器中解决党国问题。第二，薄熙来厌恶民间力量和公民社会，因为民间社会不听从他的指挥。他打黑，其实是打压中间阶层。从经济上扶植国有经济承担发展要角，限制民间经济。政治上采取黑道加强权的方式，排挤记者和律师等现代专业力量。第三，薄熙来在文化上倡导红色文化，不仅内容，而且说唱形式也是沿用毛时代的红色文化。最后，薄熙来政治动员的手段和利用心理，是民粹主义的运动方式。
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料得知，薄熙来内心中的政治理念是什么。但可以在历史上找到一些参考的事例。在中国政治史上，雍正皇帝是个暴君，他以苛刑厉法树立个人绝对权威，严惩贪官和豪强，保护民众不受侵害。但他同时大开文字狱，镇压异议人士。在现代西方政治史上可以参照的例子是法西斯主义。通过民粹主义运动，建立一个强权，压制、打击和取缔各类不受控制的力量，维持一个统治者迎合民粹看法而认为的清明社会。
薄习联盟的基础和实质
本来，薄熙来在目前政治态势中，从朝野各方看，都是个异数。胡温当然不喜欢他，江泽民和曾庆红力挺的习近平最初也讨厌他。当薄熙来开始唱红打黑时，习近平撰写长文，只字不提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这是对台戏。但最近习近平视察重庆，力挺薄熙来模式，并且动议薄熙来担任北京市委书记，不顾胡锦涛提出的人选胡春华。
习近平的转向，一反过去人们的印象和期待。习近平父亲是八十年代的改革派要员，是九十年代后中共高层不多的公开坚持理念的元老。习近平本人从福建做官，经由浙江、上海，进入北京，应当是开明的改革者，但突然转向挺薄熙来的唱红打黑，使得边缘化的薄熙来成为中共和中国政治变局中值得注意的选项。
习近平为什么这样做，是理解薄习联盟的基础和实质以及判断中国未来政治斗争和政局走势的重要因素。有两种解释：
第一种解释，习近平的政治支持基本上来自江泽民和曾庆红，而人事布局是曾庆红的工作。作为政治斗争的高手，曾庆红也许让习近平与薄熙来结盟，争取十八大前政治角逐中占优势及十八大后的政治支持。如果这样，习薄结盟，就是暂时的政治交易，不具有共产党执政模式和全国政局演变的指向意义。习近平挺薄熙来消息传出后，立即有人在博讯网上以习的亲信的口气介绍习的这种苦衷。
然而，习近平与薄熙来结盟，也可能有更深的用意和原因，这会影响到未来中国大陆政局走势。目前各种问题导致认同中共的人危机感深重，“太子党”就是这样的群体之一。如果中共江山覆灭，那些因老子血统而做官的太子们会被人民追究两代人在打江山和吃江山中腐败残暴的政治和道义责任，保住红色江山，已经是这些在位太子党们思考政治乃至人身安全的近忧远虑。近年来，他们竟摈弃父辈间你死我活相互残杀的前嫌，在血统身份认同的基础上发展私谊，甚至卷入那些沦为平民困境的和厌恶权贵意识的红色后代。薄熙来本来是毛泽东革命的受害者，早年不幸使其内心对社会冷漠，现在他竟然唱红打黑，为仇敌歌功颂德，此悖逆人情之举，其实是为了挽救红色江山、保住自己的既得权位和利益。
血统身份认同的政治结盟
唱红打黑，是薄氏政治举措中最炫人眼目的特点，形象地凸显出薄氏的政治谋略的深刻心机：为保红色江山打压民间社会。这可以迎合民粹主义的不满和企盼，重建红色江山的合法性。本来，中国目前局势中唯一的出路是，倡言符合基本人性和常识良知的普世价值，实施宪政改革，在公民授权的基础上建立符合普世价值的新政体，以根治腐败和暴政。这需要限制党国的权力，支持专业力量在法治架构中维护民众利益，与腐败和暴政斗争。但薄熙来却采取封建帝王铁腕权谋，破坏所有的博弈规则，消灭新兴专业力量，利用民众仇恨腐败和渴盼安全的心理，以正统的红色意识形态和民粹式的动员方式，建立个人绝对权威。习近平挺薄熙来，是太子们在血统身份认同的基础上重建红色江山的合法性，保存自己的安全和权位。
任用自己的后代，执掌国家管理和维持要害部门，是陈云在八十年代初期就为保中共江山而动议的人事路线。那时，改革开放之初进入大学的年轻大学生们表现出追求合理和正义社会、认同普世价值和人类文明进步主流以及改革厌恶共产党传统政治的热情，让陈云忧虑世纪之交的红色江山的安全。但邓小平当时没有接纳陈云的动议，他还相信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发展足够共产党重建维护统治和暴力维稳的合法性。一九八九年的“六四”镇压造成的合法性危机和苏东红色江山变色在中国重演的恐惧感，才使得邓小平接受陈云的思想，大规模启用太子党。今天，身居要位的太子们正在血统身份认同的基础上，政治结盟，利用民间仇恨腐败和暴政的心态，抵制普世价值和政治民主化，重建红色江山。这将不仅使得中国政治进入当代人类政治中最反动的政体类型，而且彻底背离二十世纪的共产党革命的承诺，使这场红色革命沦为彻头彻尾的政治罪行和笑话。
（作者为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
摧毁伊朗核反应堆的病毒：Stuxnet
摧毁伊朗核反应堆的病毒：Stuxnet
爱范儿 lordhong 2011-01-20 21:15:03
以色列从来没有公开承认的核武器研究机构处于Negev沙漠中的Dimona群楼里。在过去的两年中，这里被赋予了新的使命——为了打击伊朗的核武器发展，美国和以色列的联合团队在这里进行着秘密的测试。
在Dimona的铁丝网后面，以色列安装了和伊朗在Natanz（核武器研发中心）运行的一模一样的离心器。伊朗正是靠这种离心器来浓缩铀。专家们说，正是在Dimona这里，美以联军测试了Stuxnet病毒的效果，这个专门为了摧毁伊朗离心器的电脑病毒。结果是，Stuxnet成功的摧毁了伊朗五分之一的离心器，从而让伊朗拥有核武器的时间延迟了好几年。
正准备退休的以色列特种部队摩萨德首长Meir Dagan和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最近分别宣布伊朗的核武器项目已经倒退了好几年。希拉里说由于美国领导的经济制裁，伊朗买不到很多急需的核武器部件。
Dagan则说，伊朗碰到了一些技术上的问题，他们可能直到2015年才能制造出核武器。这个和以色列一直以来信奉的“伊朗很快就将拥有核武器”有着很大的反差。
但使伊朗核武器发展倒退数年的最大原因看起来是Stuxnet，这个迄今为止最复杂的网络武器。在过去3个月接受访谈的美国和欧洲的安全专家剖析了Stuxnet病毒，他们认为这个是个比他们想象中更复杂，也更狡诈的病毒。
在2008年早期，德国西门子公司和美国的爱达荷州的国家实验室达成合作协议，同意让该实验室检查西门子公司用来控制操作工业机械的电脑控制程序。伊朗浓缩铀的机器中也恰好使用了西门子的控制程序。不出意料，隶属于美国能源部门的该实验室发现了西门子控制程序的漏洞。
Stuxnet有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一个是让离心器疯狂旋转，直到失去控制。另一个部分是秘密的录制机器正常运作下的状态，然后再回播给控制人员，以达到蒙蔽的作用。（这个和电影里把监控摄像头蒙蔽的手段是一模一样。）所以，伊朗的技术人员看着机器运作的正常数据的同时，离心器已经开始失去控制了。
这波攻击并非是完全的成功：有部分的机器全部被破坏停产了，还有一部分似乎幸存了下来。不过我们现在也不知道Stuxnet的攻击是不是已经结束了，因为有些专家相信病毒里还存在为未来攻击做准备的种子。
美国和以色列的官员对Stuxnet三缄其口。但每次被问及此事的时候，以色列的官员就露出开心的笑容。奥巴马的大规模杀伤武器主智囊Gary Samore日前在一个关于伊朗的会议上并没有正面回复Stuxnet，但他微笑着说：“我很高兴得知伊朗遇到了一些离心器的问题，美国和其盟友会尽一切能力来使这事更加麻烦点”。
两年前，以色列还是坚信只有用武力才能摧毁伊朗的核武器设施。但现在，Stuxnet不费一枪一弹就实现了拖延时间的目地。
在2008年初期，美国国安局和爱达荷实验室一起研究了西门子的流程控制系统7，也就是P.C.S.-7。这个系统里广泛的被用在各种机械流程控制的程序，叫做Step7。而这个系统的漏洞，在当年7月份就已经通过 PowerPoint 的格式流传开了。
09年6月，Stuxnet病毒开始流传。但奇怪的是，这个病毒并不像其他病毒那样邪恶。德国汉堡的安全专家 Langner 发现，Stuxnet只在一群有着特殊配置的西门子控制器的情况下才会启动。而这种配置，往往只出现在离心器上。比如，有段程序只会在984个机器连在一起的时候才会运行。
巧合的是，国际核武器监督组织在2009年底 在Natanz的调查中发现，伊朗取出了984台工作不正常的机器。
Langner说：这明显不是黑客设计的。这是一批深知伊朗核武器运行情况的人有组织有目的的设计了这一病毒。以色列为了测试Stuxnet的功效，特地搞到了和伊朗一模一样的P-1离心器。很明显，效果显著。
不过在伊朗核反应堆工作的俄罗斯科学家们对此忧心忡忡，他们担心伊朗会重蹈类似前苏联切诺贝利的核泄漏灾难。
爱范儿 lordhong 2011-01-20 21:15:03
以色列从来没有公开承认的核武器研究机构处于Negev沙漠中的Dimona群楼里。在过去的两年中，这里被赋予了新的使命——为了打击伊朗的核武器发展，美国和以色列的联合团队在这里进行着秘密的测试。
在Dimona的铁丝网后面，以色列安装了和伊朗在Natanz（核武器研发中心）运行的一模一样的离心器。伊朗正是靠这种离心器来浓缩铀。专家们说，正是在Dimona这里，美以联军测试了Stuxnet病毒的效果，这个专门为了摧毁伊朗离心器的电脑病毒。结果是，Stuxnet成功的摧毁了伊朗五分之一的离心器，从而让伊朗拥有核武器的时间延迟了好几年。
正准备退休的以色列特种部队摩萨德首长Meir Dagan和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最近分别宣布伊朗的核武器项目已经倒退了好几年。希拉里说由于美国领导的经济制裁，伊朗买不到很多急需的核武器部件。
Dagan则说，伊朗碰到了一些技术上的问题，他们可能直到2015年才能制造出核武器。这个和以色列一直以来信奉的“伊朗很快就将拥有核武器”有着很大的反差。
但使伊朗核武器发展倒退数年的最大原因看起来是Stuxnet，这个迄今为止最复杂的网络武器。在过去3个月接受访谈的美国和欧洲的安全专家剖析了Stuxnet病毒，他们认为这个是个比他们想象中更复杂，也更狡诈的病毒。
在2008年早期，德国西门子公司和美国的爱达荷州的国家实验室达成合作协议，同意让该实验室检查西门子公司用来控制操作工业机械的电脑控制程序。伊朗浓缩铀的机器中也恰好使用了西门子的控制程序。不出意料，隶属于美国能源部门的该实验室发现了西门子控制程序的漏洞。
Stuxnet有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一个是让离心器疯狂旋转，直到失去控制。另一个部分是秘密的录制机器正常运作下的状态，然后再回播给控制人员，以达到蒙蔽的作用。（这个和电影里把监控摄像头蒙蔽的手段是一模一样。）所以，伊朗的技术人员看着机器运作的正常数据的同时，离心器已经开始失去控制了。
这波攻击并非是完全的成功：有部分的机器全部被破坏停产了，还有一部分似乎幸存了下来。不过我们现在也不知道Stuxnet的攻击是不是已经结束了，因为有些专家相信病毒里还存在为未来攻击做准备的种子。
美国和以色列的官员对Stuxnet三缄其口。但每次被问及此事的时候，以色列的官员就露出开心的笑容。奥巴马的大规模杀伤武器主智囊Gary Samore日前在一个关于伊朗的会议上并没有正面回复Stuxnet，但他微笑着说：“我很高兴得知伊朗遇到了一些离心器的问题，美国和其盟友会尽一切能力来使这事更加麻烦点”。
两年前，以色列还是坚信只有用武力才能摧毁伊朗的核武器设施。但现在，Stuxnet不费一枪一弹就实现了拖延时间的目地。
在2008年初期，美国国安局和爱达荷实验室一起研究了西门子的流程控制系统7，也就是P.C.S.-7。这个系统里广泛的被用在各种机械流程控制的程序，叫做Step7。而这个系统的漏洞，在当年7月份就已经通过 PowerPoint 的格式流传开了。
09年6月，Stuxnet病毒开始流传。但奇怪的是，这个病毒并不像其他病毒那样邪恶。德国汉堡的安全专家 Langner 发现，Stuxnet只在一群有着特殊配置的西门子控制器的情况下才会启动。而这种配置，往往只出现在离心器上。比如，有段程序只会在984个机器连在一起的时候才会运行。
巧合的是，国际核武器监督组织在2009年底 在Natanz的调查中发现，伊朗取出了984台工作不正常的机器。
Langner说：这明显不是黑客设计的。这是一批深知伊朗核武器运行情况的人有组织有目的的设计了这一病毒。以色列为了测试Stuxnet的功效，特地搞到了和伊朗一模一样的P-1离心器。很明显，效果显著。
不过在伊朗核反应堆工作的俄罗斯科学家们对此忧心忡忡，他们担心伊朗会重蹈类似前苏联切诺贝利的核泄漏灾难。
Jeremy Page：让中国又喜又忧的美国驻华大使
Jeremy Page：让中国又喜又忧的美国驻华大使
Jeremy Page 2011年01月19日 11:23
去年一次接受外交召见时，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Jon Huntsman Jr.）跳上了他那辆坚固的“永久”牌自行车，骑到了外交部。
慌张的警卫让他把自行车停在了侧门，然后让他走进去。他们本以为这位美国驻华大使会坐着他那辆防弹的卡迪拉克座驾而来。
这种非正式的抵达在洪博培看来已经习以为常，尽管对于一个大使来说，这不免有些过于谦卑和不敬。这个会说一口流利汉语的前摩门教传教士是一位亿万富翁的儿子，他为自己设定的宏大目标是使得中美关系这对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变得人性化。
自从2009年担任驻华大使这个美国最重要的外交职位以来，这位前犹他州州长就养成了挑战外交礼节的习惯。在向中国施展个人魅力的同时又令中国感到不安。洪博培也是共和党2012年总统候选人的可能人选。
在过去的一年，这位七个孩子的父亲已经好几次骑着自行车到外交部接受中国官员对美国对台军售等问题的斥责。洪博培过去在盐湖城生活的时候，也曾经把哈雷摩托车当成代步工具。
他那不寻常的做法恰好概括了美中之间日益共生但又冲突不断的复杂关系。而本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又将真实再现美中之间的这种关系。胡锦涛主席此次访美是自1997年以来中国国家元首对美国进行的首次正式国事访问。
在胡锦涛主席出发前，就如何向两国各自的国内民众阐释美中关系的重要性，洪博培给两国领导人提出了重要的建议。同时他也亲力亲为，帮助胡锦涛主席安排整个访问行程，确保访问成功。
“如果要我总结出大家都在做什么，我想就是使美中关系人性化，以两国人民都能够理解的方式加以阐释，”50岁的洪博培上周晚些时候在接受采访是这样说到。
“如果你无法使美中关系人性化，并向普通民众证明这是对他们来说非常有价值的一件事，那么你就无法得到人民的支持，那么这就变成了价值有限的东西。”
上面这句话无论对中国还是对美国来说都一样受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过后，中美双方都试图给各自的角色做一个明确的定位，这场危机也加强了中国作为世界强国的实力。
而原先能够稳定两国外交关系的那些确定性因素早就消失殆尽了。冷战期间，由于共同反对前苏联的霸权，中美两国站到了一起。上世纪70年代末期，当中国对外开放的时候，美国企业涌入中国这个新兴的巨大市场，提供商品和服务，并获取了高额利润。现在，经历了去年一系列的公开争议之后，中美两国在试图制定一个尊重双方政治、军事和经济利益的共同议程方面也遇到困难。
在洪博培看来，此次胡锦涛主席访美是一次历史性的访问，因为史上第一次中美两国共同站在了世界的舞台上，双方正试图找到合作共赢的方式。
“我们见过面，但此前的聚光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耀眼，双方的期望也从来没有这么高。”
对于美国驻华大使这一职位来说，洪博培是一个“非典型”的人选。此前美国总统大都挑选忠心耿耿的政治支持者，这些人一般都从事国家安全工作，或是有很深厚的商界背景。惟一的例外是尚慕杰（James Sasser），他是一位民选官员，1996年至1999年担任驻华大使，不过此时他也正处于政治生涯的晚期了。
因此当奥巴马总统2009年5月任命洪博培出任美国驻华大使这一职位时，华盛顿的权威人士将此举视作奥巴马为谋求连任、赢得2012年总统大选而清除潜在竞争对手的妙招。
如果这确实是奥巴马的意图，那么他也还没锁定胜局：洪博培只答应担任两年的驻华大使，没有排除参加2012年总统选举的可能性。
不过，洪博培的确也非常适合这一职位。此前他曾出任美国驻新加坡大使、美国商务部部长副助理以及贸易副代表等职位，并在塑料家族企业亨斯曼公司（Huntsman Corp.）担任过高管。
与他的前任不同的是，洪博培罕见地融合了政治、语言和商务技巧。与中美两国其它任何一位公众人物不同的是，他的人生恰好和现代中美关系的发展重合。
1971年，11岁的洪博培跟着身为塑料制品生产大亨、尼克松(Richard Nixon)总统特别助手的父亲去了白宫，并见到了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当时基辛格正要动身赶往机场，开始一项开启对华外交关系的秘密使命。
洪博培回忆说，他获许把基辛格的公文包拿到了一辆等候的汽车上。
20世纪70年代，洪博培从中学辍学，在一个摇滚乐队当键盘手。之后，他在台湾做了两年摩门传教士，并学习了汉语普通话。后来他重拾学业，获得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国际政治学位。
1984年，他第一次去北京。当时他是一名白宫助手，在里根(Ronald Reagan)总统与邓小平的一次会晤中作为陪同人员。
在担任贸易官员及犹他州州长期间，他数次访问中国，学会了与中国官员谈判的技巧。他和夫人还收养了一个被遗弃在扬州一个菜市场中的中国女孩。
与此同时，亨斯曼公司成了在华的一大投资者，拥有至少五个制造厂。
自担任驻华大使以来，洪博培不得不利用以前所有的经验，在中美关系发展经受最严峻考验的时期保持两国关系的正常化。
到任不久后，他把约70名中外记者邀请到自己的官邸，用流利的汉语普通话向他们问好，并告诉他们“四处看看，就像在家里一样”。
洪博培还在住所周边地区骑自行车，这也给他加了分。他和妻子会在当地一家火锅店排队等位。他最喜欢的午餐点之一是大使馆附近一个卖麻辣川菜的简单路边摊，即使是对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来说都有点太简陋了。
本周，他把当地记者邀请到大使馆，开场就讲述了他七个儿女中的中国养女是兔年生的，以及养女是如何设计他准备发出的贺年片的。
像这样的细小举动无疑会让人油然而生亲切感，在中国官方媒体上带来肯定的赞扬之语。
不过，洪博培的政治前途同样极大地、甚至从更大程度上增强了自己在中国高层官员中的影响和接触。中国高层官员越来越密切地关注美国政局。他对美国和中国政治形势的理解还使他不同寻常地能够解释改善中国在美国公众心目中形像的重要性。
他说，让正在努力支付帐单、努力搞明白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复杂世界的美国家庭接受中国，认可中国，并理性地看待，这非常难，特别是在当他们看了“德拉吉”(Drudge Report)网站上有关歼-20隐形战斗机试飞的消息之后。
据西方外交同行说，有想法认为洪博培有朝一日理论上可能领导美国，这或许也可以解释他的一些不那么传统的做法为何会不受到追究。
当中国有关部门突然取消了为他安排的7月份的新疆之行时，洪博培还是以一名普通美国公民的身份自己去了新疆。
他说，贸易问题很重要，4000亿美元的贸易额是很大的数字。不过有其他一些可能更加敏感和细微的问题，却直接说明了美国的核心价值。如果不能在我的工作中提及这些问题的话，即便有时候这意味着打破一些规则，那么我们美国就和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毫无区别了。
Jeremy Page 2011年01月19日 11:23
去年一次接受外交召见时，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Jon Huntsman Jr.）跳上了他那辆坚固的“永久”牌自行车，骑到了外交部。
慌张的警卫让他把自行车停在了侧门，然后让他走进去。他们本以为这位美国驻华大使会坐着他那辆防弹的卡迪拉克座驾而来。
这种非正式的抵达在洪博培看来已经习以为常，尽管对于一个大使来说，这不免有些过于谦卑和不敬。这个会说一口流利汉语的前摩门教传教士是一位亿万富翁的儿子，他为自己设定的宏大目标是使得中美关系这对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变得人性化。
自从2009年担任驻华大使这个美国最重要的外交职位以来，这位前犹他州州长就养成了挑战外交礼节的习惯。在向中国施展个人魅力的同时又令中国感到不安。洪博培也是共和党2012年总统候选人的可能人选。
在过去的一年，这位七个孩子的父亲已经好几次骑着自行车到外交部接受中国官员对美国对台军售等问题的斥责。洪博培过去在盐湖城生活的时候，也曾经把哈雷摩托车当成代步工具。
他那不寻常的做法恰好概括了美中之间日益共生但又冲突不断的复杂关系。而本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又将真实再现美中之间的这种关系。胡锦涛主席此次访美是自1997年以来中国国家元首对美国进行的首次正式国事访问。
在胡锦涛主席出发前，就如何向两国各自的国内民众阐释美中关系的重要性，洪博培给两国领导人提出了重要的建议。同时他也亲力亲为，帮助胡锦涛主席安排整个访问行程，确保访问成功。
“如果要我总结出大家都在做什么，我想就是使美中关系人性化，以两国人民都能够理解的方式加以阐释，”50岁的洪博培上周晚些时候在接受采访是这样说到。
“如果你无法使美中关系人性化，并向普通民众证明这是对他们来说非常有价值的一件事，那么你就无法得到人民的支持，那么这就变成了价值有限的东西。”
上面这句话无论对中国还是对美国来说都一样受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过后，中美双方都试图给各自的角色做一个明确的定位，这场危机也加强了中国作为世界强国的实力。
而原先能够稳定两国外交关系的那些确定性因素早就消失殆尽了。冷战期间，由于共同反对前苏联的霸权，中美两国站到了一起。上世纪70年代末期，当中国对外开放的时候，美国企业涌入中国这个新兴的巨大市场，提供商品和服务，并获取了高额利润。现在，经历了去年一系列的公开争议之后，中美两国在试图制定一个尊重双方政治、军事和经济利益的共同议程方面也遇到困难。
在洪博培看来，此次胡锦涛主席访美是一次历史性的访问，因为史上第一次中美两国共同站在了世界的舞台上，双方正试图找到合作共赢的方式。
“我们见过面，但此前的聚光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耀眼，双方的期望也从来没有这么高。”
对于美国驻华大使这一职位来说，洪博培是一个“非典型”的人选。此前美国总统大都挑选忠心耿耿的政治支持者，这些人一般都从事国家安全工作，或是有很深厚的商界背景。惟一的例外是尚慕杰（James Sasser），他是一位民选官员，1996年至1999年担任驻华大使，不过此时他也正处于政治生涯的晚期了。
因此当奥巴马总统2009年5月任命洪博培出任美国驻华大使这一职位时，华盛顿的权威人士将此举视作奥巴马为谋求连任、赢得2012年总统大选而清除潜在竞争对手的妙招。
如果这确实是奥巴马的意图，那么他也还没锁定胜局：洪博培只答应担任两年的驻华大使，没有排除参加2012年总统选举的可能性。
不过，洪博培的确也非常适合这一职位。此前他曾出任美国驻新加坡大使、美国商务部部长副助理以及贸易副代表等职位，并在塑料家族企业亨斯曼公司（Huntsman Corp.）担任过高管。
与他的前任不同的是，洪博培罕见地融合了政治、语言和商务技巧。与中美两国其它任何一位公众人物不同的是，他的人生恰好和现代中美关系的发展重合。
1971年，11岁的洪博培跟着身为塑料制品生产大亨、尼克松(Richard Nixon)总统特别助手的父亲去了白宫，并见到了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当时基辛格正要动身赶往机场，开始一项开启对华外交关系的秘密使命。
洪博培回忆说，他获许把基辛格的公文包拿到了一辆等候的汽车上。
20世纪70年代，洪博培从中学辍学，在一个摇滚乐队当键盘手。之后，他在台湾做了两年摩门传教士，并学习了汉语普通话。后来他重拾学业，获得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国际政治学位。
1984年，他第一次去北京。当时他是一名白宫助手，在里根(Ronald Reagan)总统与邓小平的一次会晤中作为陪同人员。
在担任贸易官员及犹他州州长期间，他数次访问中国，学会了与中国官员谈判的技巧。他和夫人还收养了一个被遗弃在扬州一个菜市场中的中国女孩。
与此同时，亨斯曼公司成了在华的一大投资者，拥有至少五个制造厂。
自担任驻华大使以来，洪博培不得不利用以前所有的经验，在中美关系发展经受最严峻考验的时期保持两国关系的正常化。
到任不久后，他把约70名中外记者邀请到自己的官邸，用流利的汉语普通话向他们问好，并告诉他们“四处看看，就像在家里一样”。
洪博培还在住所周边地区骑自行车，这也给他加了分。他和妻子会在当地一家火锅店排队等位。他最喜欢的午餐点之一是大使馆附近一个卖麻辣川菜的简单路边摊，即使是对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来说都有点太简陋了。
本周，他把当地记者邀请到大使馆，开场就讲述了他七个儿女中的中国养女是兔年生的，以及养女是如何设计他准备发出的贺年片的。
像这样的细小举动无疑会让人油然而生亲切感，在中国官方媒体上带来肯定的赞扬之语。
不过，洪博培的政治前途同样极大地、甚至从更大程度上增强了自己在中国高层官员中的影响和接触。中国高层官员越来越密切地关注美国政局。他对美国和中国政治形势的理解还使他不同寻常地能够解释改善中国在美国公众心目中形像的重要性。
他说，让正在努力支付帐单、努力搞明白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复杂世界的美国家庭接受中国，认可中国，并理性地看待，这非常难，特别是在当他们看了“德拉吉”(Drudge Report)网站上有关歼-20隐形战斗机试飞的消息之后。
据西方外交同行说，有想法认为洪博培有朝一日理论上可能领导美国，这或许也可以解释他的一些不那么传统的做法为何会不受到追究。
当中国有关部门突然取消了为他安排的7月份的新疆之行时，洪博培还是以一名普通美国公民的身份自己去了新疆。
他说，贸易问题很重要，4000亿美元的贸易额是很大的数字。不过有其他一些可能更加敏感和细微的问题，却直接说明了美国的核心价值。如果不能在我的工作中提及这些问题的话，即便有时候这意味着打破一些规则，那么我们美国就和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毫无区别了。
颜强：我们落后日本多少年？
颜强：我们落后日本多少年？
发布: 2011-1-15 00:37 | 作者: 颜强 | 来源: 中国经营报
一个有些突然的邀请，不久前把我带到了日本，去参加一个国际足球会议。邀请方是日本足协，不过让日本足协发出邀请的，是日本最大出版公司讲谈社的户冢隆先生。讲谈社一直想在中日韩三地做些结合体育的媒体合作，希望能做出一种“跨三国”的足球媒体产品出来。
会议地点在九州岛上，福冈下面的大分县。大分已经够偏远了，会场还坐落于大分县下的别府市。从福冈机场出来，坐车两个小时才赶到这个清幽僻静的海湾小城。说别府是个城市都有些夸张，此地只有一条滨海主干道，蜿蜒于海湾。会场就是别府市的国际会议中心，十分现代化的一座建筑物。到了会场，我才知道，这个看似有些无厘头的国际足球会议，规模有多大。
会议共计3天时间，第一天是前任日本队主教练冈田武史讲述日本队的2010年世界杯经历，以及欧足联技术总监安迪·罗克斯伯格对2010年世界杯的技术总结。第二天则有国际足联、欧足联以及亚足联的各种专家顾问，针对2010年世界杯和欧冠的技术特点，进行专业性分析，然后有一系列关于运动疗伤恢复、青少年培训、成年业余足球组织、女足、五人制足球等专业性话题的探讨。第三天内容包括日本足协主席小仓纯二的讲话，日本足协未来4年的工作规划以及步骤设置等等。3天时间，只有最后一天下午两点以后，没有安排什么特别内容。
会议时间如此之长，设置得如此精细紧密，并且能邀请到整个国际足球界最高级别专业人士的国际足球会议，这是我第一次经历。过去十年，从欧洲到北京，我参加过很多国际足球会议，然而没有一个做得像日本足协这样细致到位的。3天会议，也有不少亚洲邻国的代表，主要是亚足联各成员国和地区的足协代表，但是会议没有任何娱乐休闲游览内容。别府这个小城市，温泉闻名日本，可是除了开完会晚上能到酒店里的温泉小泡一会儿，你根本找不到其他时间。
这样对待足球的认真态度，让我在增长见识的同时，充满了忧虑。我感觉到的不仅是我们在足球上落后了日本多少，而是整个社会发展上，我们落后了日本多少年。
会议参会人数近千人，大部分是来自日本各地的基层足球教练和专业人士。不过他们都是自己掏腰包，交纳不菲的会议费，并且自行负责所有旅行食宿费用的。会议结束后，关于2010年世界杯和2010年欧冠的技术分析报告，都需要与会代表自己花钱购买。毫不意外，购买的场面排成了条条长龙。让我惊讶的是，3天会议过程，虽然每个小时会有一个短暂的休息，但是每个单元环节中，近千人的会场，几乎没有人中途退席离开。整个会议中心巨大的空间里，只要会议开始，就会设置无线通讯的干扰，以防会议受到手机铃音干扰。但这种干扰未必万无一失，会场内很多地方还是能有手机讯号的，只是3天时间，我没有在会场里听到一丝手机铃音——我真不知道这么多日本人是怎么做到的，在中国开会，任何会议，只怕会场门口来来去去都是人流，此起彼伏的都有铃音。
冈田武史在会议开始阶段，接受了一个长达两小时的公开采访，十分系统地介绍了他带领日本队从世界杯预选赛出线，到征战南非的全过程。坦白地说，我都不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印象中足球教练的工作总结，更像是一个系统工程师的分析陈词。他的管理模式，从目标设定“日本队要进世界杯四强”，到具体安排步骤，例如预选赛的各个阶段任务、协调本土国脚和旅欧国脚的关系、适时监控国脚竞技状态、调整备战时间和备战对手、各个阶段不同的生理和心理辅导方式等等，细致得让人惊讶。或许细致和精密，始终是日本这个社会的特点，但是一切又都放置在一个有远见的宏大目标之下，扎扎实实地一步步实施，这样的足球体系，不正是对一个社会运转体系的极佳呈现？
我想起前不久北京国安选帅闹剧中，有人问过我的意见，我曾经推荐过世界杯之后赋闲的冈田，虽然我和冈田素不相识。结果当然是不了了之，多少还掺杂一些中日关系紧张的因素。听完冈田的采访后，我反倒有些庆幸北京国安没有和他取得任何联系，我的直觉是，冈田如果到中国来执教一个俱乐部，他必然会失败——不是他的水平能力不够，而是我们的系统根本无法接纳这样高级别的专业人士。
会议间歇期，我和冈田长聊了一段时间，他的英文非常好，交流全无问题，而且对国际足球、亚洲足球乃至中国足球的认知，超出了我的想象。就连蒿俊闵在沙尔克04缺乏比赛时间的情况，他都有所了解，“日本足协有人专门做这些技术情报”。
第二天中午休会时，会议中心突然出现了许多父母陪伴的孩子们在大堂里耐心排队。此时日本足协安排了一场五人制比赛。我本以为这场比赛，是踢给与会800多名代表看的，没想到当地足协大量邀请感兴趣的孩子们前来观看。一场紧张激烈的比赛，孩子们从四五岁到十来岁不等，大多看得津津有味，兴尽而归。像这样与普通球迷以及青少年交流的活动，日本足协每年都要办几十场，差不多每个星期都有。“让孩子们接触足球、了解足球，给他们提供爱上足球的机会，这是足协最应该做的事。否则孩子们怎么会选择足球呢？”这是日本人的解释。
后来我看到一组数据，显示在日本的足球教练认证的五档分级制，上三档进入职业足球领域，五档相加，日本经受过培训，获取了各级足球教练资格的人员，总共有63977人！这些人都是在日本足协的管理体系下得到过各种不同程度的培训。“足球教练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足球人才，比球员还重要。”日本足协副会长田岛幸三如是跟我说。
一场简单的五人制足球赛，为上百名孩子提供近距离观摩机会；一个6万人的教练认证培训体系；一个争取在2015年国际足联排名进入前十的机会；一个百年发展大纲。这是日本足球，这也是日本社会。
我不知道我们落后了多少年。我们有繁华到拥堵的都市，有鳞次栉比的高楼，有不断刷新纪录的亿万富豪名录，但我们有多少像日本正在经营的足球这样的社会事业？
作者为体坛周报副社长 体坛传播高级副总裁
发布: 2011-1-15 00:37 | 作者: 颜强 | 来源: 中国经营报
一个有些突然的邀请，不久前把我带到了日本，去参加一个国际足球会议。邀请方是日本足协，不过让日本足协发出邀请的，是日本最大出版公司讲谈社的户冢隆先生。讲谈社一直想在中日韩三地做些结合体育的媒体合作，希望能做出一种“跨三国”的足球媒体产品出来。
会议地点在九州岛上，福冈下面的大分县。大分已经够偏远了，会场还坐落于大分县下的别府市。从福冈机场出来，坐车两个小时才赶到这个清幽僻静的海湾小城。说别府是个城市都有些夸张，此地只有一条滨海主干道，蜿蜒于海湾。会场就是别府市的国际会议中心，十分现代化的一座建筑物。到了会场，我才知道，这个看似有些无厘头的国际足球会议，规模有多大。
会议共计3天时间，第一天是前任日本队主教练冈田武史讲述日本队的2010年世界杯经历，以及欧足联技术总监安迪·罗克斯伯格对2010年世界杯的技术总结。第二天则有国际足联、欧足联以及亚足联的各种专家顾问，针对2010年世界杯和欧冠的技术特点，进行专业性分析，然后有一系列关于运动疗伤恢复、青少年培训、成年业余足球组织、女足、五人制足球等专业性话题的探讨。第三天内容包括日本足协主席小仓纯二的讲话，日本足协未来4年的工作规划以及步骤设置等等。3天时间，只有最后一天下午两点以后，没有安排什么特别内容。
会议时间如此之长，设置得如此精细紧密，并且能邀请到整个国际足球界最高级别专业人士的国际足球会议，这是我第一次经历。过去十年，从欧洲到北京，我参加过很多国际足球会议，然而没有一个做得像日本足协这样细致到位的。3天会议，也有不少亚洲邻国的代表，主要是亚足联各成员国和地区的足协代表，但是会议没有任何娱乐休闲游览内容。别府这个小城市，温泉闻名日本，可是除了开完会晚上能到酒店里的温泉小泡一会儿，你根本找不到其他时间。
这样对待足球的认真态度，让我在增长见识的同时，充满了忧虑。我感觉到的不仅是我们在足球上落后了日本多少，而是整个社会发展上，我们落后了日本多少年。
会议参会人数近千人，大部分是来自日本各地的基层足球教练和专业人士。不过他们都是自己掏腰包，交纳不菲的会议费，并且自行负责所有旅行食宿费用的。会议结束后，关于2010年世界杯和2010年欧冠的技术分析报告，都需要与会代表自己花钱购买。毫不意外，购买的场面排成了条条长龙。让我惊讶的是，3天会议过程，虽然每个小时会有一个短暂的休息，但是每个单元环节中，近千人的会场，几乎没有人中途退席离开。整个会议中心巨大的空间里，只要会议开始，就会设置无线通讯的干扰，以防会议受到手机铃音干扰。但这种干扰未必万无一失，会场内很多地方还是能有手机讯号的，只是3天时间，我没有在会场里听到一丝手机铃音——我真不知道这么多日本人是怎么做到的，在中国开会，任何会议，只怕会场门口来来去去都是人流，此起彼伏的都有铃音。
冈田武史在会议开始阶段，接受了一个长达两小时的公开采访，十分系统地介绍了他带领日本队从世界杯预选赛出线，到征战南非的全过程。坦白地说，我都不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印象中足球教练的工作总结，更像是一个系统工程师的分析陈词。他的管理模式，从目标设定“日本队要进世界杯四强”，到具体安排步骤，例如预选赛的各个阶段任务、协调本土国脚和旅欧国脚的关系、适时监控国脚竞技状态、调整备战时间和备战对手、各个阶段不同的生理和心理辅导方式等等，细致得让人惊讶。或许细致和精密，始终是日本这个社会的特点，但是一切又都放置在一个有远见的宏大目标之下，扎扎实实地一步步实施，这样的足球体系，不正是对一个社会运转体系的极佳呈现？
我想起前不久北京国安选帅闹剧中，有人问过我的意见，我曾经推荐过世界杯之后赋闲的冈田，虽然我和冈田素不相识。结果当然是不了了之，多少还掺杂一些中日关系紧张的因素。听完冈田的采访后，我反倒有些庆幸北京国安没有和他取得任何联系，我的直觉是，冈田如果到中国来执教一个俱乐部，他必然会失败——不是他的水平能力不够，而是我们的系统根本无法接纳这样高级别的专业人士。
会议间歇期，我和冈田长聊了一段时间，他的英文非常好，交流全无问题，而且对国际足球、亚洲足球乃至中国足球的认知，超出了我的想象。就连蒿俊闵在沙尔克04缺乏比赛时间的情况，他都有所了解，“日本足协有人专门做这些技术情报”。
第二天中午休会时，会议中心突然出现了许多父母陪伴的孩子们在大堂里耐心排队。此时日本足协安排了一场五人制比赛。我本以为这场比赛，是踢给与会800多名代表看的，没想到当地足协大量邀请感兴趣的孩子们前来观看。一场紧张激烈的比赛，孩子们从四五岁到十来岁不等，大多看得津津有味，兴尽而归。像这样与普通球迷以及青少年交流的活动，日本足协每年都要办几十场，差不多每个星期都有。“让孩子们接触足球、了解足球，给他们提供爱上足球的机会，这是足协最应该做的事。否则孩子们怎么会选择足球呢？”这是日本人的解释。
后来我看到一组数据，显示在日本的足球教练认证的五档分级制，上三档进入职业足球领域，五档相加，日本经受过培训，获取了各级足球教练资格的人员，总共有63977人！这些人都是在日本足协的管理体系下得到过各种不同程度的培训。“足球教练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足球人才，比球员还重要。”日本足协副会长田岛幸三如是跟我说。
一场简单的五人制足球赛，为上百名孩子提供近距离观摩机会；一个6万人的教练认证培训体系；一个争取在2015年国际足联排名进入前十的机会；一个百年发展大纲。这是日本足球，这也是日本社会。
我不知道我们落后了多少年。我们有繁华到拥堵的都市，有鳞次栉比的高楼，有不断刷新纪录的亿万富豪名录，但我们有多少像日本正在经营的足球这样的社会事业？
作者为体坛周报副社长 体坛传播高级副总裁
马光远：正视中国总体税负过重的事实
马光远：正视中国总体税负过重的事实
发布: 2011-1-15 00:34 | 作者: 马光远 | 来源: 中国经营报
过去一周，有三件事引发全国热议：其一，国家税务总局宣布，2010年全国税收收入达到77390亿元，再加上政府前11个月的非税收入8408亿元，全国财政收入轻松超过了8.5万亿元；其二，坊间流传很久的房产税有了最新的消息，重庆拟对大户型和高档住宅征收房产税，而上海的方案是对新增住宅征收房产税，看来，房产税这只靴子落下不会太久；三是河南一农民冒充军车拉沙子，两辆卡车，8个月时间，居然偷逃高速过路费368万元，而其拉沙子的收益却只有20万元。
三个热点，都和政府的税费收入有关，亦和中国整个社会的运行成本息息相关。以368万元的高速费为例，按照网友们算的一笔经济账，368万元意味着需要拉沙子的车每天24小时，以每小时1400公里的速度跑8个月，很显然，这样堪比飞机的速度极其荒谬，但荒谬的背后折射的，却是中国经济不堪重负的流通成本。据测算，目前中国的物流成本占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比例接近20%，比日本和美国多一倍左右，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2010年整个物价高烧不退的根源。
再看看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的增长情况，我们通过分析发现，从2000年到2010年的这10年，中国财政收入分别为1.3万亿，1.6万亿，1.89万亿，2.17万亿，2.64万亿,，3.16万亿，3.94万亿，5.13万亿，6.13万亿，6.8万亿和8.5万亿元。从增长的速度看，突破2万亿用了3年时间；突破3万亿用了2年时间，突破4万亿只用了1年时间，而从6万亿到8万亿的跨越也仅仅用了1年的时间。在这10年时间里，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了6倍，而居民收入只从2000年的人均5800元，增长至2010年的1.8万元左右，增长不到3倍。从科学性和真实性而言，用统计政府全部收入的大口径方法计算宏观税负才能反映政府对财富的占有水平，2010年，即使只统计财政收入和土地出让金两块，政府收入就高达11.2万亿元，占GDP的比例接近35%，和欧美等发达国家不相上下。
这样，高昂的物流成本和沉重的税负，构成了中国经济的基本制度生态，亦造就了中国产业的“三维环境”：对内，宏观税负追英超美，企业负担沉重；对外，处于全球产业链的最低端，利润空间日益被压缩。企业要生存下去：一是压低人力资本的成本，二是逃税漏税；三是尽可能逃避流通成本。用学者秦晖的话说，就是基本靠“低法治”优势、“低环境”优势、“低人权”优势等制度禀赋生存。很显然，中国企业要获得发展，必须支付比国际竞争对手多很多倍的制度成本，这是中国企业转型，产业升级的最大制度障碍。在这种制度环境下，中国企业的生存链非常脆弱，即使人民币小幅升值，对很多产业而言，都成为不可承受之重。
面对沉重的税负躯壳，高层以“结构性减税”来抚慰，在2010年年底召开的全国税务工作会议上，国务院领导就指出在“‘十二五’期间要继续坚持结构性减税”。财政部2010年12月31日年度会议的公报表示，继续实行结构性减税是2011年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笔者认为，结构性减税的提法总体没有错，但如果在政策的细节上设计不好，很容易沦为不减税的一个借口：其一，中国的税负问题，既存在结构性的不合理，但更重要的是总体税负过重。以广义的宏观税负口径计算，中国当属全球宏观税负最重的国家之一。在总体税负过于沉重的情况下，首先要控制总体税负的规模。其二，对于整体税制的不合理，采用结构性减税的提法有其合理性，但纵观全球任何一个国家的税收改革，哪一个不是有增有减？就有增有减而论，任何一个国家的税制改革都是“结构性减税”，而很显然，中国的税收政策恐怕不是“结构性减税”可以概括的。其三，“十二五”期间，加税的压力明显高于减税的动力。无论是未来营业税变增值税，还是开征房产税、资源税、环境税，都是加税的举措。国家税务总局的有关负责人在很多场合一再表示，未来减税的空间并不大。其四，减税的阻力之大超乎想象。在实体经济的造血功能日益萎缩的情况下，政府的收入增长压力很大，政府减税的动力不强。以个人所得税为例，连提高起征点这样的让利于民的举措都举步维艰，一些大的减税举措就可想而知。
这意味着，如果不能正视中国总体税负过重的事实，在利益博弈复杂的情况下，仅仅提结构性减税，搞所谓的“有增有减，结构性调整”，而不是首先通过限制政府的总体收入进行大规模的减税，最终结构性减税就会被演绎成“结构性的加税”。我们认为，面对外界的压力，政府有推动减税的压力，以2010年12月的政府税收收入来分析，根据统计，前11个月全国税收收入68332.36亿元，而全年的税收收入为77390亿元，意味着12月份的税收收入居然高达9000多亿元，而这还是在很多地方税务部门担心税收增长过快，引发外界的质疑，主动要求企业“压库”，将12月份的税收延缓到2011年上缴的结果。
我们同意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的提议，通过立法限制政府的收入，将政府收入的上限规定为不能超过GDP的33%。只有限制政府收入的上限，才有可能真正降低总体税负，也才有可能进行税制结构的优化。如果政府不能控制总体税负，沉重的制度成本将进一步削弱经济的竞争力和造血功能，2010年政府11万亿元的收入，有近3万亿居然是靠卖地获得的，中国经济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土地经济”，而很显然，这样的收入增长是没有任何持续性的。
发布: 2011-1-15 00:34 | 作者: 马光远 | 来源: 中国经营报
过去一周，有三件事引发全国热议：其一，国家税务总局宣布，2010年全国税收收入达到77390亿元，再加上政府前11个月的非税收入8408亿元，全国财政收入轻松超过了8.5万亿元；其二，坊间流传很久的房产税有了最新的消息，重庆拟对大户型和高档住宅征收房产税，而上海的方案是对新增住宅征收房产税，看来，房产税这只靴子落下不会太久；三是河南一农民冒充军车拉沙子，两辆卡车，8个月时间，居然偷逃高速过路费368万元，而其拉沙子的收益却只有20万元。
三个热点，都和政府的税费收入有关，亦和中国整个社会的运行成本息息相关。以368万元的高速费为例，按照网友们算的一笔经济账，368万元意味着需要拉沙子的车每天24小时，以每小时1400公里的速度跑8个月，很显然，这样堪比飞机的速度极其荒谬，但荒谬的背后折射的，却是中国经济不堪重负的流通成本。据测算，目前中国的物流成本占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比例接近20%，比日本和美国多一倍左右，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2010年整个物价高烧不退的根源。
再看看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的增长情况，我们通过分析发现，从2000年到2010年的这10年，中国财政收入分别为1.3万亿，1.6万亿，1.89万亿，2.17万亿，2.64万亿,，3.16万亿，3.94万亿，5.13万亿，6.13万亿，6.8万亿和8.5万亿元。从增长的速度看，突破2万亿用了3年时间；突破3万亿用了2年时间，突破4万亿只用了1年时间，而从6万亿到8万亿的跨越也仅仅用了1年的时间。在这10年时间里，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了6倍，而居民收入只从2000年的人均5800元，增长至2010年的1.8万元左右，增长不到3倍。从科学性和真实性而言，用统计政府全部收入的大口径方法计算宏观税负才能反映政府对财富的占有水平，2010年，即使只统计财政收入和土地出让金两块，政府收入就高达11.2万亿元，占GDP的比例接近35%，和欧美等发达国家不相上下。
这样，高昂的物流成本和沉重的税负，构成了中国经济的基本制度生态，亦造就了中国产业的“三维环境”：对内，宏观税负追英超美，企业负担沉重；对外，处于全球产业链的最低端，利润空间日益被压缩。企业要生存下去：一是压低人力资本的成本，二是逃税漏税；三是尽可能逃避流通成本。用学者秦晖的话说，就是基本靠“低法治”优势、“低环境”优势、“低人权”优势等制度禀赋生存。很显然，中国企业要获得发展，必须支付比国际竞争对手多很多倍的制度成本，这是中国企业转型，产业升级的最大制度障碍。在这种制度环境下，中国企业的生存链非常脆弱，即使人民币小幅升值，对很多产业而言，都成为不可承受之重。
面对沉重的税负躯壳，高层以“结构性减税”来抚慰，在2010年年底召开的全国税务工作会议上，国务院领导就指出在“‘十二五’期间要继续坚持结构性减税”。财政部2010年12月31日年度会议的公报表示，继续实行结构性减税是2011年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笔者认为，结构性减税的提法总体没有错，但如果在政策的细节上设计不好，很容易沦为不减税的一个借口：其一，中国的税负问题，既存在结构性的不合理，但更重要的是总体税负过重。以广义的宏观税负口径计算，中国当属全球宏观税负最重的国家之一。在总体税负过于沉重的情况下，首先要控制总体税负的规模。其二，对于整体税制的不合理，采用结构性减税的提法有其合理性，但纵观全球任何一个国家的税收改革，哪一个不是有增有减？就有增有减而论，任何一个国家的税制改革都是“结构性减税”，而很显然，中国的税收政策恐怕不是“结构性减税”可以概括的。其三，“十二五”期间，加税的压力明显高于减税的动力。无论是未来营业税变增值税，还是开征房产税、资源税、环境税，都是加税的举措。国家税务总局的有关负责人在很多场合一再表示，未来减税的空间并不大。其四，减税的阻力之大超乎想象。在实体经济的造血功能日益萎缩的情况下，政府的收入增长压力很大，政府减税的动力不强。以个人所得税为例，连提高起征点这样的让利于民的举措都举步维艰，一些大的减税举措就可想而知。
这意味着，如果不能正视中国总体税负过重的事实，在利益博弈复杂的情况下，仅仅提结构性减税，搞所谓的“有增有减，结构性调整”，而不是首先通过限制政府的总体收入进行大规模的减税，最终结构性减税就会被演绎成“结构性的加税”。我们认为，面对外界的压力，政府有推动减税的压力，以2010年12月的政府税收收入来分析，根据统计，前11个月全国税收收入68332.36亿元，而全年的税收收入为77390亿元，意味着12月份的税收收入居然高达9000多亿元，而这还是在很多地方税务部门担心税收增长过快，引发外界的质疑，主动要求企业“压库”，将12月份的税收延缓到2011年上缴的结果。
我们同意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的提议，通过立法限制政府的收入，将政府收入的上限规定为不能超过GDP的33%。只有限制政府收入的上限，才有可能真正降低总体税负，也才有可能进行税制结构的优化。如果政府不能控制总体税负，沉重的制度成本将进一步削弱经济的竞争力和造血功能，2010年政府11万亿元的收入，有近3万亿居然是靠卖地获得的，中国经济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土地经济”，而很显然，这样的收入增长是没有任何持续性的。
江玮：国家形象是中国最棘手的战略问题
江玮：国家形象是中国最棘手的战略问题
江玮 北京报道 2011-01-15 00:35:09
美国人乔舒亚·库珀·雷默是基辛格咨询公司的常务董事，他常年奔波在美国纽约和中国北京之间。他还有另一个头衔：“北京共识”之父。2004年，雷默撰写的《北京共识》一文在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发表，这份试图总结中国发展道路的报告引发了一场对中国模式的讨论，它从此也成为“官员、商人以及其他试图了解中国的人的必读物”。
在提出“北京共识”之后，雷默经过一年多的调研，又推出了《淡色中国》的报告，系统论述了他眼中的中国形象。雷默花了8年的时间学习中文，已经能够流利地用中文表达。不过在他看来，语言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文化。他对本报记者说：“我必须了解中国人的文化背景、历史和文明。”这个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正是这样形成的。
《21世纪》：4年前，你在《淡色中国》中提出，国家形象问题是中国当前最棘手的战略问题。你现在还坚持这个看法吗？
雷默：是的。我提出这个观点基于两方面的考虑。首先，外部关于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是不正确的，有时甚至是消极的。其次，中国对自我形象的认识和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看法大相径庭。这些很容易导致错误的判断。
《21世纪》：中国这两年举办了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这些在中国被认为是能提升国家形象的事情。作为一个外国人，你的看法是什么？
雷默：这些建设工程对改善中国形象发挥的作用不大。盖摩天大厦、体育场馆，这很重要，但它没有抓住核心问题：中国是否是一个值得信任的国家？中国的商人是否值得信任？和中国人打交道时可不可以信赖他们？这些才是最重要的。北京奥运会期间，我担任了NBC的特约评论员，这是一个可以向美国上千万电视观众解读中国的机会。可是在每一天比赛结束之后，最后的问题还是：举办奥运会是否让中国变得更可信？上海世博会也是如此。
《21世纪》：那么中国如何才能赢得外界的信任？
雷默：在做出每个决策时，中国都应该思考一个问题：这会让你们变得更可信还是反之。你不得不承认，中国文化对世界上很多人来说是非常陌生的。中国人的文化背景和西方人的文化背景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一些问题很难解决，一是文化背景，二是价值观。但有时候，有的中国人不太明白这些价值观的差异何在。如何解决这些差异？这是一个基本问题，也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需要时间。
现在很多中国人认为软实力对中国国际关系的未来很重要，但我觉得软实力这个想法太简单了。事实上，我不认为存在软实力，历史上没有什么例子可以证实它的存在。那些欣赏中国文化、理解中国文化的国家，最后却侵略了中国，日本就是一个例子。
即便是软实力的提出者约瑟夫·奈现在也说，软实力只有在符合相互依赖的情况下，比如美国和英国之间才会起作用。像中国这样崛起的力量其实并不适用。尤其，当中国人自己对中国的想象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想象存在差异时，这种情况更加危险。
我认为，中国有些过于依赖软实力来实现和平崛起，你们应当抛弃这种观念。最重要的还是建立外界对中国的信任感。
《21世纪》：为了提升国际形象，中国正在做一些尝试，比如拍摄国家形象宣传片，拓展媒体海外市场，发出自己的声音，你如何评价这些尝试？
雷默：中国媒体走向国际化是重要的，但它还不是最重要的，这对增加他人的信任感起到的作用不大。在国外，很少有人收看中央电视台的节目。改变这种现状还需要时间。赢得信任没有捷径可走。信任是建立在持续开放、透明并参与国际体系的基础上。
在我为《时代》杂志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我提出了“共同进化”的概念。我们都认同国际体系需要进化，中国也应该和国际体系一起做出改变。否则，这将破坏外界对中国的信任。
江玮 北京报道 2011-01-15 00:35:09
美国人乔舒亚·库珀·雷默是基辛格咨询公司的常务董事，他常年奔波在美国纽约和中国北京之间。他还有另一个头衔：“北京共识”之父。2004年，雷默撰写的《北京共识》一文在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发表，这份试图总结中国发展道路的报告引发了一场对中国模式的讨论，它从此也成为“官员、商人以及其他试图了解中国的人的必读物”。
在提出“北京共识”之后，雷默经过一年多的调研，又推出了《淡色中国》的报告，系统论述了他眼中的中国形象。雷默花了8年的时间学习中文，已经能够流利地用中文表达。不过在他看来，语言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文化。他对本报记者说：“我必须了解中国人的文化背景、历史和文明。”这个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正是这样形成的。
《21世纪》：4年前，你在《淡色中国》中提出，国家形象问题是中国当前最棘手的战略问题。你现在还坚持这个看法吗？
雷默：是的。我提出这个观点基于两方面的考虑。首先，外部关于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是不正确的，有时甚至是消极的。其次，中国对自我形象的认识和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看法大相径庭。这些很容易导致错误的判断。
《21世纪》：中国这两年举办了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这些在中国被认为是能提升国家形象的事情。作为一个外国人，你的看法是什么？
雷默：这些建设工程对改善中国形象发挥的作用不大。盖摩天大厦、体育场馆，这很重要，但它没有抓住核心问题：中国是否是一个值得信任的国家？中国的商人是否值得信任？和中国人打交道时可不可以信赖他们？这些才是最重要的。北京奥运会期间，我担任了NBC的特约评论员，这是一个可以向美国上千万电视观众解读中国的机会。可是在每一天比赛结束之后，最后的问题还是：举办奥运会是否让中国变得更可信？上海世博会也是如此。
《21世纪》：那么中国如何才能赢得外界的信任？
雷默：在做出每个决策时，中国都应该思考一个问题：这会让你们变得更可信还是反之。你不得不承认，中国文化对世界上很多人来说是非常陌生的。中国人的文化背景和西方人的文化背景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一些问题很难解决，一是文化背景，二是价值观。但有时候，有的中国人不太明白这些价值观的差异何在。如何解决这些差异？这是一个基本问题，也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需要时间。
现在很多中国人认为软实力对中国国际关系的未来很重要，但我觉得软实力这个想法太简单了。事实上，我不认为存在软实力，历史上没有什么例子可以证实它的存在。那些欣赏中国文化、理解中国文化的国家，最后却侵略了中国，日本就是一个例子。
即便是软实力的提出者约瑟夫·奈现在也说，软实力只有在符合相互依赖的情况下，比如美国和英国之间才会起作用。像中国这样崛起的力量其实并不适用。尤其，当中国人自己对中国的想象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想象存在差异时，这种情况更加危险。
我认为，中国有些过于依赖软实力来实现和平崛起，你们应当抛弃这种观念。最重要的还是建立外界对中国的信任感。
《21世纪》：为了提升国际形象，中国正在做一些尝试，比如拍摄国家形象宣传片，拓展媒体海外市场，发出自己的声音，你如何评价这些尝试？
雷默：中国媒体走向国际化是重要的，但它还不是最重要的，这对增加他人的信任感起到的作用不大。在国外，很少有人收看中央电视台的节目。改变这种现状还需要时间。赢得信任没有捷径可走。信任是建立在持续开放、透明并参与国际体系的基础上。
在我为《时代》杂志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我提出了“共同进化”的概念。我们都认同国际体系需要进化，中国也应该和国际体系一起做出改变。否则，这将破坏外界对中国的信任。
CNN主播：制作国家宣传片不如领导人接受采访
CNN主播：制作国家宣传片不如领导人接受采访
21世纪经济报道 熊敏 华盛顿报道 2011-01-15 00:35:01
多部30秒长的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即将杀青。最快于本月通过BBC、CNN等西方国家主流电视网络与世界观众见面，同类宣传片未来还将在中国外事场合播映。
宣传片的拍摄被视作中国国家公关史上的一件大事，学者称之标志着中国国家公关时代的到来。
但通过国家宣传片能多大程度改变世界对中国的印象呢？
在中国快速融入世界的今天，世界对中国的误读固然屡见不鲜。中国通过刺激国内消费对世界经济在平衡做出巨大贡献，但国际舆论对此鲜有报道，“揪住”的依然是人民币汇率的小辫子。刷新中国在海外的形象已显得刻不容缓。
国家宣传片能够奏效吗？美国CNN电视台知名主持，近年两度采访温家宝总理的扎卡里亚有所保留。他指出，这样的电视片恐怕不符合美国电视观众的收看习惯。
扎卡里亚认为，中国应该做的，是鼓励国家高级官员多接受媒体采访，“只有这样才能把一个可信、客观的中国传递给世界。”
比如他本人去年9月采访温家宝总理之后，就亲笔撰文驳斥美国流行的“中国汇率操纵抢走美国就业”说。文章被发表在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新闻杂志《时代》周刊。
这是扎卡里亚作为一名亚洲移民在美国新闻业打拼25年后的经验之谈。
扎卡里亚过去10年担任《新闻周刊》编辑，并撰写国际时政专栏。2008年起主持CNN周日早间新闻评论节目《Fareed Zakaria GPS》。
他最为国人所知的是他曾两度采访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是唯一专访到温总理的美国电视记者。接受他专访的国家领导人还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印度总理辛格。
鲜为人知的是，扎卡里亚其实是一名印度移民。但第一代移民的身份和退不去的印度口音丝毫不影响他跻身世界百名杰出公共知识分子之列（2007年《外交事务》杂志评选）。
扎卡里亚在采访中首次透露了他与温家宝采访的细节。第一次采访机会其实来自中方的主动邀请。扎卡里亚还透露，温家宝此前读过他的新书《后美国时代》。
在2010年采访温家宝节目中，扎卡里亚除了表扬中国政府经济治理的成绩，还格外提到政治进步。
他将温家宝亲自视察汶川地震类比西方政治家的人性关怀举动，还肯定温家宝在鲜与媒体打交道的中国政治家中脱颖而出，接受西方媒体采访的行动。
采访温家宝的曲折故事
《21世纪》：2008年，你刚加入CNN三个月的时候，就采访了温家宝总理。你如何得到采访机会？2010年这次呢？
扎卡里亚：第一次是中国政府主动找我。一个我认识的中方官员有一天找到我，他们是这么表述的：你有没有兴趣跟温家宝总理做一个电视采访？我当场就答应了。因为我仰慕温家宝总理多年了。2010年第二次机会是我自己争取的。
温总理任期内两次在美国接受我的采访，我想是因为我跟其他美国记者不同。我长期跟踪中国问题，过去25年内多次访问中国，写了很多关于中国的文章。
我知道温家宝总理读了我的一本书，因为他亲自跟我提起。他视我为一个他读到过和尊敬的人，这给我们的谈话提供了好的平台。
他对访谈十分坦诚，他两次都愿意回答所有问题。
《21世纪》：讲到中国形象，你从安排采访的过程中，对中国有什么新的认识？
扎卡里亚：为了这个采访颇费周折，跟好多部门打交道，真让我见识了中国的复杂。
我个人认为参与安排采访的官员太多，级别太高了。
我想原因是中国高级官员不习惯接受西方知名媒体采访，因为他们知道这些人将畅所欲言地提任何问题。官员们表现得紧张，我们跟外交部花了好几个小时谈判采访细节。
当然我们的沟通是公事公办，并没有什么冲突。而且中国的外交官相当专业，人也客气。
《21世纪》：你采访其他国家领导人的经历呢？
扎卡里亚：就算在俄罗斯，我得到采访也比这个简单得多。那一次更凑巧。俄罗斯政府想邀请我在一个活动上演讲，他们写信来说，梅德韦杰夫（俄罗斯总统）本人愿意以他本人的名义邀请你来演讲。
我回信说：如果我接受演讲邀请，梅德韦杰夫能不能接受我的采访？
他们不久就回信说：没问题。
《21世纪》：如果你说的是真的，你觉得中国官员为什么对安排采访有些紧张？
扎卡里亚：这是中国特色。中国官员在处理经济问题上信心十足，但是做一个公开媒体采访，就紧张。我想原因在于他们不经常做采访，因此我希望他们多做。因为他们非常聪明，语言表达能力强。
多做媒体采访对中国有好处。如果外界多听听中国的立场，对中国只有好处。而且应该定时做。以采访的形式，比通过发布通告或者正式演讲要有效的多。
制作宣传片不如领导人接受采访
《21世纪》：中国政府正在紧锣密鼓筹划首部国家形象宣传片，而且打算在CNN电视台播放。你希望片中传递什么信息？
扎卡里亚： 国家宣传片的想法不是中国独创，美国也尝试过，但结果一团糟。9·11以后，小布什政府曾决定出资向中东国家宣传美国，片子讲述住在美国的中东人的幸福生活，以证明穆斯林人民在美国和其他种族和谐杂居。但一点效果也没有。
因为传播环境变了。如果是在1940年代，传播渠道非常少，你可以去拍一个宣传片，找到与受众匹配的传播渠道，比如电影院，然后播放。
现在市场上有百万种传播渠道，挑战是如何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国家宣传片不会引起观众的兴趣。回顾过去十年，我想不出一个国家宣传片成功的例子。
《21世纪》：那你看过2009年播放的《中国制造》短片吗？它也在CNN播过。
扎卡里亚：我没有看过。我敢跟你保证，很少美国人看过。美国电视观众要看的是《美国偶像》（一档美国大众歌手选秀节目）。
《21世纪》：你实地看到的中国和美国媒体上描述的差距多大？
扎卡里亚：西方对中国的误解很多。西方人以往认为中国很穷，现在又以为中国很富。我说中国贫富兼有。这里最大误解在于这里的人们觉得中国是一个孤立的怪物，就像一个巨大机器，以超快速度运转着。
我想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国官员不跟西方媒体接触。所以西方看中国政府，就如一个大黑匣子。
《21世纪》：那作为中国政府，为了改善国家和国民在外国的形象，能做什么呢？
扎卡里亚：真正有效的传播是让胡锦涛、温家宝、外交部长、央行行长出来接受采访。
最重要是要开放，全面接触。开放的意思是让美国人听到各个层面的中国人的声音。全面的意思是不仅是政府官员接触，人与人之间，包括商人之间、媒体之间也要加大接触。这样做了，中国就是一个更容易令人理解的国家。
21世纪经济报道 熊敏 华盛顿报道 2011-01-15 00:35:01
多部30秒长的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即将杀青。最快于本月通过BBC、CNN等西方国家主流电视网络与世界观众见面，同类宣传片未来还将在中国外事场合播映。
宣传片的拍摄被视作中国国家公关史上的一件大事，学者称之标志着中国国家公关时代的到来。
但通过国家宣传片能多大程度改变世界对中国的印象呢？
在中国快速融入世界的今天，世界对中国的误读固然屡见不鲜。中国通过刺激国内消费对世界经济在平衡做出巨大贡献，但国际舆论对此鲜有报道，“揪住”的依然是人民币汇率的小辫子。刷新中国在海外的形象已显得刻不容缓。
国家宣传片能够奏效吗？美国CNN电视台知名主持，近年两度采访温家宝总理的扎卡里亚有所保留。他指出，这样的电视片恐怕不符合美国电视观众的收看习惯。
扎卡里亚认为，中国应该做的，是鼓励国家高级官员多接受媒体采访，“只有这样才能把一个可信、客观的中国传递给世界。”
比如他本人去年9月采访温家宝总理之后，就亲笔撰文驳斥美国流行的“中国汇率操纵抢走美国就业”说。文章被发表在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新闻杂志《时代》周刊。
这是扎卡里亚作为一名亚洲移民在美国新闻业打拼25年后的经验之谈。
扎卡里亚过去10年担任《新闻周刊》编辑，并撰写国际时政专栏。2008年起主持CNN周日早间新闻评论节目《Fareed Zakaria GPS》。
他最为国人所知的是他曾两度采访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是唯一专访到温总理的美国电视记者。接受他专访的国家领导人还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印度总理辛格。
鲜为人知的是，扎卡里亚其实是一名印度移民。但第一代移民的身份和退不去的印度口音丝毫不影响他跻身世界百名杰出公共知识分子之列（2007年《外交事务》杂志评选）。
扎卡里亚在采访中首次透露了他与温家宝采访的细节。第一次采访机会其实来自中方的主动邀请。扎卡里亚还透露，温家宝此前读过他的新书《后美国时代》。
在2010年采访温家宝节目中，扎卡里亚除了表扬中国政府经济治理的成绩，还格外提到政治进步。
他将温家宝亲自视察汶川地震类比西方政治家的人性关怀举动，还肯定温家宝在鲜与媒体打交道的中国政治家中脱颖而出，接受西方媒体采访的行动。
采访温家宝的曲折故事
《21世纪》：2008年，你刚加入CNN三个月的时候，就采访了温家宝总理。你如何得到采访机会？2010年这次呢？
扎卡里亚：第一次是中国政府主动找我。一个我认识的中方官员有一天找到我，他们是这么表述的：你有没有兴趣跟温家宝总理做一个电视采访？我当场就答应了。因为我仰慕温家宝总理多年了。2010年第二次机会是我自己争取的。
温总理任期内两次在美国接受我的采访，我想是因为我跟其他美国记者不同。我长期跟踪中国问题，过去25年内多次访问中国，写了很多关于中国的文章。
我知道温家宝总理读了我的一本书，因为他亲自跟我提起。他视我为一个他读到过和尊敬的人，这给我们的谈话提供了好的平台。
他对访谈十分坦诚，他两次都愿意回答所有问题。
《21世纪》：讲到中国形象，你从安排采访的过程中，对中国有什么新的认识？
扎卡里亚：为了这个采访颇费周折，跟好多部门打交道，真让我见识了中国的复杂。
我个人认为参与安排采访的官员太多，级别太高了。
我想原因是中国高级官员不习惯接受西方知名媒体采访，因为他们知道这些人将畅所欲言地提任何问题。官员们表现得紧张，我们跟外交部花了好几个小时谈判采访细节。
当然我们的沟通是公事公办，并没有什么冲突。而且中国的外交官相当专业，人也客气。
《21世纪》：你采访其他国家领导人的经历呢？
扎卡里亚：就算在俄罗斯，我得到采访也比这个简单得多。那一次更凑巧。俄罗斯政府想邀请我在一个活动上演讲，他们写信来说，梅德韦杰夫（俄罗斯总统）本人愿意以他本人的名义邀请你来演讲。
我回信说：如果我接受演讲邀请，梅德韦杰夫能不能接受我的采访？
他们不久就回信说：没问题。
《21世纪》：如果你说的是真的，你觉得中国官员为什么对安排采访有些紧张？
扎卡里亚：这是中国特色。中国官员在处理经济问题上信心十足，但是做一个公开媒体采访，就紧张。我想原因在于他们不经常做采访，因此我希望他们多做。因为他们非常聪明，语言表达能力强。
多做媒体采访对中国有好处。如果外界多听听中国的立场，对中国只有好处。而且应该定时做。以采访的形式，比通过发布通告或者正式演讲要有效的多。
制作宣传片不如领导人接受采访
《21世纪》：中国政府正在紧锣密鼓筹划首部国家形象宣传片，而且打算在CNN电视台播放。你希望片中传递什么信息？
扎卡里亚： 国家宣传片的想法不是中国独创，美国也尝试过，但结果一团糟。9·11以后，小布什政府曾决定出资向中东国家宣传美国，片子讲述住在美国的中东人的幸福生活，以证明穆斯林人民在美国和其他种族和谐杂居。但一点效果也没有。
因为传播环境变了。如果是在1940年代，传播渠道非常少，你可以去拍一个宣传片，找到与受众匹配的传播渠道，比如电影院，然后播放。
现在市场上有百万种传播渠道，挑战是如何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国家宣传片不会引起观众的兴趣。回顾过去十年，我想不出一个国家宣传片成功的例子。
《21世纪》：那你看过2009年播放的《中国制造》短片吗？它也在CNN播过。
扎卡里亚：我没有看过。我敢跟你保证，很少美国人看过。美国电视观众要看的是《美国偶像》（一档美国大众歌手选秀节目）。
《21世纪》：你实地看到的中国和美国媒体上描述的差距多大？
扎卡里亚：西方对中国的误解很多。西方人以往认为中国很穷，现在又以为中国很富。我说中国贫富兼有。这里最大误解在于这里的人们觉得中国是一个孤立的怪物，就像一个巨大机器，以超快速度运转着。
我想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国官员不跟西方媒体接触。所以西方看中国政府，就如一个大黑匣子。
《21世纪》：那作为中国政府，为了改善国家和国民在外国的形象，能做什么呢？
扎卡里亚：真正有效的传播是让胡锦涛、温家宝、外交部长、央行行长出来接受采访。
最重要是要开放，全面接触。开放的意思是让美国人听到各个层面的中国人的声音。全面的意思是不仅是政府官员接触，人与人之间，包括商人之间、媒体之间也要加大接触。这样做了，中国就是一个更容易令人理解的国家。
张鸣：椅子决定忠言是不是逆耳
张鸣：椅子决定忠言是不是逆耳
张鸣 2011-01-13 09:52:01
忠言逆耳是句成语，好事者将之排铺成一副对子：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益于病。对的不工，但对于世人不失为处事箴言。只是，逆耳的忠言和苦涩的良药，其实境遇并不一样，药再苦，有病在身，除非极个别讳疾忌医者，大抵都会吃的，尽管吃的时候也许皱着眉头，捏着鼻子。但是，逆耳的忠言待遇就未必如此，人在失势走背字之时，对他说点难听的忠告，只要说的人关系比较近，可能还能听进去，可是一旦发迹，尤其是大权在握之际，哪怕再明白的人，也不大听得进逆耳的忠言了。兴许，还会把这忠言当成进言者对自己的讥诮甚至嫉妒。
袁世凯称帝，是他一生最大的败笔。如果不是做了洪宪皇帝，袁世凯断不至于那么快就众叛亲离，而且在叛离声中一病不起。后来的历史，怎么个走法，还真就不好说。尽管，我们不好说袁世凯为此，尽出于做皇帝的虚荣，帝制自为，的确有现实的需求，出于重树权威的需求。毕竟，在当时的中国，皇帝看起来要比总统更加有权威。在日本人逼签“二十一条”，国内各地的骄兵悍将越来越不听招呼的情形下，重树权威，就来得格外的急切。当然，称帝之后，权威不仅没有树起来，反而迅速坠落，背了复辟罪名的皇帝，反而连回锅做总统也不可能了。
不过，当年袁世凯称帝，就整个过程而言，还是很谨慎的，走一步看一步，小心翼翼。可是，自家的心思一旦被人看破，攀附之人就会越来越多。耳朵里听到的，眼睛里看到的，都是顺着自己心思来的。袁世凯后来感慨道，现在反对的，都是先前拥戴之人。洪宪帝制闹得正火的时候，遍地都是拥戴声，连后来举旗造反的云南，也打来了拥戴电报，几乎举国一致把个袁世凯推到火炉上，生生烤焦了。
在举国一致的拥戴声中，倒也不是没有人持异议的。持异议者，恰是袁世凯的几位老朋友。一位是段祺瑞，一位是徐世昌，对于袁世凯称帝，这两位觉得不妥，但没有深劝，只是用行动的消极，表达了他们的不满。还有一位袁世凯在家乡时的好友，当时身在实业界的王锡彤，也觉得不对劲，但据他自己的记录，也没有贸然晋见，表达他的忧虑。可是，有两位袁世凯的老朋友，却没这样矜持，他们在帝制闹得最火热的时候，直截了当地见了袁世凯，表达了他们的看法，苦劝袁世凯不要走这步棋。
他们两人，一位是张一麐，曾经的袁世凯的机要秘书，当时的政事堂的机要局局长，属于袁世凯幕僚中，排在前列的亲信。另一位可是非同小可，他名叫严修，晚清大大有名的人物，在戊戌维新时期担任贵州学政，因支持变法而丢了官，朝廷新政期间，再次启用他为学部（即教育部）侍郎，晚清废科举改革的中坚人物之一。西太后死后，摄政王当政，强行将袁世凯开缺回籍，当时朝中传说，摄政王原本是要杀掉袁世凯，为光绪报仇的。所以，袁世凯走的时候，没几个人相送，但严修去了。不仅送袁世凯，而且第二天就上奏，批评朝廷这样做不合适，要求收回成命。结果，朝廷的成命没有收回，严修的乌纱帽丢了。
这样拼将一死酬知己的朋友，人生一世能碰到几个？袁世凯再度出山之后，一直就想报答严修，可是严修一直不肯接受，不进入政府做官，坚持以民间的身份，从事教育事业。这样的老朋友，闻听帝制消息之后，进京来劝自己，按道理说，袁世凯应该能听进去才是，可是，他偏偏没听进去。王锡彤得知帝制的消息，自己不好贸然去劝，跟严修去说，严修回答道，说他已经进言了，但袁世凯只说官话，让他去跟筹安会去说去，可是筹安会岂是可以说理的地方？
就这样，帝制告成了，蔡锷反了，各地独立了，袁世凯一气之下，重病在身，行将不救了。这个时候，袁世凯才感慨道，张一麐和严修两人，从来不在乎功名利禄，乃国士也，这样的国士苦劝我不要称帝，我却没有听，却被一群利禄之徒牵着铸成大错，真是羞愧。然而，到了这个时候，生米不仅变成了饭，而且糊了。
后人评说洪宪帝制，总喜欢提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私印顺天时报的事儿，其实，只要袁世凯想要知道，真实的消息他是能知道的，不同的意见，也有人敢提出来。可是，但凡爬到最高层，位高权重，周围顺着说话的人太多，主意就越来越正，逆耳的忠言，自然也就进不去了。说实在的，袁世凯还好，还有容人之量，如果换一个，像严修这样凭着老面子来唱反调，脑袋都可能不保。
俗话说，形势比人强，其实，位置也比人强。屁股下面的椅子，往往决定椅子上人的脑袋。
张鸣 2011-01-13 09:52:01
忠言逆耳是句成语，好事者将之排铺成一副对子：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益于病。对的不工，但对于世人不失为处事箴言。只是，逆耳的忠言和苦涩的良药，其实境遇并不一样，药再苦，有病在身，除非极个别讳疾忌医者，大抵都会吃的，尽管吃的时候也许皱着眉头，捏着鼻子。但是，逆耳的忠言待遇就未必如此，人在失势走背字之时，对他说点难听的忠告，只要说的人关系比较近，可能还能听进去，可是一旦发迹，尤其是大权在握之际，哪怕再明白的人，也不大听得进逆耳的忠言了。兴许，还会把这忠言当成进言者对自己的讥诮甚至嫉妒。
袁世凯称帝，是他一生最大的败笔。如果不是做了洪宪皇帝，袁世凯断不至于那么快就众叛亲离，而且在叛离声中一病不起。后来的历史，怎么个走法，还真就不好说。尽管，我们不好说袁世凯为此，尽出于做皇帝的虚荣，帝制自为，的确有现实的需求，出于重树权威的需求。毕竟，在当时的中国，皇帝看起来要比总统更加有权威。在日本人逼签“二十一条”，国内各地的骄兵悍将越来越不听招呼的情形下，重树权威，就来得格外的急切。当然，称帝之后，权威不仅没有树起来，反而迅速坠落，背了复辟罪名的皇帝，反而连回锅做总统也不可能了。
不过，当年袁世凯称帝，就整个过程而言，还是很谨慎的，走一步看一步，小心翼翼。可是，自家的心思一旦被人看破，攀附之人就会越来越多。耳朵里听到的，眼睛里看到的，都是顺着自己心思来的。袁世凯后来感慨道，现在反对的，都是先前拥戴之人。洪宪帝制闹得正火的时候，遍地都是拥戴声，连后来举旗造反的云南，也打来了拥戴电报，几乎举国一致把个袁世凯推到火炉上，生生烤焦了。
在举国一致的拥戴声中，倒也不是没有人持异议的。持异议者，恰是袁世凯的几位老朋友。一位是段祺瑞，一位是徐世昌，对于袁世凯称帝，这两位觉得不妥，但没有深劝，只是用行动的消极，表达了他们的不满。还有一位袁世凯在家乡时的好友，当时身在实业界的王锡彤，也觉得不对劲，但据他自己的记录，也没有贸然晋见，表达他的忧虑。可是，有两位袁世凯的老朋友，却没这样矜持，他们在帝制闹得最火热的时候，直截了当地见了袁世凯，表达了他们的看法，苦劝袁世凯不要走这步棋。
他们两人，一位是张一麐，曾经的袁世凯的机要秘书，当时的政事堂的机要局局长，属于袁世凯幕僚中，排在前列的亲信。另一位可是非同小可，他名叫严修，晚清大大有名的人物，在戊戌维新时期担任贵州学政，因支持变法而丢了官，朝廷新政期间，再次启用他为学部（即教育部）侍郎，晚清废科举改革的中坚人物之一。西太后死后，摄政王当政，强行将袁世凯开缺回籍，当时朝中传说，摄政王原本是要杀掉袁世凯，为光绪报仇的。所以，袁世凯走的时候，没几个人相送，但严修去了。不仅送袁世凯，而且第二天就上奏，批评朝廷这样做不合适，要求收回成命。结果，朝廷的成命没有收回，严修的乌纱帽丢了。
这样拼将一死酬知己的朋友，人生一世能碰到几个？袁世凯再度出山之后，一直就想报答严修，可是严修一直不肯接受，不进入政府做官，坚持以民间的身份，从事教育事业。这样的老朋友，闻听帝制消息之后，进京来劝自己，按道理说，袁世凯应该能听进去才是，可是，他偏偏没听进去。王锡彤得知帝制的消息，自己不好贸然去劝，跟严修去说，严修回答道，说他已经进言了，但袁世凯只说官话，让他去跟筹安会去说去，可是筹安会岂是可以说理的地方？
就这样，帝制告成了，蔡锷反了，各地独立了，袁世凯一气之下，重病在身，行将不救了。这个时候，袁世凯才感慨道，张一麐和严修两人，从来不在乎功名利禄，乃国士也，这样的国士苦劝我不要称帝，我却没有听，却被一群利禄之徒牵着铸成大错，真是羞愧。然而，到了这个时候，生米不仅变成了饭，而且糊了。
后人评说洪宪帝制，总喜欢提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私印顺天时报的事儿，其实，只要袁世凯想要知道，真实的消息他是能知道的，不同的意见，也有人敢提出来。可是，但凡爬到最高层，位高权重，周围顺着说话的人太多，主意就越来越正，逆耳的忠言，自然也就进不去了。说实在的，袁世凯还好，还有容人之量，如果换一个，像严修这样凭着老面子来唱反调，脑袋都可能不保。
俗话说，形势比人强，其实，位置也比人强。屁股下面的椅子，往往决定椅子上人的脑袋。
傅国涌：百年辛亥：我们往哪里去？
傅国涌：百年辛亥：我们往哪里去？
傅国涌 2011-1-13 10:10
【按：此文应《商务周刊》之约而写，是他们关于2011年的猜想之一，写作之时，钱云会还没有死，寨桥村还没有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如果此文写于钱云会惨死之后，也许会有一些不同，从那一刻起，历史进入了“后钱云会时代”，历史的方向变得更加暗淡、更加不确定，我们往哪里去？因为钱云会的惨死，这个问号变得更为沉重，更为沉痛。毫无疑问，钱云会成了这个转型时代最具有象征性的符号，他的死击穿了所有太平盛世的耀眼花环；他的死每天都在拷问每一个中国人，无论官员还是民众、富人还是穷人。我不知道，钱云会事件将以怎样的方式落幕？他的埋骨之处会不会成为亿万寻求公正的普通民众永远的圣地？我更不知道，钱云会之后，我们是否还能像以前那样生活下去。】
大雪纷飞之中，2011年的脚步已逼近我们，在每个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不要说房价，就是大米、食油、蔬菜、汽油的价格就足以让我们对接下来的日子充满不安，“这个世界会好吗？”“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的世纪之问已穿透黑暗的时光隧道，迄今仍没有确切的答案。回望历史，改变了王朝体制的辛亥革命马上就是整整百年，这块土地和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依然生活在与百年前惊人相似的历史困境中，曾苦苦地困扰过梁启超、张謇、孙中山、袁世凯、宋教仁们的问题，今日仍苦苦地困扰着为这个民族的未来焦虑的人们。
在一百年的历史尺度之下，这块土地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至少百年前那种民族危机的压力消失了，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的自我防卫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整个世界政治生态的变迁，已经没有哪个国家想占有或瓜分中国的版图，有的只是想瓜分这个巨大的市场，“拼经济”不仅是东亚的现实，也是世界目前的处境，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正处在一个百年未遇的最有利时机，甚至是一百五十年来、更长的时间尺度以来最有利的时机，相对而言，此时的外部环境空前的安全，就连我们相邻的百年宿敌日、俄两国都不再觊觎我们的领土，更别说遥远的欧美各国。从经济发展上说，虽然1927年我们的财富总量就达到了世界第三，仅次于英国、美国（当时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披露过详细数据），不过，那时的中国还是一个农业国，工业化起步不久，工业化程度较低，虽然产生了许多重要的企业，尤其是纺织、面粉等轻工业领域，在与外国企业的市场竞争中也站住了脚。相比之下，这三十年工商业的发展及带来的变化，尤其在物质生活层面来看，恐怕超过了以往百年发展的速度，尽管付出了牺牲生态环境等沉重代价，但不得不承认，我们已逐渐摆脱长期的农业社会状态，开始进入工商业和信息社会，在有形的物质、技术层面呈现出与世界高度接轨的态势。这是百年前参与辛亥那一轮社会变革的先辈们想像不到的。1902年，梁启超在政治幻想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只是设想过未来60年后的政治制度变化，立宪党与革命党的竞争，总统选举与议会选举等等，对于物质生活方面的巨大变化，这位农业文明孕育出来的一代骄子还缺乏那样的想象力。
我们的巨大缺失也正是在这里。梁启超、宋教仁这些曾为自己的国家设计了不同蓝图、方案的先贤们，他们试图为这个在王朝循环中打转了几千年的古老国家找到全新的制度，让他们的同胞和后裔生活得更有尊严、更幸福、也更富足，一句话，更像个人样。所以他们的努力主要围绕着如何保障每个人国民活得更好这个角度出发的，个体的权利、自由始终是他们改良、革命的出发点，他们的立足点放在民权上面，民族共同体的集体命运是从属于每一个中国人的个体尊严之下的，无论是梁启超、严复等人长期努力引入的人类共同价值，还是宋教仁等人在制度安排方面的具体尝试，都可以看到这个轨迹。可惜，他们的理想都流产了。宋教仁1913年春天遭到暗杀，梁启超在经历许多的政治挫败之后，1917年黯然离开权力舞台，转向学术文化。百年中国有很多不同的历史线索，在往后的时间洪流中，有的线索被展开了，有的来不及展开或没有机会展开。我们看到的往往是那些被展开的线索。老大民族依然深陷于“成王败寇”的古代观念中，不论是非，只认成败。即使历史研究也往往与普通民众一样超越不了这一巨大的心理陷阱，这是一个民族集体潜意识的沉淀，几千年来，一次又一次改朝换代都未能改变它。这是中国困境的深层因素。这个古老民族在成王败寇的核心价值支配之下，现代文明当中那些最基本的价值很难成为主流价值。比如，林昭痛切肺腑地指出的，“政治斗争是不是也有可能以较为文明的形式去进行而不必定要诉诸流血呢？”这样的观念在我们的文化心理中就很难找到生根的土壤。
我对辛亥革命有个基本评价，这是一场有节制的有限革命，目标是有限的，主要是换制度，可以称之为政治革命。几个不同倾向的政治派系（袁世凯代表的北洋派、张謇和梁启超等代表的立宪派、孙中山和章太炎等代表的革命派）都没有绝对优势，最后只能达成政治妥协，所以，民国是谈出来的，不是打出来的。在这个历史环节当中，我们还不能忽略最高决策者隆裕太后的作用，她在位不过三年、真正干政不过几个月，但她对历史的贡献要远大于掌权47年的慈禧太后，正是她，清朝才接受了和平退位的安排，尽管是被动的、无奈的，但能走出这一步的统治者还是值得肯定的。中国由帝国顺利进入民国，这当中就有她的一念之间的选择，这是极为重要的一步，而不是可有可无的。由此，弱势的她在历史中的作用却主要是正面的，而强势的慈禧却主要是负面的。
无论孙中山有多少缺点，他提出的“三民主义”还是富有概括性的，不要把民族主义狭隘地解释为排满的大汉族主义，民国创立之初就在提倡五族共和，以五色旗为国旗，将满、蒙、藏、回这几个主要的民族都涵盖进来了，到1945年抗战胜利、中国成为世界四强、联合国的创始国，这一步可以说已完成。民生主义在台湾早就解决了，在大陆最近的三十年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解决，改革开放迄今最大的成果就是在民生层面，当然也伴随着大面积的、深入骨髓的腐败。今天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就是民权主义，宋教仁、梁启超他们追求的主要目标是民权主义，袁世凯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跌倒，回到了帝制的老路上，孙中山也未能在这个问题上获得进展，反而有许多值得深思的教训，包括“党在国上”、建立党军，所谓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台湾民主化进程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在这方面的成功突破。反观辛亥以来百年的成败得失，历史给予我们最大的遗产，就是在这一轮重新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转型过程中，我们能避免走弯路，尽量少付一些沉重的社会代价，以节制的、渐进的却是坚定的方式走出一条新的道路，抵达民权主义的彼岸，建立起一个新的制度，一个能充分保障公民基本权利、让每个中国人都活得有尊严的制度。这是百年来这个民族最大的一个题目，也是一百多年没有做完的一张考卷，今天能交给后人、交给世界、交给历史怎样的一份答卷，不仅取决于掌握着权力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支配权的那些人，也不仅取决于各个领域有影响的那些人，同样取决于无权无势、无可奈何地被日常生活压弯了腰的普通人，因为正是数亿这样的人构成了这个国家的基本土壤，他们的态度、心理、愿望、要求、声音和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决定未来的走向，决定这个民族的命运。我从来不认为，普通人是可有无的，每个人都是在场者，每个人都是不可忽略的，也许隆裕太后的态度、袁世凯的野心与谋略、孙中山、黄兴他们的勇气和行动远比一个普通人重要，也有影响得多，但是离开了海沙般的普通中国人内心的所思所想、他们对生活的追求，什么样的历史人物也注定无所作为。概而言之，正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共同塑造着一个新的时代，而不是某些人可以单独完成这个过程。
2011年，距离辛亥革命一百年，百年前的问题没有离开我们，我们仍陷在百年前的困境中难以自拔，在民族主义、民生主义之后，民权主义是我们最紧迫的也几乎是最主要的目标，民权，多么美好的词汇，这也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前提。未来的这一年，也许不会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因为强制拆迁、征地、司法不公、劳资纠纷等问题引发的官民矛盾、劳资矛盾将继续以更剧烈的方式演变，全国各个角落的个案、群体事件将会层不不穷，权力与权利的冲突与日俱增，官场腐败一如既往，上层权争暗斗会继续发酵，行政和司法权力对公民的蔑视和侵害也不会收敛，普通公民对权力的不信任感会持续加深，权力公信力的雪崩过程不会停下来。与此同时，掌握了财富的特权阶层从官员家属到暴发户移民海外的进程会大大加快，普通公民与掌握权钱的特殊阶层之间的矛盾在这一年不仅不会得到缓解，而且会加深，社会的鸿沟将越来越宽，许多矛盾的积累已像山一样压在这个民族的头上，整个民族除了少数特殊利益集团之外，几乎都在等待改变，中国需要改变，这是这个时代最大的呼声。不久前，一位1985年出生的女孩在林希翎追思会上说出这句话时泣不成声，她的哭声打动了全场，感动了许多八十几岁的五七一代老人。变，也要变，不变，也要变，坚持不变的人也知道，脚下的地在变，这个社会在变，时代在变，人心在变，变是不可抗拒的。2011年，……中国已在转变的路上，在转变的过程当中，只不过万众瞩目、期待的一夜突变还没有到来而已。今天，我们需要担心的不是变还是不变，变是确定的，我们早已处在变的过程中，需要担心的只是变的方向不要偏离历史的正确轨道，往民权主义的方向变，这是百年辛亥未竟的使命，保障每个人作为个体的权利、自由与尊严，高于民族共同体的任何其他诉求，个体无尊严，就是民族无体面，个体无自由，即使国家再怎么强盛也与我们每个人无关。说到底，民权主义的内容也很简单，无非是限制权力，保护权利。这一步的实现当然不可能天上掉下来，除了靠我们每个人，别无其他依靠。
2010年12月18日
傅国涌 2011-1-13 10:10
【按：此文应《商务周刊》之约而写，是他们关于2011年的猜想之一，写作之时，钱云会还没有死，寨桥村还没有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如果此文写于钱云会惨死之后，也许会有一些不同，从那一刻起，历史进入了“后钱云会时代”，历史的方向变得更加暗淡、更加不确定，我们往哪里去？因为钱云会的惨死，这个问号变得更为沉重，更为沉痛。毫无疑问，钱云会成了这个转型时代最具有象征性的符号，他的死击穿了所有太平盛世的耀眼花环；他的死每天都在拷问每一个中国人，无论官员还是民众、富人还是穷人。我不知道，钱云会事件将以怎样的方式落幕？他的埋骨之处会不会成为亿万寻求公正的普通民众永远的圣地？我更不知道，钱云会之后，我们是否还能像以前那样生活下去。】
大雪纷飞之中，2011年的脚步已逼近我们，在每个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不要说房价，就是大米、食油、蔬菜、汽油的价格就足以让我们对接下来的日子充满不安，“这个世界会好吗？”“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的世纪之问已穿透黑暗的时光隧道，迄今仍没有确切的答案。回望历史，改变了王朝体制的辛亥革命马上就是整整百年，这块土地和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依然生活在与百年前惊人相似的历史困境中，曾苦苦地困扰过梁启超、张謇、孙中山、袁世凯、宋教仁们的问题，今日仍苦苦地困扰着为这个民族的未来焦虑的人们。
在一百年的历史尺度之下，这块土地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至少百年前那种民族危机的压力消失了，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的自我防卫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整个世界政治生态的变迁，已经没有哪个国家想占有或瓜分中国的版图，有的只是想瓜分这个巨大的市场，“拼经济”不仅是东亚的现实，也是世界目前的处境，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正处在一个百年未遇的最有利时机，甚至是一百五十年来、更长的时间尺度以来最有利的时机，相对而言，此时的外部环境空前的安全，就连我们相邻的百年宿敌日、俄两国都不再觊觎我们的领土，更别说遥远的欧美各国。从经济发展上说，虽然1927年我们的财富总量就达到了世界第三，仅次于英国、美国（当时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披露过详细数据），不过，那时的中国还是一个农业国，工业化起步不久，工业化程度较低，虽然产生了许多重要的企业，尤其是纺织、面粉等轻工业领域，在与外国企业的市场竞争中也站住了脚。相比之下，这三十年工商业的发展及带来的变化，尤其在物质生活层面来看，恐怕超过了以往百年发展的速度，尽管付出了牺牲生态环境等沉重代价，但不得不承认，我们已逐渐摆脱长期的农业社会状态，开始进入工商业和信息社会，在有形的物质、技术层面呈现出与世界高度接轨的态势。这是百年前参与辛亥那一轮社会变革的先辈们想像不到的。1902年，梁启超在政治幻想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只是设想过未来60年后的政治制度变化，立宪党与革命党的竞争，总统选举与议会选举等等，对于物质生活方面的巨大变化，这位农业文明孕育出来的一代骄子还缺乏那样的想象力。
我们的巨大缺失也正是在这里。梁启超、宋教仁这些曾为自己的国家设计了不同蓝图、方案的先贤们，他们试图为这个在王朝循环中打转了几千年的古老国家找到全新的制度，让他们的同胞和后裔生活得更有尊严、更幸福、也更富足，一句话，更像个人样。所以他们的努力主要围绕着如何保障每个人国民活得更好这个角度出发的，个体的权利、自由始终是他们改良、革命的出发点，他们的立足点放在民权上面，民族共同体的集体命运是从属于每一个中国人的个体尊严之下的，无论是梁启超、严复等人长期努力引入的人类共同价值，还是宋教仁等人在制度安排方面的具体尝试，都可以看到这个轨迹。可惜，他们的理想都流产了。宋教仁1913年春天遭到暗杀，梁启超在经历许多的政治挫败之后，1917年黯然离开权力舞台，转向学术文化。百年中国有很多不同的历史线索，在往后的时间洪流中，有的线索被展开了，有的来不及展开或没有机会展开。我们看到的往往是那些被展开的线索。老大民族依然深陷于“成王败寇”的古代观念中，不论是非，只认成败。即使历史研究也往往与普通民众一样超越不了这一巨大的心理陷阱，这是一个民族集体潜意识的沉淀，几千年来，一次又一次改朝换代都未能改变它。这是中国困境的深层因素。这个古老民族在成王败寇的核心价值支配之下，现代文明当中那些最基本的价值很难成为主流价值。比如，林昭痛切肺腑地指出的，“政治斗争是不是也有可能以较为文明的形式去进行而不必定要诉诸流血呢？”这样的观念在我们的文化心理中就很难找到生根的土壤。
我对辛亥革命有个基本评价，这是一场有节制的有限革命，目标是有限的，主要是换制度，可以称之为政治革命。几个不同倾向的政治派系（袁世凯代表的北洋派、张謇和梁启超等代表的立宪派、孙中山和章太炎等代表的革命派）都没有绝对优势，最后只能达成政治妥协，所以，民国是谈出来的，不是打出来的。在这个历史环节当中，我们还不能忽略最高决策者隆裕太后的作用，她在位不过三年、真正干政不过几个月，但她对历史的贡献要远大于掌权47年的慈禧太后，正是她，清朝才接受了和平退位的安排，尽管是被动的、无奈的，但能走出这一步的统治者还是值得肯定的。中国由帝国顺利进入民国，这当中就有她的一念之间的选择，这是极为重要的一步，而不是可有可无的。由此，弱势的她在历史中的作用却主要是正面的，而强势的慈禧却主要是负面的。
无论孙中山有多少缺点，他提出的“三民主义”还是富有概括性的，不要把民族主义狭隘地解释为排满的大汉族主义，民国创立之初就在提倡五族共和，以五色旗为国旗，将满、蒙、藏、回这几个主要的民族都涵盖进来了，到1945年抗战胜利、中国成为世界四强、联合国的创始国，这一步可以说已完成。民生主义在台湾早就解决了，在大陆最近的三十年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解决，改革开放迄今最大的成果就是在民生层面，当然也伴随着大面积的、深入骨髓的腐败。今天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就是民权主义，宋教仁、梁启超他们追求的主要目标是民权主义，袁世凯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跌倒，回到了帝制的老路上，孙中山也未能在这个问题上获得进展，反而有许多值得深思的教训，包括“党在国上”、建立党军，所谓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台湾民主化进程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在这方面的成功突破。反观辛亥以来百年的成败得失，历史给予我们最大的遗产，就是在这一轮重新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转型过程中，我们能避免走弯路，尽量少付一些沉重的社会代价，以节制的、渐进的却是坚定的方式走出一条新的道路，抵达民权主义的彼岸，建立起一个新的制度，一个能充分保障公民基本权利、让每个中国人都活得有尊严的制度。这是百年来这个民族最大的一个题目，也是一百多年没有做完的一张考卷，今天能交给后人、交给世界、交给历史怎样的一份答卷，不仅取决于掌握着权力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支配权的那些人，也不仅取决于各个领域有影响的那些人，同样取决于无权无势、无可奈何地被日常生活压弯了腰的普通人，因为正是数亿这样的人构成了这个国家的基本土壤，他们的态度、心理、愿望、要求、声音和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决定未来的走向，决定这个民族的命运。我从来不认为，普通人是可有无的，每个人都是在场者，每个人都是不可忽略的，也许隆裕太后的态度、袁世凯的野心与谋略、孙中山、黄兴他们的勇气和行动远比一个普通人重要，也有影响得多，但是离开了海沙般的普通中国人内心的所思所想、他们对生活的追求，什么样的历史人物也注定无所作为。概而言之，正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共同塑造着一个新的时代，而不是某些人可以单独完成这个过程。
2011年，距离辛亥革命一百年，百年前的问题没有离开我们，我们仍陷在百年前的困境中难以自拔，在民族主义、民生主义之后，民权主义是我们最紧迫的也几乎是最主要的目标，民权，多么美好的词汇，这也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前提。未来的这一年，也许不会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因为强制拆迁、征地、司法不公、劳资纠纷等问题引发的官民矛盾、劳资矛盾将继续以更剧烈的方式演变，全国各个角落的个案、群体事件将会层不不穷，权力与权利的冲突与日俱增，官场腐败一如既往，上层权争暗斗会继续发酵，行政和司法权力对公民的蔑视和侵害也不会收敛，普通公民对权力的不信任感会持续加深，权力公信力的雪崩过程不会停下来。与此同时，掌握了财富的特权阶层从官员家属到暴发户移民海外的进程会大大加快，普通公民与掌握权钱的特殊阶层之间的矛盾在这一年不仅不会得到缓解，而且会加深，社会的鸿沟将越来越宽，许多矛盾的积累已像山一样压在这个民族的头上，整个民族除了少数特殊利益集团之外，几乎都在等待改变，中国需要改变，这是这个时代最大的呼声。不久前，一位1985年出生的女孩在林希翎追思会上说出这句话时泣不成声，她的哭声打动了全场，感动了许多八十几岁的五七一代老人。变，也要变，不变，也要变，坚持不变的人也知道，脚下的地在变，这个社会在变，时代在变，人心在变，变是不可抗拒的。2011年，……中国已在转变的路上，在转变的过程当中，只不过万众瞩目、期待的一夜突变还没有到来而已。今天，我们需要担心的不是变还是不变，变是确定的，我们早已处在变的过程中，需要担心的只是变的方向不要偏离历史的正确轨道，往民权主义的方向变，这是百年辛亥未竟的使命，保障每个人作为个体的权利、自由与尊严，高于民族共同体的任何其他诉求，个体无尊严，就是民族无体面，个体无自由，即使国家再怎么强盛也与我们每个人无关。说到底，民权主义的内容也很简单，无非是限制权力，保护权利。这一步的实现当然不可能天上掉下来，除了靠我们每个人，别无其他依靠。
2010年12月18日
五岳散人：他们卖“安心”，暴利又何妨
五岳散人：他们卖“安心”，暴利又何妨
五岳散人 2011-01-12 09:33:10
农业部奶业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马莹透露，2010年前11个月，奶粉进口总量创下历史新高，达到37.06万吨：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前，国有品牌奶粉的市场占有率是60%，2010年，进口奶粉已经与国产奶粉平分秋色，展望2011年，我们认为，洋品牌的市场占有率有可能超过50%，国产奶粉的市场份额进一步被蚕食。而按照她的介绍，洋奶粉在中国销售是有暴利的，最低都能够达到40%左右。
在农业部的这位官员看来，这是中国消费者支付了不合理价格，在国内生产同样质量的奶粉，每桶奶粉的成本只有40元。问题是这话没有问中国消费者为谁支付了这么不合理的价格。而为谁支付的，在三聚氰胺事件前后的市场占有率对比恐怕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们的奶业产业链原本已经相当稳固，这是自己把自己给弄残的。现在支付的这份暴利，其实是为中国奶业与中国的食品监管买单。
其实消费者都是有一定承受能力的，但这个承受能力有限度。哪个市场上都有假冒伪劣产品，重要的是对这种产品的监管态度如何。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如果三聚氰胺事件第一时间就由早就知情的政府部门宣布，并且紧急召回并合理赔偿的话，相信即使中国的消费者对于一个品牌的信心没有了，对于其他品牌的信心总是还有一些的，而且我们会看到政府的态度是坚决的，相信下次不会再有这样的事儿出现。可是，至少在我的印象里，随后还发生了两三次相同的事件，居然用的都是本来应该销毁的那批奶粉，处理上依然是躲闪遮掩。试问，还有谁敢真的信任国产奶业？
或许国外奶业真的在蚕食我们的市场，但作为家长来说，比起国产奶粉有可能蚕食掉孩子健康的现实，这个威胁是远在天边的。其实作为一个产业来说，中国很多企业是在一穷二白的时代里成长起来的，白色家电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现在谁还拒绝国产的那些普通电器？这是因为人家没有自己作践自己，对于消费者来说，用脚投票就是最大的权利，而这个投票权是不看品牌的。或许家电还看看价格，但关系到后代的健康，稍有条件都要给他们最好的东西，这又怎么能怪到人家头上？
至于说到暴利，这里恐怕还真未必全是洋奶粉企业的功劳，因为他们销售的东西不全是一罐一罐的奶粉，还有随之而来的安心。固然经常也会看到关于洋奶粉的负面新闻，但为什么我们会对这些东西还有基本的信任？这就是他们背后所代表的东西：质量，以及他们监管部门为了维护质量而做出的努力。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一个行业或者说一国的产品之所以被认同，并非只有企业做出了努力，更多的时候一个产品背面打上“制造于某某国”的时候，是一个国家的政府在为它的企业背书。如果政府尽到了责任，产品自然也就是好的，别人也愿意相信，也就卖得出价钱，而如果相反，就是“MADE IN CHINA”变成廉价品、不可靠代名词的原因——当然，有时候销售到国外的产品质量还不错，主要是人家那里监管得好。
所以，不要抱怨这个产业被别人蚕食，而是要明白所有被抛弃的必然有他的道理。与其高喊保护国产奶业的产业链、用悲情的形式描述如果进口奶粉过多会导致多少人失业，还不如在好好地扶持的同时认真把利益切割开，认真与透明地对其监督与处罚。如果中国的奶业能够把“安心”两个字卖给我，我乐意让他们也暴利一下。
五岳散人 2011-01-12 09:33:10
农业部奶业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马莹透露，2010年前11个月，奶粉进口总量创下历史新高，达到37.06万吨：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前，国有品牌奶粉的市场占有率是60%，2010年，进口奶粉已经与国产奶粉平分秋色，展望2011年，我们认为，洋品牌的市场占有率有可能超过50%，国产奶粉的市场份额进一步被蚕食。而按照她的介绍，洋奶粉在中国销售是有暴利的，最低都能够达到40%左右。
在农业部的这位官员看来，这是中国消费者支付了不合理价格，在国内生产同样质量的奶粉，每桶奶粉的成本只有40元。问题是这话没有问中国消费者为谁支付了这么不合理的价格。而为谁支付的，在三聚氰胺事件前后的市场占有率对比恐怕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们的奶业产业链原本已经相当稳固，这是自己把自己给弄残的。现在支付的这份暴利，其实是为中国奶业与中国的食品监管买单。
其实消费者都是有一定承受能力的，但这个承受能力有限度。哪个市场上都有假冒伪劣产品，重要的是对这种产品的监管态度如何。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如果三聚氰胺事件第一时间就由早就知情的政府部门宣布，并且紧急召回并合理赔偿的话，相信即使中国的消费者对于一个品牌的信心没有了，对于其他品牌的信心总是还有一些的，而且我们会看到政府的态度是坚决的，相信下次不会再有这样的事儿出现。可是，至少在我的印象里，随后还发生了两三次相同的事件，居然用的都是本来应该销毁的那批奶粉，处理上依然是躲闪遮掩。试问，还有谁敢真的信任国产奶业？
或许国外奶业真的在蚕食我们的市场，但作为家长来说，比起国产奶粉有可能蚕食掉孩子健康的现实，这个威胁是远在天边的。其实作为一个产业来说，中国很多企业是在一穷二白的时代里成长起来的，白色家电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现在谁还拒绝国产的那些普通电器？这是因为人家没有自己作践自己，对于消费者来说，用脚投票就是最大的权利，而这个投票权是不看品牌的。或许家电还看看价格，但关系到后代的健康，稍有条件都要给他们最好的东西，这又怎么能怪到人家头上？
至于说到暴利，这里恐怕还真未必全是洋奶粉企业的功劳，因为他们销售的东西不全是一罐一罐的奶粉，还有随之而来的安心。固然经常也会看到关于洋奶粉的负面新闻，但为什么我们会对这些东西还有基本的信任？这就是他们背后所代表的东西：质量，以及他们监管部门为了维护质量而做出的努力。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一个行业或者说一国的产品之所以被认同，并非只有企业做出了努力，更多的时候一个产品背面打上“制造于某某国”的时候，是一个国家的政府在为它的企业背书。如果政府尽到了责任，产品自然也就是好的，别人也愿意相信，也就卖得出价钱，而如果相反，就是“MADE IN CHINA”变成廉价品、不可靠代名词的原因——当然，有时候销售到国外的产品质量还不错，主要是人家那里监管得好。
所以，不要抱怨这个产业被别人蚕食，而是要明白所有被抛弃的必然有他的道理。与其高喊保护国产奶业的产业链、用悲情的形式描述如果进口奶粉过多会导致多少人失业，还不如在好好地扶持的同时认真把利益切割开，认真与透明地对其监督与处罚。如果中国的奶业能够把“安心”两个字卖给我，我乐意让他们也暴利一下。
思郁：《作家笔记》：指缝间的风景
思郁：《作家笔记》：指缝间的风景
思郁 2011-01-12 19:23:12
毛姆写到一个段子：一位贵夫人也想让自己儿子成为作家，因此询问毛姆的意见。他回答说：“每年给他一百五十镑，给五年，叫他见鬼去吧。”这样的回答原本就戏谑的成分大一些，当不得真。但是过了不久，毛姆回过味儿来愈发觉得这个答案之妙，有了这笔钱，年轻人不至于挨饿，但也不够享受的资本；他可以周游世界，但必须精打细算，品尝生活的多种面向；他不至于陷入贫困，但为了衣食住行需要时刻辗转于各种工作之间。总之，“一个作家就应该尽量地让自己身处合适的环境，能经历人世的荣枯变迁。他不需要把一件事做到极致，但需要什么事儿都做一点”。
这也许就是《作家笔记》的由来，基本涵盖了毛姆的一生，从十八岁到七十岁，我们见证了一个作家的成长乃至成熟的历程，也见证了时光倏忽之间把一个毛躁的医院实习生变成一个絮叨的耄耋老人。这种人生的感喟就浓缩在这短短几百页的文字当中，作家以笔记的形式，传递出的仿佛是传记熟悉的影子。
也许，我首先应该澄清一下《作家笔记》并非如我之前所料想的，是那种写满了各种八卦传闻，作家逸事的段子大全。毛姆也并非如同尼采或者帕斯卡尔的书写形式，从哲学的高度概括出各种警句格言，以备让后人获得一种振聋发聩式的宗教体验。顾名思义，作家笔记就是作家在日常生活中记录下来的点点滴滴的文字，短则几个字，多则千余字，自缀成文，散乱成篇，涉及到生活的各个面向。毛姆的一生极其丰富多彩，少年从医，又弃刀（当然是手术刀）从文，参加过一战，做过间谍，游历过世界各地，一九二零年代还来过中国，留下了不少珍贵的文字和记忆，这些在《作家笔记》中都有清晰而直观的记录和描述。
当然，毛姆的笔记是那种典型的小说家言，“对于作家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不断地观察人”。所以本书中写的最好的部分都是对各个行当的各色人等细致入微的描述。身为作家的毛姆并不擅长议论人事，臧否是非，他固然能在小说的人物身上很好地诠释出人性的各种特质，或高尚伟大，或卑微渺小，或懦弱低劣，但是一旦涉及到各种道德评价和具体的评点，毛姆的书写就开始陷入平庸的笔调，而且充满各种偏见，尤其对很多女性的评价尤其鄙视，让我辈读之，颇感意外。
其实很难区分《作家笔记》的几种题材，因为毛姆是按照年份，而不是按照不同的风格进行的书写。但是我的阅读印象，大体上还能作出分类，比如对宗教、对女人、对俄罗斯文化和文学的观察、对各种人物的描慕，对写作素材的提炼，对世界各地风景的描写。上面我提到说，毛姆很擅长观察人物，描述风景，这两者在《作家笔记》中占据了很大的篇幅。这方面的例子我印象最深的是1917年，他去俄罗斯执行情报部门的秘密任务时，特意去拜访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墓地，对这位俄罗斯文学史上描写苦难灵魂最为深刻的大作家的描述，让我一读难忘：“那是一张被满腔热情扭曲了的脸。那头颅大得惊人，让人情不自禁地觉得那就是一个世界，大得足够容纳他笔下那数不胜数的人物……那张脸上透着一种痛苦，一种可怕的东西，既让你想转身走开，又牢牢地吸引着你。他的相貌比他所有的作品都骇人。他看上去像是一个去过地狱的人，在那里看到的不是无止尽的煎熬，而是卑鄙和矫饰。”
我得承认，仅读这段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描述就已经胜似毛姆洋洋洒洒下笔万言对其作品的评价。对许多小说家而言，描写人物的外貌是最为棘手的一件事情。我们最常用的办法是一本正经的列清单，鼻子眉毛眼，一笔笔描述刻画，力求完整清晰。但是这种古典主义的写法在现在已经不再实用，因为现代以来快节奏的都市生活孕育出的文化是一种简约主义的文化，要求对人物形象的刻画简单而直接，甚至可以省略。但是这种简约同样遭到了毛姆的批评，他认为这种写意的手法，完全忽略了客观事实，只注重作者写作时的愉悦，但归根结底无法深入到人物的内心，“有一些作家似乎一点也没有意识到外貌特征有多重要。他们似乎从未发现人物体态特征对人物性格有多大的印象”。而通过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段文字描述，我们似乎领域到毛姆的写手手法，那是一种具体的简约，注重细节的刻画，但从不在某个相貌特征上浪费过多笔墨，画龙点睛般的笔法，简单清晰，而且人物特征突出鲜明。
我们能在他的一系列作品中完整领略到毛姆的这种描形慕物的文字魅力。此时的描述不过是管中窥豹，用他点评另一位俄罗斯作家契科夫的文字形容就是一种“指缝间的风景”：“它是一种透过指缝看到的风景，尽管你只能看到一小部分，但你清楚它是绵延不绝。”
毛姆的文字极具魅力，但是这种魅力不是通过华美的文笔，不是通过议论，不是通过冷嘲热讽而形成的，那是一种经过了长时期游历生活的浸淫，对真实生活与虚构作品的认知愈发敏感的缘故。他在书中写到了很多场景都令我印象深刻，其中一个是这样的：“他的灵魂就像塔楼里的囚徒，透过牢房窄窄的窗子，能看见自由世界里绿色的草地和生意盎然的树木，但却被强囚于阴冷潮湿的高墙之内，永远暗无天日，永远黯然神伤。”还有这样为小说准备的绝佳素材：“杰米和他的妻子。这是两个沉闷无趣的人，成天除了读小说什么都不做。他们生活单调至极，但在精神上却是浪漫的。他们所有的经历都是虚幻的。他们生了一个宝宝，宝宝死了。杰米希望妻子不会再生一个。这一切打乱了他们的生活常规。葬礼结束后，他俩长吁了一个口气，坐下来，又拿起刚从图书馆借来的小说，读了起来。”毛姆很显然把这些笔记作为创作的素材，但是实际上，这已经是一篇构思极为巧妙，颇有荒诞色彩的微型小说了。
毛姆的《作家笔记》从1892年写到了1944年，从十八岁写到了七十岁。之所以到此戛然而止，这是因为“大家普遍认为人的预期寿命大概是七十岁左右，我们可以把自己剩下的岁月看作是趁抗大镰刀的时间老人不留神时侥幸偷来的，到底有多长是没有定数的”。这位功成名就的大作家，已经是一位豁达大度的老人。也许，他有些絮叨和健忘，喜欢向人讲述他年轻时候的冒险故事，但总体而言，他睿智，清明，意识还很清醒——对人和事看的很透彻，充分享受自我的精神自由，并试图总结出自己一生的成功或者缺憾。比如对女人，他年轻时说过很多刻薄的蠢话，比如“热爱细节，记忆精准是女性最为鲜明的特征。女人有本事详细准确地向你复述若干年前同哪个朋友无关紧要的一番谈话，而且更叫人郁闷的是，她们总是这么做”。
——你要知道，我是千挑万选才找到这段看似不那么刻薄的话，但这种偶然的例子至少选的很巧妙，因为它同样适用于七十岁的毛姆，他习惯性地陷入青年时代的遐思，寄情于过去，怀旧于未来，得意于自我一生的丰富多彩，并用一篇长长的回忆性文字结束自己的絮叨：“我既不相信永生，也不渴望永生。我希望我的死能够迅速、安详，待我呼出最后一口气，我那有着各种抱负、各种弱点的灵魂就随之消散，不复存在，如果能确定这一点，我就心满意足啦。”不过，他唯一没有确定的是，在此之后，他还有二十多年的人生需要用回忆来填满。
思郁 2011-01-12 19:23:12
毛姆写到一个段子：一位贵夫人也想让自己儿子成为作家，因此询问毛姆的意见。他回答说：“每年给他一百五十镑，给五年，叫他见鬼去吧。”这样的回答原本就戏谑的成分大一些，当不得真。但是过了不久，毛姆回过味儿来愈发觉得这个答案之妙，有了这笔钱，年轻人不至于挨饿，但也不够享受的资本；他可以周游世界，但必须精打细算，品尝生活的多种面向；他不至于陷入贫困，但为了衣食住行需要时刻辗转于各种工作之间。总之，“一个作家就应该尽量地让自己身处合适的环境，能经历人世的荣枯变迁。他不需要把一件事做到极致，但需要什么事儿都做一点”。
这也许就是《作家笔记》的由来，基本涵盖了毛姆的一生，从十八岁到七十岁，我们见证了一个作家的成长乃至成熟的历程，也见证了时光倏忽之间把一个毛躁的医院实习生变成一个絮叨的耄耋老人。这种人生的感喟就浓缩在这短短几百页的文字当中，作家以笔记的形式，传递出的仿佛是传记熟悉的影子。
也许，我首先应该澄清一下《作家笔记》并非如我之前所料想的，是那种写满了各种八卦传闻，作家逸事的段子大全。毛姆也并非如同尼采或者帕斯卡尔的书写形式，从哲学的高度概括出各种警句格言，以备让后人获得一种振聋发聩式的宗教体验。顾名思义，作家笔记就是作家在日常生活中记录下来的点点滴滴的文字，短则几个字，多则千余字，自缀成文，散乱成篇，涉及到生活的各个面向。毛姆的一生极其丰富多彩，少年从医，又弃刀（当然是手术刀）从文，参加过一战，做过间谍，游历过世界各地，一九二零年代还来过中国，留下了不少珍贵的文字和记忆，这些在《作家笔记》中都有清晰而直观的记录和描述。
当然，毛姆的笔记是那种典型的小说家言，“对于作家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不断地观察人”。所以本书中写的最好的部分都是对各个行当的各色人等细致入微的描述。身为作家的毛姆并不擅长议论人事，臧否是非，他固然能在小说的人物身上很好地诠释出人性的各种特质，或高尚伟大，或卑微渺小，或懦弱低劣，但是一旦涉及到各种道德评价和具体的评点，毛姆的书写就开始陷入平庸的笔调，而且充满各种偏见，尤其对很多女性的评价尤其鄙视，让我辈读之，颇感意外。
其实很难区分《作家笔记》的几种题材，因为毛姆是按照年份，而不是按照不同的风格进行的书写。但是我的阅读印象，大体上还能作出分类，比如对宗教、对女人、对俄罗斯文化和文学的观察、对各种人物的描慕，对写作素材的提炼，对世界各地风景的描写。上面我提到说，毛姆很擅长观察人物，描述风景，这两者在《作家笔记》中占据了很大的篇幅。这方面的例子我印象最深的是1917年，他去俄罗斯执行情报部门的秘密任务时，特意去拜访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墓地，对这位俄罗斯文学史上描写苦难灵魂最为深刻的大作家的描述，让我一读难忘：“那是一张被满腔热情扭曲了的脸。那头颅大得惊人，让人情不自禁地觉得那就是一个世界，大得足够容纳他笔下那数不胜数的人物……那张脸上透着一种痛苦，一种可怕的东西，既让你想转身走开，又牢牢地吸引着你。他的相貌比他所有的作品都骇人。他看上去像是一个去过地狱的人，在那里看到的不是无止尽的煎熬，而是卑鄙和矫饰。”
我得承认，仅读这段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描述就已经胜似毛姆洋洋洒洒下笔万言对其作品的评价。对许多小说家而言，描写人物的外貌是最为棘手的一件事情。我们最常用的办法是一本正经的列清单，鼻子眉毛眼，一笔笔描述刻画，力求完整清晰。但是这种古典主义的写法在现在已经不再实用，因为现代以来快节奏的都市生活孕育出的文化是一种简约主义的文化，要求对人物形象的刻画简单而直接，甚至可以省略。但是这种简约同样遭到了毛姆的批评，他认为这种写意的手法，完全忽略了客观事实，只注重作者写作时的愉悦，但归根结底无法深入到人物的内心，“有一些作家似乎一点也没有意识到外貌特征有多重要。他们似乎从未发现人物体态特征对人物性格有多大的印象”。而通过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段文字描述，我们似乎领域到毛姆的写手手法，那是一种具体的简约，注重细节的刻画，但从不在某个相貌特征上浪费过多笔墨，画龙点睛般的笔法，简单清晰，而且人物特征突出鲜明。
我们能在他的一系列作品中完整领略到毛姆的这种描形慕物的文字魅力。此时的描述不过是管中窥豹，用他点评另一位俄罗斯作家契科夫的文字形容就是一种“指缝间的风景”：“它是一种透过指缝看到的风景，尽管你只能看到一小部分，但你清楚它是绵延不绝。”
毛姆的文字极具魅力，但是这种魅力不是通过华美的文笔，不是通过议论，不是通过冷嘲热讽而形成的，那是一种经过了长时期游历生活的浸淫，对真实生活与虚构作品的认知愈发敏感的缘故。他在书中写到了很多场景都令我印象深刻，其中一个是这样的：“他的灵魂就像塔楼里的囚徒，透过牢房窄窄的窗子，能看见自由世界里绿色的草地和生意盎然的树木，但却被强囚于阴冷潮湿的高墙之内，永远暗无天日，永远黯然神伤。”还有这样为小说准备的绝佳素材：“杰米和他的妻子。这是两个沉闷无趣的人，成天除了读小说什么都不做。他们生活单调至极，但在精神上却是浪漫的。他们所有的经历都是虚幻的。他们生了一个宝宝，宝宝死了。杰米希望妻子不会再生一个。这一切打乱了他们的生活常规。葬礼结束后，他俩长吁了一个口气，坐下来，又拿起刚从图书馆借来的小说，读了起来。”毛姆很显然把这些笔记作为创作的素材，但是实际上，这已经是一篇构思极为巧妙，颇有荒诞色彩的微型小说了。
毛姆的《作家笔记》从1892年写到了1944年，从十八岁写到了七十岁。之所以到此戛然而止，这是因为“大家普遍认为人的预期寿命大概是七十岁左右，我们可以把自己剩下的岁月看作是趁抗大镰刀的时间老人不留神时侥幸偷来的，到底有多长是没有定数的”。这位功成名就的大作家，已经是一位豁达大度的老人。也许，他有些絮叨和健忘，喜欢向人讲述他年轻时候的冒险故事，但总体而言，他睿智，清明，意识还很清醒——对人和事看的很透彻，充分享受自我的精神自由，并试图总结出自己一生的成功或者缺憾。比如对女人，他年轻时说过很多刻薄的蠢话，比如“热爱细节，记忆精准是女性最为鲜明的特征。女人有本事详细准确地向你复述若干年前同哪个朋友无关紧要的一番谈话，而且更叫人郁闷的是，她们总是这么做”。
——你要知道，我是千挑万选才找到这段看似不那么刻薄的话，但这种偶然的例子至少选的很巧妙，因为它同样适用于七十岁的毛姆，他习惯性地陷入青年时代的遐思，寄情于过去，怀旧于未来，得意于自我一生的丰富多彩，并用一篇长长的回忆性文字结束自己的絮叨：“我既不相信永生，也不渴望永生。我希望我的死能够迅速、安详，待我呼出最后一口气，我那有着各种抱负、各种弱点的灵魂就随之消散，不复存在，如果能确定这一点，我就心满意足啦。”不过，他唯一没有确定的是，在此之后，他还有二十多年的人生需要用回忆来填满。
张鸣：逆向特务一直没有消失
张鸣：逆向特务一直没有消失
张鸣 2011-01-11 09:36:06
专制的王朝，有实行特务统治的，比如明朝有锦衣卫，东厂和西厂，特务密探四出，朝臣的一举一动，莫不在他们眼里，有的密探甚至还混入朝臣做家丁，把朝臣私下的牢骚话都给举报了。在莫名其妙中，某些人脑袋就搬了家。显然，这是一种我们常见的特务统治，至上而下的刺探情报，让朝臣人人自危。但是，在过去的帝制时代，还存在一种反向特务和密探，是臣子们用来打探皇帝情报的，这些特务和密探，就是皇帝身边的人。越是受皇帝信任的人，成为逆向特务的可能性就越大。
话说秦始皇一次远远看到丞相李斯招摇过市，仪仗盛大。顺口说了句，哇，好威风的丞相！第二天再看李斯过街，居然轻车简从。聪明的皇帝马上知道昨天的话被泄露了，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始皇帝，没有心情和功夫去辨别谁是李斯的探子，马上下令把昨天身边的人一个不拉全部杀掉。后世的皇帝，像秦始皇这样的狠角色毕竟不多，所以，皇帝身边始终活跃着一群受了朝臣收买的探子，干特务的买卖。出镜概率最高的，就是宦官，即我们后来所说的太监。
说起来，朝臣这样做，多少有点不得已。在一个皇帝说一不二，而且君威难测的时代做官，如果对皇帝的意图一无所知，还要张口说话，实在有点风险。毕竟，能够硬着头皮听难听话的皇帝不多。反过来，如果事先就知道皇帝的意思，提前就顺着皇帝的意思说，再加点补充，好处则是大大的，一个个高官，就是这么爬上去的。皇帝身边的女人，没人敢接触，也没法接触，所以，皇帝身边的阉人，就成了香饽饽。为何过去的王朝始终有宦官专权这回事？一方面是皇帝信任，另一方面则是群臣宠着。晚清挨骂最多的太监，就是李莲英，但李莲英还真的就没有干过以往宦官干过的坏事，干过政，整过人，甚至连大臣的坏话都不曾说一句。他唯一干过的不怎么样的买卖，就是替朝臣们打听了一点西太后老佛爷的好恶，时不时露一点口风。
皇帝信任宦官是非常自然的，因为他们是残疾人，没有太大的野心，更重要的是，他们是皇帝的家人，地位低下的家人，有着比自己爹娘和兄弟姐妹还亲的亲昵关系，可以随便打骂，而不担心他们记仇。但是皇帝没有想到，自己亲密的身边人，往往成了朝臣用来打探，甚至操控自己的特务。而且无论用什么办法，都改变不了这种被特务的现状。自己打探群臣，自己也被群臣打探，内部的情报战无时或休。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何当今政坛会出现秘书现象。只要做了领导的秘书，似乎就分润了领导的权力。下去走走，下级单位都视同领导，一言九鼎。有事，打个电话就能搞定，日后的前程，也自然远大，只要不犯大错，或者跟过的领导不哉跟头，他们一般都一帆风顺。而且越是位高权重，越是搞一言堂的领导的秘书，权势就越是大。他们口衔天宪，是因为确实有天宪存在，秘书发了话，有哪个吃了豹子胆的下属敢于证实这些是不是领导的旨意？当然，跟古代一样，秘书的存在，或者有人说秘书帮的存在，最大的作用，还不是口衔天宪，借权谋私，而是自上而下透露消息。
当今之世，政府权力大似天，政策可能坑人，也可能让人一夜暴富。政府的政策，往往可能以人治的方式出台，领导人的好恶，常常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只要事先了解了领导人意图，往往就可以事先布置，能得到什么好处，真是没法说得明白。总之，好些靠政策发家的人，唯一的法宝，就是消息灵通。现代社会，信息就是金钱，就是权力，就是一切，所以，凡是能接近权力核心的人，无论地位多低，有无制度规定的权力，都会成为人人追捧的宝贝。当然也就可以理解，为何在中国没有事情可以保得住密。保密法规定得再严密，惩罚力度有多大，好些秘密迟早都会泄露出来。当年帝制时代的逆向特务，在今天并没有消失。
张鸣 2011-01-11 09:36:06
专制的王朝，有实行特务统治的，比如明朝有锦衣卫，东厂和西厂，特务密探四出，朝臣的一举一动，莫不在他们眼里，有的密探甚至还混入朝臣做家丁，把朝臣私下的牢骚话都给举报了。在莫名其妙中，某些人脑袋就搬了家。显然，这是一种我们常见的特务统治，至上而下的刺探情报，让朝臣人人自危。但是，在过去的帝制时代，还存在一种反向特务和密探，是臣子们用来打探皇帝情报的，这些特务和密探，就是皇帝身边的人。越是受皇帝信任的人，成为逆向特务的可能性就越大。
话说秦始皇一次远远看到丞相李斯招摇过市，仪仗盛大。顺口说了句，哇，好威风的丞相！第二天再看李斯过街，居然轻车简从。聪明的皇帝马上知道昨天的话被泄露了，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始皇帝，没有心情和功夫去辨别谁是李斯的探子，马上下令把昨天身边的人一个不拉全部杀掉。后世的皇帝，像秦始皇这样的狠角色毕竟不多，所以，皇帝身边始终活跃着一群受了朝臣收买的探子，干特务的买卖。出镜概率最高的，就是宦官，即我们后来所说的太监。
说起来，朝臣这样做，多少有点不得已。在一个皇帝说一不二，而且君威难测的时代做官，如果对皇帝的意图一无所知，还要张口说话，实在有点风险。毕竟，能够硬着头皮听难听话的皇帝不多。反过来，如果事先就知道皇帝的意思，提前就顺着皇帝的意思说，再加点补充，好处则是大大的，一个个高官，就是这么爬上去的。皇帝身边的女人，没人敢接触，也没法接触，所以，皇帝身边的阉人，就成了香饽饽。为何过去的王朝始终有宦官专权这回事？一方面是皇帝信任，另一方面则是群臣宠着。晚清挨骂最多的太监，就是李莲英，但李莲英还真的就没有干过以往宦官干过的坏事，干过政，整过人，甚至连大臣的坏话都不曾说一句。他唯一干过的不怎么样的买卖，就是替朝臣们打听了一点西太后老佛爷的好恶，时不时露一点口风。
皇帝信任宦官是非常自然的，因为他们是残疾人，没有太大的野心，更重要的是，他们是皇帝的家人，地位低下的家人，有着比自己爹娘和兄弟姐妹还亲的亲昵关系，可以随便打骂，而不担心他们记仇。但是皇帝没有想到，自己亲密的身边人，往往成了朝臣用来打探，甚至操控自己的特务。而且无论用什么办法，都改变不了这种被特务的现状。自己打探群臣，自己也被群臣打探，内部的情报战无时或休。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何当今政坛会出现秘书现象。只要做了领导的秘书，似乎就分润了领导的权力。下去走走，下级单位都视同领导，一言九鼎。有事，打个电话就能搞定，日后的前程，也自然远大，只要不犯大错，或者跟过的领导不哉跟头，他们一般都一帆风顺。而且越是位高权重，越是搞一言堂的领导的秘书，权势就越是大。他们口衔天宪，是因为确实有天宪存在，秘书发了话，有哪个吃了豹子胆的下属敢于证实这些是不是领导的旨意？当然，跟古代一样，秘书的存在，或者有人说秘书帮的存在，最大的作用，还不是口衔天宪，借权谋私，而是自上而下透露消息。
当今之世，政府权力大似天，政策可能坑人，也可能让人一夜暴富。政府的政策，往往可能以人治的方式出台，领导人的好恶，常常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只要事先了解了领导人意图，往往就可以事先布置，能得到什么好处，真是没法说得明白。总之，好些靠政策发家的人，唯一的法宝，就是消息灵通。现代社会，信息就是金钱，就是权力，就是一切，所以，凡是能接近权力核心的人，无论地位多低，有无制度规定的权力，都会成为人人追捧的宝贝。当然也就可以理解，为何在中国没有事情可以保得住密。保密法规定得再严密，惩罚力度有多大，好些秘密迟早都会泄露出来。当年帝制时代的逆向特务，在今天并没有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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