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郁：桑塔格：向生而死
思郁 2011-02-24 14:51:40
我总觉得这像是个残酷的玩笑：我上次写桑塔格的时候是因为《重生》，那是一本她早年生活的日记；但时隔不久，我再一次接触到这位对我的写作和人生影响最为深远的作家，看到的却是她生命的终结，读到的这本书是由她的儿子戴维·里夫写下的回忆录《死海搏击：母亲桑塔格的最后岁月》。
1975年，四十二岁的桑塔格在一次偶然的体检中发现了她得了乳腺癌。那是一段可怖的经历，因为有医生告诉她说再活两年的几率可能只有百分之十，还有的医生干脆告诉她只能再活半年。这种猝不及防的绝望一度让桑塔格陷入恐慌，她甚至觉得自己受到了诅咒，她的生活和未来被判了死刑。这也是第一次让她产生了那种“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感觉。无论我们在马不停蹄地生活和追求上有多么大的不同，但是死亡总会拉近我们的距离，芸芸众生，平等的妄念就在死亡的一瞬间才是最为真切的。
当然，对生命的渴望才是最为迫切和真实的，所以桑塔格最终选择了一种虽然极端但最有希望的方式配合治疗自己的病情：彻底切除自己的乳房。这次身患癌症的经历不但成为了她以后不断提及的与病魔抗争并取得最终胜利的绝佳榜样，更促使她对癌症这种疾病作出了更为深刻的反省，这就是她下一本书的主题：《作为隐喻的疾病》最初连载于1978年的《纽约书评》，后略作修改于同年出版。
桑塔格曾说，她写作那本探讨疾病的书的目的是“平息想象，而不是激发想象；不是去演绎意义，而是从意义中剥离出一些东西”。在她看来，隐喻性的夸饰扭曲了癌症患者的体验，给患者带来了相反的效果。而对患者而言，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更大努力地寻求有效治疗，“我相信，隐喻和深化能置人于死地。我想为患者和照料他们的人提供一种方法，来消除这些隐喻，这些障碍。我希望劝说那些心怀恐惧的患者去看医生。要正视癌症，就当它不过是一种病而已——尽管是一种重病，但也不过是一种病而已。它不是上苍降下的一种灾祸，不是老天抛下的一项惩罚，不是羞于启齿的一种东西。它没有‘意义’。”这些掷地有声的言辞以及发出这种声音背后的那个人对生活有着强烈生存渴念，正是这种强烈的生存下去的欲望支撑着她打破了医生对她生命的悲观预言，她不但活过了两年，还活过了二十年，甚至将近三十年……
戴维的《死海搏击》给我们展现了另一个桑塔格，与我们在她的作品中的形象不同，那个咄咄逼人，极其自信和自我，喜欢炫耀知识和学问的桑塔格再也看不到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病人，不断地绝望，焦躁不安，容易愤怒，害怕，渴求别人的安慰，自己的激励。戴维曾用了一个句子形容他母亲得病前的生活“她的生活过得好像是在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往一座图书馆藏书”。这样一个对生活有着明确的目标，有着清晰的方向，有着极为强烈的感情的人，死亡这个字眼似乎根本不存在她的人生词典之中。在1975年之后，桑塔格的生活发生了很多变化，其中最为强烈的变化也许就是“我很庆幸逃过了死亡”念头，所以她更加珍惜自己的生命，继续旅行，写作，出版，演讲。她越来越多的作品受到大众的欢迎，她的名气越来越大，死亡的阴影早已随着她的第二性征的模糊消散无形。
直到2004年3月底的一天，她又一次被死亡扼住了生命的喉咙：她再次被查出了身怀癌症。而且这次明确告知她不会像上次那么幸运，她所患得的是一种致命的血癌。换句话说，这次死神已经帮她预订好了启程的车票。那种绝望的气氛，熟悉的恐慌，脆弱的感情，沉默的窒息感，“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感觉又一次回来了。
我们有多少人能够在得知自己的死亡日期后还能够从容面对呢。生活不是非诚勿扰，更别提那个二，李香山也罢，王朔也罢，不过是一种坦然的幻想，我们幻想着，临终之时我们可以如此轻松和坦然地面对死亡。但是对桑塔格而言，死亡需要的是一种抗争，而不是逆来顺受一般的接受，还美其名曰“从容面对”。死亡从来不从容，当我们得知我们剩下的日子所剩无几，而我们所想要活的欲望是如此强烈，那种落差所造成的巨大失衡导致的结果只能是一种无所适从一般的精神崩溃。
戴维在如是记录她母亲的最后的那些时日的时候，对桑塔格的描述是如此的真实，他把一个陷入恐慌，绝望，崩溃，扭曲，甚至有些歇斯底里的桑塔格展现给了我们。我们真的没有什么与众不同，活着就是一切，而唯有死亡才能把我们截然而断。我们都会如同杜拉斯在临终日记中写的一样“我无法接受自己没了”。这是一种害怕，但绝对不是怯懦。害怕是因为爱，生的欲望战胜死的欲望，我没有活够，我还有很多计划想要完成，我不想我的人生留有遗憾。害怕死亡，才会更加热爱生活。
在《作为隐喻的疾病》中，桑塔格以这样的句子开头：“疾病是生命的阴暗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尽管我们都只乐于使用健康王国的护照，但或迟或早，至少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被迫承认我们也是另一王国的公民。”尽管她写下了这样的句子，但是仔细考量她的一生，她似乎很少考虑到疾病王国的身份，甚至在她两次身患癌症之后。第一次，他赢得了未来，所以才有资格这样区分健康王国和疾病王国。第二次，就算在她生命的最后时日中，她仍然没有没有放弃继续活下去的希望。热爱生命，这个我们平时喊出的空洞口号，在这里具有了非同一般的意义。
在我们的印象中，桑塔格好像始终生活在未来，在不幸福的童年，她沉浸在自我阅读的世界中；在她短暂的婚姻生活中，她唯一的收获只有戴维；她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独立承担；她渴望过自己的生活，那种独立的作家生活，而非困守书斋的学者生活；她故意制造各种话题，为了成名可谓处心积虑；但她最终的成功却还是让我们叹服和崇敬，因为她选择了一条如此艰难之路。她的生活在未来，未来带给她的希望远远大于现在所禁受的病痛和折磨。戴维在回忆录中写到，她直到最后一个月才愿意思考死亡：“即使到那时，在她生病的大多数时间里，她仍旧对写下一家家饭店店名、一本本书的书名、一个个引文和事实的一串串单子，对制订一个个计划和旅行日程安排单子感兴趣；这一切我当时均理解成她为另一片将来而战斗到底的方式”。直到最后，她仍然渴望回到健康王国，她仍然希望能活下去……
2004年12月27日，桑塔格因病去世，享年七十一岁。后安葬于巴黎蒙帕纳斯公墓，那里曾经安葬了无数位她生前的仰慕者，萨特、阿隆、波伏娃、贝克特、齐奥兰……而如今，她加入了这些伟大的仰慕者的行列，她也成为了我的仰慕者。
有生之年，我想去巴黎看看我的仰慕者。
2011年2月27日星期日
东山银杏：孙凤鸣刺杀汪精卫
东山银杏：孙凤鸣刺杀汪精卫
来源：新浪博客 作者：东山银杏 时间：2009-07-19
孙凤鸣又名孙凤海，1905年出生在安徽滁州市天龙池巷内。16岁随父闯关东。1929年在安宜(今江苏省宝应县)结识华克之。
华克之，男，江苏宝应人，早年肄业南京金陵大学，曾任南京学联理事。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任国民党南京市党部青年部长，是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忠实的力行者。
孙凤鸣与华克之相识后，当即在安宜筹划组织抗日反蒋游击队。后被泄露，两人被迫逃走。1929年孙凤鸣认识了江苏姑娘崔正瑶，不久结为伉俪，又于1930年一道到沪。年底，孙凤鸣投奔十九路军，官至排长后任代理连长，其间练就了一手好枪法，能够百步穿杨。在上海他俩住了四年，孙凤鸣认识了王亚樵、余立奎等人，并加入他们组织的“安徽劳工会”，成为该组织的主要成员。“淞沪抗战”失利，国民党与日本签订了《上海停战协定》。协定公布后，孙凤鸣和华克之等人愤懑不平，时常聚集在上海打浦桥法政学院东边新新南里232号小危楼议论国事，忧国忧民。计划刺蒋事宜。
刺蒋行动从何处入手？他们设想在南京建一通讯社，以这种形式公开捕捉信息，可直入上层社会，接近蒋介石。随后，华克之通过熟人，上下疏通，终于办妥了通讯社的立案手续。
1934年11月，晨光通讯社在南京宣告成立。地址在陆家巷23号。华克之化名胡云卿，出任社长，张维化名张玉华，任编辑部主任兼总务，贺少茹化名贺坡光，任采访部主任，孙凤鸣化名孙凤海，任记者。晨光通讯社成立后，华克之等人以新闻采访为名，四处活动，探查消息，寻找刺杀蒋介石的良机。
不久，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孙凤鸣以晨光通讯社记者身份混进了会场，伺机动手，但由于蒋介石身边随员众多，孙凤鸣未敢贸然动手。1935年8月，华克之等人探知蒋介石将从武汉返回南京，决定在其从车站乘车回黄埔路官邸的路上动手，但当蒋介石的车队经过时，由于车速太快，弄不清楚蒋介石到底在哪辆车里，计划又一次落空。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将在南京召开。刺杀蒋介石的机会终于来了。华克之、张维、贺少茹、孙凤鸣经过仔细研究，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动手，派孙凤鸣以记者身份混进会场，寻机刺蒋。当时，国民党当局对记者采访中央全会有严格的限制，记者所在的通讯社必须向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新闻事业处提出审请，经严格审核后才能发给采访证。鉴于以往几次开会曾出现过混乱情况，为保证这次大会的安全，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长叶楚伧要求新闻事业处长彭革陈重新制定核发标准，严格限制采访的记者人数。因此，贺少茹几次到新闻事业处申请采访证都未获批准，最后通过中央宣传部总务处工作人员吴璜、周希龄从中说情，才好不容易弄到一张采访证。
采访证登记的是孙凤海的名字。孙凤鸣早已想到这次行动九死一生，事先安排好家事，把妻子崔正瑶托付给华克之送往香港。10月28日晚，华克之等人在晨光通讯社给孙凤鸣备酒壮行。华克之端起一碗酒对孙凤鸣说：“大丈夫建功立业，流芳千古；小丈夫求利苟生与草木同腐。人生自古谁无死，死得其所哉！文天祥抗元殉国，正气冲寰宇，千秋万岁不朽。‘九一八’以来，日寇紧逼入侵，蒋介石、汪精卫之流媚日卖国，四万万同胞眼看着就要沦为异族的奴隶。诸弟此番发难，共诛蒋贼，旋转乾坤，改变国家命运，团结国人，共赴国难，拯救民族于水火之中，必将永垂千古，愿诸弟努力。”孙凤鸣慷慨悲壮地说：“凤鸣此番诛杀国贼志在必行。洒热血，掷头颅，救国家，救民族，在所不惜。凤鸣感谢亚樵先生相知之雅，教导有年，虽死何憾？愿诸兄弟及全体同志誓将反蒋抗日壮举进行到底，凤鸣则含笑九泉了。”说完，接过酒来一饮而尽。
华克之拿出一支小巧的左轮手枪递给孙凤鸣，紧紧握着他的手说：“无负国人重托！”
11月1日清晨8时左右，参加会议的百余名国民党中央委员首先乘车前往紫金山南麓的中山陵，拜谒孙中山的陵寝，然后返回位于湖南中路的中央党部举行开幕式。依照惯例，开幕式后全体中央委员要合影留念。听完汪精卫的演讲后，委员们三三两两步出会议大厅。这些中央委员们聚集到中央党部门前，按照官位高低，在摄影师的调动下，准备列队合影。汪精卫站在前排正中，他身边的一个位置是留给蒋介石的。
在这些中央委员的面前围聚着一大群采访会议的新闻记者。孙凤鸣穿着一件黑色大衣，手持一架藏着手枪的相机，混杂在记者群中，耐心地等待着蒋介石的出现。
100多名中央委员在摄影师的调度下很快分成5排站列，做好了拍照的准备，但蒋介石迟迟没有出来，汪精卫又转身走进中央党部大厦催促蒋介石赶快出来与大家一起合影。不一会儿，汪精卫表情极不自然地一个人走了出来。汪精卫坐在第一排正中，在前排就座的还有林森、张静江、孙科、戴季陶、阎锡山、张学良、张继等人。
9时35分，合影完毕。中央委员们都转身向大厦走去，准备继续开会。这下可急坏了孙凤鸣，看情形，蒋介石肯定是不出来了，怎么办？难道精心准备的行动又要流产？孙凤鸣当机立断：既然杀不了蒋介石，就杀汪精卫！孙凤鸣一步跨出记者群，从照相机中取出一把小巧的左轮手枪，高呼：打倒卖国贼！向站在头排正要转身的汪精卫连发三枪，一弹射进他左眼外角下颧骨，一弹从后贯通左臂，一弹从后背射进第六、七胸脊柱骨旁。
1935年11月2日，南京《中央日报》头条新闻报到：
“汪院长昨晨被狙击，中央极为震惊，各中委各地五全会代表纷往慰问，汪氏精神甚佳诊治经过颇为顺利，凶手孙凤鸣当场为张继所执。”
汪精卫倒地后，立于旁边的张继，迅速奔至孙凤鸣背后，将其拦腰紧抱，孙凤鸣仍陆续发两枪，前后共发5响。此时，张学良奔到孙凤鸣身旁举足将其踢到。汪之卫士又向其连打两枪，孙凤鸣当即倒地。
汪精卫被击中倒地之后，蒋介石闻枪声由门内走出，见状即以手扶汪之首。汪妻陈璧君由楼上闻警赶下，其时汪满面鲜血。陈伏其身旁，亦以手扶其首，与蒋相面对。汪妻陈璧君抓住照相时蒋介石未到场这一点，与蒋介石大吵大闹，说：“你不叫汪先生干，汪先生就不干，为什么要派人下此毒手？”蒋介石无言以对，显得十分尴尬。旋由蒋介石、陈璧君陪护将汪送往中央医院。
时任新闻事业处处长的彭革陈回忆说：
狙击者被击倒之后，我往前一看，看到从他身上搜出新闻记者出入证一张，号数为63号，上书晨光通讯社记者孙凤鸣。我大吃一惊，顿觉大祸临头，随即返处查对出入证的签名薄，才知道请发出入证的是贺坡光，而具领人是孙凤鸣。这样，我的责任更重大了。但事已至此，莫可如何，只有听之而已。
汪被刺后，大会随即召开紧急会议，由于右任当主席，张继报告凶手行刺及捕获经过。同时，叶楚伧、陈果夫、陈立夫即找彭革陈到另一个会议室查询，彭革陈据实以答。随后，宪兵司令部和警察厅的负责人约彭革陈同乘吉普车到晨光通讯社检查。陆家巷23号是前后两院，前院住房东，后院住社址。数日前胡云卿告诉房东，该社改由后门出入（后门通石鼓路）。他们即由后门入，查遍社中，只查出办公桌上有留函一件，函面写“留交来人们”五字，信笺上写：“本社之事与郭智谋、吴璜、周希龄无关系，特此声明。”此外，只看到厨房中焚毁的文件残灰，他无所获。
当天事件发生后，中央党部内立即戒严，由警察厅长陈焯、宪兵司令谷正伦亲临负责检查，至下午一时结束。当即逮捕嫌疑数人。同时，南京全城宣布戒严，交通完全断绝，在码头及机场将乘客逮捕了数十人，一律关押在清凉山的几间屋子里。但是没有查到一个晨光通讯社的记者。于此同时，陈焯去中央医院审问孙凤鸣，孙供系安徽滁州人，曾充福建十二混成团机关枪连连长。来京年余，任晨光通讯社记者，与社长胡云卿、编辑主任贺坡光刺汪蓄谋已久。行刺的左轮抢，系胡云卿给予。记者出入证，由贺坡光设法取得。并称头一年原拟刺蒋，并已以记者身份进入中央党部，但未得动手。此次决定在大会上见蒋刺蒋，见汪刺汪，一定行事。彭革陈闻此消息，又查了上一年五中全会的记者签到薄，果然有孙凤鸣的名字，不禁头上又沁出一层冷汗。
孙凤鸣被击中胸部要害位置，由于流血过多，送医院后濒临死亡，警方为了从孙凤鸣口中得到更多的刺汪线索，每小时给孙凤鸣注射十多次强心针，尸检时据说在孙凤鸣身上发现一百几十处针孔。但孙凤鸣什么都没有讲，在回答诘讯时立场坚定地说：“请你们看看地图，整个东北和华北那半个中国还是我们的吗？六中全会开完，就要给那些丧权辱国的条约、协定签字，再不把亲日派头子汪精卫干掉，就要亡国，大家就要做亡国奴了。”警方问孙凤鸣属何党派？系何人指使？孙凤鸣答道：“我是一个老粗，不懂得什么党派和主义，驱使我刺汪的是我的良心。” 11月2日凌晨，孙凤鸣离开了人世，年仅30岁。
案件发生后，凡是和晨光通讯社有关的人都被抓了起来，孙凤鸣夫人崔正瑶后也被捕，受尽酷刑，但没一句口供，后惨遭杀害。
数月后贺坡光在镇江乡下被捕。胡云卿即华克之，国民党悬赏10万重金通缉，终未捕获，几经辗转，后奔赴延安，成为潘汉年的重要助手。
冯玉祥曾提议，应给孙凤鸣铸造一尊铜像，以伸张我中华民族之正气。
孙凤鸣当年的刺杀行动，虽未使汪精卫当场毙命，但那颗未取出的子弹最终还是导致了汪精卫的死亡。因为枪伤复发，前往日本就医的汪精卫，1944年11月10日在名古屋气绝身亡。而中国的抗日战争，则在不到一年后取得胜利。
1987年，孙凤鸣被追认为抗日爱国志士。孙凤鸣家乡的政府和人民为他建立了占地2400平方米的纪念碑园。园内正中的大理石扣座上横卧着一方大理石纪念碑，在“抗日爱国志士孙凤鸣纪念碑”的背面书有华克之挥泪敬题的铭文：“生无私人怨，死因国事非。心向知音决，泪为生民挥。言重季布诺，技胜张良锤。精卫非精卫，替死此魑魅。功败于垂成，千古共心摧。真州多佳丽，首推凤鸣妻。轻金重大义，志同始结褵。反对臣日寇，无惧血染衣。死者并非难，处死者难矣。凌迟无一语，闺中千古奇。”
来源：新浪博客 作者：东山银杏 时间：2009-07-19
孙凤鸣又名孙凤海，1905年出生在安徽滁州市天龙池巷内。16岁随父闯关东。1929年在安宜(今江苏省宝应县)结识华克之。
华克之，男，江苏宝应人，早年肄业南京金陵大学，曾任南京学联理事。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任国民党南京市党部青年部长，是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忠实的力行者。
孙凤鸣与华克之相识后，当即在安宜筹划组织抗日反蒋游击队。后被泄露，两人被迫逃走。1929年孙凤鸣认识了江苏姑娘崔正瑶，不久结为伉俪，又于1930年一道到沪。年底，孙凤鸣投奔十九路军，官至排长后任代理连长，其间练就了一手好枪法，能够百步穿杨。在上海他俩住了四年，孙凤鸣认识了王亚樵、余立奎等人，并加入他们组织的“安徽劳工会”，成为该组织的主要成员。“淞沪抗战”失利，国民党与日本签订了《上海停战协定》。协定公布后，孙凤鸣和华克之等人愤懑不平，时常聚集在上海打浦桥法政学院东边新新南里232号小危楼议论国事，忧国忧民。计划刺蒋事宜。
刺蒋行动从何处入手？他们设想在南京建一通讯社，以这种形式公开捕捉信息，可直入上层社会，接近蒋介石。随后，华克之通过熟人，上下疏通，终于办妥了通讯社的立案手续。
1934年11月，晨光通讯社在南京宣告成立。地址在陆家巷23号。华克之化名胡云卿，出任社长，张维化名张玉华，任编辑部主任兼总务，贺少茹化名贺坡光，任采访部主任，孙凤鸣化名孙凤海，任记者。晨光通讯社成立后，华克之等人以新闻采访为名，四处活动，探查消息，寻找刺杀蒋介石的良机。
不久，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孙凤鸣以晨光通讯社记者身份混进了会场，伺机动手，但由于蒋介石身边随员众多，孙凤鸣未敢贸然动手。1935年8月，华克之等人探知蒋介石将从武汉返回南京，决定在其从车站乘车回黄埔路官邸的路上动手，但当蒋介石的车队经过时，由于车速太快，弄不清楚蒋介石到底在哪辆车里，计划又一次落空。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将在南京召开。刺杀蒋介石的机会终于来了。华克之、张维、贺少茹、孙凤鸣经过仔细研究，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动手，派孙凤鸣以记者身份混进会场，寻机刺蒋。当时，国民党当局对记者采访中央全会有严格的限制，记者所在的通讯社必须向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新闻事业处提出审请，经严格审核后才能发给采访证。鉴于以往几次开会曾出现过混乱情况，为保证这次大会的安全，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长叶楚伧要求新闻事业处长彭革陈重新制定核发标准，严格限制采访的记者人数。因此，贺少茹几次到新闻事业处申请采访证都未获批准，最后通过中央宣传部总务处工作人员吴璜、周希龄从中说情，才好不容易弄到一张采访证。
采访证登记的是孙凤海的名字。孙凤鸣早已想到这次行动九死一生，事先安排好家事，把妻子崔正瑶托付给华克之送往香港。10月28日晚，华克之等人在晨光通讯社给孙凤鸣备酒壮行。华克之端起一碗酒对孙凤鸣说：“大丈夫建功立业，流芳千古；小丈夫求利苟生与草木同腐。人生自古谁无死，死得其所哉！文天祥抗元殉国，正气冲寰宇，千秋万岁不朽。‘九一八’以来，日寇紧逼入侵，蒋介石、汪精卫之流媚日卖国，四万万同胞眼看着就要沦为异族的奴隶。诸弟此番发难，共诛蒋贼，旋转乾坤，改变国家命运，团结国人，共赴国难，拯救民族于水火之中，必将永垂千古，愿诸弟努力。”孙凤鸣慷慨悲壮地说：“凤鸣此番诛杀国贼志在必行。洒热血，掷头颅，救国家，救民族，在所不惜。凤鸣感谢亚樵先生相知之雅，教导有年，虽死何憾？愿诸兄弟及全体同志誓将反蒋抗日壮举进行到底，凤鸣则含笑九泉了。”说完，接过酒来一饮而尽。
华克之拿出一支小巧的左轮手枪递给孙凤鸣，紧紧握着他的手说：“无负国人重托！”
11月1日清晨8时左右，参加会议的百余名国民党中央委员首先乘车前往紫金山南麓的中山陵，拜谒孙中山的陵寝，然后返回位于湖南中路的中央党部举行开幕式。依照惯例，开幕式后全体中央委员要合影留念。听完汪精卫的演讲后，委员们三三两两步出会议大厅。这些中央委员们聚集到中央党部门前，按照官位高低，在摄影师的调动下，准备列队合影。汪精卫站在前排正中，他身边的一个位置是留给蒋介石的。
在这些中央委员的面前围聚着一大群采访会议的新闻记者。孙凤鸣穿着一件黑色大衣，手持一架藏着手枪的相机，混杂在记者群中，耐心地等待着蒋介石的出现。
100多名中央委员在摄影师的调度下很快分成5排站列，做好了拍照的准备，但蒋介石迟迟没有出来，汪精卫又转身走进中央党部大厦催促蒋介石赶快出来与大家一起合影。不一会儿，汪精卫表情极不自然地一个人走了出来。汪精卫坐在第一排正中，在前排就座的还有林森、张静江、孙科、戴季陶、阎锡山、张学良、张继等人。
9时35分，合影完毕。中央委员们都转身向大厦走去，准备继续开会。这下可急坏了孙凤鸣，看情形，蒋介石肯定是不出来了，怎么办？难道精心准备的行动又要流产？孙凤鸣当机立断：既然杀不了蒋介石，就杀汪精卫！孙凤鸣一步跨出记者群，从照相机中取出一把小巧的左轮手枪，高呼：打倒卖国贼！向站在头排正要转身的汪精卫连发三枪，一弹射进他左眼外角下颧骨，一弹从后贯通左臂，一弹从后背射进第六、七胸脊柱骨旁。
1935年11月2日，南京《中央日报》头条新闻报到：
“汪院长昨晨被狙击，中央极为震惊，各中委各地五全会代表纷往慰问，汪氏精神甚佳诊治经过颇为顺利，凶手孙凤鸣当场为张继所执。”
汪精卫倒地后，立于旁边的张继，迅速奔至孙凤鸣背后，将其拦腰紧抱，孙凤鸣仍陆续发两枪，前后共发5响。此时，张学良奔到孙凤鸣身旁举足将其踢到。汪之卫士又向其连打两枪，孙凤鸣当即倒地。
汪精卫被击中倒地之后，蒋介石闻枪声由门内走出，见状即以手扶汪之首。汪妻陈璧君由楼上闻警赶下，其时汪满面鲜血。陈伏其身旁，亦以手扶其首，与蒋相面对。汪妻陈璧君抓住照相时蒋介石未到场这一点，与蒋介石大吵大闹，说：“你不叫汪先生干，汪先生就不干，为什么要派人下此毒手？”蒋介石无言以对，显得十分尴尬。旋由蒋介石、陈璧君陪护将汪送往中央医院。
时任新闻事业处处长的彭革陈回忆说：
狙击者被击倒之后，我往前一看，看到从他身上搜出新闻记者出入证一张，号数为63号，上书晨光通讯社记者孙凤鸣。我大吃一惊，顿觉大祸临头，随即返处查对出入证的签名薄，才知道请发出入证的是贺坡光，而具领人是孙凤鸣。这样，我的责任更重大了。但事已至此，莫可如何，只有听之而已。
汪被刺后，大会随即召开紧急会议，由于右任当主席，张继报告凶手行刺及捕获经过。同时，叶楚伧、陈果夫、陈立夫即找彭革陈到另一个会议室查询，彭革陈据实以答。随后，宪兵司令部和警察厅的负责人约彭革陈同乘吉普车到晨光通讯社检查。陆家巷23号是前后两院，前院住房东，后院住社址。数日前胡云卿告诉房东，该社改由后门出入（后门通石鼓路）。他们即由后门入，查遍社中，只查出办公桌上有留函一件，函面写“留交来人们”五字，信笺上写：“本社之事与郭智谋、吴璜、周希龄无关系，特此声明。”此外，只看到厨房中焚毁的文件残灰，他无所获。
当天事件发生后，中央党部内立即戒严，由警察厅长陈焯、宪兵司令谷正伦亲临负责检查，至下午一时结束。当即逮捕嫌疑数人。同时，南京全城宣布戒严，交通完全断绝，在码头及机场将乘客逮捕了数十人，一律关押在清凉山的几间屋子里。但是没有查到一个晨光通讯社的记者。于此同时，陈焯去中央医院审问孙凤鸣，孙供系安徽滁州人，曾充福建十二混成团机关枪连连长。来京年余，任晨光通讯社记者，与社长胡云卿、编辑主任贺坡光刺汪蓄谋已久。行刺的左轮抢，系胡云卿给予。记者出入证，由贺坡光设法取得。并称头一年原拟刺蒋，并已以记者身份进入中央党部，但未得动手。此次决定在大会上见蒋刺蒋，见汪刺汪，一定行事。彭革陈闻此消息，又查了上一年五中全会的记者签到薄，果然有孙凤鸣的名字，不禁头上又沁出一层冷汗。
孙凤鸣被击中胸部要害位置，由于流血过多，送医院后濒临死亡，警方为了从孙凤鸣口中得到更多的刺汪线索，每小时给孙凤鸣注射十多次强心针，尸检时据说在孙凤鸣身上发现一百几十处针孔。但孙凤鸣什么都没有讲，在回答诘讯时立场坚定地说：“请你们看看地图，整个东北和华北那半个中国还是我们的吗？六中全会开完，就要给那些丧权辱国的条约、协定签字，再不把亲日派头子汪精卫干掉，就要亡国，大家就要做亡国奴了。”警方问孙凤鸣属何党派？系何人指使？孙凤鸣答道：“我是一个老粗，不懂得什么党派和主义，驱使我刺汪的是我的良心。” 11月2日凌晨，孙凤鸣离开了人世，年仅30岁。
案件发生后，凡是和晨光通讯社有关的人都被抓了起来，孙凤鸣夫人崔正瑶后也被捕，受尽酷刑，但没一句口供，后惨遭杀害。
数月后贺坡光在镇江乡下被捕。胡云卿即华克之，国民党悬赏10万重金通缉，终未捕获，几经辗转，后奔赴延安，成为潘汉年的重要助手。
冯玉祥曾提议，应给孙凤鸣铸造一尊铜像，以伸张我中华民族之正气。
孙凤鸣当年的刺杀行动，虽未使汪精卫当场毙命，但那颗未取出的子弹最终还是导致了汪精卫的死亡。因为枪伤复发，前往日本就医的汪精卫，1944年11月10日在名古屋气绝身亡。而中国的抗日战争，则在不到一年后取得胜利。
1987年，孙凤鸣被追认为抗日爱国志士。孙凤鸣家乡的政府和人民为他建立了占地2400平方米的纪念碑园。园内正中的大理石扣座上横卧着一方大理石纪念碑，在“抗日爱国志士孙凤鸣纪念碑”的背面书有华克之挥泪敬题的铭文：“生无私人怨，死因国事非。心向知音决，泪为生民挥。言重季布诺，技胜张良锤。精卫非精卫，替死此魑魅。功败于垂成，千古共心摧。真州多佳丽，首推凤鸣妻。轻金重大义，志同始结褵。反对臣日寇，无惧血染衣。死者并非难，处死者难矣。凌迟无一语，闺中千古奇。”
张鸣：当牛记者碰到强人
张鸣：当牛记者碰到强人
张鸣 2011-02-25 09:27:4
民国时期的记者牛。租界里的口没遮栏，想说就说，租界外的口上的遮栏也有限，批评揭黑自不必说，损人骂街也是家常便饭。惹着谁了，告上法庭的不多，上门来砸场子的不少，但是砸完了，记者该骂还骂，反正那个时候，一个报社值钱的东西也不多。
在来自西方的各种市井观念中，记者是无冕之王的说法，在中国特别流行，大家认账，记者也很自负。很多历史上的牛人，都有过办报（刊）的经历，比如梁启超、章士钊、章太炎、陈独秀、吴稚晖、陈布雷，他们手里的一支笔，原本都是预备扫清天下的。到了蒋介石的时代，当年的名记者差不多都已经改行，做官的做官，革命的革命，做学问的做学问，但记者们依然牛气不减，官办的《民国日报》，发起评选中国伟人活动（类似于我们的超女评选），揭晓时，居然第一名是《民国日报》的总编陈德徵，第二才轮到蒋介石（据说把蒋介石气昏了）。
记者牛，损起人来嘴特别黑，旁观者见了，哈哈一笑，当事人听了，会恨无地缝可钻。不过，凡是大记者，往往不会找小人物的晦气，他们下手，就冲大个的去，所以老百姓听了，解气。解气归解气，危险也不小，前面提到的砸场子，就是一种，不过但凡叫过记者，信息都灵，躲得快，身体不会受伤害，不过，也有躲不过去的时候，黄远生躲到了美国，还是被暗杀了，邵飘萍在六国饭店躲了很长时间，一露头，就被捉了进去丢了性命。
好在，那个时代，是军阀当家，军阀是武夫，粗人，做事不管不顾，舆论能拿来说事的那些事情，涉及女人和金钱，吃喝嫖赌，巧取豪夺，他们都公开地做，大摇大摆地做，根本不在乎舆论怎么说，所以记者怎么骂，他们并不大管。曹锟贿选，上海的报纸吵翻了天，人家照做总统不误，连理都不理。当时还是个报人的吴稚晖，出来放话说，曹锟和老婆做爱一次，即可有四万万精虫，这些精虫代表中国四万万人，一起来投曹锟的票，不就结了，何必劳神费钱收买猪仔议员。恶毒到了这个地步，也没听说曹大总统因此败了兴致，就职典礼少了些风光，曹大总统既没有全国通缉，也没有派刺客下手，让特别对脐下三寸地带的物件特别感兴趣的吴稚晖，依然可以放开喉咙，继续说他的精虫和生殖器。
可是，另外一个也拿那个部位说事的记者，命运却不一样，这个人叫林白水。林白水是个老报人，从清末就开始办报，民国后做过短时间的官，官场上混不下去，又转过来再作冯妇，依旧做他的记者。此人是跟黄远生（黄号称是中国第一个专职记者，曾担任过《申报》、《时报》、《东方杂志》、《庸言》等多家报刊的特派记者，1915年冬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而避祸去了美国，但却被误会为帝制人物而遭到刺杀）、邵飘萍、张季鸾、成舍我齐名的名记，一生恃才傲物，一支笔，如同不吃辣的国度里的朝天椒，看得倒是赏心悦目，但吃上的人，未免要难受得跳脚。
林白水骂街不看对象，越是官大，越是要骂。1924年，段祺瑞再度出山，标榜“公道砥平”，他写文章，标题叫做“段执政私处坟起”。一下子捣到段老爷子的那个地方，闻者鼓掌，见者哄堂，但骂的是武夫，没事。后来，那个“三不知”的狗肉将军张宗昌来了，稍微像样一点的政客，都避开了，可是也有人往上贴。此人姓潘名复，字馨航，在钱和女人上都很有功夫。贴上狗肉将军之后，变成了一个什么“督办”。狗肉将军来了意味着什么，按道理记者们应该知道，因为刚刚一个名记邵飘萍做了枪下鬼，可林白水还是骂，借潘的字馨航的谐音（林是福建人，说一口带南方口音的国语），说潘复是张宗昌的肾囊，也就是膀胱或者俗称尿脬的雅称，本来应该是“帮办”，帮生殖器办撒尿的事，但现在居然成了“督办”。赶巧，这种骂，还是在那个地方附近转悠。
不幸的是，政客往往是文人，文人不像武夫那样粗陋，心细，对文字有着天然的敏感，越是跟叭儿狗一样的文人，这方面的本领反而越高。本领高，心眼小，于是，我们的名记晦气了。某天晚上，在八大胡同，肾囊跟生殖器之间有了一点隐秘的沟通，张宗昌一声令下，林白水就被拖到了宪兵司令部，没有给林记者任何申辩的机会，一声枪响，撒手西去。
显然，在存在不讲理权力的情况下，记者，尤其是敢说话的记者，其实很弱势。
张鸣 2011-02-25 09:27:4
民国时期的记者牛。租界里的口没遮栏，想说就说，租界外的口上的遮栏也有限，批评揭黑自不必说，损人骂街也是家常便饭。惹着谁了，告上法庭的不多，上门来砸场子的不少，但是砸完了，记者该骂还骂，反正那个时候，一个报社值钱的东西也不多。
在来自西方的各种市井观念中，记者是无冕之王的说法，在中国特别流行，大家认账，记者也很自负。很多历史上的牛人，都有过办报（刊）的经历，比如梁启超、章士钊、章太炎、陈独秀、吴稚晖、陈布雷，他们手里的一支笔，原本都是预备扫清天下的。到了蒋介石的时代，当年的名记者差不多都已经改行，做官的做官，革命的革命，做学问的做学问，但记者们依然牛气不减，官办的《民国日报》，发起评选中国伟人活动（类似于我们的超女评选），揭晓时，居然第一名是《民国日报》的总编陈德徵，第二才轮到蒋介石（据说把蒋介石气昏了）。
记者牛，损起人来嘴特别黑，旁观者见了，哈哈一笑，当事人听了，会恨无地缝可钻。不过，凡是大记者，往往不会找小人物的晦气，他们下手，就冲大个的去，所以老百姓听了，解气。解气归解气，危险也不小，前面提到的砸场子，就是一种，不过但凡叫过记者，信息都灵，躲得快，身体不会受伤害，不过，也有躲不过去的时候，黄远生躲到了美国，还是被暗杀了，邵飘萍在六国饭店躲了很长时间，一露头，就被捉了进去丢了性命。
好在，那个时代，是军阀当家，军阀是武夫，粗人，做事不管不顾，舆论能拿来说事的那些事情，涉及女人和金钱，吃喝嫖赌，巧取豪夺，他们都公开地做，大摇大摆地做，根本不在乎舆论怎么说，所以记者怎么骂，他们并不大管。曹锟贿选，上海的报纸吵翻了天，人家照做总统不误，连理都不理。当时还是个报人的吴稚晖，出来放话说，曹锟和老婆做爱一次，即可有四万万精虫，这些精虫代表中国四万万人，一起来投曹锟的票，不就结了，何必劳神费钱收买猪仔议员。恶毒到了这个地步，也没听说曹大总统因此败了兴致，就职典礼少了些风光，曹大总统既没有全国通缉，也没有派刺客下手，让特别对脐下三寸地带的物件特别感兴趣的吴稚晖，依然可以放开喉咙，继续说他的精虫和生殖器。
可是，另外一个也拿那个部位说事的记者，命运却不一样，这个人叫林白水。林白水是个老报人，从清末就开始办报，民国后做过短时间的官，官场上混不下去，又转过来再作冯妇，依旧做他的记者。此人是跟黄远生（黄号称是中国第一个专职记者，曾担任过《申报》、《时报》、《东方杂志》、《庸言》等多家报刊的特派记者，1915年冬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而避祸去了美国，但却被误会为帝制人物而遭到刺杀）、邵飘萍、张季鸾、成舍我齐名的名记，一生恃才傲物，一支笔，如同不吃辣的国度里的朝天椒，看得倒是赏心悦目，但吃上的人，未免要难受得跳脚。
林白水骂街不看对象，越是官大，越是要骂。1924年，段祺瑞再度出山，标榜“公道砥平”，他写文章，标题叫做“段执政私处坟起”。一下子捣到段老爷子的那个地方，闻者鼓掌，见者哄堂，但骂的是武夫，没事。后来，那个“三不知”的狗肉将军张宗昌来了，稍微像样一点的政客，都避开了，可是也有人往上贴。此人姓潘名复，字馨航，在钱和女人上都很有功夫。贴上狗肉将军之后，变成了一个什么“督办”。狗肉将军来了意味着什么，按道理记者们应该知道，因为刚刚一个名记邵飘萍做了枪下鬼，可林白水还是骂，借潘的字馨航的谐音（林是福建人，说一口带南方口音的国语），说潘复是张宗昌的肾囊，也就是膀胱或者俗称尿脬的雅称，本来应该是“帮办”，帮生殖器办撒尿的事，但现在居然成了“督办”。赶巧，这种骂，还是在那个地方附近转悠。
不幸的是，政客往往是文人，文人不像武夫那样粗陋，心细，对文字有着天然的敏感，越是跟叭儿狗一样的文人，这方面的本领反而越高。本领高，心眼小，于是，我们的名记晦气了。某天晚上，在八大胡同，肾囊跟生殖器之间有了一点隐秘的沟通，张宗昌一声令下，林白水就被拖到了宪兵司令部，没有给林记者任何申辩的机会，一声枪响，撒手西去。
显然，在存在不讲理权力的情况下，记者，尤其是敢说话的记者，其实很弱势。
章云：应取消奶粉进口关税
章云：应取消奶粉进口关税
章云 2011-02-24 23:55:32
根据媒体报道，由于内地来客抢购造成香港本地奶粉短缺，部分香港超市已经开始限制内地顾客购买奶粉的数量。近来，中国出境公民在港澳、日本、澳洲等抢购奶粉已经成为国际现象，互联网上的奶粉代购以及水客也大量涌现。
这股风潮是由于中国妈妈不再信任国产奶粉引起的，由于掺加三聚氰胺、皮革奶以及抗生素、激素超标等丑闻，国产鲜奶与奶粉遭遇严重信任危机。因为过高的关税以及其他税，中国进口奶粉的价格过于高昂，比境外价格贵一倍左右，所以，大量城市中产家庭被迫跨境采购或网购国外品牌的奶粉。
席卷全球的中国抢购奶粉潮，本质上是中国商品信用出口，即中国食品乃至可能大部分商品安全连中国人自己都不信任。这是一个糟糕的国际形象，比政府用巨额费用对外宣传中国商品与国家形象影响力更大，成为国家的耻辱。
确保孩子的健康与安全是一个民族或国家天然的责任，但在中国，孩子的消费已经被过度商业化，成为一项暴利产业。尤其是“一胎制”导致全家本来呵护与满足孩子，舍得花费更多的钱确保孩子能够得到好的教育与身体健康。在中国城市，养育一个孩子的成本在家庭支付的比例已经高到畸形的地步，但仍然提心吊胆孩子的安全。
缺乏安全感除了家人过于溺爱之外，政府监督职能缺位导致食品安全事故层出不穷是国人失去信心的主要原因。比如即使在三聚氰胺事件爆发后的几年中，仍然存在这种问题，显示监管无效。实际上，中国面临整体性的食品安全问题，宏观看，土壤、水与空气遭受广泛污染，从蔬菜、水果的农药残留到养殖业的激素，从各种掺加化学剂的食品到饮水污染，安全问题几乎无处不在。
鉴于此，为了孩子健康与安全，中国应该大幅降低或完全取消婴幼儿奶粉的进口关税，降低进口奶粉价格，消除跨境抢购奶粉现象，让更多的家庭能够消费得起安全的奶粉。在中国奶业的公众信任度上升与安全性得到保障之前，确保更多的家庭能够消费得起安全的进口奶粉有利于孩子们的安全，也可以降低家庭抚养成本。乳品加工不仅是解决就业的产业，更事关国人身体的健康，因此，安全性诉求远高于其经济性，任何为了保护民族乳业而提高进口奶粉门槛的做法都是缺乏良知的。
然而，即使取消关税，也会有很多家庭消费不起进口奶粉，据悉，在国内婴幼儿奶粉市场，进口品牌占了65%左右市场份额。因此，降低进口奶粉价格并不能完全解决中国孩子的奶粉安全问题，很多农村以及贫困家庭仍然只能消费得起国产奶粉。因此，最终的解决方案需要中国政府加大监管力度，确保国产奶粉与鲜奶的安全，才能保障中国孩子的健康。而恢复国人对中国食品的信任是一项系统性的长期工程，不是依靠运动式打击所能达到的，需要作为基本国策而加以执行，并且需要必要的有效的惩罚机制。
章云 2011-02-24 23:55:32
根据媒体报道，由于内地来客抢购造成香港本地奶粉短缺，部分香港超市已经开始限制内地顾客购买奶粉的数量。近来，中国出境公民在港澳、日本、澳洲等抢购奶粉已经成为国际现象，互联网上的奶粉代购以及水客也大量涌现。
这股风潮是由于中国妈妈不再信任国产奶粉引起的，由于掺加三聚氰胺、皮革奶以及抗生素、激素超标等丑闻，国产鲜奶与奶粉遭遇严重信任危机。因为过高的关税以及其他税，中国进口奶粉的价格过于高昂，比境外价格贵一倍左右，所以，大量城市中产家庭被迫跨境采购或网购国外品牌的奶粉。
席卷全球的中国抢购奶粉潮，本质上是中国商品信用出口，即中国食品乃至可能大部分商品安全连中国人自己都不信任。这是一个糟糕的国际形象，比政府用巨额费用对外宣传中国商品与国家形象影响力更大，成为国家的耻辱。
确保孩子的健康与安全是一个民族或国家天然的责任，但在中国，孩子的消费已经被过度商业化，成为一项暴利产业。尤其是“一胎制”导致全家本来呵护与满足孩子，舍得花费更多的钱确保孩子能够得到好的教育与身体健康。在中国城市，养育一个孩子的成本在家庭支付的比例已经高到畸形的地步，但仍然提心吊胆孩子的安全。
缺乏安全感除了家人过于溺爱之外，政府监督职能缺位导致食品安全事故层出不穷是国人失去信心的主要原因。比如即使在三聚氰胺事件爆发后的几年中，仍然存在这种问题，显示监管无效。实际上，中国面临整体性的食品安全问题，宏观看，土壤、水与空气遭受广泛污染，从蔬菜、水果的农药残留到养殖业的激素，从各种掺加化学剂的食品到饮水污染，安全问题几乎无处不在。
鉴于此，为了孩子健康与安全，中国应该大幅降低或完全取消婴幼儿奶粉的进口关税，降低进口奶粉价格，消除跨境抢购奶粉现象，让更多的家庭能够消费得起安全的奶粉。在中国奶业的公众信任度上升与安全性得到保障之前，确保更多的家庭能够消费得起安全的进口奶粉有利于孩子们的安全，也可以降低家庭抚养成本。乳品加工不仅是解决就业的产业，更事关国人身体的健康，因此，安全性诉求远高于其经济性，任何为了保护民族乳业而提高进口奶粉门槛的做法都是缺乏良知的。
然而，即使取消关税，也会有很多家庭消费不起进口奶粉，据悉，在国内婴幼儿奶粉市场，进口品牌占了65%左右市场份额。因此，降低进口奶粉价格并不能完全解决中国孩子的奶粉安全问题，很多农村以及贫困家庭仍然只能消费得起国产奶粉。因此，最终的解决方案需要中国政府加大监管力度，确保国产奶粉与鲜奶的安全，才能保障中国孩子的健康。而恢复国人对中国食品的信任是一项系统性的长期工程，不是依靠运动式打击所能达到的，需要作为基本国策而加以执行，并且需要必要的有效的惩罚机制。
老愚：千万别叫我“愚老师”
老愚：千万别叫我“愚老师”
2011年02月24日 07:02 AM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老愚
在今日，称呼已然成为一个困扰人的问题。我将开口，我已嗫嚅：我该呼你什么？开始往往想有风度和教养些，已经预备了“先生”“太太”等文明用语，但一看到对象，立马从最高级往后撤，变成了“师傅”，——这个接替“同志”值班的万能人称代词，不能细想，除了粗鄙外，隐约还有那么一丝嘲讽：我做一回徒弟，你可别当真了。就像“老师”这个泛滥的称呼，最后只剩下了称呼的意思了。极致便是互称“老师”，这好像是中国某些智力密集型产业的特产。
西化之后，称呼非常简单：“先生”，“女士”，“小姐”，“夫人”，优雅又庄重。但很多国人叫不出口，觉得别扭。除了因为“小姐”等称呼已另有任用外，叫外国人时，觉得自然，一旦用到同胞身上，便做做。
本土称呼，因为文化传统的断裂，不免生疏，也不怎么说得顺口，一不小心就出错。前些年，央视主持人朱军弄出了一个称人父为“家父”的大笑话。原因在于，他望文生义把“家父”理解为“家里的父亲”，别人家的父亲不就顺理成章地可以叫成“家父”么？他应该不怎么知道“令尊”的含义。在某些场合，我也试图用这个词，但总觉得胆怯，害怕自己使用不当，出口的依旧是“你爸爸”如何如何。
问与答都接不上茬口了。“您几位啊？”“我们两位。”回答者混淆尊称与谦称，喜好自己尊称自己，这也是近些年才有的脾气。
最莫名其妙的是喊你“贵宾”，其中有让你无法抗拒的敬意。一个集合概念用于每一个个人，犹如叫你“人民”一般恐怖。该词取代了“领导”、“老大”、“老板”诸先锋，流行于高档服务场所。这个由沿海感染过来的高级称谓，经那么多人的嘴巴，入那么多人的耳朵，竟然畅行无阻，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我听到最有趣的称呼是“各位老大”——当一名实际掌权者如此这般称呼部下时，谁又能分辨得出其中的况味？
召唤“侍者”原本有很多词汇，到后来迅速简化为“服务员”。饶有趣味的是，做“服务员”的对此似乎颇为受用。年前，和赳赳江波等朋友吃饭，我使用了一个亲昵的称呼“阿服”，包间女服务员很不悦，拉着脸说，“先生，请叫我服务员”。
看起来，人们似乎乐于接受无性别化和无感情化的称呼。
官场的称呼更是充满玄机，令外人摸不着头脑。西方那一套绝然不可再用，一定要启用响亮的官衔，“王局”“刘书记”“李总”之类的叫喊着，其次，官场无副职，一概省略副字，照同级里最高的职务吆喝——“赵副部长”简称“赵部长”，以此类推。每个人都愿意成为最高级的人，哪怕是虚拟的。碰到“傅”姓官员该如何称呼呢？如果该公为一把手，就只能省略姓直呼职务了；如果是副职，就得去掉两个字“傅”和“副”。
更可笑的是，越来越多的出版机构将编辑室升格为分社，凭空多出一干社长副社长来，以此满足人们对一级职务的渴求。当单位官员集体聚餐时，一桌十人饭局，至少有七八个“老总”，外人根本分不清里面的层次，当所有的社长向其中真正掌舵的那位社长敬酒时，你会感受到权力灼人的温度。
在官场和生意场合，你会听到世界上最亲昵的称呼，“哥啊”“姐呀”“弟呐”“妹哇”，几瓶酒下去，原本相当矜持的立马滚成了“亲人”——亲人啊亲人，我们为何相识得如此奇怪？
听听国营老字号服务员的腔调，你便明白“什么叫冷漠的礼貌”。它比不礼貌还让人不舒服，一只礼貌的虫子没有温度地钻进你的心里。我佩服的是，他们拿腔拿调得如此完美如此标致。几乎是喉舌类新闻主持人的翻版，字正腔圆，拒人于千里之外，我播你听，权力关系一目了然。我为你服务，但我是有身份的，其实你是我的管理对象。
趋贴与冷硬，似乎是中国人称呼别人的两端。前者无距离，后者少温情。
有一个朋友，在公司里提倡直呼其名，让员工都叫他“马秘”，开始大家不适应，觉得有轻慢之嫌，叫的时候小心翼翼，似乎在揣摩一件名贵的玉器般发出摩挲声，后来习惯了，自然了，都觉得老板没架子，引进西方文化好，平等又亲切，又不用琢磨其中的味道。但他们不明白，老板并不叫此名，也不姓此姓，就好像给自己起了一个“吉姆”“皮特”一类的洋名，方便使用而已。这个名字没有任何含义，不用揣测，不用对它饱含深情或动情。
其实，最可怕的莫过于那些好做面子功夫的蟊贼。见面谦恭不已，背后毒舌喷人。人前装君子，见权贵连呼“首长圣明”。本人有幸目睹一鼓舌学者，对一桌权柄慷慨陈词曰：“凡某级以上首长，皆大智慧之人也。”那副慷慨状令人咋舌，我见过献媚的，无不动之以柔，做烈士就义状者唯此一人矣。文化做了人皮，是远胜于豺狼虎豹的。
怎样称呼人，启功先生就是一个范例。他的谦己与恭敬，是出了名的。按照《服膺启夫子——揣摩启功先生的人生智慧》作者的说法，“先生称呼别人，一定用敬。他老先生学问大，在各种场合、对各种人物的敬称形式多样，总能称呼得文雅而不迂腐，恭敬之外还要高看一眼。这称呼我看往往有些言过其实，但决不是奉承的意思，敬人有礼之外，包含一层善意的期许。”在传统文化里面，称呼颇为讲究，通过恰当的称呼建立人伦秩序，并给予人族群认同，社区认同，阶层认同，体会自尊和被尊敬的感觉。
书里说，启功先生在世时，大家当面多称呼启先生。也有称启老的，启先生有时会回以“岂（启）敢”，这是启先生的说话风格。有叫启老师的，那都是弟子，主要是启先生教授古典文学的及门弟子。收到含有过分敬称的来信，启夫子就将原信敬称字样剪下寄回，回信讲明“敬壁”。
不讲礼仪的是文化人，在许多媒体里，启先生被直呼为“启功”。他们惜墨如金，生怕“先生”二字占了宝贵版面，顺便抬举了主人。
别人称呼我也颇为有趣，晚辈呼之曰“愚老师”，你不能拒绝，我心里虽嘀咕“我还没愚到被人一眼识破的程度吧”；年龄近的呼之曰“愚哥”“愚兄”，我只能苦笑着接过来。我想呼吁有识之士开一个班，普及一下笔名的称呼法。
西化的称呼在高档场所落实得最为得力，服务员们“先生”“小姐”的叫着，让客人非常受用。但家政服务员却不会称呼雇佣自己的主人，在我家做了几年的一位中年妇女，我们叫她“周姐”，她却从不称呼我们什么，我知道她是不知道怎么称呼，但我总不能去教她：你得称呼我“先生”，称呼我妻子为“太太”吧？
时有快递小伙子在电话里直呼其名，弄得我的情绪一下子就掉到井里，我甚至不愿意去领那个重要不重要的物品了。他们在姓之后加一个“先生”，真的比卡扎菲交出政权还困难么？
2011年02月24日 07:02 AM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老愚
在今日，称呼已然成为一个困扰人的问题。我将开口，我已嗫嚅：我该呼你什么？开始往往想有风度和教养些，已经预备了“先生”“太太”等文明用语，但一看到对象，立马从最高级往后撤，变成了“师傅”，——这个接替“同志”值班的万能人称代词，不能细想，除了粗鄙外，隐约还有那么一丝嘲讽：我做一回徒弟，你可别当真了。就像“老师”这个泛滥的称呼，最后只剩下了称呼的意思了。极致便是互称“老师”，这好像是中国某些智力密集型产业的特产。
西化之后，称呼非常简单：“先生”，“女士”，“小姐”，“夫人”，优雅又庄重。但很多国人叫不出口，觉得别扭。除了因为“小姐”等称呼已另有任用外，叫外国人时，觉得自然，一旦用到同胞身上，便做做。
本土称呼，因为文化传统的断裂，不免生疏，也不怎么说得顺口，一不小心就出错。前些年，央视主持人朱军弄出了一个称人父为“家父”的大笑话。原因在于，他望文生义把“家父”理解为“家里的父亲”，别人家的父亲不就顺理成章地可以叫成“家父”么？他应该不怎么知道“令尊”的含义。在某些场合，我也试图用这个词，但总觉得胆怯，害怕自己使用不当，出口的依旧是“你爸爸”如何如何。
问与答都接不上茬口了。“您几位啊？”“我们两位。”回答者混淆尊称与谦称，喜好自己尊称自己，这也是近些年才有的脾气。
最莫名其妙的是喊你“贵宾”，其中有让你无法抗拒的敬意。一个集合概念用于每一个个人，犹如叫你“人民”一般恐怖。该词取代了“领导”、“老大”、“老板”诸先锋，流行于高档服务场所。这个由沿海感染过来的高级称谓，经那么多人的嘴巴，入那么多人的耳朵，竟然畅行无阻，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我听到最有趣的称呼是“各位老大”——当一名实际掌权者如此这般称呼部下时，谁又能分辨得出其中的况味？
召唤“侍者”原本有很多词汇，到后来迅速简化为“服务员”。饶有趣味的是，做“服务员”的对此似乎颇为受用。年前，和赳赳江波等朋友吃饭，我使用了一个亲昵的称呼“阿服”，包间女服务员很不悦，拉着脸说，“先生，请叫我服务员”。
看起来，人们似乎乐于接受无性别化和无感情化的称呼。
官场的称呼更是充满玄机，令外人摸不着头脑。西方那一套绝然不可再用，一定要启用响亮的官衔，“王局”“刘书记”“李总”之类的叫喊着，其次，官场无副职，一概省略副字，照同级里最高的职务吆喝——“赵副部长”简称“赵部长”，以此类推。每个人都愿意成为最高级的人，哪怕是虚拟的。碰到“傅”姓官员该如何称呼呢？如果该公为一把手，就只能省略姓直呼职务了；如果是副职，就得去掉两个字“傅”和“副”。
更可笑的是，越来越多的出版机构将编辑室升格为分社，凭空多出一干社长副社长来，以此满足人们对一级职务的渴求。当单位官员集体聚餐时，一桌十人饭局，至少有七八个“老总”，外人根本分不清里面的层次，当所有的社长向其中真正掌舵的那位社长敬酒时，你会感受到权力灼人的温度。
在官场和生意场合，你会听到世界上最亲昵的称呼，“哥啊”“姐呀”“弟呐”“妹哇”，几瓶酒下去，原本相当矜持的立马滚成了“亲人”——亲人啊亲人，我们为何相识得如此奇怪？
听听国营老字号服务员的腔调，你便明白“什么叫冷漠的礼貌”。它比不礼貌还让人不舒服，一只礼貌的虫子没有温度地钻进你的心里。我佩服的是，他们拿腔拿调得如此完美如此标致。几乎是喉舌类新闻主持人的翻版，字正腔圆，拒人于千里之外，我播你听，权力关系一目了然。我为你服务，但我是有身份的，其实你是我的管理对象。
趋贴与冷硬，似乎是中国人称呼别人的两端。前者无距离，后者少温情。
有一个朋友，在公司里提倡直呼其名，让员工都叫他“马秘”，开始大家不适应，觉得有轻慢之嫌，叫的时候小心翼翼，似乎在揣摩一件名贵的玉器般发出摩挲声，后来习惯了，自然了，都觉得老板没架子，引进西方文化好，平等又亲切，又不用琢磨其中的味道。但他们不明白，老板并不叫此名，也不姓此姓，就好像给自己起了一个“吉姆”“皮特”一类的洋名，方便使用而已。这个名字没有任何含义，不用揣测，不用对它饱含深情或动情。
其实，最可怕的莫过于那些好做面子功夫的蟊贼。见面谦恭不已，背后毒舌喷人。人前装君子，见权贵连呼“首长圣明”。本人有幸目睹一鼓舌学者，对一桌权柄慷慨陈词曰：“凡某级以上首长，皆大智慧之人也。”那副慷慨状令人咋舌，我见过献媚的，无不动之以柔，做烈士就义状者唯此一人矣。文化做了人皮，是远胜于豺狼虎豹的。
怎样称呼人，启功先生就是一个范例。他的谦己与恭敬，是出了名的。按照《服膺启夫子——揣摩启功先生的人生智慧》作者的说法，“先生称呼别人，一定用敬。他老先生学问大，在各种场合、对各种人物的敬称形式多样，总能称呼得文雅而不迂腐，恭敬之外还要高看一眼。这称呼我看往往有些言过其实，但决不是奉承的意思，敬人有礼之外，包含一层善意的期许。”在传统文化里面，称呼颇为讲究，通过恰当的称呼建立人伦秩序，并给予人族群认同，社区认同，阶层认同，体会自尊和被尊敬的感觉。
书里说，启功先生在世时，大家当面多称呼启先生。也有称启老的，启先生有时会回以“岂（启）敢”，这是启先生的说话风格。有叫启老师的，那都是弟子，主要是启先生教授古典文学的及门弟子。收到含有过分敬称的来信，启夫子就将原信敬称字样剪下寄回，回信讲明“敬壁”。
不讲礼仪的是文化人，在许多媒体里，启先生被直呼为“启功”。他们惜墨如金，生怕“先生”二字占了宝贵版面，顺便抬举了主人。
别人称呼我也颇为有趣，晚辈呼之曰“愚老师”，你不能拒绝，我心里虽嘀咕“我还没愚到被人一眼识破的程度吧”；年龄近的呼之曰“愚哥”“愚兄”，我只能苦笑着接过来。我想呼吁有识之士开一个班，普及一下笔名的称呼法。
西化的称呼在高档场所落实得最为得力，服务员们“先生”“小姐”的叫着，让客人非常受用。但家政服务员却不会称呼雇佣自己的主人，在我家做了几年的一位中年妇女，我们叫她“周姐”，她却从不称呼我们什么，我知道她是不知道怎么称呼，但我总不能去教她：你得称呼我“先生”，称呼我妻子为“太太”吧？
时有快递小伙子在电话里直呼其名，弄得我的情绪一下子就掉到井里，我甚至不愿意去领那个重要不重要的物品了。他们在姓之后加一个“先生”，真的比卡扎菲交出政权还困难么？
谨防冬季情绪失调症
谨防冬季情绪失调症
http://www.psychcn.com/ 2010年12月21日 来源：中国消费网
冬季日照时间短，天气阴冷晦暗，人体的新陈代谢和生理功能处于抑制和降低状态，容易出现情绪抑郁、懒散嗜睡、注意力不集中等现象，被称为冬季情绪失调症。面对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副主任杨芷英教授给出了她的建议。
记者：为什么一些人在冬季常感到心情压抑、情绪失调?
杨芷英：医学与气象学研究表明，人的心理、生理与外界自然环境的变化息息相关。冬季来临时，寒风瑟瑟，草木凋零，给人一种凄凉的感觉。此时，一些人会变得情绪低落、慵懒乏力，对事情的兴趣降低、注意力不能集中、工作效率降低，嗜睡、贪食，烦躁不安等等，严重者可影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这些症状从秋冬之交初露端倪，在次年的一二月份症状最明显，直至春天后才会缓解。
冬季情绪失调症的发生是由于冬季气温明显降低，日照时间减少，人体褪黑激素分泌增加，生物钟不能适应冬季昼短夜长、日照时间短的变化，导致生物节律紊乱和内分泌失调，特别是被称为情绪稳定剂的神经递质“5-羟色胺”合成减少，造成情绪与精神状态的紊乱。加之冬季户外活动减少，运动量减少，情绪就更容易变得低落、抑郁。特别是岁末也是年终绩效考核、单位人事变动、岗位职务调整的时候，职场人士面临着更大的工作压力和精神负荷，会加重情绪失调的症状。
女性是冬季情绪失调症的高发人群，为男性的4倍。原因在于女性比男性对天气变化更敏感。从生理方面来说，冬季一到，女性大脑中的复合胺就会因为日照缩短而分泌失常，从而导致生理节律紊乱和内分泌失调。此外，性格内向、敏感多疑、感情比较脆弱的人;遭遇心理应激事件(如失业、离婚、亲人离去等)，没有得到及时宣泄和疏导的人;常年在室内工作，尤其是体质较弱或极少参加体育锻炼的脑力劳动者以及对寒冷较敏感的人，都是冬季情绪失调症的易感人群。如果只表现为轻度的情绪低迷、兴趣减退等症状，可以通过自我心理调节来摆脱情绪困扰;重者需要到医院就医。
记者：有哪些办法可以预防冬季情绪失调症的发生?
杨芷英：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预防冬季情绪失调症的侵袭。
第一，培养快乐情绪。中医认为，人是一个身心统一体。稳定的精神、情绪，对人体脏腑气血功能都能起到良好的作用;神志反常、喜怒无度、思虑太重都会伤身、伤神。因此，在生活中我们要善于摆脱烦恼、焦虑、悲愁、愤怒等不良情绪，培养积极快乐的健康情绪。
在生活中我们得到的不都是快乐和幸福，酸甜苦辣、喜怒哀乐等人生百味都是我们生活的组成部分。但是，如果我们总是想着不开心的事情，只能是徒增伤感和痛苦。心理学的交互抑制原理告诉我们：人的大脑中两极情绪状态不可能同时存在，如放松和紧张不可能同时存在;痛苦和快乐也不可能同时存在。其中一个处于兴奋状态，另外一个就会处于抑制状态。了解了这个原理，我们就要学会过滤生活中的点滴快乐，体味、感受、培养自己的积极心态。这样，痛苦的发生几率就会降低。可以每天晚上回想或列出一天中让自己开心的事情，让快乐区域兴奋起来，慢慢占据大脑的主导情绪活动地位。当快乐没有到来时期待快乐;当快乐到来时享受快乐;当快乐走后回味快乐。这样，快乐就可以时时与你相伴。
第二，科学安排起居。充分的睡眠能养心神、补精气，使人精神充沛。如果睡眠不足，轻则精神萎靡不振，重则头昏、头痛、倦怠乏力、心慌气短，久而久之，形成疾病。所以，充足的睡眠是预防冬季情绪失调症的良方。此外，经常听些轻松愉快的音乐，参加振奋精神的文体活动;多与朋友谈心聊天，或读些健康向上的书籍，都可以起到活跃情绪和思维的作用。久坐办公室的上班族还可在工作之余，多闭目养神，让身心松弛下来。同时，要注意勤开窗户，使室内空气流通;午休时间可到户外阳光充足的地方散步，通过对脚掌的刺激与按摩，使大脑的左右半球交替产生兴奋和抑制。如果持续阴天，不妨把室内光线适当调亮。还可用色彩调节心情，有意穿着一些色彩鲜艳的衣服，如红色、黄色和白色都是不错的选择。
第三，增加户外活动。冬季光照时间较短，是情绪抑郁的重要原因。因此，防治冬季情绪失调症的关键是增加日光照射和户外活动。研究发现，当夜幕降临时，人体褪黑激素分泌增强，它能影响人的情绪，而光照可抑制此激素分泌。同时，接受紫外线照射能够产生5-羟色胺，它可以使人产生兴奋的情绪。
此外，在运动中可以产生多巴胺，它是一种传递快乐的化学物质，因此，大脑的快乐中枢又被称为“多巴胺系统”。各种户外运动如登山、打球、跑步、跳绳、散步等都可以增加多巴胺的分泌，调整机体的植物神经功能，向大脑发出快乐的信号，减轻紧张、激怒、焦虑、抑郁等情绪。因此，户外运动是使人快乐的最好选择。在工作之余，要接触大自然，参加郊游、登山等户外运动，在大自然的怀抱中陶冶情操、修身养性、收获快乐。
第四，加强饮食调养。寒冬时节，体内氧化过程加强，机体需要热量较多，而维生素C和B族维生素缺乏既影响人体抗寒能力，又影响大脑功能和情绪。因此，冬季要特别注意饮食调节，均衡营养，宜选用较清淡温和且能扶助正气、补益元气的食物。在日常饮食方面，以高蛋白、高热量、高维生素、高矿物质、低脂肪的食物为佳，如瘦肉、鱼、虾、蛋类、豆浆、香蕉、柑橘、龙眼、大枣、巧克力、绿茶以及富含维生素B1、B2的豆类、乳类、花生和动物内脏等都是很好的“情绪补充品”。还应多喝热汤，以滋补脏腑、增进食欲、祛寒保暖。
总之，冬季情绪失调症是可以预防和调适的。只要注意冬季的情绪养生，就能以积极的心态和快乐的情绪迎接春天的到来。
杨芷英，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副主任，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心理学、大学生心理健康与心理咨询。
http://www.psychcn.com/ 2010年12月21日 来源：中国消费网
冬季日照时间短，天气阴冷晦暗，人体的新陈代谢和生理功能处于抑制和降低状态，容易出现情绪抑郁、懒散嗜睡、注意力不集中等现象，被称为冬季情绪失调症。面对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副主任杨芷英教授给出了她的建议。
记者：为什么一些人在冬季常感到心情压抑、情绪失调?
杨芷英：医学与气象学研究表明，人的心理、生理与外界自然环境的变化息息相关。冬季来临时，寒风瑟瑟，草木凋零，给人一种凄凉的感觉。此时，一些人会变得情绪低落、慵懒乏力，对事情的兴趣降低、注意力不能集中、工作效率降低，嗜睡、贪食，烦躁不安等等，严重者可影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这些症状从秋冬之交初露端倪，在次年的一二月份症状最明显，直至春天后才会缓解。
冬季情绪失调症的发生是由于冬季气温明显降低，日照时间减少，人体褪黑激素分泌增加，生物钟不能适应冬季昼短夜长、日照时间短的变化，导致生物节律紊乱和内分泌失调，特别是被称为情绪稳定剂的神经递质“5-羟色胺”合成减少，造成情绪与精神状态的紊乱。加之冬季户外活动减少，运动量减少，情绪就更容易变得低落、抑郁。特别是岁末也是年终绩效考核、单位人事变动、岗位职务调整的时候，职场人士面临着更大的工作压力和精神负荷，会加重情绪失调的症状。
女性是冬季情绪失调症的高发人群，为男性的4倍。原因在于女性比男性对天气变化更敏感。从生理方面来说，冬季一到，女性大脑中的复合胺就会因为日照缩短而分泌失常，从而导致生理节律紊乱和内分泌失调。此外，性格内向、敏感多疑、感情比较脆弱的人;遭遇心理应激事件(如失业、离婚、亲人离去等)，没有得到及时宣泄和疏导的人;常年在室内工作，尤其是体质较弱或极少参加体育锻炼的脑力劳动者以及对寒冷较敏感的人，都是冬季情绪失调症的易感人群。如果只表现为轻度的情绪低迷、兴趣减退等症状，可以通过自我心理调节来摆脱情绪困扰;重者需要到医院就医。
记者：有哪些办法可以预防冬季情绪失调症的发生?
杨芷英：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预防冬季情绪失调症的侵袭。
第一，培养快乐情绪。中医认为，人是一个身心统一体。稳定的精神、情绪，对人体脏腑气血功能都能起到良好的作用;神志反常、喜怒无度、思虑太重都会伤身、伤神。因此，在生活中我们要善于摆脱烦恼、焦虑、悲愁、愤怒等不良情绪，培养积极快乐的健康情绪。
在生活中我们得到的不都是快乐和幸福，酸甜苦辣、喜怒哀乐等人生百味都是我们生活的组成部分。但是，如果我们总是想着不开心的事情，只能是徒增伤感和痛苦。心理学的交互抑制原理告诉我们：人的大脑中两极情绪状态不可能同时存在，如放松和紧张不可能同时存在;痛苦和快乐也不可能同时存在。其中一个处于兴奋状态，另外一个就会处于抑制状态。了解了这个原理，我们就要学会过滤生活中的点滴快乐，体味、感受、培养自己的积极心态。这样，痛苦的发生几率就会降低。可以每天晚上回想或列出一天中让自己开心的事情，让快乐区域兴奋起来，慢慢占据大脑的主导情绪活动地位。当快乐没有到来时期待快乐;当快乐到来时享受快乐;当快乐走后回味快乐。这样，快乐就可以时时与你相伴。
第二，科学安排起居。充分的睡眠能养心神、补精气，使人精神充沛。如果睡眠不足，轻则精神萎靡不振，重则头昏、头痛、倦怠乏力、心慌气短，久而久之，形成疾病。所以，充足的睡眠是预防冬季情绪失调症的良方。此外，经常听些轻松愉快的音乐，参加振奋精神的文体活动;多与朋友谈心聊天，或读些健康向上的书籍，都可以起到活跃情绪和思维的作用。久坐办公室的上班族还可在工作之余，多闭目养神，让身心松弛下来。同时，要注意勤开窗户，使室内空气流通;午休时间可到户外阳光充足的地方散步，通过对脚掌的刺激与按摩，使大脑的左右半球交替产生兴奋和抑制。如果持续阴天，不妨把室内光线适当调亮。还可用色彩调节心情，有意穿着一些色彩鲜艳的衣服，如红色、黄色和白色都是不错的选择。
第三，增加户外活动。冬季光照时间较短，是情绪抑郁的重要原因。因此，防治冬季情绪失调症的关键是增加日光照射和户外活动。研究发现，当夜幕降临时，人体褪黑激素分泌增强，它能影响人的情绪，而光照可抑制此激素分泌。同时，接受紫外线照射能够产生5-羟色胺，它可以使人产生兴奋的情绪。
此外，在运动中可以产生多巴胺，它是一种传递快乐的化学物质，因此，大脑的快乐中枢又被称为“多巴胺系统”。各种户外运动如登山、打球、跑步、跳绳、散步等都可以增加多巴胺的分泌，调整机体的植物神经功能，向大脑发出快乐的信号，减轻紧张、激怒、焦虑、抑郁等情绪。因此，户外运动是使人快乐的最好选择。在工作之余，要接触大自然，参加郊游、登山等户外运动，在大自然的怀抱中陶冶情操、修身养性、收获快乐。
第四，加强饮食调养。寒冬时节，体内氧化过程加强，机体需要热量较多，而维生素C和B族维生素缺乏既影响人体抗寒能力，又影响大脑功能和情绪。因此，冬季要特别注意饮食调节，均衡营养，宜选用较清淡温和且能扶助正气、补益元气的食物。在日常饮食方面，以高蛋白、高热量、高维生素、高矿物质、低脂肪的食物为佳，如瘦肉、鱼、虾、蛋类、豆浆、香蕉、柑橘、龙眼、大枣、巧克力、绿茶以及富含维生素B1、B2的豆类、乳类、花生和动物内脏等都是很好的“情绪补充品”。还应多喝热汤，以滋补脏腑、增进食欲、祛寒保暖。
总之，冬季情绪失调症是可以预防和调适的。只要注意冬季的情绪养生，就能以积极的心态和快乐的情绪迎接春天的到来。
杨芷英，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副主任，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心理学、大学生心理健康与心理咨询。
吉迪恩.拉赫曼：西方勿再“重利轻义”
吉迪恩.拉赫曼：西方勿再“重利轻义”
2011年02月23日 07:15 AM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吉迪恩.拉赫曼
又一个星期，又一场革命。利比亚总统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er Gaddafi)可能很快就会成为一个多月来第三位被赶下台的阿拉伯国家元首。
直到几年之前，西方国家政府还会为卡扎菲被推翻而欢呼。但近几年来，这位利比亚领导人已被转变角色，成为一名经过改造的罪人、“反恐战争”的盟友以及重要的商业伙伴。卡扎菲目前的困境理应让西方感到难堪——英国政府尤其应该感到丢脸，因为正是英国率先试图让卡扎菲改过自新。
西方对卡扎菲转变态度突显出一个套路：利益几乎总会影响其对人权的关注。上世纪80年代，这位利比亚领导人被视为恐怖主义的首要国家资助者，糟糕的人权记录让他理所当然地受到谴责。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称卡扎菲为“疯狗”，美国还在1986年轰炸了的黎波里。相比之下，西方对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基本持容忍态度，因为他在遏制伊朗方面用处不小。
当美国决定有必要推翻萨达姆时，他可怕的人权记录就受到了更多关注。相比之下，卡扎菲政权的残暴近几年来却一直被西方淡化。随着美英两国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后、回过头来寻找开战的理由，利比亚宣布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事就被它们顺手抓来当作证据，证明中东在伊战后已向更好的方向转变。2004年，时任英国首相的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访问了利比亚，赞赏卡扎菲为“反恐战争”中的合作伙伴。英国企业也尾随布莱尔而至，签下了利润丰厚的石油合同。2008年，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成为上世纪50年代以来首位访问利比亚的美国国务卿。
然，近几年来利比亚的所作所为对西方构成的直接威胁已有所减轻。但是，卡扎菲的野蛮暴君本质并没有改变。如果他现在被推翻，那么人们很难将此归功于美国或欧洲。相反，利比亚人民是从近期获得自由的埃及和突尼斯邻居那里寻找鼓舞和实际支持的。
利比亚人民现在需要得到他们能够得到的一切帮助，因为相对于埃及或突尼斯被推翻的政权，卡扎菲政权要邪恶得多。与开罗解放广场或突尼斯市的情况不同，利比亚禁止外国电视台工作人员到班加西和的黎波里街头拍摄流血事件。即使是埃及原政权所容忍的那种表面上的民主和反对派，利比亚也从未允许出现过。所有反对派政党都遭到封杀。事实上，在利比亚组党是一条死罪。
监控世界各国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的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最近把利比亚评为中东地区最专制的国家。该国是唯一在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两方面都得到最差分数（7分）的国家：它比叙利亚差、比伊朗差，比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治下的埃及更是差得多。据自由之家排行榜显示，排名与利比亚并驾齐驱的是全球最差劲的独裁国家——朝鲜和缅甸。
利比亚的石油财富及其古怪残暴的统治者，使该国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出与人口不相称的较大影响力。尽管利比亚地域辽阔（为非洲第四大国），但该国人口只有670万——相比之下，邻国埃及有超过8000万人。
利比亚政权正摇摇欲坠，此时若把中东爆发的这一系列事件称为“阿拉伯的1989”，似乎已不再是炒作之词。不过，1989年东欧革命推翻的是对西方充满敌意的不民主政权，而迄今为止阿拉伯革命所推翻的，是被视为中东温和势力的亲西方政权。
埃及和突尼斯政权已被推翻。西方的新朋友利比亚正岌岌可危。美国第五舰队基地所在国巴林的局势也很动荡。局势动荡的，还有美国在打击基地组织斗争中的重要盟友也门。美国人将会乐见他们在伊朗和叙利亚的敌人被民变浪潮赶下台。令人担忧的是，伊朗和叙利亚政权可能足够无情，能够硬撑下去。
还有就是沙特这个西方最重要的阿拉伯盟友。在华盛顿，几乎没有人乐意捍卫一个封建君主制国家——“911”事件的19名劫机者中，有15名是这个国家的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但是，作为抵御伊朗的一道屏障以及石油“央行”（沙特是全球最大的产油国），沙特近些年来变得对西方愈发重要。
人们目前尚不清楚，沙特会对损失穆巴拉克这样一个关键盟友以及对邻国巴林和也门的动荡局势作何反应。不过，迅速转变到民主政体肯定可以排除在外。更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沙特采取行动，力挺巴林的逊尼派王室，或许会动用热心的西方人卖给该国的大量武器装备展开军事干预。
奥巴马政府肯定乐见这样一个明朗的局面：自由与美国利益一道在整个中东取得进展。但在现实中，局面要复杂得多，也更危险。
但是，人们应该没什么理由对卡扎菲下台抱有复杂的情感。尽管美英在伊拉克战争后拙劣地企图把这位利比亚领导人重新包装为一支向善的力量，但他的本质仍一如既往，是一个暴君、一个魔鬼。
译者/何黎
2011年02月23日 07:15 AM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吉迪恩.拉赫曼
又一个星期，又一场革命。利比亚总统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er Gaddafi)可能很快就会成为一个多月来第三位被赶下台的阿拉伯国家元首。
直到几年之前，西方国家政府还会为卡扎菲被推翻而欢呼。但近几年来，这位利比亚领导人已被转变角色，成为一名经过改造的罪人、“反恐战争”的盟友以及重要的商业伙伴。卡扎菲目前的困境理应让西方感到难堪——英国政府尤其应该感到丢脸，因为正是英国率先试图让卡扎菲改过自新。
西方对卡扎菲转变态度突显出一个套路：利益几乎总会影响其对人权的关注。上世纪80年代，这位利比亚领导人被视为恐怖主义的首要国家资助者，糟糕的人权记录让他理所当然地受到谴责。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称卡扎菲为“疯狗”，美国还在1986年轰炸了的黎波里。相比之下，西方对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基本持容忍态度，因为他在遏制伊朗方面用处不小。
当美国决定有必要推翻萨达姆时，他可怕的人权记录就受到了更多关注。相比之下，卡扎菲政权的残暴近几年来却一直被西方淡化。随着美英两国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后、回过头来寻找开战的理由，利比亚宣布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事就被它们顺手抓来当作证据，证明中东在伊战后已向更好的方向转变。2004年，时任英国首相的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访问了利比亚，赞赏卡扎菲为“反恐战争”中的合作伙伴。英国企业也尾随布莱尔而至，签下了利润丰厚的石油合同。2008年，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成为上世纪50年代以来首位访问利比亚的美国国务卿。
然，近几年来利比亚的所作所为对西方构成的直接威胁已有所减轻。但是，卡扎菲的野蛮暴君本质并没有改变。如果他现在被推翻，那么人们很难将此归功于美国或欧洲。相反，利比亚人民是从近期获得自由的埃及和突尼斯邻居那里寻找鼓舞和实际支持的。
利比亚人民现在需要得到他们能够得到的一切帮助，因为相对于埃及或突尼斯被推翻的政权，卡扎菲政权要邪恶得多。与开罗解放广场或突尼斯市的情况不同，利比亚禁止外国电视台工作人员到班加西和的黎波里街头拍摄流血事件。即使是埃及原政权所容忍的那种表面上的民主和反对派，利比亚也从未允许出现过。所有反对派政党都遭到封杀。事实上，在利比亚组党是一条死罪。
监控世界各国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的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最近把利比亚评为中东地区最专制的国家。该国是唯一在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两方面都得到最差分数（7分）的国家：它比叙利亚差、比伊朗差，比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治下的埃及更是差得多。据自由之家排行榜显示，排名与利比亚并驾齐驱的是全球最差劲的独裁国家——朝鲜和缅甸。
利比亚的石油财富及其古怪残暴的统治者，使该国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出与人口不相称的较大影响力。尽管利比亚地域辽阔（为非洲第四大国），但该国人口只有670万——相比之下，邻国埃及有超过8000万人。
利比亚政权正摇摇欲坠，此时若把中东爆发的这一系列事件称为“阿拉伯的1989”，似乎已不再是炒作之词。不过，1989年东欧革命推翻的是对西方充满敌意的不民主政权，而迄今为止阿拉伯革命所推翻的，是被视为中东温和势力的亲西方政权。
埃及和突尼斯政权已被推翻。西方的新朋友利比亚正岌岌可危。美国第五舰队基地所在国巴林的局势也很动荡。局势动荡的，还有美国在打击基地组织斗争中的重要盟友也门。美国人将会乐见他们在伊朗和叙利亚的敌人被民变浪潮赶下台。令人担忧的是，伊朗和叙利亚政权可能足够无情，能够硬撑下去。
还有就是沙特这个西方最重要的阿拉伯盟友。在华盛顿，几乎没有人乐意捍卫一个封建君主制国家——“911”事件的19名劫机者中，有15名是这个国家的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但是，作为抵御伊朗的一道屏障以及石油“央行”（沙特是全球最大的产油国），沙特近些年来变得对西方愈发重要。
人们目前尚不清楚，沙特会对损失穆巴拉克这样一个关键盟友以及对邻国巴林和也门的动荡局势作何反应。不过，迅速转变到民主政体肯定可以排除在外。更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沙特采取行动，力挺巴林的逊尼派王室，或许会动用热心的西方人卖给该国的大量武器装备展开军事干预。
奥巴马政府肯定乐见这样一个明朗的局面：自由与美国利益一道在整个中东取得进展。但在现实中，局面要复杂得多，也更危险。
但是，人们应该没什么理由对卡扎菲下台抱有复杂的情感。尽管美英在伊拉克战争后拙劣地企图把这位利比亚领导人重新包装为一支向善的力量，但他的本质仍一如既往，是一个暴君、一个魔鬼。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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